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7月31日,波希米亚起义者与隶属于波希米亚王国的邻邦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劳西茨结成“波希米亚邦联”(C∨eskákonfederace)。该邦联制定了新的国家制度。波希米亚重新成为选举制的君主国。国王虽为最高首脑,但其权力被进一步削弱,等级实际控制了政府。与此同时,各个等级共同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劳西茨的等级获得了与波希米亚等级同等的地位,有权参加国王选举。福音教被宣布为国家宗教。8月16日,奥地利福音教等级宣布加入该联盟。但在最初,他们仅仅是接二连三地呈递抗议书,试图强迫费迪南与波希米亚起义者缔结和约,在宗教事务上做出让步。8月19日,波希米亚邦联等级会议宣布费迪南为“宗教自由的敌人”,废黜其王位;26日又选举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erich V. ,1596—1632)为波希米亚国王。
西本彪根侯爵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ábor,1580—1629)利用波希米亚起义的有利时机,出兵攻占科希策(Koice)城,不久又攻占了包括普雷斯堡在内的大片匈牙利国土。他还在普雷斯堡与图尔恩伯爵海因里希·马蒂亚斯率领的波希米亚起义者结盟,准备联合进攻维也纳。但在图尔恩伯爵的军队在埃根堡(Eggenburg)被布奎伊伯爵击溃,不得不撤回布拉格后,加博尔也携带大量战利品回到了西本彪根。
而在此时,费迪南正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8月28日,神圣罗马帝国选侯(普法尔茨选侯除外)选举他为罗马人皇帝,号称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II.,1619—1637年在位)。在返回维也纳的路上,费迪南专程到慕尼黑向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和天主教同盟求援。
马克西米连早年深受耶稣会士的影响,坚决反对福音教,还曾在因戈尔施塔特与费迪南一起上过大学。他在1597年从其父亲手中接管了巴伐利亚,紧接着就开始了深入改革,在1616年制定了新的、模范的国家法、警察、法院和区域(Malefiz)条例,并且组建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波希米亚起义爆发之后,马克西米连先是采取静观态度,直到起义由于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当选波希米亚国王而涉及到帝国时,他才发表声明,准备动用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帮助皇帝。
1619年10月8日,费迪南二世与马克西米连签订《慕尼黑条约》(Vertrag von München),结成攻守同盟。马克西米连以天主教同盟的名义向皇帝提供一支兵力为30000人的援军,皇帝则许诺马克西米连,在战胜弗里德里希之后,将普法尔茨的选侯职位转让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世系,并且以把上普法尔茨合并到巴伐利亚的方式补偿马克西米连的战争费用。不久,费迪南二世也得到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Felipe III.,1578—1621)和教皇保罗五世(Paul V. ,1552—1621)的军事及财政援助,并在波兰征募了一支军队。时任西班牙属南尼德兰总督、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598—1621)也派遣了一支西班牙—尼德兰军队出征波希米亚。
许多帝国福音教诸侯反对普法尔茨选侯出任波希米亚国王。1619年9月12日,福音教同盟在罗腾堡开会,以符滕姆贝格公爵为首的多数派劝告弗里德里希拒绝接受王位,弗里德里希无视这一劝告,一意孤行。福音教同盟宣布中立,不介于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事务。
1619年10月31日,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率领军队进入布拉格;11月4日在赫拉德辛宫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入主波希米亚后,弗里德里希立即下令清除国家圣所圣维图斯(St.Vitus)教堂中的所有祭坛和偶像,不久,他的跟从者也把波希米亚其他教堂中的神龛搬移一空。此举不仅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指责,也使路德教信徒深感不满。
1620年1月15日,加博尔与波希米亚等级结成攻守同盟。皇帝的军队在布奎伊伯爵查尔斯·波纳文图拉的率领下进入上匈牙利(Oberungarn)的卡皮坦纳特(Kapitanat),加博尔成功地捍卫了先前所征服的地区,甚至短时间占领了索普朗(Sopron)市,对维也纳构成了直接威胁。管辖南尼德兰的西班牙总督立即派遣了军队前来解围。加博尔深感不敌,不得不暂行撤退。
1620年4月30日,费迪南二世宣布弗里德里希是篡位者,命令他于6月1日前离开神圣罗马帝国;如不遵行,就将遭到被放逐的命运,其财产也将被全部没收。大部分福音教诸侯认为弗里德里希公然反抗皇帝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他们的自由,遂向皇帝表示妥协。在法国的调解下,福音教同盟于7月31日同天主教同盟缔结《乌尔姆条约》,规定双方在帝国内不相互攻击。至于是否应当在波希米亚问题上支持皇帝,帝国各等级可自行决定。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表示愿意帮助皇帝镇压波希米亚起义,但也提出了以获得劳西茨作为报酬的领土要求。匈牙利贵族却在8月25日宣布废除费迪南的王位,选举西本彪根侯爵贝特伦·加博尔为新国王。加博尔也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求助,以便继续进行反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
