我决定要访问开罗——访问莫斯科的决定——斯大林的邀请——乘坐“突击队员号”（Commando）飞机旅行——尼罗河上的黎明——司令官的人选问题——8月5日我和奥金莱克共同视察阿莱曼阵地——会见戈特将军——在空军司令部——8月5日和6日致电内阁——提议改组战区司令部和组织机构——8月6日和7日再次向内阁陈情——戈特将军牺牲——战时内阁的紧张时刻——蒙哥马利将军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领导下负责“火炬”计划的英军司令官需要调动——8月8日在义勇骑兵（Yeomanry）师的一天——8月8日我向奥金莱克将军致信——我告知总统——雅各布（Jacob）上校的一篇日记——8月9日亚历山大将军抵达——奥金莱克将军推辞担任伊拉克波斯战区司令官——我给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
从各个方面获取的报告内容令我对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疑与日俱增。迫切需要我去往中东，就地解决那些决定性的问题。最先我们以为这次旅程会经由直布罗陀和塔科拉迪，之后再穿越中非抵达开罗，包括需要飞行五天甚至六天。此次行程会通过热带和疟疾流行的地区，因此我按规定进行了一系列的预防注射。有的要在10天后才能真正起到免疫作用，同时还会伴随有大量的不适，甚至是丧失行动能力的现象。战时内阁的一些成员密切而友好地关注着我的健康状况，反而变成是我来说服他们了。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范德克路特（Vanderkloot）上尉这位年轻的美国驾驶员飞抵英国，他刚刚从美国驾驶了一架“突击队员”飞机前来；这架“解放者”式飞机的炸弹架已被拆除，替换上了某种旅客设备。这架飞机无疑足以按计划飞完全程，而且在航程的各个阶段都留有额外的时间。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会见了这位驾驶员，并向他反复询问有关这架飞机的情况。范德克路特总共已飞行了约100英里，他提出疑问，为何非要绕道塔科拉迪、卡诺（Kano）、拉密堡（Fort Lamy）和乌拜伊德（El Obeid）这些地方。他认为可以直接取道直布罗陀飞往开罗，在下午从直布罗陀向东飞行，到日落时分向南急转穿越西班牙或维希政府的领土，之后继续向东飞行直到尼罗河一带的阿西乌特（Assiout）附近，再转向北飞行，约1小时后就能抵达位于金字塔西北方的开罗机场。原定计划被全盘推翻重来。我只需两天就能抵达开罗，再不用为中非的臭虫而感到困扰了，也不必再打防疫针。波特尔也信服了。
我们都迫切想知道，当苏联政府听说要取消1942年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时，到底做何反应，这一消息虽然令人不快，却也是出于迫不得已。7月28日晚，我有幸在唐宁街10号临时搭建的花园餐厅里，和战时内阁成员一道设宴款待国王。陛下在私下里批准了我的此次出行，在他离开后，我立即召集那些心情愉快的内阁成员们到内阁会议室敲定相关事项。会议确定我无论如何应去往开罗，并且要向斯大林提议我要前去和他会晤。因此，我向他致电如下：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7月30日
1.我们正在为另一项行动做初步的安排，要在9月份第一周出动一批巨大的运输船队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
2.如果有幸获邀，我很乐意亲自前往高加索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或是类似方便的地点与你会晤。我们可以一起对战事进行研判，并共同做出决定。我还可以将此前我们与罗斯福总统商议的1942年的进攻计划告知与你。帝国总参谋长会随同我前来。
3.我即将启程去往开罗。你可以猜想到，在那里我要处理重大的事务。如果你愿意，到了开罗后我会敲定方便我们会晤的日期，就我这方面而言，8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都可以。
4.战时内阁已批准了我的提议。
斯大林总理致丘吉尔首相
1942年7月31日
我代表苏联政府，邀请你到苏联会见苏联政府的人员。来自希特勒方面的威胁愈演愈烈，英国、美国和苏联都有所危及。你能前往苏联和我们共同研究与希特勒作战中的紧要问题，我不胜感激。
我认为莫斯科是最适合会晤的地方，原因是，在对德斗争的紧要关头，不论是我还是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都绝不能离开首都这个地方。
帝国总参谋长能一同前来也是我们所殷切盼望的。
请根据你在开罗完成任务的所需时间确定会晤日期。我可以提前向你保证，任何时间我都可以。
你同意在9月初派第二批船队往苏联运送作战物资，对此我表示感谢。尽管从战场上调拨飞机是极为困难的事，但我们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加强对运输船队的空中掩护。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1日
