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建立后，很快实现了经济的恢复，而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并在60年代重新成为经济大国。60年代中期以后增长放缓，70年代又出现经济“滞胀”，但其经济总体表现要好于其他发达大国。另一方面，经济力量的集中重新发展，经济结构则经历了调整、转型和升级而趋于高端化。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弊病并未消除。
一、“经济奇迹”
1948年西占区货币改革后，西德经济走上稳定和恢复的道路。西方三国放宽对西德经济的限制，同时提供种种帮助，有助于其经济的恢复。从1948年年中到1952年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110%，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加了80%以上，实际增加了67%。在短短几年中取得这样的成就，远远超过人们之前的预期。
随后联邦德国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持续到60年代中期，出现所谓“经济奇迹”。在此期间，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是：1951—1955年9.16%，1956—1960年6.76%，1961—1965年4.78%。其中，50年代的增长速度最快，1955年的增长率高达11.8%。这种速度在同期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也超过德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如果仅计算其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则1952—1959年是8.9%，1960—1965年是4.9%。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增长比较稳定，周期性波动较小，通胀率低。第一个周期是朝鲜战争刺激下的出口引导性繁荣，到1951年因煤炭、钢铁、电力的瓶颈而受到制约。第二个周期随着1954年取消多种进口限制和美国经济的高涨而开始，而后由限制性的货币政策而放慢。不久由于美国经济新高涨和1958年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而再度繁荣，持续到1961年。此时，联邦德国经济总量已相继超过法、英，跃居西欧各国之首。几年后超过日本，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1968年重新被日本超过，此后长期居西方第三大经济体地位。
同时，联邦德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战后初期，德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曾下降到微不足道。联邦德国深知加入世界市场的重要性。艾哈德相信，不管作为原料的买主或者作为制成品的卖主，德国都有赖于世界市场。所以，联邦德国鼓吹国际“自由贸易”，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经济、贸易协定以及区域性组织。政府大力鼓励对外贸易。其对外贸易额1950年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五位，1962年就超过法国、加拿大和英国，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尤其是出口十分强劲，从1950年到欧共体成立时的1957年、1958年，其出口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此后有所放慢，但增速仍然可观。按当时价格计算，其出口贸易额1950年为84亿马克，1960年达到479亿马克。从1951年起，其国际有形贸易出现赢余，此后便连年顺差。联邦德国经济具有“出口引导”或“出口依赖”的特点。其产出中出口的份额，1950年为8.5%，1960年为14.6%，1970年高达18.8%。战后初期曾以出口原料和煤炭为主，从1948年起转向制成品为主。此后制成品出口的份额越来越高，如钢铁、化工、机械、车辆、电气产品等，以质量性能和价格优势、交货及时等原因，极具竞争力。强劲的出口，弥补了大量进口原料、能源和无形贸易的逆差，积累了黄金外汇储备。1965年，其黄金外汇储备超过英、法、日，仅次于美国。
战后初期，德国资本输出陷于停顿。在经济恢复的情况下，1952年解除了资本输出的禁令。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重工业界就在政府支持下，筹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建设。1960年私人资本输出总额为14亿马克，1966年超过26亿马克。其中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更快。另一类资本输出是“官方发展援助”。60年代初成立了对外经济合作部，实施对外援助与合作计划，带动了资本输出。另一方面，也大量输入国外资本。自1955年以后，联邦德国在大部分年份的长期资本输出净额都是负数。在60年代中期以前，私人资本对外投资积极性不高，当时经济高涨，国内投资机会多，劳动力充足，工资水平较低，又有政府鼓励，投资赢利前景看好。这种情况，有利于国内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奇迹”的重要条件之一。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百分比）都比较高。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失业逐渐下降，到60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据统计，1950—1954年每年的失业人数均超过120万，失业率在7%—10%之间；1955—1959年每年的失业人数在50万—100万之间，失业率在2.6%—5%之间；60年代每年失业人数降到50万以下，除1960年、1967年、1968年外，其他年份的失业率皆低于1%。实际上，为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联邦德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招募“外籍劳工”（Gastarbeiter），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国签署招工协议。1955年有“外籍劳工”8万人，1961年达到68万人。到1970年，登记的“外籍劳工”约200万人。