与此同时,约翰·策尔克莱斯·冯·蒂利伯爵(Johann t'Serclaes von Tilly,1559—1632)被任命为天主教同盟军队的总指挥,不久,他就率领一支由2.5万人组成的天主教同盟军队经过奥地利进入波希米亚。萨克森选侯的军队也占领了劳西茨。11月8日,天主教同盟军队在布拉格西边白山(Weier Berg)附近打败波希米亚起义者。次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占领了布拉格。弗里德里希仅仅做了一个冬天的国王就不得不出逃尼德兰,被世人讥讽为“冬王”(Winterknig)。西里西亚退出了波希米亚邦联,执政团解体,起义军溃散。皇帝的军队也战胜了加博尔,收复了匈牙利中西部地区。
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退回到比尔森,试图与皇帝进行谈判。他从皇帝那里获得了10万古尔登的贿赂,因此没有参加白山战役,但在1621年3月还是被蒂利伯爵打败了。
在镇压了波希米亚起义后,费迪南二世对起义者采取了残酷无情的打击报复。他首先在1621年1月向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发布了帝国放逐令。紧接着又于6月21日在波希米亚举行了惩罚性审判。30名起义领袖被逮捕,其中有21人被处死,12位被处死者的头颅被割下,悬空示众。费迪南二世还在波希米亚实施严厉的反宗教改革政策,恢复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确立天主教为唯一允许的教派,驱逐福音教布道士出境,强迫福音教徒改信天主教,没收那些曾经支持过起义的贵族的财产,并用没收来的财产偿还债务。偶像被重新放进教堂,耶稣会士也再次回到波希米亚,所有学校均被置于天主教的控制之下。圣餐中饼酒同领的仪式被取消,天主教献祭弥撒得以恢复。大约有3万户福音教徒被驱逐,650个贵族庄园被没收;仅没收土地一项,其价值就高达4000万古尔登。绝大多数福音教贵族和富裕市民迁移他乡,中产和商人阶层几乎消失;在农奴制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天主教贵族阶层建立起来了。波希米亚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财产,邦国等级会议不再拥有立法权,所有高级官员均由国王任命。类似的镇压措施也被推行于哈布斯堡的其他领地,只是在西里西亚,政策略为温和。
1621年4月24日,福音教同盟在海尔布琅开会,正式宣布同盟解散,但与《乌尔姆条约》相联系的使战争局限于波希米亚的希望也落空了,因为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帝国内部。
1621年5月,皇帝的军队占领了普雷斯堡,匈牙利起义者也投降了。加博尔不得不在12月31日同皇帝签订和约,放弃他在匈牙利王国占领的地区和匈牙利国王称号,但却将上匈牙利的七个行政区以及奥珀伦(Oppeln)和拉蒂博尔(Ratibor)侯国合并到西本彪根,至死统治着这些地区。费迪南二世重获匈牙利王位,但是直到1626年,匈牙利等级的反抗斗争仍时有发生。
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逃到尼德兰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和勃兰登堡选侯格奥尔格·威廉(Georg Wilhelm,1595—1640)都放弃了对他的支持。福音教联盟彻底瓦解了,只有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Peter Ernst II.,1580—1626)、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克里斯蒂安(Christian,1599—1626)和巴登—杜拉赫马克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V. ,1594—1659)继续进行抵抗。
1621年春,曼斯费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二世直接受雇于被放逐的波希米亚“冬王”弗里德里希,为保卫普法尔茨邦国伯爵故土普法尔茨而战。夏天,他在上普法尔茨森林威德豪斯阻击蒂利伯爵长达数月之久。到了秋天不得不放弃上普法尔茨,转战莱茵河流域,固守遭到西班牙军队围攻的普法尔茨城堡弗兰肯塔尔(Frankenthal)。1622年4月27日在明戈尔斯海姆(Mingolsheim)打败巴伐利亚—天主教同盟军队。弗里德里希以国王身份在布鲁赫萨尔晋升曼斯费尔德伯爵为侯爵。
但在1622年5月6日的维姆普芬战役中,巴登—杜拉赫马克伯爵弗里德里希五世却遭到重创。蒂利伯爵放纵军队对普法尔茨进行了大规模掠夺,杜拉赫(Durlach)和其他城市被彻底焚毁。紧接着,在6月20日的赫希斯特(Hchst)战役中蒂利伯爵又战胜了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征服了海德尔贝格、曼海姆(Mannheim)和弗兰肯塔尔等地。7月,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和不伦瑞克公爵被普法尔茨邦国伯爵解雇,不得不撤退到阿尔萨斯。不久他们又被荷兰国会雇佣,并在穿越西班牙属南尼德兰北上时,在1622年8月29日的弗洛伊鲁斯(Fleurus)战役中击败了企图阻止他们北上、由冈扎罗·费尔南德兹·德·科尔多巴(Gonzalo Fernández de Córdoba,1585—1635)率领的西班牙军队。同年秋天,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占领了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伯爵邦国;不伦瑞克公爵接踵而来。他们协助尼德兰联合省总督奥兰治亲王莫里茨(Maurits van Oranje,1567—1625)解放了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贝尔根—奥普—佐姆姆(Bergen-op-Zoom)。但在1623年8月6日,不伦瑞克公爵在施塔特洛恩(Stadtlohn)战役中被蒂利伯爵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公爵本人侥幸逃生。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则在1624年初解散了他的雇佣兵部队。
