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从建国到1990年统一，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政局变化。从建国到60年代初，联盟党占据政坛优势，领导联邦政府，阿登纳长期担任总理，政治上保守倾向比较浓厚。此后变革呼声强化，中经“大联合政府”的过渡，到60年代末开始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十余年的联合执政，推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而后保守主义回潮，80年代联盟党重新上台，执政直到统一之后。历届政府的政治倾向有异，政策时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是走了一条温和的“中间”道路，或属中右，或属中左。激进左翼和极端右翼的主张，都遭到拒斥。
一、阿登纳和艾哈德领导的联盟党政府
从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合称“联盟党”）就在联邦层次上执掌权柄。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历次大选，联盟党都取得优势。特别是在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中，联盟党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和议席，达到高峰。阿登纳连任总理，直到1963年。他是一位兼具基督教传统和自由主义的保守政治家，注重实际，强烈反共，也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他那种家长式的、具有权威主义特点的执政风格，遭到左翼自由派的批评。但在一个缺乏稳定和安全的国家，对于习惯于强势政府，尚未完全摆脱迷茫的民众，这种执政风格和权威又有产生的条件，甚至有某种必要性。
这是联邦德国内政外交的创制和奠基时期。当时百废待兴，复兴之路正长。人们对新的共和国能否巩固，疑虑颇深。联邦德国又背负历史重负，处在冷战夹缝中，没有国际地位，缺乏国际信任。在困难的条件下，阿登纳政府以非凡的努力，初步稳定和巩固了国内基本制度，重返了国际社会，造就了“经济奇迹”，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阿登纳以艾哈德主管经济，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政策实行之初，批评不绝于耳。1948年取消价格管制放开市场后，物价上涨，失业上升。工会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强烈抨击，美国占领当局责怪艾哈德改变盟国关于价格管制的指令。艾哈德坚持信念，认为如果后退，就会“再度恢复计划经济，通过国家管制和官僚主义的干预，把我们逐步导向极权主义”。不久，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初现繁荣，生产开始恢复和增长。然而直到1950年初，失业仍然严重。美国高级专员对艾哈德的政策表示强烈保留，阿登纳也疑虑重重。社会民主党要求艾哈德辞职。艾哈德仍是拒绝采取可能危及货币和物价稳定的干预措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联邦德国经济受到刺激，帮了艾哈德的忙。然而又出现原料和能源进口大增，外贸逆差和煤炭供应紧张。如何应对？阿登纳主张限制进口。财政部建议征收特别消费税，以济投资之需。美国则要求采取管制措施，来保证军需生产。但艾哈德坚持只能用“符合市场”的方式干预，决不能让管制经济从后门溜进来。他主张逐步放开物价，控制货币与信贷，降低税收，并扩大对外贸易。不久，经济形势好转。1952年恢复贸易的自由化。1953年工业生产达到1936年水平的160%。失业下降了。外贸转亏为盈，结余逐渐积累。1958年实现了马克的国际自由兑换。“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得到广泛认可。50年代后期，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人加强了斗争，要求实行再分配。米勒阿尔马克认为，应该进入“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二阶段，实行“制度化的国内和国际景气政策以便从制度上保证充分就业和持续扩展”。但艾哈德仍然强调应坚持市场原则，反对政府广泛干预经济。
制定反对限制竞争的立法，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西方盟国的要求。艾哈德在主持双占区经济工作时，就着手制订相关的法案。最初的法案要求建立反卡特尔制度，禁止一切形态的“经济强权”，即所谓“禁止原则”（Verbotsprinzip）。阿登纳也赞成制订法律，实行反卡特尔政策。但是争论很大。德国经济界有建立卡特尔的传统，经济学界、政府一般也不特别排斥经济的集中和建立卡特尔。工业界以种种理由阻止反卡特尔法，至多只接受较为宽松的“滥用原则”（Missbrauchsprinzip）。鲁尔工业权势集团批评“美国佬指手划脚”。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BDI）通过决议，说反卡特尔法会削弱企业的首创精神，威胁社会市场经济等等。德国劳工组织负责人也认为，应当依法惩处滥用卡特尔的行径，而不应该禁止卡特尔。艾哈德也表示“不是要根本禁止卡特尔，在对政治经济全局有用和必要的情况下，将允许组成某些卡特尔”。反卡特尔法案起草后，反复修改，直到1957年才在联邦议院通过，名为《反对限制竞争法》。其基本内容是一般地禁止卡特尔和类似安排，监督大企业滥用经济力量的行为。它在形式上保留了“禁止原则”，内容上则更多依据“滥用原则”，规定了不少的例外。所以被比作“瑞士干酪”，意即漏洞百出，不能真正阻止经济力量的集中和限制竞争的行为。
