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上，民主德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获得133个国家的外交承认，雄厚的工业、发达的科技、先进的教育文化以及良好的体育竞赛成绩等使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建国初期，民主德国外交上实行“一边倒”，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成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统一。1955年后，民主德国开始努力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国家身份的承认，并力争实现两德和平共处。70年代，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民主德国参与了缓和进程，并建立了两德共处与合作的关系。80年代，东西方关系重新恶化，但民主德国继续维系和发展两德关系；80年代后期，因改革问题、德国问题等原因，民主德国与苏联发生分歧；在苏东政治剧变过程中，民主德国政局急剧动**并最终消亡。
一、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建国之初，民主德国的外交环境十分复杂，也比较困难。从国际环境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欧洲开始了激烈的争夺，而民主德国处于冷战对抗的前沿阵地，直接承受着资本主义国家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压力，特别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压力。从地区环境看，两个德国先后建立，联邦德国坚决要求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德国，民主德国政府一直面临着占据优势地位的联邦德国的竞争和挑战。从内部环境看，统一社会党主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德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也是该党进行外交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此外，成立初期的民主德国在外交上还没有获得独立权，活动空间不大，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严重依赖苏联。
立足国内外形势，民主德国最初实行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在1949年的政府施政纲领中，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强调，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保持友好是民主德国对外政策的基础。他还说：“对苏联的和平与友好是我们兴旺发达，德国人民和国家乃至民族生存的先决条件。同苏联的友谊给了我们力量去完成政府提出的伟大民族任务。”民主德国的外交权力有限，面临的任务却十分艰巨，解决德国问题和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是最主要的两大任务。
加强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民主德国的一项基本对外方针。民主德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永远地、坚定不移地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结成联盟。同苏联的紧密的、兄弟般的联盟，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们在社会主义与和平道路上继续前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忠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加强，维护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友谊、全面合作和互助。”民主德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有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也是政治、经济以及安全方面的需要，因为联邦德国和英法美等西方大国一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并采取了包括外交封锁在内的种种措施，力图搞垮民主德国。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民主德国需要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联盟关系的第一步是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5日，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了民主德国，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等国，也与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民主德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部分。1953年8月22日，苏联免除民主德国由于战争而负担的财政和经济义务，并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大使级别。1955年1月25日，苏联发布《关于结束苏联同民主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同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宣布结束对德国的战争状态。9月，苏联在与联邦德国达成建交协议之后，即与民主德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承认民主德国“拥有充分主权”。
在此期间，民主德国还与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众多的经济、科技以及文化方面的合作协议。1950年6月6日，民主德国与波兰签署了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Oder-Neisse Linie）的联合声明，一个月后签署了一个相应的协定。同年6月，民主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发表了联合声明，妥善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德意志移民迁出问题。民主德国还与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发表联合声明和签署在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方面开展合作的众多协定。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联盟关系，民主德国还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与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一体化。1950年9月，民主德国被接纳为经济互助合作成员国，这有利于民主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使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日益紧密。民主德国还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作为整个国家外贸的基础，依托经互会组织，民主德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合作从双边走向多边，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最终目标是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一体化。1955年5月，民主德国又被华沙条约组织接纳，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事团结和外交协调进一步加强。