我一定去莫斯科与你会晤，日期在抵达开罗后再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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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阿莱曼阵地，集中打击鲁威塞特（El Ruweisat）山脊的行动还在持续，战事似乎僵持不下，虽然说战斗打到现在，隆美尔的进攻力量需要补充，而我们除了保证防御外还有余力。现在已安排我飞往开罗，于是我向奥金莱克将军致电：
1942年7月31日
我希望能在8月3日，即星期一飞抵开罗。帝国总参谋长应会在同一天从他处抵达。我已要求史末资陆军元帅和韦维尔将军尽量在同一周赶来。请密切关注此事。
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将军早就在直布罗陀，他将经由马耳他飞抵开罗。我向他致电如下：
首相致布鲁克将军
1942年8月1日
我于昨日收到了奥金莱克的电报，看后我不禁感到我们迫切需要去往中东，下面摘录了他电报中的其中一段：
“昨天就战术情况和各军军长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商议。由于我们缺乏人力物力，而且敌人已经有效巩固了阵地，因此我们不得不决定，就目前的情形看，再次突破敌军战线或是袭击他们的南翼都是不可行的。看来只有到9月中旬后才有机会重新开启攻势行动了。这要取决于敌军是否能够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队。因此，我们暂时还要采取守势，包括要在整个防御地带做好彻底的准备和巩固工作。同时，我们会抓住任何机会突然采取攻势行动，让敌军猝不及防……”
以后安排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代表外交部和我同行。8月2日，即星期日午夜过后，我们乘“突击队员号”轰炸机从莱纳姆出发。和以往乘坐 “波音”式水上飞机的舒适相比，这次旅行完全不同。当时轰炸机没有暖气，气流如刀割般从接缝处刮进来。机舱里没有床，但是后舱有两块搁板可以让我和随行医生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爵士躺下。大家有足够的毯子可供使用。在通过南英格兰时，我们采取了低空飞行，这样就能让我们的高射炮部队辨识出来，他们此前虽然被告知，但还是处于“戒备”状态。在飞到海面上空时，我离开了座舱，到后舱休息，在服了安眠药后，睡得很安稳。
8月3日早晨，我们安全抵达了直布罗陀，接着就在要塞周围进行视察，下午6时，我们启程飞往开罗——此行需要整整2000多英里，为了躲避在沙漠战场周围的敌机，必须要绕道很远。为了多节省些燃油，在天黑前范德克路特不再飞向地中海，而是直接飞越西班牙地区和半敌对性的维希政府的领土。因此，在天黑前，由于我们有4架“英俊战士”式战斗机护送，事实上我们已经公开破坏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在空中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侵扰，也没有进入任何重要城镇的炮弹射程内。当夜色四合覆盖着地面的残酷场景时，我们就回到后舱将就着现有的卧具睡觉，我还是感到十分愉快。如果在中立地区被迫降落，就会引发很大的麻烦，即便选择在沙漠地区降落会好些，但还是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好在，“突击队员号”飞机的4个发动机正欢快地隆隆作响，我一路酣睡，在飞行中度过了这个群星密布的夜晚。
在以往的旅途中，我都习惯在日出前坐到副驾驶的座位，当我在8月4日清晨在这里就座时，尼罗河仿佛一条蜿蜒曲折、连绵不断的银带，在黎明点点晨光的照耀下映入眼帘。我已经不止一次观看过尼罗河上的日出了。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尼罗河流域从维多利亚（Victoria）湖延伸至地中海的全部流域地区，除“栋古拉一带”（Dongola Loop）外，我都曾通过陆路或水路到达过。日光照耀在尼罗河上，熠熠闪光的美景让我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畅快。