1623年2月23日,皇帝费迪南二世将普法尔茨选侯职位转封给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后者也对上普法尔茨实行了军事占领,并在这里推行重新天主教化政策。1628年,巴伐利亚的选侯职位成为可世袭的了,上普法尔茨的土地同样如此。作为回报,马克西米连为皇帝承担了1300万古尔登的战争费用。西班牙则迫使格劳宾登人把他们的各个山口割让给奥地利的蒂罗尔和西班牙的米兰,从而在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之间建立了路桥。
在镇压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和普法尔茨选侯的反叛的军事行动中,皇帝费迪南二世获得了全面胜利。现在,他能够伙同天主教同盟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战争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天主教同盟也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敢于强迫福音教徒重新回归天主教信仰,违令者将被驱逐出境,无论是加尔文教徒还是路德教徒。
然而,费迪南二世在波希米亚推行的残酷政策,激起了福音教徒的强烈愤慨;费迪南二世准备在全帝国实现重新天主教化的计划,更引起了福音教徒的巨大恐慌。而在将普法尔茨选侯职位转让给巴伐利亚公爵时,费迪南二世也没有与福音教选侯进行协商,后者因为选侯集团中天主教选侯数量的增加而深感受到威胁。此外,皇帝权力的增强也使得帝国等级们感到不可容忍。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扩张以及维也纳与马德里合作的加强,更触动了法国、英国、尼德兰联合邦、丹麦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神经。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这些国家开始向神圣罗马帝国反皇派伸出援手,甚至直接出兵干预帝国事务。战争扩大化势不可免。
二、丹麦—尼德兰战争
自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卡尔五世)以后,哈布斯堡家族不仅统治着尼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邦国,还统治着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对法国形成包围之势。为了打破这一局势,也为了争夺欧洲大陆霸权,从弗朗索瓦一世起,法国多位国王都将哈布斯堡君主看作自己的首要对手,并在西欧和上意大利与哈布斯堡家族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坚持天主教信仰的法国国王甚至不顾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和信仰福音教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扩张。
在费迪南二世镇压了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和普法尔茨选侯的反叛之后,时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世(Louis XIII.,1601—1643)的大臣、主持法国政务的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世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又深感恐慌,千方百计扭转局势。但因国内局势不稳,他不敢贸然使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直接交锋,而是运用外交手段,联络所有可利用的力量,怂恿哈布斯堡家族的其他敌人出兵作战,自己则在“暗中”予以支持和操纵。
普法尔茨选侯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岳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不愿意看到哈布斯堡家族在北海沿岸增强势力。但在此时,英国同法国一样内讧不断。詹姆斯一世也没有力量采取直接干预行动,只能采取联盟和支持盟友出征的政策。
1621年,荷兰与西班牙之间的停战协定期满,两个对手重启战端,尼德兰战争再次爆发。法国和英国立即站到荷兰一边,通过财政和军事援助,支持荷兰打击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为尼德兰的战火添柴浇油。而在费迪南二世准备出征帝国北部时,法英荷等国又极力怂恿当地诸侯进行抵抗,并以提供补贴的方式支持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 ,1577—1648)参战。
此时的丹麦虽然只有150万人口,远不如瑞典或波兰,但通过占领挪威、瑞典南部和瑞典西海岸大部分地区(卡尔玛(Kalmar)及奥瑟尔(sel)),独自掌握了对厄尔松(Oeresund)地区的控制权,获得了巨额海关税收收入,成了东海的霸主。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好大喜功,他自视为军事天才,相信可以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威望。他既是丹麦国王,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赫尔施泰因公爵,在下萨克森帝国行政区会议上拥有表决权。他也很早就信奉了福音教,矢志捍卫新信仰。三十年战争爆发后,克里斯蒂安四世在1621年初邀请吕内堡、劳恩堡(Lauenburg)和不伦瑞克三公国的福音教公爵,英国、荷兰、瑞典、勃兰登堡和波莫瑞的公使,以及遭到驱逐的冬王,到泽格贝格开会,重新恢复福音教联盟,决心以武力手段抵制皇帝的反宗教改革政策。