经济学家以各种“模式”来解释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大体而言，以下因素具有重要作用。首先，纳粹德国在战争中失败，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对战犯的惩治，使旧的统治集团和旧的社会秩序以及德国人曾经深信的一些信条，都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因素以特殊的方式，实施了一场德国历史上未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新的条件下，在西方帮助下掌握了权力，建立起“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抛弃了极端民族主义、军事工业化和武力扩张的道路，奉行一种“经济政治”原则，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经济的重建和发展。
其次，近代以来德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西部的工业基础尤其雄厚。战后初期人们对德国工业状况估计曾十分悲观，实际情况并不尽然。纳粹统治和战争造成浩劫，但其推行的军事工业化却扩大了工业生产能力。经过战争（包括盟国的轰炸）的破坏，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工业设备资产的总值仍然比1936年高出20%。纳粹时期为战争的目的，进行了大规模的科技及其应用（如现代武器、通讯技术、合成材料等）的研究。战后初期生产停顿，但扩大了的工业能力和科研成果仍然存在，可资利用。
再次，从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角度看，德国人总体上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基础，有较多高素质的人才和熟练的劳动力，以及重秩序，讲效率，敬业勤勉的精神。战后初期近千万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以及此后不断来自民主德国的人员中，有相当多熟练工和技术人员，也是一种优质的人力资本补充。仅1952—1963年来自民主德国的人员中，就有工程技术人员2万多人，医生4500人，高校教师上万人。据估计，12年间这类人才资本转移总共约值300亿马克。大量的“外籍工人”也功不可没。1964年9月，联邦劳动部长称“外籍工人”是“德国经济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德国还将继续依赖“外籍工人”。
在联邦德国形成了一种共识，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执政者相信“社会市场经济”，认为首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并解决其他问题。所以，实行“供应优先的增长政策”，发挥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同时适当发挥政府功能，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为了经济增长，这一时期联邦德国保持着很高的积累率（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和投资率（国民经济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50年到1966年间，积累率最低的年份为13.5%，最高的年份达到22.3%。投资率最低的年份超过20%，最高的年份高达27%。50年代上半期，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2.9%，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1955—1965年有所放缓，但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6.9%。另一面是控制工资和消费的增长，从而将国民收入的较大份额变成积累和投资。同时，建立起一套制度（如企业“共决制”等），促进劳资合作，以利于经济发展。工会吸取了历史教训，提出了较为温和的目标，追求“劳资共决”等“经济民主”，而不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工资为首要诉求。劳资关系较为平稳，罢工较少，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扩大生产。50年代期间，联邦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几乎没有上升（按马克计算每年上升约2.2%，而实际单位劳动成本每年下降0.9%）。同一时期，英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却上升了约50%。
从国际条件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仅帮助建立了联邦德国，而且很快取消对其经济的限制，并提供援助（如“马歇尔计划”）。到1954年10月，联邦德国获得西方援助约为44亿美元。在经济发展资金不足之际，这些援助的意义不言而喻。美国和北约组织提供的安全保障，有利于联邦德国节约防务开支，增加外汇收入（盟国驻德军事力量的开支用美元和英镑支付）。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约20年的发展“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及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和相对有序的世界经济体系。联邦德国利用了国际环境中有利的一面，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搭上了西方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快车，造就了自身的“经济奇迹”。
二、温和通胀下的中低速增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宏观经济环境趋于恶化，联邦德国经济中的问题也积累起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胀和失业加剧。多种因素使得“经济奇迹”时期的高速增长已不可持续。1966—1967年发生衰退。此后直到统一之前，在这20多年中，经济环境和发展形势复杂多变，联邦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期间加强宏观调控的阶段，二是80年代联盟党科尔政府强化市场和减少政府干预的阶段。从经济运行状态的角度来看，“经济奇迹”阶段结束了，总体上出现一种温和通胀下的中低速增长的状态，可以称为一种“新的常态”。从1966年到1990年，经济年增长率超过5%的只有五年，最高为1969年的7.5%，还有三年出现负增长。不过，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经济的总体表现，仍算得上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为世人称道。