从现在开始，我暂时成了“战地人员”。不是在家坐等来自前线的消息，而是可以亲自传达消息了，这令人振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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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我必须解决以下问题，奥金莱克将军及其参谋人员是否丧失了对沙漠地区部队的信心？如果是，要是他被解职，应由谁来接任？奥金莱克将军品德高尚，拥有过人的才能和决心，这样的决定令人深感痛心。为了让自己的判断更为稳妥，我曾敦促史末资将军从南非赶往这里，在我抵达时，他已在英国大使馆等候。上午我和他谈了我们所面对的种种困难以及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在下午我和奥金莱克进行了长谈，他向我说明了目前的军事形势。第二天早晨，在奥金莱克的请求下，我会见了科贝特（Corbett）将军，总司令对他相当倚重。他告诉我，奥金莱克迫切希望能尽早免去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以便返回开罗处理更广泛的事务。接着他说：“我将继任他指挥第8集团军。事实上，在上周我就开始待命准备出发了。”这不由让我大感意外，我们显然从未做出过这样的安排。午餐后，韦维尔将军从印度赶来，傍晚6点，我们就中东问题举行会议，所有的相关负责人——史末资、凯西、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韦维尔、奥金莱克、海军上将哈伍德（Harwood）和空军上将特德都与会了。在讨论了大量的问题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想任命中东司令官这一主要问题。
面对这样的人事变动，不考虑其他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就这个问题来说，帝国总参谋长的责任是要鉴定将领的品质，并向我提供建议。我首先就提议由他出任中东地区的司令官。布鲁克将军会欣然接受这一使命，而且我知道他是最适合的人选。他在深思熟虑后，在第二天上午同史末资将军进行了长谈。结果他的答复是，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仅仅才8个月的时间，他相信我对他是完全信任的，总参谋部的工作也进展得相当顺利。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再进行变动，就可能暂时出现衔接不畅的状况。而且出于一些顾虑，他也不愿意先是劝说奥金莱克辞职，接着再由自己取而代之。他享有崇高的威望，不愿因此遭受非议，而我就只能另觅人选了。
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两人都曾和布鲁克在战场上并肩作战，这令我们回到了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岁月。亚历山大曾在缅甸的战役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原本我们是无望赢得胜利的，为此，我和帝国总参谋长都对其大为赞赏。蒙哥马利享有很高的声望。如果决定撤换奥金莱克，无疑会任命亚历山大承担中东的使命。但是还要考虑照顾到第8集团军的感受。如果从英国派遣两个人去接替曾在沙漠地区作战的人员，会不会被视作是对第8集团军各级军官和士兵的一种指责？就这点而言，似乎戈特将军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部队都忠诚于他，他这个“惩罚者”（Strafer）的光荣称号是实至名归的。然而，布鲁克向我反映说，有的意见认为他已经疲惫不堪，需要休息。此刻做出决定还是太早了。在这场漫长的旅途中，我终于有机会亲自观察和听取意见，并争取在这短短时间里尽可能多办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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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兰普森（Miles Lampson）爵士以相当隆重的规格款待了我。我下榻在他配有冷气设备的卧室里，并在他同样有冷气的书房里办公。当时天气异常炎热，只有这两个房间保持了舒适的温度。要不是天气不佳，周边的环境还是相当令人愉快的，我们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评估局势，听取意见，还去往开罗东部的卡塞辛区（Kassassin）视察前线和庞大的军营，我们强大的支援部队正稳步向这边开进。