民主德国还积极与社会主义盟友协调立场和密切合作。如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对其国家统一政策的支持，1950年10月，民主德国与苏东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布拉格会晤，最终达成一致，反对西方三国单方面决定结束对德战争、制定对德和约以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等政策，要求按照《波茨坦协定》签订和约和最终从德国撤军，并建议由德国两部分谈判建立协商和约与筹备全德临时政府的全德立宪会议。民主德国还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致力于为社会主义国际事业作出贡献。如1950年2月，民主德国发表了关于法国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罪恶的殖民战争的声明，谴责殖民战争，表达其对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民主德国还在国内进行思想教育。建国初期，“德意志人优于其他国家人民”等种族优越论在民主德国还有市场，也有人反苏和敌视共产主义，要求“全体德国人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有不少人对奥得尼斯河边界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反对国内涌现的“中立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主张，提出要培育国际主义精神。
民主德国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政策使之获得经济援助和安全支持，有利于其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并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然而，尽管1955年苏联已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地位，但民主德国在外交上独立自主活动的空间还是有限的，总体上还是依赖并服从于苏联。
二、寻求两德和平共处和国际社会外交承认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两德分别加入华约和北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后，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在国际上，核军备竞赛使东西方关系再次陷入危机。在地区，联邦德国不仅开始实施重新武装计划，还乘机提出发展核力量的要求。为了孤立民主德国，阿登纳政府还在外交领域推行“哈尔斯坦主义”。东西方局势和联邦德国的政策都危害了民主德国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民主德国一方面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同盟，另一方面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寻求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国家身份的承认，努力实现两德和平共处。为此，民主德国先是提出了邦联计划，继而支持赫鲁晓夫的缔结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主张，最后是直接向联邦德国提出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的要求。
首先，反对联邦德国的核武装和提出两德邦联计划。1955—1957年，民主德国把反对联邦德国核要求的斗争提到了对外政策中特别重要的地位。统一社会党和政府提出了裁减军备和缓和关系的诸多建议。1956年1月18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建议，两德发表互不使用武力、支持欧洲集体安全条约、寻求有关核武器的共同立场以及两德关系正常化的共同声明。5月29日，民主德国发表了一份政府声明，全面提出了民主德国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德国问题的主张。在德国问题上，民主德国强调自身的存在，建议两国政府促进两德的商业、文化、科技交流和鼓励个人和团体之间的来往。民主德国还重申，愿意实现两德关系的正常化，但只有通过两德的谈判才能实现关系的接近。为了表示缓和的诚意，民主德国还单方面将军队从12万削减到9万。
在反对联邦德国核要求的斗争中，民主德国提出了实现两德和平共存并为将来统一创造条件的邦联计划。1956年12月30日，乌布利希在《新德意志报》发表《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Wir tun sollund was nichtzu tun）一文，他的主要意图是指责联邦德国政府的重新武装政策阻碍了德国统一，号召联邦德国青年、工人阶级以及社会民主党努力在选举中挫败阿登纳及其政党。在文章最后，他指出，“在两个德国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后，首先必须是两个德国的接近，然后是建立邦联或联邦的一种形式，直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成为可能”。这是民主德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一种过渡统一方案，但对统一后的国家组织形式的看法还不明确。1957年1月15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30次会议召开，乌布利希在大会报告中详细谈到邦联计划。他指出，德国统一的组织形式是邦联性质的全德议会，它由两德分别依据各自的选举法进行选举组成，该组织有邦联政府的职能，负责准备统一协议、协商民族工业、银行、军队、交通等的统一，以后的工作还有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来举行自由选举，建立负责立宪和组织统一政府的国民大会，等等。民主德国认为，邦联比由外国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选举更有民主特征，并强调只有在外国军队撤出、外国军事控制结束后，自由选举才有可能。在报告中，乌布利希还指出，民主德国的邦联计划针对的是工人阶级，但不以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化为建立邦联的前提条件。至于邦联计划的目标，民主德国认为是：（1）制止德国民族分裂的加剧以及为恢复民族国家的统一创造机会；（2）成为两德开始关系正常化的道路；（3）停止军事对抗和制止在德国土地上开始的扩张军备。这些表明，民主德国试图在两德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和平共存关系。
但是，联邦德国拒绝接受两德邦联计划，1957年5月，阿登纳政府在给苏联的备忘录中指出：邦联建议只会使统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在德国历史上，1815年的邦联到1871年才成立联邦，何况民主德国还有前提条件，其目的不过是想建立共产主义在全德的领导，联邦德国是不能接受的。联邦德国还担心邦联计划会导致两德建立对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坚持“单独代表权”的阿登纳政府决然不能接受的。此外，两德邦联计划正好是在联邦德国的大选前夕提出，基督教民主联盟怀疑其目的是要在选举中造成不利于阿登纳及其政党的影响。1958年1月20日，阿登纳明确表示：德国统一不是两个政府的事，而是全体德国人的事。