1966年上台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府”为克服衰退，在1967年制定《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体现了兼顾稳定和增长的思路，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要求有关各方“协调行动”。以该法为标志，强化了反周期性的经济宏观调控，收到了一定效果。1968—1969年出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1970—1973年间仍然实现了中速增长，年增长率在3%—5%之间。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经济总量被日本超过，由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成了第三大经济体，但其工业品的出口和黄金外汇储备额则跃居西方各国的首位。不过，政府干预的扩大和其他的改革措施（如扩大福利和教育经费等），都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致使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逐渐加剧。
1974年和1975年，联邦德国经济再次衰退，原因之一是石油价格暴涨的冲击。西方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病，联邦德国也未能幸免。1974年上台的施密特政府一方面试图遏制财政开支增长过快的势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增长，而控制通胀则效果不明显。在70年代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联邦德国经济在80年代初又陷入一轮衰退。1974—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其中1974年为0.2%，1981年仅为0.1%，1975和198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而财政赤字、国家债务、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剧，均创其建国以来的新纪录。据官方统计，1975年国债（联邦、州、地方政府债务）是2560亿马克，1980年达到4690亿马克。其中联邦政府的债务由1976的1333亿马克上升到1980年的2323亿马克。而失业自70年代中期起就连破百万大关，80年代更趋严重，1982年达到183万，也创造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纪录。增长乏力，投资不振，通货膨胀，失业剧增，几大问题彼此纠缠，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的难解之结。
1982年后，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政府执政，着力缩减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降低通胀，并重新强调“市场”，鼓励私人资本的积极性。经过努力，财政赤字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国家债务增速放慢，物价重新趋于平稳，经济出现较低通胀之下的低速增长。1987年的生活费用物价指数比五年前（即1982年）高出约8.1%（而1975—1980年的五年中物价却上升了29.1%），1986年的物价甚至比上一年有所降低。1983年到1990年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5%—5.5%之间。其中1990年增长率为5.5%，已达到中等增速。但是，财政赤字并未消除，国家债务仍在增长，1983—1987年五年间联邦债务增加了29%，只是净债务有所下降。尤其是失业问题没有减轻，反而再创历史新高。
在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不振、世界贸易下降期间，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逆势增长，不仅保持而且加强了贸易大国的地位。1973年它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3266.5亿马克，1980年上升到7080.4亿马克，1988年达到10285.6亿马克，稳居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地位。其出口则在1986和1987年上升到世界首位。其1973年的出口额是1796.75亿马克，1980年为3574.5亿马克，1988年进一步达到5789.7亿马克。其对外贸易继续连年顺差。1987年联邦德国在西方各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占17.4%，在工业制造品出口总额中占19.3%，两项指标均超过美国和日本；同年联邦德国有14种产品，美、日只有6种产品的出口占世界贸易首位。联邦德国与欧共体的贸易占有特殊地位。1970年其进口的44%、出口的40%是在欧共体中进行的，到197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提升到48%和45%。1988年，联邦德国向欧共体国家的出口更占到总出口的50.8%。联邦德国经济依旧具有“出口依赖”的特点，程度有增无减。其出口占整个产出中的份额由1970年的18.8%上升到1980年的23%和1985年的27.6%。在对外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进一步提高。1973年到1988年，其进口中制成品的比例（按贸易总价值计算）从占52%上升到68%，而出口中制成品的比例，则从85%上升到87.5%。其黄金外汇储备（包括外汇、特别提款权、黄金和欧洲货币单位）继续增加，1972年的总额约730亿马克，1978年达到1028亿马克。1979年底超过美、日、英、法等国。80年代上半期其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仍居前列。马克一路走强，其对美元的汇率1950年为4.2∶1，1973年升至2.7∶1，1989年再升至1.9∶1。仅1972—1979年几年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85.8%，对法郎的汇率提高了47.7%，对英镑提高了98.2%，对里拉提高了159.3%，对日元提高了44.8%。马克成了世界最坚挺的货币之一，也是仅次于美元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
从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的资本输出强劲增长。一系列因素（国际竞争激化、大量的贸易结余、马克升值、国内工资成本增加等）促使资本投向国外。80年代联邦银行总裁珀尔（Karl Otto Phl，1929—2014）坦言：“我们必须用资本出口平衡商品和劳务过剩，包括直接在国外投资。”60年代联邦德国的资本输出总额仅为656亿马克，70年代超过1445亿马克，而仅仅1980—1981年就超过了580亿马克。尤其是私人资本的输出激增，资本雄厚的大康采恩充当了主力。资本输出的增长比商品输出的增长更快，1971—1979年联邦德国商品输出年增长率为11%，资本输出每年增长14%。1952年到1981年的30年中，私人在国外长期投资总额达2311亿马克。在国外办企业是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1979年联邦德国在国外的企业有10937家，资产4460亿马克，年营业额2721亿马克，就业人员160余万。长期以来，联邦德国资本输出大部分投向西欧和美国，投向亚非拉的份额较小，但数额还是增加不少，如1970年为62亿马克，1980年达到了191亿马克。联邦德国作为长期资本净输出国的年份，在1955—1969年的15年中有四年，净输出最多的1963年也仅为3.9亿马克；而1970—1989年的20年中则有九年，净输出较多的是：1972年45.6亿马克，1973年52.4亿马克，1979年66.3亿马克，1986年高达146.6亿马克。到80年代，联邦德国成为排在美、英之后的重要资本输出国。