1625年2月,在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支持下,丹麦国王以援助德意志福音教联盟为由,率军入侵神圣罗马帝国,占领路特尔(Lutter)城。与此同时,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也率领一支英国军队进占西波希米亚。3月,在吕内堡下萨克森行政区会议上,克里斯蒂安成功当选为该行政区长官。紧接着,他又敦促行政区等级为其新招募的雇佣军提供资助。行政区等级虽然同意提供资助,但又规定新建军队只用于行政区防卫,不允许越界进行战争;他们不想把战争扩大化,惹火烧身。克里斯蒂安并不遵守这一约束,在占领了费尔登和尼恩堡(Nienburg)之后,又继续占领了位于下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些城市。5月,克里斯蒂安入侵下萨克森,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和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Bernhard,1604—1639)予以响应。12月9日,英国、荷兰与丹麦在海牙(Haag)签订条约,正式组成反哈布斯堡同盟。于是,帝国国内战争演变成了欧洲国际战争。
蒂利伯爵继续在下萨克森地区推行反宗教改革政策,用武力迫使已经皈依福音教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回归天主教,支持耶稣会士的活动,但因严寒、饥饿和疾病,蒂利伯爵统帅的天主教同盟军队已减至1万人,难以抵挡丹麦军队进攻,遂向皇帝告急。费迪南二世迫不得已,只好接受野心勃勃的波希米亚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的建议,委托他招募军队,承担救援和抗击外敌的任务。
瓦伦斯坦出身于波希米亚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接受过波希米亚兄弟会教育,1599年入纽伦贝格路德教派的阿尔多夫大学攻读神学,但在第二年就因举止粗野、打架和骂人而被开除。此后,瓦伦斯坦以骑士漫游方式周游欧洲,1604年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深受皇帝鲁道夫二世的赏识,1606年,升任军官,同年改奉天主教。1609年,瓦伦斯坦与一位富孀结婚,获得大量嫁妆,成为大地主,并使自己的邦国成为实行重商主义的模范邦国:改革土地经营方法,资助工业,筹组学校,举办医疗卫生事业,救济贫民。1611年6月,马蒂亚斯登基,瓦伦斯坦随之入宫,1615年获首席侍从官头衔,1617年率骑兵200人参与帝国镇压威尼斯独立运动的战争。1618年,费迪南二世统治波希米亚时,瓦伦斯坦又成为这位内奥地利大公的亲信,并以大量金钱予以资助。在波希米亚福音教等级举行起义后,瓦伦斯坦背叛其同胞,帮助皇帝进行镇压。1621年出任帝国驻波希米亚军队统帅。1622年被皇帝晋升为诸侯等级。
1625年丹麦入侵帝国时,瓦伦斯坦已拥有1/4的波希米亚地产,可以任意组建军队。他主动向费迪南二世请命,在得到允准后,很快就招募了一支至少有3万人规模的军队,并以新建皇帝军队的最高统帅身份,与蒂利伯爵率领的天主教同盟军队协同作战。
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返回帝国北部,按照法国和英国的要求协助丹麦国王作战。1626年4月25日,瓦伦斯坦统帅的皇帝军队在德骚的布吕克(Brücke)战胜了曼斯费尔德侯爵。蒂利伯爵统帅的天主教同盟军队则在6月9日攻占明登城,并对该城居民实行了大规模掠夺和屠杀。6月16日,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患病死亡。8月初蒂利伯爵攻占哥廷根,8月27日在巴伦山(Barenberge)下打败丹麦国王,收复路特尔城。丹麦国王与其同盟者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在勃兰登堡选侯邦重新组建了一支军队,并开始向南方转移,谋求同西本彪根侯爵贝特伦·加博尔联合起来,共同进攻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领地。
1627年春,瓦伦斯坦在西里西亚和安哈尔特接连获胜,征服了特尔纳瓦(Trnava或Tyrnau)和尼特拉(Nyitra或Neutra)等地。10月初,瓦伦斯坦与加博尔在伊佩尔河(Ipel或Eipel)畔德雷盖伊—帕兰克(Drégely-Palánk)对垒,但未交战便自动撤退了。加博尔却胆怯了,不战而降,再次同哈布斯堡君主费迪南二世讲和,确认先前和约的有效性。曼斯费尔德侯爵彼得·恩斯特孤立无援,仓皇逃窜,11月30日病死于萨拉热窝(Sarajewo)。瓦伦斯坦则占领了勃兰登堡,迫使选侯格奥尔格·威廉投靠皇帝。次年,瓦伦斯坦又占领了梅克伦堡和波莫瑞。施特拉尔松要塞因为有丹麦人和瑞典人从海上支援而未被攻下。瓦伦斯坦虽然没有夺取东海的海上控制权,但却掌握了丹麦大陆和帝国北部的局势,声势极为显赫。
为了维持军队,瓦伦斯坦使用了“以战养战”的野蛮掠夺政策。他不分敌友,一律让地方承担军饷,无偿提供宿营地和食品,那些没有驻扎军队的城市也要支付赎金。同济金根和胡登等帝国骑士一样,瓦伦斯坦也希望重振神圣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结束诸侯纷争、小邦割据的局面,效法英国和法国,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君主专制制度,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国,但其眼光更远大,思想更先进。他虽然是天主教徒,但对宗教争执深感厌烦,对耶稣会士也十分不敬,力主驱逐教皇势力,建立一个摆脱一切宗教矛盾、纯粹世俗的君主国。瓦伦斯坦还期望建立一支帝国海军,联合波兰,将波罗的海和北方诸海置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使丹麦和英国不能再从波罗的海诸港运进木材,不能经由波罗的海海峡建立他们的舰队以控制北海及其商业,不能对西班牙封锁该海峡。