阿登纳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了1951年的《煤钢工业共同决定法》（Montan-Mitbestimmungsgesetz）和1952年的《企业组织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Betr VG，又称《企业委员会法》），为建立企业的“共同决定”制度，并形成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基本法》规定联邦共和国是“社会的国家”，意味着国家要承担“社会责任”，建立福利制度。阿登纳政府时期，在1950年恢复了养老保险制度。1952年制定法律（《均衡负担法》），向战争中未受损失者和在战后重建中致富者征收特别捐税，作为“均衡负担金”，救助战争受害者和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住宅建设，实行儿童补助、孕产妇保护、失业和事故保险等。1957年实行养老金改革，使之与职工收入的增长挂钩，被认为是联邦德国社会和财政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阿登纳时期，德国不少人对新制度还只是消极接受，许多人与纳粹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加之冷战激化，使得非纳粹化、非军事化、再教育等让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阿登纳的“历史政策”（Vergangenheitspolitik）是宽容与和解，对重要的纳粹分子要予以惩办，但对愿意接受新制度者，则给予出路，使其为新国家服务，况且各领域确实需要人才。1949年和1951年通过了赦免前纳粹分子的一般性罪行，允许其重新任职的法律。一批已被判刑的纳粹罪犯被减刑或提前释放。不少前纳粹官员和专业人士重新起用，甚至位居要津。如1950—1953年间新任命的部门领导成员中有60%曾是纳粹党员。外交部建立后，49名高级成员中有39名前纳粹党员。曾参与纳粹制定臭名昭著的1938年“纽伦堡法”，后被盟国列为战犯的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1898—1973）自1953年起担任总理府国务秘书达10年之久，成了阿登纳的得力助手。在重新武装的过程中，一批前国防军将校被重新起用。
不过，非纳粹化的成果并未被否定或取消。阿登纳是反法西斯的，他曾宣称决不允许以取消民主秩序为目标的极端现象抬头，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重演1933年的旧剧。他起用前纳粹分子，有过于宽容之嫌，但前提是这些人不得违反《基本法》，否则就可能重新面对整肃。在阿登纳政府的要求下，1952年联邦宪法法院取缔了纳粹残余组织“社会帝国党”。在建立联邦军队时，设立了由反纳粹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上校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在民主问题上的可靠性进行甄别，并否定了其中一部分人。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1957年联邦德国司法机关开始加强对战时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影响较大的如1958年在乌尔姆市（Ulm）进行的“行动队审判”（Einsatzgruppenproze）和1963—196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威辛审判”（Auschwitzprozess）等。1958年，最高法院在巴符州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设立纳粹罪行侦查中心，该中心后来收集了逾百万件纳粹罪行的资料，对系统持续地调查清算纳粹罪行，发挥了有力的作用。从1960年起，联邦议院通过辩论，一再延长对纳粹罪行追诉的时效，直到1979年决定取消追诉时效的限制。这意味着对纳粹罪行可以永久追诉，直到罪行得到惩处，正义得到伸张。同时，阿登纳政府奉行强烈反共的政策。在政府要求下，联邦宪法法院于1956年裁决德国共产党“违宪”，加以取缔。内政部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1910—1989）声称：对极右和极左的组织都要按《基本法》规定，同样对待，不能对右派采取措施，却给共产党留有余地。
阿登纳通过对西方“一边倒”，于1955年恢复了主权，加入了北约。随后开始重建武装力量。由“总理特别代表”特奥多·布兰克（Theodor Anton Blank，1905—1972）领导的负责军事事务的“布兰克办公室”（A mt Blank）改组成国防部，负责建军工作。1956年10月改由基社盟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任国防部长，调整建军计划，稳步推进工作。在欧洲推进法德和解，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并在1963年与法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对苏联和东欧则奉行“实力政策”，极力孤立和打压民主德国。