在数十年中，联邦德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周期波动甚至衰退，年增长率总体呈递减趋势。但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其经济指标总体上是相当好的。它在60年代重新成为经济大国，其GDP按现价（市场价）计算，1950年为978亿马克，1989年达到22490亿马克，相当于1950年的23倍。据1982年联合国资料，按当年美元计算人均可支配国民收入，1960年联邦德国是1186美元，1970年2701美元，1979年10837美元。在美、英、德、法、意五国中，1960年联邦德国已高于法、意，1970年超过英国，1979年超过美国。其货币和物价相对稳定，居民的收入和财富较少因严重的通胀而缩水，从而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七八十年代，苦于“滞胀”的西方各国看好联邦德国经济，美国并一再要求其充当拉动西方经济走出衰退的引擎。
三、经济力量的集中与垄断的发展
经济力量的集中，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德国在20世纪初就是一个经济力量高度集中、垄断组织发达的国家。二战以后，新的科技革命，增长条件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革，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等，使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有增无减。联邦德国也不例外。
联邦德国建立后，制定《反对限制竞争法》，对卡特尔的成立与活动、企业的合并进行限制。但是，这未能阻止经济界重新走向集中，其理由是“合理化”。一些大企业被拆散后的后继公司纷纷重新集结。1957年有媒体指出：鲁尔区所有的大康采恩，除联合钢铁公司之外，“几乎都达到了使战胜国所实施的非卡特尔化完全化作乌有”的程度。到60年代初，无论是主要的工业部门还是银行领域，都恢复了康采恩的传统结构。到70年代，增长率降低，竞争激化。1973年修订《反对限制竞争法》，加强了对企业合并的限制，但合并势头不减反增。据联邦卡特尔局的资料，注册的企业合并，1958—1967年间平均每年有34起，1968—1972年间每年205起，1973—1978年间每年多达429起。另据统计，在1973年后的五年中，收买和合并公司的件数达到2015起，比1967—1970年间（646起）多出两倍以上。又有报道说，从1974年到1985年，提出的合并申请共6430件，被否决的仅有65件。大企业是合并的主力。例如1973到1982年，蒂森公司进行了69次合并，莱茵—威斯特法伦电力股份公司进行了122次合并，“费巴”公司进行了215次合并，鲁尔煤矿公司进行了69次合并，等等。从1949年到1988年，耕地在10公顷以下的农业企业由126万余家减少到31.7万余家，耕地50公顷—100公顷的大型农业企业由1.26万家增加到3.68万家，耕地面积100公顷以上的农业企业则由近3000家增加到6000余家。这也是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合理化经营发展的结果。
以下事例也可反映经济力量集中之一斑。杜伊斯堡的克吕克内公司，是战前鲁尔大钢铁公司中最先被开刀分割的。到1954年，它刊登广告，号召《重新一起回来》。它的女儿公司，即其分散后的继承单位，以不同方式重新加入了母公司。战后初期曾被强行分散的克虏伯等巨型公司，50年代也重振旗鼓，并进行了新的联合或合并。蒂森钢铁公司是战前联合钢铁公司拆散后的一家后继公司，但不久以后就实行了一系列的合并。按销售额，1978年蒂森、曼内斯曼和克虏伯分别在世界冶金工业公司中居第三、第四和第六位。在化学工业中，原法本康采恩在战后被拆散成五家公司。50年代初，其中的三家成为赫希斯特公司、拜耳公司和巴斯夫公司（巴登苯胺苏打公司），1978年分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销售额居前三位的巨型化工企业。1957年，在资本主义世界销售额最大的50家公司中没有一家德国公司；到1962年就有三家联邦德国公司跻身其中；198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七家，它们是化学工业的拜耳、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公司，汽车制造业的大众和奔驰，电器—电子生产的西门子公司和钢铁—机器制造巨头蒂森。在欧洲范围内，1976年列前15位的最大公司中，有7家是联邦德国的，它们是赫希斯特、巴斯夫、戴姆勒—奔驰、大众、拜耳、西门子和蒂森。按年销售额，最少的蒂森为79亿美元，最高的赫希斯特和巴斯夫分别为93亿美元和92亿美元。每家公司员工在10余万至20万以上不等。如果要算欧洲前25家最大的公司，则还要增加三家德国公司，即通用电气—德律风根、鲁尔煤炭和曼内斯曼公司。
在有些情况下，官方为经济调整和“合理化”等目标，充当了合并的推动者。例如，1966年官方曾进行积极活动，促成两家造船厂的合并，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造船业巨头——霍华德集团德意志造船厂。1969年政府又在两家飞机制造厂合并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提出这些企业合并，作为得到新的大笔军事订货的条件。1969年政府推动25个煤炭企业合并成鲁尔煤炭股份公司，其采煤量占整个鲁尔区的94%。后又签订一系列协议，所产生的合并企业的采煤量约占全国的80%。80年代初，政府又以鲁尔钢铁企业的联合，作为提供补贴的条件。尽管未能成立单一公司，但经过调整，鲁尔钢铁业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80年代后期，戴姆勒-奔驰集团收购几家公司组建“戴姆勒奔驰航空股份公司”，曾被卡特尔局否决，但由“部长特批”得以实施，目的是支持本国的“空客”开发与企业做强。