8月5日，我视察了阿莱曼阵地。我和奥金莱克将军一起乘坐他的汽车去往鲁威塞特以西战线的最右方的侧翼，该地由第9澳大利亚师驻守。接着我们又一路沿着战线前进到他位于鲁威塞特山脊后的司令部，在一片由电网包围的方块地上解决了早餐，那里四处都是蚊蝇，还有许多重要的军事人员。我曾要求各兵种的军官前来看看，特别是“惩罚者”戈特将军。听说他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身体虚弱。这就是我想了解的情况。在会见了现场各兵种的军长和师长后，我就要求戈特将军和我一起乘车赶赴我的第二个目的地——机场。奥金莱克的一位参谋人员表示了反对，因为这样会让他多花一个小时的行程，但是我坚持要他和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戈特。当汽车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一路颠簸摇晃着前行时，我望着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询问他的个人情况。他是否感到疲惫？有什么意见需要反映？戈特说，他的确感觉疲惫，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国了，最盼望的就是能够回到英国休假3个月，但是他还声称足以胜任进一步的紧急任务，对于交付的任何使命都会履行职责。8月5日下午2点，我们在机场告别。两天后的同一个时间，他几乎就在我正飞过的空域地区惨遭敌军杀害了。
在机场，空军少将坎宁安接管了我的接待任务。他在特德的领导下指挥全部空军部队，配合陆军共同作战。正是由于他的行动，我们才得以顺利大规模地撤退了500英里，否则必然会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承受更大的灾难。一刻钟后，我们飞抵他的总部，午餐已经准备就绪，在场聚集了全部空军上校以上级别的军官。我注意到，从我到达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在接待我时就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全部的餐点都是从谢泼德（Shepheard）饭店订购的。一辆专门的小车载来了开罗的精致美味。但是这辆车在中途迷路，花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最终，车辆到了。
在处处的谨慎小心中，这起突发事件终于引发了一阵欢快的时刻——这真是广袤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不难发现，空军会对陆军产生怎样的不满，我们原来占有的优势却突然被敌军逆转，陆军和空军对此又感到多么的震惊。当晚，我飞回了开罗，并发送了下面的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5日
1.我刚从第8集团军那里返回，我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却令人振奋的一天。我们访问了阿莱曼和鲁威塞特，视察了南非和澳大利亚军队，和莱斯里·莫希德、拉姆斯登（Ramsden）和戈特将军进行了会面，上午会见了奥金莱克，下午同特德、坎宁安和皇家空军人员见了面。部队的气氛很活跃，看起来大家都充满了信心，精神抖擞，只是对再次和胜利失之交臂而感到困惑不解。在考虑必须向内阁推荐人选时，我提议要求视察所有的部队，包括前方和后方阵地。
2.我正与史末资商议整体形势，他可谓是智勇双全的人。形势严重到这种程度，当然错不在军队，与他们的装备问题也关系甚微。
3.我有意让我未来的动向显得不那么确定。我高兴地得知，下议院对我的报告表示满意。这次改变以及户外的环境让我受益良多。
第二天，即6日，我整整一天都跟布鲁克和史末资待在一起，共同草拟致内阁的必要电文。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但关系到高级官员，还影响到了这一广袤战区的整个指挥机构。我一直感到，使用“中东”这一名称指代埃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叙利亚和土耳其是不合适的。这些地方都是近东地区，波斯和伊拉克才是中东地区，而印度、缅甸和马来亚是东方地区；中国和日本是远东地区。然而，远比更换名称还要重要的，是划分当前中东司令部的职责范围，它涉及面太广，事务太繁杂了。现在是时候进行改组了。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下午8点15分
1.根据我在这里的调查结果，并会同史末资元帅、帝国总参谋长和国务大臣多次商议后，我决定立刻采取果断措施，对最高司令部进行重大的改组。
2.为此，我提议应将中东司令部重新编组为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即：
（1）“近东司令部”包括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总部设在开罗；
（2）“中东司令部”包括波斯和伊拉克，总部设在巴士拉或巴格达。
第8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隶属近东司令部；第10军隶属中东司令部。