其次，支持赫鲁晓夫的缔结和约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新主张。1957秋，东西方之间核军备竞赛升级使联邦德国核扩军的危险加剧。1958年3月25日，联邦德国的联邦议院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支持北约在其领土上装备核武器的决定。为了反对联邦德国的核要求，民主德国提出了种种建议。除了继续宣传邦联计划和向联邦德国发出裁军呼吁外，它还与东方阵营一起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和要求。主要有：（1）支持波兰的非核区建议；（2）呼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3）提出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并和邦联计划相结合。然而，联邦德国仍然反对邦联道路，坚持德国统一是四国的责任。在西方拒绝谈判和约后，苏联和民主德国决定对西柏林施加压力，以迫使西方同意召开和会。11月27日，苏联照会英法美三国，宣布解除四国占领柏林现状，要求在6个月内就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达成协议，否则苏联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缔结和约，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尽管西柏林中立化的主张意味着民主德国将要放弃对西柏林的主权要求，但乌布利希主要关注的是西柏林不再威胁民主德国的安全，也就是西方不再以西柏林为据点来开展针对民主德国的敌对宣传、进行货币投机以及支持策划民主德国人员的外逃，等等。因而，民主德国积极支持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
西方三国都坚持在柏林的权利并拒绝苏联的最后通牒，但英美两国愿意与苏联谈判以缓和局势，联邦德国和法国则坚决反对向苏联让步，最后东西方还是在召开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上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59年5月—8月，东西方在日内瓦召开了四国外长会议，东西德被允许列席会议。由于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难以弥合，会议毫无结果。不久，由于发生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苏联取消预定在巴黎召开的四大国首脑会议。在美国新总统肯尼迪上台后，美苏首脑会谈才再次开启，但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谈判道路受阻后，苏东集团决定采取单边行动，来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1961年8月13日深夜，民主德国突然用铁丝网将西柏林围住，后来又修建起一道高大的围墙——“柏林墙”。西方国家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而是逐渐默认了“柏林墙”的存在，第二次柏林危机拉上了帷幕。
再次，寻求国际社会的正式外交承认。建国以来，民主德国一直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内，这一目标顺利实现，但西方集团（包括联邦德国）一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在1954年统一社会党的“四大”上，乌布利希指出，不需多长时间西方国家就会承认民主德国。5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德国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西方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也就是国际法承认。1961年“柏林墙”修建后，乌布利希借机强调民主德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他说，“……8月13日及此后的措施表明了工农国家的决心，即成功达成任何谈判结果的前提是尊重民主德国及其首都的主权”，“8月13日的保护措施是加强民主德国主权的重要象征”。“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的政局趋于稳定，从1961年8月14日到1977年，民主德国外逃人员总数仅177204人。在安定的环境下，民主德国的经济取得了战后以来的最好成就，1965年工业生产总值超出1958年水平的43%，居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实力的增长，民主德国对建立两德正常关系充满信心。
为了获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民主德国建议两德协商关系正常化。1961年11月30日，格罗提渥致信阿登纳，表示如果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德至少在保卫和平、和平共处与发展正常关系上达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在有关两德协商内容的建议中，他提出双方互相保证主权平等和尊重领土完整。乌布利希宣称，取得外交承认的短期目标和争取统一的长远目标并不矛盾，“……承认是和平共处的前提，它将有利于合作，一旦西德发生民主变革，它将导致最终的统一”。但是，阿登纳政府强硬地坚持不承认政策，民主德国的谈判提议依旧泥牛入海。1963年1月，统一社会党“六大”召开，民主德国确立了10年外交计划，提出要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上建立和平共存关系，这也适用于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西柏林之间的关系。民主德国继续坚持建立两德邦联的计划，主张西柏林作为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方参加邦联，并建议德国三部分在最低程度上建立适当的和平共处关系并达成谅解。此外，还继续提出签订对德和约的要求，并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目标。
联邦德国继续拒绝承认民主德国，但不再排斥与承认民主德国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1961年11月29日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进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外交谈判，次年3月7日两国签署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接触并签署了贸易协定。1962年6月4日，联邦德国外长施罗德还提出消除与东欧国家隔阂的“架桥政策”，其方式是建立文化联系、增加人员来往以及开展经济交流。但施罗德并不与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民主德国仍被排斥于缓和范围之外。此后的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在东方政策上的步伐逐渐迈开，但也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拒绝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
对于联邦德国的新政策，乌布利希的反应是一面在内政上加紧发展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面在外交上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反对联邦德国绕过自己与苏联、东欧国家发展关系，坚持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之交往的前提。为了抑制联邦德国在东欧外交行动的消极作用，民主德国还努力扩大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1965年，乌布利希成功访问了埃及，这是他第一次出访没有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德国还派代表团前往东欧各国，同时还以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来进行反击。在国内，民主德国极力宣扬自己的经济成就，甚至是将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以激起国人的国家自豪感。此外，民主德国还刻意突出自己的国家地位，如通过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制来显示其对交通的控制权，通过反对两德运动员以一个德国代表团的形式参加1968年的奥运会来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精明强干的乌布利希也企图从联邦德国政策的松动中寻找机会，以从两德对话和交往中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以及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好处。1963年7月2日，乌布利希再次向联邦德国提议，两国就建立邦联、发展正常和平关系和准备友好合作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努力与联邦德国的在野党和社会团体进行接触。