在联邦德国，一直都大量存在着中小企业。例如1981年，工业中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下、营业额不超过1亿马克的企业和商业、服务业中职工人数50人以下、营业额不超过200万马克的企业，共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全部营业额的51%。80年代上半期，每年净增加中小企业数万家。另据统计，1950年全国共有小企业88万余家，1982年减少到49万余家，同期这类企业雇佣的人数由331万余人增加到397万余人，总营业额由270亿马克上升到3682亿马克。中小企业是整体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利于增加生产和扩大就业，在经济衰退时期更有意义。政府对中小企业实行保护政策，包括减轻税收，提供财政援助、培训等。《反对限制竞争法》对中小企业建立卡特尔网开一面。70年代一些州制定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促进法》。80年代科尔政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中小企业大量存在，也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在工业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在第三产业中企业大量增加，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
不过，朝生暮死仍然是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命运。1972年《明镜》曾报道说，在过去20年内，约有20万名企业家破产，或是被垄断资本并吞或控制。从上节所引数据可以看到，从1950年到1982年，小企业的总数减少了近40万家，即减少了近45%。单就工业而言，企业总数在1970—1980年间由9.53万家下降为4.87万家，其中雇用1—99人的小企业在1970年占全部企业数的84.5%，1980年下降到占72.5%。在经济危机下，1974—1977年企业破产数比1970—1973年增加近一倍。1981年破产企业超过万家（11653起），主要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存在，没有改变经济力量集中的基本格局。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其营业额却较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为数不多的大企业占营业额的比例很大。如1973年在工业中，头三家大企业的营业总额一般占本部门的1/3以上，有些占一半以上，个别行业竟超过80%。如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和赫希斯特公司控制化学工业营业总额近70%。蒂森等六家钢铁公司控制着钢铁工业股份公司资本总额的82.4%。大众等四家汽车公司占全国汽车工业营业额的88.9%。西门子等七家公司控制了电气工业总营业额的71%。80年代中期各行业市场中，本行业六家最大企业占据的份额分别为：烟草业94%，航空航天机械90%，采矿80%，矿物油80%，办公设备、电子数据处理机78%，公路运输工具69%，造船56%，钢铁54%，橡胶制品48%，电子工业41%，化工40%，玻璃工业39%，精密机械和光学设施26%。许多中小企业成了大公司的协作和供货企业，受制于巨头们。60年代中期，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分别拥有3万家供货工厂，化工企业拜耳和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有大约1.7万家供货或协作工厂。许多大公司通过合并和吞并，成为跨部门的巨型混合型企业和跨国公司。
除了实力强大的企业巨头，还有各种卡特尔。德国曾被称为“正统的卡特尔之国”。虽然经过了战后初期的“非卡特尔化”，又有《反对限制竞争法》，各种卡特尔仍以不同理由建立起来。如1959年煤炭业和石油进口商达成卡特尔协定，以帮助德国煤炭业应对进口石油和煤炭的压力。石油公司承诺不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销售石油，不扩大市场份额，直到煤炭囤积减少一半。此事遭到艾哈德反对，但得到阿登纳支持。70年代初期，北部地区约350家建筑公司加入了建筑价格卡特尔。据当时联邦卡特尔局确认，化纤工业的所有企业都参加了本国、西欧或其他的国际卡特尔。1958年到1978年提出申请的620个卡特尔协议中，有389个被卡特尔局裁决为合法。1978年仍然有效的卡特尔协议为266个，包括中小企业卡特尔63个，贸易卡特尔51个，专业化卡特尔63个，合理化卡特尔21个。此外，还有各种改头换面的“非正式和不公布协议”的卡特尔。70年代修订《反对限制竞争法》，把“君子协定”或所谓“早餐卡特尔”之类列入禁止范围。但由于它们是“非正式的”，要加以监督或禁止，实施起来很难，因为取证很难。
为数不多的巨型企业控制着经济，站在它们背后的是银行。战后初期，盟国认为德国大银行过分集中，要加以解散。战前德国最大的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被分成10家，德累斯顿银行被分散成11家，商业银行被分成9家，且不许其后继银行彼此建立法律和金融上的联系。但经济建设需要银行发挥作用，银行界极力在幕后酝酿重新集结。为冷战的需要，西方盟国也对联邦德国银行重新集中开绿灯。1952年3月，盟国高级专员批准了联邦德国的一项法律，德意志银行的10家后继银行改组为3家，即汉堡的北德银行、杜塞尔多夫的西德银行和法兰克福的南德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后继银行也各改组成3家银行。这成为恢复三大银行的序幕。1957年，北德银行、西德银行和南德银行正式重新合并为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的3家后继机构也正式再次联合。商业银行也宣布了类似的重组。不仅三大银行起死回生，一些主要为地区性的大银行如巴伐利亚联合银行等，也迅速加强了实力。大银行还积极进行国际性拓展，在70年代迅速发展。到1980年，德意志银行已在50多个国家拥有80个分支机构，其中40个在外国银行中参与了资本；德累斯顿银行在外国有51个分支行、子银行等，商业银行在国外的分支机构则为67个。
大银行与大公司通过资本交织、金融联系和人事结合，形成巨大的财团。到1960年，德意志银行等三大银行已控制了联邦德国工业股份的大约56%。它们各自都持有数十家公司的股份。1964年政府对425家大公司的调查表明，它们的总资本相当于全国股票市场上所有证券的票面价值的3/4，而其中有70%是受银行控制的。在人事方面，1960年三大银行控制了代表400家大企业资本70%的股东大会。1964年一份官方报告开列了318家公司，它们的董事会里共有537名银行家。1978年，全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90家大股份公司的监事会中有195名代表，包括任名誉主席、主席和副主席的76个席位。仅德意志银行就在西门子等36家大公司监事会派有代表，占据主要席位51个；德累斯顿银行在通用电气等23家大公司监事会中占据主要席位24个；商业银行在拜耳公司等14家大企业监事会派有代表，占据主要席位14个。在最重要的国营企业的监事会中，也几乎无例外地坐着大银行的代表。反过来，许多大企业也是银行的大股东，在银行监事会中有固定代表，有的兼任重要职务。
银行与企业结合，形成巨大的财团。它们有以银行为中心形成的，如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商业银行财团；有以工业垄断组织为中心的，如蒂森财团、法本财团、弗利克财团、克万特财团；还有地方性的，如巴伐利亚联合银行财团等。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和商业银行财团实力最为雄厚。1978年属于这三大财团的康采恩和大企业的营业额约为4500亿马克，雇用的员工总数超过300万。这三大财团同几个工业资本财团一起，几乎控制了化学、钢铁、商业、电子、电气和金融等重要经济部门。它们是联邦德国经济权力的真正中心和主宰者。