阿登纳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巨大成功，但其浓厚的保守主义特点，宽容和重用前纳粹分子，压制反对派意见，均遭到左翼—自由派的诟病，认为温和的右派（联盟党和阿登纳政府）与极右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共和国还可能“再纳粹化”。其对外政策向西方一边倒，对苏联东欧（包括民主德国）除了强硬，无所作为。阿登纳久任总理，家长式作风也逐渐令人不满。阿登纳所在的党内，矛盾也发展起来了。1961年夏天柏林危机，阿登纳政府面对柏林墙，无所作为，受到批评。时任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回忆：“柏林墙的修筑，对阿登纳的德国政策不仅是一个打击，而且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气候突变：反对阿登纳，反对联邦政府，反对联盟党。”在1961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联盟党得票比1957年下降近5个百分点，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均显著上升。联盟党拒绝社会民主党的合作意向，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但后者提出条件，要求放弃对苏东的僵硬政策，并由艾哈德出任总理。最后，阿登纳仍然担任总理，但1962年10月发生《明镜》（Der Spiegel）事件，再次冲击阿登纳政府。舆论和反对党抨击政府滥用权力，触犯新闻自由。执政党内也传出批评之声。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与事件有关，被迫辞职。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不满，宣布退出政府。阿登纳只好重组政府，最后在1963年10月辞去总理职务，由艾哈德继任。艾哈德在声明中宣称，将实行“中庸和谅解的政策”。1965年9月联邦大选后，联盟党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艾哈德继续担任联邦总理。
艾哈德任总理期间，根据其一贯信念，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着力减少政府干预，强调自由意味着责任，社会立法应使人们免于风险，但不应使他们免于竞争。他反对由政府出钱搞更多的社会项目，而是搞私有化，让更多人拥有财产。但他的构想受到工业界、工会、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掣阻。在他总理任期内唯一重要的私有化是1965年分散了大公司“费巴”（Veba）的股份，同年通过了鼓励低收入者持有股份和积累资金的法律。1963年经济向好，不少人（包括联盟党内）主张扩大福利，得到艾哈德支持。1965年是大选年，政府又为大选“送礼”，为退休人员、农民、母亲、儿童等开支数十亿马克。1965年上半年联邦议院通过了56项开支法案，其中3/4由政府提出，又对中低收入家庭减税。一增一减，联邦预算出现赤字。而经济增长却在1965年下半年放缓。1966年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为货币改革以来最低。通货膨胀有所加剧，1965年和1966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1%和3.7%。实际上，此次经济衰退并不严重，在所谓的危机高峰期，工业销售总额还比上一年增加3%，出口也比上一年增加12.6%。1966年10月底失业人数14.6万，而空置的就业岗位却有43.6万个。但是，在“经济奇迹”之后出现衰退和通货膨胀，却构成一种心理冲击，人们担心重演1920年代的恶性通胀或1930年代的大衰退。许多人主张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增长和就业。但艾哈德还是老办法：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削减开支，限制福利和补助，发挥市场作用。于是有了“艾哈德衰退”之说。艾哈德和联盟党的民众支持率迅速跌落，1966年联盟党在北威州的竞选中失利。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也开始转向。10月间，政府内部围绕1967年预算和长期财政措施发生分歧。艾哈德主张减支增税，平衡预算，遭到反对。自由民主党退出政府。联盟党内的政见和权力斗争也加剧起来。12月，艾哈德下台。
二、联盟党—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
联盟党支持率的下降和政府的危机，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机遇。该党自1959年宣布成为“人民党”以后，选举成就逐步上升。艾哈德下台后，联盟党推出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1904—1988）出任总理，同时希望与社会民主党合作。于是，组成了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Groe Koalition），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基辛格称“大联合”的组成是“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联盟党首次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也是后者自战后以来——实际上是自1930年以来——首次参加中央政府执政。但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尤其是与一位前纳粹官员（指基辛格）合作，两党联合又使朝野力量严重失衡，故而遭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有人说纳粹垮台仅20余年，一名前纳粹官员竟成了联邦总理，这是“一种侮辱”，“大联合”是“灾难性的婚姻”。没有了真正的反对派，非常可能走向专制国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联邦德国报刊上撰文，质疑“联邦共和国滑向何处”？面对质疑，基辛格声明：“大联合”在联邦议会拥有超过2/3多数的席位，人们对它抱有期待，希望它能够处理困难的任务。鉴于人们担心反对党太小可能蕴含的危险，他承诺将以一切努力，防止那种危险，保证让反对党有一切机会表达意见。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大联合”将只维持到本届任期结束时为止。