民主德国尽管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但也挫败了后者在东欧推行的外交包围政策。由于苏联的外交限制和联邦德国的让步有限，东欧国家没有背叛民主德国的利益。1964年与苏联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提高了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60年代的“经济奇迹”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民主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愿意与其发展关系。然而，在勃兰特上台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步伐。
在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进行无条件谈判以及东西方缓和关系后，民主德国着力于通过内部政策调整来维护国家的存在和安全。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Arbert Norden，1904—1982）指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使民族联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用来反对民主德国的政府主权和合法性要求。但在1968年的新宪法第一条中，民主德国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第八条中保留了民族统一目标。这表明，民主德国官方的立场仍然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并没有放弃一个民族理论。然而，1969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也提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说法，不过他是从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来定义民族，目的是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最终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乌布利希反对联邦德国利用德意志民族情感和两德特殊关系来寻求德国的统一，极力强调两德的差异：“两个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国界、自己的教育体制和自己的文化。”为了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民主德国开始在民族问题上与其划分界限，如在机构名称上实行“去德意志化”，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理以限制两德人员来往，等等。乌布利希还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为由，他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并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971年1月19日，乌布利希又以百万富翁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点为由，来反对一个民族理论。可见，在保持民主德国政权稳定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乌布利希选择了前者。
在昂纳克上台后，两德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这不仅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存在和稳定构成新的挑战，联邦德国影响的再次进入还使民主德国面临着保持独特和清晰的民族国家身份的问题。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了大的调整，他指出，“历史已经对民族问题作出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客观地导致了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严格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所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这样，为了防范和反对勃兰特政府“以接近求转变”的企图，昂纳克政府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
三、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在苏联东欧国家对与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举行缓和谈判十分积极后，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民主德国不得不开启两德谈判之门，不再坚持以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作为谈判前提。由于立场相差甚远，两德谈判毫无结果，但勃兰特政府与苏联、波兰两国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勃兰特政府向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将《柏林协定》和《莫斯科条约》捆绑在一起。为了促成两德谈判，苏联通过双边接触和多边协商的多种渠道向民主德国施加压力，在内外逼迫之下，乌布利希被迫辞职，开始了昂纳克统治的新时代。事实上，在争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和保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权益等问题上，昂纳克与前任毫无二致。与乌布利希不同的是，昂纳克更为务实和灵活，在无法抗拒苏联的压力后，他积极参与缓和进程，以尽可能地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
在一系列条约网络的基础上，两德合作关系逐步建立。从1949—1969年的20年间，两德仅签订了16项条约，而从1969—1979年的10年时间内，两德签订的条约数达到57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2年12月签订的两德《基础条约》，在条约中民主德国获得了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联邦德国则使民主德国同意发展和促进两德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等等方面的合作，但两德在民族、统一、国籍、民主德国主权国家地位、两德以及欧洲的现存边界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两德条约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领域，有关政治方面的比较少，双方主要是进行功能主义合作，但条约的签订为两德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两德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员来往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方面：（1）两国人员来往不断扩大。关系解冻后，两德人员来往明显增多，1979年联邦德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游的人数（不包括由第三国入境者）从1967年的1423738人攀升到1975年3123941人，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旅游的人数（地域不包括西柏林，人员不包括退休者）在20世纪70年代也稳定地保持在4万人左右，退休人员则保持在10万—14万人左右。