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曾指出，德国在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甚至高于美国。在法西斯统治和二战期间，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度。联邦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强调私有企业和市场竞争。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比较顺利，国家干预程度较低，但是必要的干预一直存在。联邦德国国有经济成份较小，却一直存在。战前纳粹政府的一些企业战后被改组，成为国有企业。联邦和地方政府又投资新建或参与一些企业。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基础部门或传统部门，通常是国家参与和控制最多的部门。国家参与和控制的主要方式是持股。如60年代，联邦政府在约3000家企业中拥有股份。联邦拥有全部或部分股份的主要有六大企业：费巴公司（联邦股份占43.8%），大众汽车（联邦股份占20%），萨尔茨吉特公司（联邦股份占100%），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司（联邦股份占87.2%），工业管理有限公司（联邦股份占100%），萨尔煤矿公司（联邦股份占74%）。这些大企业还不断合并或兼并其他企业，扩大地盘。
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和信贷政策、经济结构政策、地区政策等，对经济实行调控。1966—1967年后，“社会市场经济”进入了兼采凯恩斯主义，实行“宏观调控”的阶段。后来科尔政府的“转向”，也只是局部调整。这类政策措施前文已多有述及，体现了联邦德国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对整个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二战的结果曾使德国工业水平大为下降。1939年德国西部工业核心地区（战后的英占区）的经济中，工业成分占45.5%，农业部分占9.6%。到1947年，这一组数字分别变成了40.7%和23.6%。但随后不久，联邦德国踏上和平的工业化—现代化征途，并很快重新进入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地位，其经济结构则经历了调整、转型升级和高端化。
按通常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联邦德国第一产业（农、林、渔业）在几十年中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比重却持续下降：1950年是10.7%，1980年下降到占2.2%，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只占1.7%。第二产业即工业（包括采掘、动力、加工和建筑业）发展迅速，其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重，则先升后降：1950年为49.7%，60年代初上升到53.2%，70代年后开始下降，失去了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三次产业中领先的地位。1980年已下降到占44.8%，1985年又下降到占42.8%。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商业、交通和服务行业）呈现持续增加的势头：1950年占国民经济产值的39.6%，1970年占45%，1980年达到53%，1985年更达到55.5%。巨大的变化发生在70年代，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联邦德国开始进入一个与传统或古典的工业化不同的新阶段。联邦德国学者说，70年代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的过渡，也有人称为“后工业社会”。不过，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强大，仍是联邦德国的一大特点。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过度工业化”，并造成高度依赖出口和加剧环境问题等负面效应。
经济转型和升级还体现在科技水平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部门增长迅速，劳动力密集和资源消耗型部门的比例下降，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转变。首先，各经济部门经历了技术改造和升级。农业实现了现代化。1950年到1975年，农业中使用的氮磷钾肥从243.2万吨增加到410.7万吨，拖拉机由13.9万台增加到144.4万台。6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机械化、科学种田和生产的社会化，农业产量和产品自给率大为提高。例如小麦、大麦、燕麦、黑麦、马铃薯、甜菜六种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1950年为1942万吨，1989年达到5279万吨，同期它们的总种植面积则减少了数十万公顷。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第一产业对GDP的货币贡献，从1950年约100亿马克增加到1985年的380亿马克，但同期就业人数则由481.9万下降到136万，劳动生产率由20提高到230（以1970年为100）。在工业中，采矿、冶金、纺织等传统工业积极实现技术升级。如钢铁企业在60年代采用先进的吹氧金属冶炼法，70年代开始采取钢铁连铸法等新技术。蒂森、克虏伯、曼内斯曼、鲁尔煤炭等老牌企业加强研发和应用新技术。80年代在全球新的技术革命背景下，加强了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加速了微电子、数据处理、自动控制等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大量购买和自主研发，在冶金、机床与汽车制造、化学、核电等部门以及电器工业的一些次级部门中，80年代已赶上美国的科技水平，在研制、生产和运用微电子产品方面，接近美国和日本。例如联邦德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1983年达到4880个，名列西欧国家第一。其于1989年通过试验的磁悬浮高速列车，集成了大量的高新技术。