瓦伦斯坦已在1625年6月被皇帝擢升为弗里德兰(Friedland)公爵,1627年他又自称为“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1628年3月11日,费迪南二世下令放逐曾经站在克里斯蒂安四世一边作战的梅克伦堡两公爵,剥夺其爵位和领地并将它们转赠给瓦伦斯坦,以回报他从瓦伦斯坦那里得到的资助。
对于瓦伦斯坦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帝国诸侯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惊恐万分,更因为瓦伦斯坦的反诸侯政策而恨之入骨。他们注意到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一世和蒂利伯爵麾下的天主教同盟军队仅有2万多人,而瓦伦斯坦却指挥着14万人的大军,并且只对皇帝负责,使皇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严重威胁着其他帝国诸侯的“自由”。1627—1628年冬天,帝国选侯齐聚米尔豪森共商对策。天主教选侯暂时还倾向于支持瓦伦斯坦,希望他在福音教的诞生地中把福音教扑灭,福音教选侯无计可施只好忍让。另有一些帝国诸侯则直接上书皇帝,弹劾瓦伦斯坦,要求罢免瓦伦斯坦的职务,解散其军队。对于这一要求,皇帝起初是不愿理睬的。
瓦伦斯坦以他的军队和一系列军事胜利使皇帝在帝国中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费迪南二世乘机在1627年5月10日颁布《新邦国条例》(Obnovené zrízení zemské),强调皇帝在波希米亚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他也在1629年3月6日颁布《归还敕令》(Restitutionsedikt),勒令将所有在1552年之后被世俗化了的教会财产无条件地归还给原主,所有改信福音教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都恢复天主教礼拜,天主教帝国等级可以在其邦国内任意镇压福音教徒。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和中部大多数的帝国和邦国主教辖区都被福音教主教把持,而在这些主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占统治地位的诸侯家族。在帝国南部,特别是在符滕姆贝格,大多数修道院也被世俗化了,其财产多为诸侯占有。费迪南二世的《归还敕令》势必触动诸侯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诸侯们的普遍反对。
皇帝自恃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一意孤行,坚持实施《归还敕令》。一旦有人反抗,瓦伦斯坦的军队就会被召来进行镇压。几乎所有抗令者都遭到沉重打击。结果,奥格斯堡、罗腾堡、多特蒙德(Dortmund)等帝国城市和30余座小城镇,5个主教区以及100所修道院,都落入天主教手中。数百个天主教教区重新组织起来。由于新的领主采行“教随国定”的原则,臣民们必须接受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成千上万的福音教徒被迫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迁移他乡,仅在奥格斯堡一地就有8000人被放逐,包括刚为该城市建成了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庄严市政厅的埃利亚斯·霍尔(Elias Holl,1573—1646)。
归还教产诏书使得本来已经在事实上瓦解了的福音教徒的抵抗重新开展起来。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站到了皇帝的对立面,并且成为路德教徒的领袖。天主教诸侯对《归还敕令》本身没有异议,但对皇帝想利用它来扩充自己的权力地位的企图却极不满意。就连瓦伦斯坦也反对这一敕令,因为他不想因为宗教问题激怒福音教徒,引发新的战争。对此,费迪南二世大为不悦,逐渐有了罢免瓦伦斯坦之心。
1629年5月22日,瓦伦斯坦与丹麦国王在吕贝克签订和约,丹麦国王放弃在帝国境内的宗教和军事职权,保证不再干涉帝国内部事务;瓦伦斯坦则将日德兰半岛(Jütland)、石勒苏益格和赫尔施泰因的丹麦王室领地归还克里斯蒂安四世,不要求任何赔偿。瓦伦斯坦显然是独断独行地与丹麦国王进行谈判并缔结和约的。他一方面惧怕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另一方面也相信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II.Adolf,1594—1632)正在计划进攻帝国。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瓦伦斯坦的这些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皇帝不再容忍他了。1630年7月,天主教选侯与福音教选侯在罢免瓦伦斯坦一事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一齐敦促皇帝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连一世甚至威胁皇帝说,如不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皇帝就得不到天主教同盟的支持了,皇帝的儿子当选罗马人国王之事也无从保障。9月13日,费迪南二世通知军中官员,撤除瓦伦斯坦的最高指挥权,并将这一军权转交给蒂利伯爵。与此同时,他也将帝国军队的数量压缩了一半。瓦伦斯坦平静地退隐到他在波希米亚的庄园,但却并未放弃政治抱负;他早已预料到,他有一天还会东山再起,因为瑞典军队已经开始入侵了。
三、瑞典战争