除了直接的人员来往外，两德人民通过电话和邮件进行的交往也大大增多。（2）两德贸易额大幅度提高。联邦德国官方公布的两德贸易数据显示，1955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购买额仅5.88亿联邦马克，销售额是5.63亿联邦马克，成交额是11.51亿联邦马克；1971年分别攀升到23.19亿联邦马克、24.99亿联邦马克和48.17亿联邦马克；1976年又快速上升为38.77亿联邦马克、42.69亿联邦马克和81.46亿联邦马克。此外，按照《基础条约》特别是《欧洲安全和合作最后文件》（Schlussdokument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in Europa）的规定，两德还在公共卫生、交通、环境、科学技术以及文化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关系再次恶化，但两德之间的关系继续维系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两德致力于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受东西方关系的影响，民主德国对联邦德国实行了一些强硬政策，但直到1986年4月的统一社会党“十一大”，昂纳克还强调在两德关系中维护和平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科尔上台后突出统一意图，两德关系一度恶化，但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一致同意避免两德战争。（2）两德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对话继续开展。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政治交往逐渐增多，甚至在美苏关系逐步恶化之时，两德的政治关系仍然继续发展，如1980年、1981年两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和施密特两次会晤；利用1982年、1984年和1985年参加苏联首脑葬礼的三次机会，昂纳克和科尔进行了会谈。（3）两德的人员交往和各领域合作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如两德的贸易继续保持增长，1984年上半年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出口的产品高达45亿马克的，比上年同期增长12%。联邦德国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贷款，后者则继续放宽对两德人员来往的限制。1987年9月，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成功访问促进了两德关系的发展，两国人员来往继续增长，许多城镇还结为姐妹市。
然而，两德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众多的问题和障碍。就外部障碍而言，两德分别隶属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敌对的两大阵营，两国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尽管政治、经济实力不凡，但两个德国不可能脱离东西方关系的大框架来发展两德关系，更不可能分别离开各自的冷战阵营或者是改变美苏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就内部障碍而言，两德敌对竞争关系的遗存也限制了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尽管两德走向了关系正常化，但双方在国家地位、民族统一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联邦德国还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因而，昂纳克政府对两德交往一直保持警惕并施加种种限制。在合作和交流中，两德的摩擦和冲突也是不断出现。在敌对与竞争关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两德实力和地位的巨大差距也限制了双边合作的发展，如在贸易方面，与联邦德国的贸易量占民主德国外贸总量的7.1%，而与民主德国的贸易量在联邦德国的贸易总量中只占微不足道的1.5%。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的经济依赖，昂纳克政府大幅度降低无息透支贷款的利用率，1983年为71%，1988年降为31%，1986年更是低至22%。
总之，在与联邦德国的发展竞争中，民主德国明显处于下风，这使其在外交方面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局面，深受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等问题的困扰，两德和平共处及国际社会的承认也没有使之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战时盟国对德国和约悬而未决使民主德国没有获得完全的主权，欧洲的冷战也使其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来获得真正的安全。缺乏完全主权和对苏东集团军事保护的依赖，使民主德国在决策上不能完全地独立自主，深受苏联、东西方关系以及联邦德国等因素的影响。此外，在冷战时期，国际交往中普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处于冷战前沿的民主德国政府在处理两德关系时更是将意识形态利益置于突出地位。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统一社会党及其政府先是放弃了积极的统一政策，继而放弃统一目标，最后还走向了民族分离主义道路，民主德国领导人埃贡·克伦茨认为“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
四、与苏联的分歧和关系恶化
长期以来，建立、发展和巩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联盟关系是民主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对联邦德国政策的不一致，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安全问题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于安全考虑，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主张两个德国的存在。在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苏联一直企图通过拉拢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大国来离间欧美关系，从而削弱北大西洋联盟。在1984年阻止联邦议院通过安置潘兴 II导弹（Pershing-II-Rakete）失败后，苏联的德国政策是惩罚支持美国安全政策的联邦德国。但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民主德国不愿破坏两德关系。迫于苏联的压力，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日程多次被迫延期，依赖苏联的保护使民主德国不得不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置于维持两德关系之上。