其次，工业的内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采矿、钢铁、建筑、纺织、食品等传统工业的比重下降，与现代科技密切联系的机器制造、石油化工、汽车、航空航天、电气、精密机械和光学仪器等，发展迅速。化学工业一直举足轻重。石油化工的发展，高分子合成技术的突破，各种特殊材料、复合材料的生产等，促进了化学工业的迅速增长。联邦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核能技术引进和研发，70年代成为世界主要核电设备和技术出口国之一。从数据看，从1950年到1979年，联邦德国工业整体（不包括建筑业）净产值年均增长5.8%，但其中技术含量高的部门年均增长率远高于此，如石油加工业10.4%，化纤工业10.6%，车辆制造业9.4%，电气电子工业8.8%，塑料品生产16.8%。1960—1980年20年间，化工、石油提炼和塑料部门对工业总增加值中的贡献率由9.2%提高到16.4%，电力机械部门的这个数据从7.4%上升到11.5%，精密仪器和光学产品则由1.7%上升到2.3%，商用机器和计算计机制造由0.3%上升到1.4%，车辆制造业由7%上升到10.6%，而钢铁、建筑、玻璃、木材、造纸、印刷、纺织和服装、食品等部门的贡献率都下降了。
其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先进技术产品的供货能力等方面，进入了世界领先地位。从1962年到1981年，联邦德国无论是整个生产还是加工业的工人都减少了约10%，但工业净产值却增加了91.6%，按工时计算的产值（劳动生产率）则增加了189.3%。其每个工时创造的GDP（按1990年国际元/小时计算），1950年是3.99，1973年是14.76，1990年是21.94。其1950年的劳动生产率是西欧平均水平的72%，美国的32%，1990年达到西欧平均水平的91%，美国的73%。1970年德法意英美日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排名中，联邦德国居第二，仅次于美国，1980年更跃居首位。而其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在1952年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1980年达到90%。在市场上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供货能力，是衡量国家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1972年联邦德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先进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同类产品出口中的比例，分列第一、二位；1981年位次有所下降，仍居前三（美、日、德）。1986年在世界九个“未来工业”领域中，联邦德国在五个领域居世界市场的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曾将联邦德国的“竞争力指标”评定为世界第四位（排在日本、美国和瑞士之后）。尽管联邦德国在科技方面，主要在高新技术领域，仍存在“短板”，但总体上无疑处于国际先进行列。
其四，经济的地区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以往德国工业集中于北部和西部，特别是莱茵威斯特法伦地区。鲁尔长期是德国工业的象征，也是西欧最大的工业中心。但随着传统工业的重要性削弱，老工业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形见绌，而新工业中心则在发展中形成。例如，巴伐利亚以前主要生产消费品、食品和嗜好品，到80年代成了重要的新兴工业区域，聚集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水平较高的企业，首府慕尼黑成为最有前途的高科技工业中心之一。基于工业的强劲发展，巴州执政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甚至底气十足地声称“进步是讲巴伐利亚语的”（“Der Fortschritt sprichtbayrisch”）。到80年代，全国大体形成几大工业区域：以鲁尔为中心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西部工业区），以汉堡不莱梅为中心的工业区（北部），以巴伐利亚（慕尼黑）为中心的工业区（东南），以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为中心的工业区（西南）和萨尔区。这些区域各有特点，整体格局比战后初期已颇为不同，甚至出现了新的不平衡——联邦德国的“南北问题”。南部巴伐利亚、黑森和巴符州的增长速度快于北部的石荷州、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汉堡等州。在全国GDP中的比例，1960年北部约占52%，南部占48%；到1982年北部下降为46.6%，南部却上升到53.4%。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巴伐利亚、巴符州成为新的产业和研发中心的集中地，基本能达到充分就业。传统老工业区如鲁尔和萨尔等地，则受到结构性危机的困扰。煤炭业从50年代起就相继受到进口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竞争，后来又受到核能的竞争。钢铁业因需求下降，以及日本等国钢铁企业的竞争，也陷入困境。这类传统工业区不得不进行艰苦的调整、转型和改造，失业问题也相对严重。直到80年代，问题依然严峻。例如，由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萨尔受煤钢工业危机的打击特别严重，政府不得不出手相救，在1978年到1985年间提供了26亿马克的补贴，萨尔钢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约40%。1985年，一家萨尔钢铁厂面临破产，州政府收购这家钢厂76%的资产，设立专项基金等，加以救助。不断上升的救助费用，加剧了北部各州的财政困难。这种“南北”差异，导致80年代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汉堡等州发起“穷州联盟”，要求联邦发挥作用，提供资助。老工业区的调整，有时激化矛盾。1987年鲁尔地区一家大型钢铁厂关闭的计划透露后，工会强烈抗议。联邦政府不得不提出一项五年计划，追加5亿马克资金，帮助鲁尔建设基础设施和大型研究中心。
五、发达经济大国的富裕与贫困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前提下，联邦德国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业中的每周货币工资呈现稳步增长：50—60年代，以1955年为100，则1970年达到300；70—80年代以1975年为100，则1990年达到207。换言之，1970年比15年前（1955年）增加了两倍，1990年比15年前（1975年）增加一倍。农业中的每周货币工资的增长情况，与工业中基本相同。从绝对数来看，1960年工业工人每周总收入不到150马克，1988年每周超过700马克。横向比较，1960年联邦德国制造业中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及美国的一半，到1980年已接近美国，高于英法意。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联邦德国工资的增长甚至快于经济增长。70年代工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到70%以上，1981年接近75%。