经济问题，即克服“艾哈德衰退”，成为“大联合政府”的首要课题。基辛格在政策声明中提出要整顿财政秩序，平衡预算，确保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大联合政府”的经济部长、社民党人席勒与财政部长、基社盟的施特劳斯合作，采取措施减少国家消费和增加收入，设法填补1967年预算的缺口。增加对铁路、公路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以刺激增长。最重要的措施是1967年6月通过《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提出经济的四大目标，所谓“魔法四角”（“Magisches Viereck”），即促进价格稳定（通胀率不超过1%）、较高水平的就业（失业率不超过0.8%）、对外经济平衡和稳定而足够的经济增长（年增长4%）。具体措施有四：（1）联邦政府每年提出报告，在多年度（五年）经济目标范围内确定下一年度的经济和财政目标和政策，每两年提出一次补充报告，为中央和地方以及劳资的“协调行动”制定目标数据。（2）联邦和各州要编制前瞻性的多年度财政收支计划。（3）加强联邦、州和地方当局的相关政策协调。（4）采取新的短期措施，以影响私人需求和公共投资。这些措施，加强了联邦在财政方面进行协调和干预的权力，以改变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的状况。为此建立“协调行动”机制，由政府、联邦银行、工会和企业主组织的代表以及经济专家组成，定期在经济部主持下召开“协调行动会议”，提出“带有方向性的数据”，理性磋商，并转化为各方的“协调行动”。此后，经济状况得到改善。1968年和196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8%，失业率下降到1%以下。通货膨胀率在1968年降低到1.5%。
大联合政府面对的另一大问题是“新左派”（Die Neue Linke）的抗议浪潮。联邦德国建国以来保守派当权，政治社会生活比较沉闷，受到左翼—自由派的批评。进入60年代，在战后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开始登上舞台，形成了新的所谓“青年文化”，并走向“政治化”。一系列事件推动了这种变化：1962年6月在慕尼黑的施瓦宾（Schwabing）骚乱中警察的行动，同年10月的《明镜》事件，大学现行体制弊端的暴露，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美国等国家“新左派”的兴起等。联邦德国不时出现抗议美国侵越战争、要求国内改革的学生运动。“大联合”政府成立和前纳粹官员基辛格成为总理，政府积极制定《紧急状态法》（Notst and gesetze），极右的“国家民主党”抬头等，推动抗议运动走向**。人们认为，联邦共和国面临着危险，有效的反对派只能来自议会外，即“议会外反对派”（Au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APO）。它来自不同党派和信仰、不同职业和阶层，以年轻人居多。激进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DS）成为抗议运动的先锋。抗议者在各地举行集会游行，宣称“民主面临紧急状态”，抨击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也抗议“一切反动派”，包括本国的当权者和政府。官方采取警察行动，更激化了矛盾。1967年6月伊朗巴列维国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访问西柏林，遭到大规模的抗议。其间大学生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1940—1967）被警察枪杀，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国家正在向右转，是专制主义，甚至是法西斯在掌权。1968年4月，SDS的学生领袖杜奇克（Rudi Dutschke，1940—1979）遭右翼青年枪击受伤，再次激起抗议狂潮。接着，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斗争形成**，该法被认为是要反对“劳动人民的社会利益”和“压制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派”，它“把《基本法》扔进了垃圾堆”，将导致独裁专制。总理基辛格更是饱受攻击。学生抗议活动得到一些左翼—自由派人士的同情或声援，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伯尔（Heinrich Bll，1917—1985）、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等学者、作家。激进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抨击《紧急状态法》就像威廉四世“士兵是对付民主派的唯一方法”的话一样，而这是因为“少数人的统治，资本的统治，再也不能用其他方法维持了”。他号召人们“在德国造成法国那样的形势”。这场强大的议会外抗议运动，后来被称为“68年运动”。