3.奥金莱克将军将就任新的中东司令部总司令，他的职衔保持不变，但职权范围有所限制。这种人事上的变动在以后可能会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也让奥金莱克将军和印度保持了联系。我们必须牢记，韦维尔将军只是在战争持续期间出任印度总司令，印度事务部一直盼望着奥金莱克在可能的情况下能够返回印度。这一计划竟然因此而最终失败了，我却一无所知，当然，对于难以预料的事，是无法做出任何保证的。
4.亚历山大将军将出任近东地区总司令。
5.蒙哥马利将军接任亚历山大执行“火炬”计划。需从“火炬”计划中将亚历山大调离让我深感遗憾，好在蒙哥马利在各方面都能胜任来接替他执行这一计划。
6.戈特将军出任第8集团军司令，服从亚历山大的指挥。
7.将解除科贝特将军近东司令部总参谋长一职。
8.将解除拉姆斯登第30军指挥官一职。
9.解除多尔曼·史密斯副总参谋长一职。
10.第8集团军需要两位军长以接替戈特和拉姆斯登。我们对这两个职位是有想法的，但最好还是交由帝国总参谋长将这一问题和一些下级人员的变动情况一起讨论，后者需要等亚历山大就任后和戈特共同协商决定。
……
12.上述就是为应对严重而紧迫的形势，我们必须同时做出的重大调整。战时内阁的同僚如果能够批准通过，我将不胜感激。史末资与帝国总参谋长希望我来传达他们的想法，在面对诸多的困难和选择中，他们完全赞成应遵循这一正确的方针。国务大臣也表示完全同意。我坚信这些调整将会给军队注入新的活力和朝气，并且恢复他们对司令部的信心，遗憾的是，这种信心正是现在所缺乏的。在这里，我必须强调，需要有个新的开始和强有力的行动，这样才能激活这个臃肿庞大、有些运转失灵的机构。战时内阁一定会认识到，在启动“火炬”计划前，8月或9月间如果战胜了隆美尔，就会对驻北非法国人的态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3.我希望能尽早获知战时内阁批准通过的消息，同时也盼着亚历山大能马上动身。他必须要赶在我和帝国总参谋长出发前抵达苏联。希望是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启程。改组方案应在星期一正式实施，在对前线作战有利的情况下应尽早公布。现在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战时内阁赞成我的看法，即立即对最高司令部进行重大的改组。他们极力赞同挑选亚历山大将军，还说他将立刻从英国动身。然而，他们不愿意将中东司令部分割成两个独立的司令部。他们认为，相比1941年12月决定成立统一司令部的初衷而言，现在更有理由这样做。他们赞成由蒙哥马利接任亚历山大在“火炬”作战计划中的职务，他已被立刻召见去了伦敦。最后，其他人员的任命问题，他们愿意由我裁夺。
首相致副首相
1942年8月6日、7日
我们之所以提议将中东司令部分成两个独立的司令部，完全是因为这样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奥金莱克将军要不是因为战线拉得过长，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而分散精力的话，西部沙漠地区的灾难也许就能避免……要不是不情愿地“潜心专注利比亚的战术问题”，在5月底开始的战斗，他原本是可以亲临指挥的。他的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由于责任过多而造成的不分轻重和本末倒置。实际上，我们当前的事务就是被这种“利比亚的战术问题”所主导了。
这两个司令部相隔的是一片三四百英里的沙漠区域，两者之间的唯一的交通是通过无法运送军队的土耳其铁路，穿越沙漠的汽车道路，以及绕道阿拉伯半岛的海上交通线，这需要14天的时间。两个司令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供应基地……我们都深信，现在所提议的安排工作在地理上、战略上和后勤上都是合理的……我提出重新划分战区，是因为需要对司令部进行坚决果断的改组，从而有效对抗隆美尔，让部队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我极不情愿看到的是，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对隆美尔进行快速决定性的打击，而就在此刻却令亚历山大纠结于偏远地区的问题。
我恳请我的同僚们能再次对这个相当艰难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批准我按照计划行事。史末资与帝国总参谋长完全同意我在全部问题上的意见。亚历山大已经离开英国，而奥金莱克显然对以后的事态毫不知情，此时迫切需要做出决定。我必须在明天告知他。
内阁已同意我的计划中的其他建议，虽然态度极其慎重，我也是感激不尽的。
战时内阁回复说，我的电报没有完全打消他们的顾虑，但是，由于我和史末资以及帝国总参谋长都在战斗现场，他们又都对我的提议表示赞成，战时内阁决定准备批准我所提议的行动。然而，他们也强烈主张，如果奥金莱克将军出任波斯和伊拉克战区司令，要是还继续保留中东总司令的头衔，势必会引起混乱和误解。我同意这一看法，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