在瑞典,出自瓦萨(Waza)家族的波兰国王一度占据统治地位。至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III.,1566—1532)时,秩序和社会福利的建立为卓有成效的扩张战争创造了条件。1577年,瑞典宣布神圣罗马帝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业已消失。1599年,瑞典贵族反叛,推翻了齐格蒙特政权,确立了路德教信仰,并与波兰开展了一系列战争。但是瑞典新国王卡尔九世(Karl IX. ,1550—1611)进行的几次征战均未获得成功,甚至引起了瑞典的竞争对手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进攻。1611年,卡尔九世去世,他的儿子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必须在付出高额代价的情况下与丹麦缔结和约。战争债务使瑞典背上了沉重负担,其外交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尽管如此,阿道夫仍不放弃对于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他的政治目的是建立一个环绕波罗的海的大帝国,把俄国、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地区、丹麦以至贝尔特海峡和挪威置于他的统治之下。因此,他对克里斯蒂安四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失败感到欣慰,而对瓦伦斯坦的势力扩张却感到不安,认为自己在宗教和政治两方面都面临巨大危险,天主教势力会从帝国北部地区入侵瑞典。古斯塔夫二世特别担心神圣罗马帝国控制波罗的海并与波兰结盟。当时,瑞典正在同波兰为争夺利夫尼亚和普鲁士而战。神圣罗马帝国与波兰结盟自然是对瑞典极其不利的。于是,阿道夫决定先发制人,出兵帝国,吞并其北部领土。
瑞典国王入侵帝国的计划得到了法国大臣黎世留的大力支持。1629年,黎世留调解了波兰和瑞典之间的战争,使瑞典在普鲁士保留享有极为有利的关税收入。1631年1月23日,在瑞典军队侵入帝国后,黎世留又同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缔结了《贝尔瓦尔德同盟条约》,要求瑞典国王在帝国保持一支有3万士兵和6000骑兵的军队,同时许诺每年为维持这支军队支付100万里弗尔的资助。
1630年7月4日,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亲自率军在奥得河三角洲的乌泽多姆岛(Usedom)登陆,侵入了易北河以东的世俗诸侯国波莫瑞、梅克伦堡、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侯邦等地。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入侵使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在最初,除了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威廉五世(Wilhelm V. ,1602—1637)和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等较小诸侯愿意追随他外,其他帝国等级均采取了克制观望态度。
此时,蒂利伯爵除了统帅天主教同盟军队外,还担任了皇帝军队的总指挥之职。他依靠这两支军队,在帝国北部厉行《归还敕令》。他在1631年3月19日攻克新勃兰登堡,屠杀守城官兵3000余人;5月20日又同帕本海姆(Pappenheim)伯爵一起攻克坚决抵抗教产复原命令的马格德堡的豪赫蔡特,怂恿军队大肆掠夺了4天,杀害卫城部队官兵、普通居民2万余人。全城除了教堂之外所有建筑物都被摧毁。勃兰登堡选侯、萨克森选侯和梅克伦堡公爵开始寻求瑞典国王的庇护。1631年9月17日,瑞典军队与萨克森军队联合在位于莱比锡附近的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打败蒂利伯爵,收复梅克伦堡,恢复原先公爵的职位。众多小邦踊跃与瑞典联盟。天主教在帝国北部全线崩溃。瑞典国王自视为帝国的主宰,行使皇帝的权力。他把弗兰肯数个主教区组成一个新公国,并把它授予魏玛公爵伯恩哈德,也把帕德博恩、科尔凡、富尔达赠给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威廉五世,而他本人则乘胜南下,一直打到美因河和莱茵河。
瑞典国王的南下不仅威胁到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利益,也威胁到法国在上莱茵的利益。黎世留竭力劝说瑞典国王改变进军方向。1632年春,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率军穿越符滕姆贝格向巴伐利亚挺进。蒂利伯爵赶赴巴伐利亚,3月9日在班贝格战役中打败古斯塔夫·卡尔松·霍恩(Gustaf Karlsson Horn,1592—1657)率领的瑞典军队。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却在3月31日占领纽伦贝格,4月15日在赖恩(Rain)战役中重伤蒂利。蒂利撤退到因戈尔施塔特,4月30日不治身亡。瑞典国王试图攻占因戈尔施塔特,但未能如愿,遂转攻奥格斯堡和慕尼黑,24日占领奥格斯堡,5月中旬占领慕尼黑,对奥地利构成了严重威胁。