不过“议会外反对派”过激的主张和行为，并没有得到多数人，包括一些对他们有所同情的左翼—自由派人士的支持。如哈贝马斯告诫他们应限于“抗议权”范围，不要变成“左派法西斯主义”。保守派包括保守的媒体，则对抗议运动多加指责。总理基辛格指责“极左势力”“旨在破坏议会民主秩序”。内政部长本达（Ernst Benda，1925—2009）主张对SDS加以取缔。警方加强对抗议活动的监控和镇压。仅1968年4月的“复活节示威”期间，就动用警力2万余人，包括警察、抗议者和旁观者在内逾400人受伤，2人死亡。事后内政部长证实正在对827人进行调查。仅柏林就有389人被捕，多数是年轻人。联邦议院不顾议会外的抗议，于1968年5月通过了《紧急状态法》，授权政府在自然灾害、国内动乱或战争情况下，为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可以限制基本的宪法权利。联盟党和保守派认为这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也支持了该法（有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同时勃兰特宣布将反对任何滥用这个法律的企图。随着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斗争失败，随后社会民主党上台，许诺进行改革，“议会外反对派”分化瓦解，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不久解散。
三、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小联合政府”
“新左派”的抗议运动很快退潮，但冲击了保守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形成了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反保守的气氛”。不少年轻人和左翼—自由派人士支持社会民主党执政，推行改革。自由民主党也开始转向，在1969年3月支持海涅曼（曾任阿登纳的内政部长，后加入社会民主党）当选联邦总统。社会民主党打出扩大民主，推行改革的旗帜，吸引选民。在1969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获得42.7%的选票。尽管党内有人仍主张与联盟党搞“大联合”，但以勃兰特为首的领导层已提升了对“执政能力”的信心，同时也担心重新引发抗议浪潮。于是决定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被称为“小联合”。勃兰特任总理，自由民主党的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1919—）任副总理兼外长。1972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45.9%的选票，再度组阁。但不久，勃兰特的秘书冈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1927—1995）被发现是民主德国特工，于1974年4月被捕。此事引起轰动，反对派乘机攻击，勃兰特于5月辞去总理职务。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总理，副总理兼外长则换成自由民主党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1927—2016）。到1976年联邦大选时，社会民主党列举其改革的成就，提出“继续创建德国模式”，获42.6%的选票。1980年又在选举中获得42.9%的选票。施密特蝉联总理，根舍继续任外长。
社会民主党以“改革党”面貌执政。勃兰特宣称将秉持“连续性和革新”的精神，“敢于尝试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年轻人抗议运动中提出的一些批评并非纯属无稽之谈，而是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勃兰特政府上台后，密集出台措施，开始了一个社会民主取向的“改革时期”。
在政治上把选举权的年龄由21岁降低到18岁，使更多人获得了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是对战后成长的年轻人广泛参与政治要求的回应，也有利于扩大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
改革高等教育。勃兰特曾说，他的政府把教育的规划放在“改革的首位”，要求根据《基本法》，给予一切公民以发挥其个性的同样机会。1969—1970年修改《基本法》，将高等教育列为联邦与州的“共同任务”，加强统一和协调。1976年的《高教框架立法》规定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就大学结构、招生、教学和研究单位的机制改革、教学大纲、综合大学规划等制定了具体方针和措施。这类改革部分地回应了学生运动的要求，扩大了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自由讨论空间，扩充了高等教育体系，增加了教育投入，加强了对寒门学子的资助。
修订了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更好地保障妇女的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取消了一些不利于女性的规定（如废除妻子不经丈夫许可不得外出就业的法律）。其间也有尖锐的争论，涉及未婚同居、堕胎权、同性恋权利等。当时妇女争取堕胎自由的斗争高涨，1974年联邦议会通过法案，修改刑法第218条，允许妇女在妊娠12周内，根据有资质的医生建议，可以堕胎。但新法案遭到天主教会、联盟党和巴伐利亚等州的强烈反对，并被宪法法院裁决为“违宪”。此后又经过修改，于1976年通过，规定除特殊情况（医疗、伦理和社会原因）外，不许堕胎。要求堕胎者，必须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