因改革问题方面的矛盾与分歧，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是走向恶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1931—）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时的苏联面临着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局面，长期以来经济体制僵化、经济结构失调以及牺牲经济发展扩充军备等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这也使苏联在全球争霸斗争中力不从心。戈尔巴乔夫决定进行加快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并陆续提出了一些新设想和新措施，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存在、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重点发展重工业。然而，苏联的经济改革极不顺利，成效不彰并阻力重重，戈尔巴乔夫转而推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并日益以政治改革为主。在苏联国内推行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敦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允许这些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对昂纳克来说，在改革问题上处理与苏联关系是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民主德国十分依赖苏联，需要与戈尔巴乔夫政府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他不理解也不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新道路。埃贡·克伦茨后来指出，“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而言，要想同时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兼顾两者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种距离并未促成民主德国形成一种可行的方案，以实现连续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昂纳克最后选择的是一种表面逢迎暗中抵制的政策，他没有公开反对苏联改革，一度还派亲信埃贡·克伦茨研究苏联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但最终他对戈尔巴乔夫改革采取抗拒立场，但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间接方式，通过强调民主德国成就来抵制苏联改革，他说：“世界上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比我们好？你们要改革和公开性还是要充足的货架？”在1988年中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昂纳克首先肯定苏联改革的作用，宣扬“苏联的改革进程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保卫和平具有重大意义”，接着他又表示要警惕资产阶级化的影响，不能依据“庸俗市侩的喋喋不休，那些人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改写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他还强调没有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适用的模式，照搬不能代替必要的独立思考，民主德国要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昂纳克日益保守和僵化，他抵制戈尔巴乔夫式改革，也拒绝根据民主德国情况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将克伦茨的改革提议锁进保险柜，导致后者认为：“昂纳克并不拒绝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却对那里的发展抱怀疑态度。他认为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多而是少了。他感到自己更加倾向于苏联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为了限制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改革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昂纳克政府还禁止发行苏联的《伴侣》（Partner）杂志。从1985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与昂纳克的多次会晤中均敦促他实行改革，但昂纳克不为所动，戈尔巴乔夫事后承认：“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昂纳克抵制改革使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冷淡，克伦茨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会议上还觉察到，因抵制改革，民主德国遭受到社会主义盟国的孤立。
在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走向疏远的同时，联邦德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缓解，为了在改革中获得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戈尔巴乔夫大力改善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对于苏联与联邦德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昂纳克十分不安，担心会损害民主德国的外交战略地位和国内统治合法性。因而，他决定在1987年完成因苏联阻止而延期的对联邦德国的访问，目的是想以促进两德关系来平衡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接近。毫无疑问，昂纳克更加重视的是维持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在与苏联争相向联邦德国示好的同时，民主德国也不断向苏联强调保持两国政府和政党之间联系的重要性。然而，民主德国的“德国牌”未能改变苏联的重视联邦德国政策，戈尔巴乔夫还不顾民主德国的利益主动向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德国统一问题，甚至还发出了不排斥德国最终统一的信号。苏联的德国政策的松动会导致两德人民民族感情的增长，这自然会危及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昂纳克对苏联的做法十分恼火。他说：“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是100年后的事情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含蓄地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会回答100年以后事情的说法。
随着苏东国家改革陷入困境和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的立场出现松动，欧洲形势对民主德国十分不利。一方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80年代末处于困难和动**的局面，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苏东国家先是进行经济领域的变革继而进行政治自由化改革，但过急过快的改革带来的是更大的困局和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位于前沿阵地的成员国，民主德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实行外交新思维，提倡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原则和实行核裁军，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并应当控制在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并提出建立“欧洲大厦”的设想。西方人士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倡建立欧洲大厦的“新思维”有利于两德的人员来往，从而使联邦德国民族政策的成功存在相当大的希望；对联邦德国来说，苏联压力下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是最理想的结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交自主性加强后，在动乱局势下为了自身利益不再延续传统的支持民主德国的政策，民主德国陷入空前的孤立无援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