皇帝费迪南二世丧失了先前取得的所有胜利果实,不得不重新起用瓦伦斯坦。瓦伦斯坦再次出山,但附加几个很特别的条件:占有梅克伦堡公国和格洛高侯国;掌握神圣罗马帝国所有军队的最高统率权,可以自行任命上校;除了对瑞典国王外,可与其他敌人谈判签约;对于所征服的土地他有权加以没收或赦免。1632年4月14日,皇帝与瓦伦斯坦签订条约,答应了后者提出的所有要求。瓦伦斯坦遂以惊人的速度重建军队。1632年秋,他在波希米亚肃清了入侵的萨克森军队,紧接着又向弗兰肯推进,同巴伐利亚的残余军队会合,并在9月3日纽伦贝格战役中取得了对瑞典国王第一次较大的防御性胜利。9月18日,瑞典军队转向奥地利。瓦伦斯坦则进军萨克森选侯邦,切断瑞典军队的后方联系,并且使之有陷入孤立的危险。瑞典国王不得不中止对奥地利的进攻,急忙去帮助他的萨克森同盟者。11月16日,瓦伦斯坦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吕岑(Lützen)发生激战,虽有一定的损失,但却击毙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未成年女儿克里斯蒂娜(Kristina,1626—1689)继任瑞典国王,阿克斯艾尔·奥克森斯切尔纳(Axel Oxenstierna,1583—1654)担任摄政,并且统率瑞典军队继续战斗。1633年4月23日,奥克森斯切尔纳与弗兰肯、施瓦本和莱茵河流域帝国行政区的帝国等级结成“海尔布琅同盟”(Heilbronner Bund),使瑞典在帝国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
为了避免新的战斗,瓦伦斯坦自作主张地与萨克森选侯进行和谈。他也秘密地与法国和瑞典联系,谋求实现对等和平。波希米亚流亡者选举瓦伦斯坦为波希米亚国王,希望他为恢复波希米亚王国的独立而斗争。瓦伦斯坦虽拒不接受王冠,但也试图使自己的军队领导权独立于皇帝。他在1634年1月12日发布《比尔森保证书》(Pilsener Revers),要求他的军官团以书面保证的形式,对他个人表示无条件效忠。他所企求的主要是一个独立的帝国诸侯地位。
对于瓦伦斯坦,西班牙公使、宫廷战争参事院首脑施利克(lik或Schlick)伯爵海因里希(Heinrich,1580—1650)深表厌恶,费迪南二世也越来越不敢信任他了。1534年初,费迪南二世接到秘密报告,获悉瓦伦斯坦正在与瑞典和法国进行谈判的消息,也见到了所谓的《比尔森保证书》,他认为瓦伦斯坦正在秘密策划军事暴动。1634年2月18日,皇帝宣布瓦伦斯坦犯有叛国罪,解除他的军权,并向他发布了帝国放逐令。2月25日,瓦伦斯坦在埃格尔(Eger)被其下属刺杀。费迪南二世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这个谋杀计划,他是否同意甚或授权他人行动,这些问题至今尚不清楚。不管怎样,在事发后,帝国宫廷参事院致力于证明瓦伦斯坦犯有叛国罪,并为谋杀行动进行辩护。
费迪南二世的同名儿子费迪南(Ferdinand,1608—1657)接管了军队指挥权。1634年7月,皇帝军队与天主教同盟军队和西班牙军队联合夺回雷根斯堡要塞;9月5—6日又在内尔德林根战役中重创瑞典军队及其同盟者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夺回了对于帝国南部的控制权。瑞典人在帝国南部的统治由此结束了。
福音教诸侯纷纷脱离海尔布琅同盟,转而与皇帝缔结和约。1635年5月30日,费迪南二世与萨克森选侯,不久又与勃兰登堡选侯和其他福音教诸侯缔结了《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皇帝答应搁置《归还敕令》40年,按照在由于《归还敕令》而发生各种变化之前的1627年的状况确定教会财产占有、信仰和礼拜,只是仍然决不承认加尔文教。除此之外,皇帝还保证对等分配天主教徒和福音教徒在帝国最高法院中的名额,普法尔茨的选侯职位和领地仍归巴伐利亚公爵所有,劳西茨和马格德堡则归属萨克森选侯邦。帝国等级放弃了他们的“武装权”和“结盟权”,赞同建立帝国军队,支持皇帝掌握帝国军队的最高统率权。对于皇帝及其盟国收复自瑞典国王入侵以来帝国所失去的土地(包括洛林地区)的计划,帝国等级也表示支持。
1636年,费迪南二世的儿子费迪南被选举为罗马人国王,称作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1636—1657年在位)。帝国各等级在某种超越地区和教派界限的政治团结意义上联合起来,力图共同抵抗外来敌人。皇帝获得了明显超越各等级的优先地位,战况也发生了有利于帝国的扭转。然而,法兰西的直接参战彻底改变了战局。
四、法兰西—瑞典战争
在同盟者纷纷背离之后,瑞典赢得战争的前景就十分黯淡了。于是它开始向奥地利、萨克森、勃兰登堡诸方面试探和平,期望在获得部分战争赔款的前提下,同帝国缔结和约。然而法国大臣黎世留却不想看到帝国和平局面的出现。他不仅千方百计阻止和约的签订,还决定改变原来的审慎小心政策,从背后跳出来,直接派遣军队援助瑞典同帝国作战。
实际上,在战胜了胡格诺派教徒、上层贵族和王室宫廷中的私敌之后,黎世留就开始推行一种更加积极的、以压服哈布斯堡王朝、为法国称霸欧洲创造条件为目标的外交政策了。他多次与荷兰缔结或更新盟约,使荷兰承担了不经法国同意不与西班牙媾和的义务。在曼托瓦(Mantua)和蒙特菲拉特的贡察加家族绝嗣后,黎世留又派遣军队在意大利进行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以便使接受法国保护的继承人纳韦尔公爵查理得到这些地区,并间接保证法国势力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即使费迪南二世在1631年被迫签订《凯拉斯科条约》,授予法国候补人以封地,法国也迟迟不撤离其占领军。1634年,黎世留命令法国军队占领了洛林公爵的领地;1635年又占领了阿尔萨斯。而为了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米兰,增加法国统治上意大利的可能性,黎世留又在1635年同帕尔马、曼托瓦和萨伏伊缔结了里沃利同盟。
与此同时,法国与瑞典的关系也越来越近。1635年4月28日,法国与瑞典签订《维斯马条约》,正式缔结军事同盟。黎世留还设法将1635年到期的波兰和瑞典停战协定再次延长了26年,以便瑞典能够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对帝国的战争。为了打击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天主教的法国与福音教的瑞典走到了一起。直至战争开始时还强烈影响对外政策的宗教观点完全让位于对外政策的世俗化。战争最终停止了教派战争的性质,更清楚地发展成为国际列强的政治斗争了。
黎世留也成功地争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爵伯恩哈德的支持。他在1638年与伯恩哈德达成协议:法国以经费资助伯恩哈德的军队,送他一支由颇负盛名的亨利·德·拉·图尔·蒂雷纳(Henri de La TourdAuvergne,1611—1675)将军率领的2000人的军队,并答应将哈布斯堡家族在阿尔萨斯的领地转让于他作为报酬。1638年,伯恩哈德在沃滕维耶尔(Wottenweier)击败皇帝的军队,迫使布赖萨赫要塞投降。这次战争因为坚定的目标和出奇制胜的战略,得以在战争史上流传不朽。但在第二年,年仅34岁的伯恩哈德就因病去世,他的军队和他的包括阿尔萨斯在内的征服地都落入了法国人之手。