加强了社会福利网的建设。1969—1975年，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4%上升到33%。1972—1974年三年中，养老金提高了44%，扣除物价因素，其实际购买力提升了19%。对贫困学生提供资助。为职业培训和再培训提供补助。1974年政府提出“劳动人道主义化行动纲领”，加强对劳工的保护。1976年竞选时，社会民主党列举其改善社会保障方面的成就：实行弹性退休年龄、企业养老金的保障、独立经营者的养老保险、农民法定的医疗保险、新的青年劳动保护法、子女补助金的新调整、提高战争受害者的抚恤金、帮助残疾人的新措施等。1976年编制了《社会法典》（Sozialgesetzbuch），指出社会立法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系统阐述了“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一系列立法和措施出台，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经济领域，一是修订1957年通过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修订该法的准备工作开始于“大联合政府”时期。到1973年，联邦议院通过了修订后的法案。1976年和1980年又进行了新的修订。主要是补充了某些新的规定，把一些条款明晰化，完善相关制度和手段。如1980年的修订，绝对禁止某些特别大型的合并（各方销售总额超过120亿马克，或参与兼并的部分销售总额超过20亿马克）。二是制定新的《企业组织法》（1972年）和新的《共同决定法》（1976年），将“共决”制度推行到更多的企业。三是开始重视环境保护。6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提出“鲁尔的蓝天”口号以争取选民，但环保真正引起重视是在70年代。1970年联邦政府发布了环境保护紧急纲领，1971年制定第一个环境计划，并制定一批环保立法，如1972年《废物处理法》（Abfallbeseitigungsgesetz）和《联邦排放保护法》（Bundesimissionsschutzgesetz），1976年《废水法》（Abwasserabgabengesetz）和《联邦自然保护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等，并将“环境污染”列入刑法。在机构方面，1972年成立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Sachverstndigenratfür Umweltfragen），1974年又成立联邦环保局（Umweltbundesamt）。增加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按当年价格计算，1975年用于环境保护的开支（包括经常性开支和投资）总额为134.2亿马克，其中国家开支77.4亿马克；1982年总额达到220亿马克，其中国家开支118.39亿马克。政府为应对能源危机，还开始大力发展核能发电，但其伴随的环境风险却引起了争论和批评。
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之际，“68年运动”走向衰退。社会民主党许诺改革，使许多抗议运动的同情者转向了社会民主党。参加或经历过学生运动的人（后来称为“68一代”）开始走上社会，进入职场，也发生了分化。有的进行所谓“通过体制的长征”，即进入政府机关或教育、社会、法律等机构，或现存政党，表达诉求和施加影响。一些人进行了反思，转变观点，融入现实。但激进左派仍然存在，据内政部1971年报告，有约250个激进左派团体（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以及约130个“正统的”共产党团体，两者共有16万余名成员。更严重的问题，是极端左派的武装暴恐活动。巴德尔（Andreas Bernd Baader，1943—1977）、恩斯林（Gudrun Ensslin，1940—1977）、迈因霍夫（Ulrik Meinhof，1934—1976）等一批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决心武装起来进行“城市游击战”，在资本主义心脏取得“革命的突破”。他（她）们于1970年宣布成立“红军”，故称为“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他们抢劫银行、袭击警局、进行爆炸、绑架和暗杀等，矛头指向政、经界的头面人物和驻德美军基地。据统计，1970—1978年，发生了10起纵火案，25起爆炸袭击，35家银行遭劫，导致28人身亡，107人死里逃生，93人受伤，162人被扣为人质。1977年其暴恐活动达到高峰，在几个月中，相继有联邦大检察官布巴克（Sigfried Buback，1920—1977）、德累斯顿银行总裁庞托（Jürgen Ponto，1923—1977）、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Hans-Martin Schleyer，1915—1977）等高层人物及其随员遭到“红军派”的绑架和杀害。10月，一批暴恐分子把汉莎航空公司的“兰茨胡特”（Landshut）号飞机劫持到非洲的摩加迪沙（Mogadischu），以要挟政府释放在狱中的“红军派”头目。一时人心惶惶，形成所谓“德国之秋”。如何对待激进和极端力量，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社会民主党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和极端的主张和行为。同时为应对保守派对“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的攻击（他们说“社会主义者”与苏联勾结），也需要表现出对激进和极端分子的坚定态度。勃兰特告诉内阁，要采取强硬政策来反对左的和右的激进分子。政府加强了对激进活动的监控打压。1972年勃兰特和各州总理签署《反激进分子令》，不许参加旨在反对《基本法》的组织或活动的人担任公职。此法涉及约350万公职人员，上百万人受到忠诚审查。许多申请者被拒绝录用，或在职者被解职或纪律处分。在联盟党执政的州更为严厉。1975年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指出，必须确保公务员申请人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否具有这种忠诚“可以取决于其以前的活动”。这使得不仅参加“违宪的”（verfassungswidrig）组织，而且即使参加仍然合法但被认为是“反宪法的”（verfassungsfeindlich）的组织，也可能作为不得担任公职的理由。例如“新德共”本是合法政党，其成员却被视为“激进分子”，或在申请加入公务员队伍时遭到拒绝，或被取消已有的公务员资格。