广泛的福利，相对稳定的货币，较低的通胀，有利于收入的实际增长。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人均私人开支也增长了。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联邦德国人均私人开支，在1973年是3000美元，1980年达到7340美元。70年代有社会学家指出，随着经济增长，联邦德国开始进入“富裕社会”。在1969—1972年间的民意调查中，有60%—70%的人认为其经济状况是“好的”，只有10%的人认为自己处于贫困状态。除了少数的边缘人群之外，贫困不再是某一社会阶级的整体命运。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之一，私人电话、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私人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广泛进入寻常人家。联邦德国电话装机总数是：1950年239.3万，1989年达4309.5万。电视接收许可证的数量，1953年仅微不足道的0.2万，1989年为2414.2万。全国的私人汽车拥有量，1950年是51.6万辆，1988年是2887万辆。每千人拥有量在1988年达到470辆。
其二，收入提高，工作时间缩短，带薪假期增加，普通人有了金钱和时间去度假和休闲，追求更丰富的生活。建国早期，雇员平均毎周工作48小时，1956—1957年间缩短到45小时，1965年开始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70年代末，大部分雇员已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据联邦统计局数据，1990年联邦德国的实际每周工作时间38小时。工薪阶层每年享受6周或更长带薪假期者达70%，享受5—6周的占25%，享受3—5周的占5%。1965年到1982年，中等收入雇员的四口之家，每月消费开支平均由881马克上升到2691马克，即增加了两倍。同期用于休闲的开支则增加了两倍半。休闲开支中最大的份额是度假和休闲旅行。1965年每个家庭用于度假的开支占24.6%。1982年则占28.8%；1965年用于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开支占12.4%，1982年达14.7%。由于联邦德国人到国外旅游度假大增，1978年联邦新闻署特地制作一套图文宣传资料，发行数百万份，要求德国旅游者在国外注意行为举止，据认为是要避免激起人们对德国人的成见，并“把德国旅游者变成亲善大使”。
联邦德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1974年联邦总统发表声明称：经过25年的努力，联邦德国已成为“能够向公民提供高度自由、经济福利和社会安全的国家”。但是，在所谓“趋平的中产阶级社会”里，贫富差距并未克服，离社会“公正”或“平等”还有距离。不同年代都有数据表明这一点。据统计，60年代在农、工、商业中，“自主经营者”（Selbstndige，或译“独立经营者”，包括企业主、农场主、独立手工业者等）家庭约占全部家庭的16%，拥有全部私有财富的47%；工人阶级家庭占33.7%，只拥有全部私有财产的17%。从1950年到1970年，全国雇员拥有的财富占全部实际财富的份额，由30%下降到15%。1967年纳税人中3%的最富有者，控制着全部可纳税财富的42%。一项题为《德国的富豪和超级富豪》的研究指出，1960年包括约5万个家庭的“财富寡头”，每家拥有超过1000万马克的财富。70年代的情况也没有改善多少。1973年有统计说，联邦德国最富有的25%的家庭掌握全部私有财产的80%，而最贫穷的30%的家庭只拥有全部私有财产的1.5%。7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估计，全部财富的28%控制在全国1%的人手中。政府采取旨在使收入和财产分配变得平等一些的政策措施，成效有限。从建国直到70年代，占总数一半的家庭只支配着全部国民收入的约1/4，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变化。自主经营者家庭的收入比其他群体的收入增加速度要快得多。1976年一位基民盟的社会政策专家说，联邦德国存在“新的贫困”，有220万家庭共580万人口的收入低于社会救助线，其中包括110万领养老金家庭，60万工人家庭，30万薪金阶层家庭。而数百万外籍工人及其家庭，多数从事繁重而收入偏低的工作，生活条件恶劣者不在少数。80年代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中认为，联邦共和国在80年代已不同于其早期，但收入分配和资产分配的发展，并未证实所谓“趋向平等的中产阶层社会”的观点。1983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将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福利的扩大引为自豪，同时指出“各个阶层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别依然悬殊，因而社会公正依旧是一个遥远的理想”。
1982年科尔的联盟党—自民党政府执政后，情况如何呢？科尔宣称要多一些市场，反对太多的人长期依赖他人生活，要鼓励个人的积极性等，其政策带有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如侧重鼓励私人资本积极性，控制社会福利开支等，对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是不利的。官方统计，科尔上台后的几年中，雇员实际收入下降的速度放慢了，个别年份还有所提高，但不同群体收入的差距却扩大了。例如，80年代全国雇员的人数增加了，雇员的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雇员实际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企业家收入的增长，形成逐渐扩大的剪刀差。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强一些重点领域，总体上开支的增长则大为放慢。这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据统计，1988年全国有贫困家庭210万户，人均收入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较贫困的107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50%—90%（低于平均水平）；中等家庭有45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90%—100%（接近和相当于平均收入）；富裕家庭710万户，人均收入为平均水平的110%—200%（高于平均水平）；极富家庭180万户，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两倍以上。中高收入者占了不小比例，大体呈“两头小中间大”，但进一步细究，贫困和较贫困的人口有3280万，比富裕和极富裕的人口多出了1000多万。换言之，“下头”比“上头”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