黎世留还通过一项资助条约使黑森—卡塞尔邦国伯爵威廉五世维持一支在神圣罗马帝国反对皇帝的军队,并规定未经法国同意不能媾和。
法国在两条战线上与哈布斯堡家族为敌,但口口声称不反对帝国,不想吞并帝国的领土。黎世留希望通过这一策略拢络住帝国等级,并唆使他们起来反对皇帝。他也有计划地推行帝国的联邦化,并且为了有利于法国而出色地利用了帝国内部的邦国政策和宗教信仰的矛盾。他努力使某些帝国诸侯始终处于法国的影响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对帝国的间接控制。
5月19日,法国向西班牙宣战。与此同时,法国军队越过莱茵河,开始了深入帝国境内进行战争的军事行动。面对法兰西气势汹汹之势,费迪南二世万分恐惧,深感无力再战,遂转向外交斡旋,试探和平机会。他请求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1568—1644)出面调停,商讨停战的可能性,但是没有结果。直到9月18日,在一切和谈希望都破灭后,费迪南二世才硬着头皮接受了法国的挑战。是年底,萨克森军队与瑞典军队在帝国北部作战,瑞典将领扬·巴纳尔(Jan Banér,1596—1641)和伦纳特·托尔斯滕森(Lennart Torstensson,1603—1651)以一种可与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媲美的军事天才,极力要为瑞典保有一些在大陆上占有的土地。
1637年2月15日,费迪南二世在维也纳去世,罗马人国王费迪南继位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号称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1637—1657年在位)。
费迪南三世起初志在捍卫帝国的统一,恢复皇帝的权威,加强军事力量,驱逐法国和瑞典,而当时的军事形势也似乎允许实现这一计划,所以他在宗教问题上不准备妥协,并与西班牙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1638年,皇帝的军队击退了法国和魏玛公爵伯恩哈德入侵阿尔萨斯和中莱茵的联军。但自1640年起,皇帝的政治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其同盟者西班牙君主国因为葡萄牙的背离和卡塔洛尼亚(Catalonie)的起义而受到极大的削弱,其军队也在尼德兰遭到损失惨重的失败。法国和瑞典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战场上逐渐赢得优势,而在帝国等级当中,厌战情绪日益明显,各路诸侯(特别是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侯,一度还有巴伐利亚)相继背离皇帝,转而同瑞典和法国单独媾和。他们期望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那怕是付出高额代价也在所不惜。
1642年,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获胜,随后又进逼波希米亚。1645年3月6日,费迪南三世亲自带兵在扬考(Jankau)与瑞典进行决战,但惨遭失败。瑞典军队直逼维也纳城下。皇帝下令举行一次宗教大游行,无数善男信女高举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绕城奔走,祈求圣母的保护。但当敌人越来越逼近时,皇帝惊恐万分,弃城而逃。只是在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威廉(Leopold Wilhelm,1614—1662)率军奋勇抵抗下,维也纳才得以保全。
法国军队则在1643年的罗克鲁瓦(Rocroi)战役中获胜,1644年征服了莱茵地区。1645年,法军又在阿勒海姆(Allerheim)战役中获胜,而柯尼希斯马克(Knigsmarck)伯爵汉斯·克里施托夫(Hans Christoph,1600—1663)率领的另一支瑞典军队侵入萨克森,占领了莱比锡。萨克森选侯与瑞典缔结停战协定,退出战争。费迪南三世试图将法国和瑞典的盟友西本彪根的侯爵拉科奇一世(I.Rákóczi Gyrgy,1593—1648)争取过来。他在1645年12月16日签署的和约中,完全放弃在匈牙利推行的反宗教改革和专制主义统治的政策,赋予匈牙利各等级参政权,确保福音教徒的宗教自由。但是拉科奇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他在1646年重新与法国结盟。皇帝的计划完全落空。
1646年,法国军队侵入巴伐利亚,一向骄傲自负的巴伐利亚公爵、新任帝国选侯的马克西米连一世卑声求和,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为了扩大战果,影响已经在威斯特法伦开始的和谈,法国和瑞典军队继续向前推进。1648年,法国军队穿过巴伐利亚直逼茵河。与此同时,瑞典军队也推进到了布拉格。法国和瑞典对维也纳形成钳形攻势。而在此时,法、瑞军队士兵军纪败坏,掠夺成风,使帝国遭遇到比此前26年更加严重的破坏。他们把平民当作合法的猎物,任意射杀,毫无愧色。他们还强征平民为奴隶,绑架其子女勒索赎金,并以焚烧其干草堆,捣毁其教堂为笑乐;一名福音教牧师阻挡他们破坏教堂,结果被砍去手足。强奸妇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一位父亲要求对一个奸杀他的女儿的士兵作公正的制裁,指挥官告诉他,如果那个女孩不对她的贞操如此吝惜,她可能还活着。
法兰西—瑞典战争持续了13年,所有战斗均在帝国土地上进行,兵戈扰攘,生灵涂炭,广大民众早已不堪战争重负,皇帝也不想再打了。但是战争固有的原动力、政治局势的变幻莫测和外交谈判的尔虞我诈,阻碍了战争的迅速结束。直到交战各方都精疲力尽,才在1648年以签订和约的方式宣告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