对武装的暴恐活动则严加镇压。1971年内政部宣布“红军派”为“头号公敌”，对其进行大搜捕。1972年逮捕了巴德尔、恩斯林、迈因霍夫等“红军派”头目，后来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但是“红军派”活动仍在继续。1977年秋绑架施莱尔和劫持“兰茨胡特号”发生后，警方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施密特政府果断派出武装突击队，成功解救了被劫持的飞机及人质。巴德尔、恩斯林等人获救无望，在狱中自杀。为防范暴恐活动，政府制定了更严厉的法律，采取了更周密的措施，如1974年允许法官如果怀疑辩护律师参加或帮助正在受调查的犯罪行动，则可禁止该律师出庭。1976年允许警察没收“颠覆性”书籍，逮捕激进的书店老板，取消电视台的“煽动性”节目等。1977年禁止在狱中的“红军派”首领彼此间的任何接触，也不许与律师交谈，以防其串通遥控狱外的恐怖分子。1978年授权警察在一些公共场合进行盘查和监控，对不能证实身份者可临时拘押。
暴恐活动的频繁，法律条款的加重，反恐行动中出现过火行为等，一度造成近乎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氛围，也引起激烈的辩论。左翼—自由派担心过火的镇压不仅不能保障“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有人批评《反激进分子令》以反激进分子之名，行打压左派之实。1973年一批知识界人士签署声明，说对“议会外反对派”的压制“已发展成对整个左派的政治追捕体系”。对高校的监管愈加严厉，书籍和杂志被没收，左翼出版社受到干扰，记者和编辑遭到处罚。著名作家伯尔批评《反激进分子令》是“可耻和伪善”，是民主社会“有意识的自杀”，呼吁将“红军派”纳入政治进程。1975年发生对核科学家特劳贝（Klaus Traube，1928—）进行非法窃听的事件，因为警方怀疑他与恐怖分子有染，但结果证实他是无辜的。此事被《明镜》披露，一时哗然。1978年，《明星》（Der Stern）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安全措施危害公民自由的文章。而保守派则主张严厉政策，批评政府心慈手软，并说这是“无政府状态与秩序”“社会主义与自由”和“基督教与无神论”的斗争。到70年代末，人们感到对颠覆活动的恐惧言过其实了，相反有一股保守主义正借口国家安全而回潮。而力主严打政策的巴符州州长菲尔宾格（Hans Filbinger，1913—2007）的纳粹历史被揭露，也使主张严打和批评“同情者”调门最高的人声誉扫地。官方在一些方面的措施有所缓和。
在官方严打“左”的极端分子之际，极右分子和新纳粹却沉渣泛起。70年代联邦德国曾出现两次所谓“希特勒浪潮”，如美化希特勒等。新纳粹等极右团体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宣传种族主义和排外。1979年总理府授权慕尼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调查，发现“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日子更好过”的说法时有所闻。1980年在慕尼黑“10月节”（Oktoberfest，通称啤酒节）期间，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爆炸事件，致13人死亡，约200人受伤。这类极右势力的活动也遭到官方的监控和打压。
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执政，是经济方面的多事之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汇率动**，能源危机，经济“滞胀”。政府在1970年和1973年实行了两个“稳定计划”，应对“滞胀”，效果有限。许多改革都以增加开支为前提，但经济衰退使政府在财政方面力不从心。勃兰特承认，当时没有弄清楚改革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1973年施密特任财政部长，发现许多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全无概念”。到他在1974年任总理时，“改革欣快情绪”已经退潮。施密特作为务实派，其政策基调是“连续性和集中力量”，即选择那些特别重要的、政府有能力提供资金的改革项目。有人批评他“向右转”，他的态度是关心所面对的危机，不要沉溺于“未来主义的幻想”。他面对的是经济衰退，1974—1975年间，工业生产缩减了12.3%，固定资本投资不振，出口减少了9%，失业率从1%上升到5.2%，1975年经济出现负增长。为克服衰退，1974年12月联邦政府拟定一项反周期计划，准备斥资100亿马克，其中约70亿—80亿用于支持私人投资，约6亿用于减少失业，约11亿用于公共合同。财政部长阿佩尔（Hans Apel，1932—）表示，财政政策要有“负债的勇气”，为推动经济复苏作出贡献。此后陆续出台措施，如1975年1月的综合财政改革（减税和增加家庭补助）、1975年8月为补偿需求疲软的追加支持计划等。1977年联邦政府通过总额为160亿马克的“未来投资计划”（Zukunftsinvestitionsprogramm/ZIP）（后增至200亿马克），着眼于为期四年（1977—1980）的长远规划，以改善运输系统、提供高效和生态的能源、供水、环境保护以及职业培训。此外还实行各种税收优惠等措施。从总体上看，70年代晚期的政府调控越来越侧重于供应方面，如降低税收和利率，控制社会开支和工资成本，以促进投资，增加生产和就业。然而，1980—1982年又出现经济衰退，198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许诺，吸引了要求改革的年轻人，其党员人数由1968年73万余人增加到1974年的99万余人，“青年社会党人”则由15万增加到35万。1972年社会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首次超过了联盟党。但是不久，一些改革遭遇阻力，一些政策和措施（如《反激进分子令》等）引起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气下降。其在1976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下降，在1980年选举中得票率只略有上升。此时政府又遭到新的批评。1979年北约的“双轨决议”（Doppelbeschluss/Two-Track Decision）在联邦德国激起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1980年，反核和平运动发表《克雷费尔德呼吁书》（Krefelder Appell），说“双轨决议”将欧洲置于“无法承受的危险之中”，要求政府拒绝在中欧部署新的美国中程导弹。在呼吁书上签名者在半年内达到80万。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则签署《比勒费尔德呼吁书》（Bielefeld Appell）与之呼应。1981年10月“向波恩进军”的反核示威有近30万人参加。
最终导致施密特政府下台的，是经济—财政与社会政策问题。经济衰退，政府政策陷入两难。“敢于负债”的反周期政策，使财政赤字剧增，债台高筑。据官方数据，国家（联邦、州和乡镇）每年预算赤字率在1962—1969年间一般不到10%（唯1967年为12%）；70年代迅速上升，从1975年起历年都超过30%，其中1975年高达63.8%，1981年更高达75%。国家年度债务总额到1969年时，最高年份为1179亿马克；但1975年达到2520亿马克，1981年达5406亿马克。1970—1974年，政府预算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7%，1981年则高达4.9%。同样年份中公共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则由18.8%上升到35.3%。投资不振是一大问题。联邦德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在50年代上半期是12.8%，此后逐渐下降，1974—1983年私营部门的投资年均增长率不到2%。失业人数在70年代中期（1975—1976）连破百万。1981年失业者达127万，1982年达到183万，连创建国以来的新高。施密特曾在1982年承认经济方面的困难：福利开支剧增，导致税负大增。税收不敷使用就靠借贷，联邦、州和市镇的借贷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飚升。福利开支占用了资金，加剧了投资的困难，也无助于增加就业。
于是，围绕经济—财政及社会政策的分歧激化起来。自由民主党主张减税以鼓励投资，促进增长和就业，减少福利以削减赤字，反对在增长疲软之际继续实行再分配和改革政策。副总理根舍提出：“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展开原则争论，实行“转向”。1982年9月，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1926—2009）提出基于市场原则的应对财政、经济和失业问题的方案，并说如果坚持那些国家负担不起的计划，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并鼓励以占有为目的的再分配，“最终酿成政治制度的危机”。这一方案遭到施密特的拒绝。于是，自由民主党宣布退出政府。联盟党乘机与自由民主党达成协议，在联邦议院提出对施密特的“建设性不信任案”，迫使施密特下台。
四、科尔的“中间派联合政府”
施密特下台后，1982年10月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就任总理，组成了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根舍仍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3年1月联邦议院解散，提前举行第10届大选。联盟党获得48.8%的选票，自由民主党获7%的选票。科尔继续担任联邦总理，仍由根舍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科尔政府上台之初，正值司法机关调查大公司向政党非法捐款事件（“弗利克丑闻”），一批高官涉嫌卷入，其中有科尔政府的经济部长、自由民主党人拉姆斯多夫，联邦议院议长、基民盟的雷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1924—2006）等。科尔本人也涉嫌在接受调查时说谎。1987年，拉姆斯多夫等人被法院宣布无罪，但被处罚款。科尔政府经受了这场冲击。1987年1月联邦议院大选，联盟党再次获胜，仍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科尔蝉联总理。
科尔称其政府为“中间派联合”（Koalition der Mitte），作为基民盟的总理，要奉行阿登纳、艾哈德和基辛格三位总理所主张的方针。1982年10月科尔就任伊始，在施政演说中宣布了四点紧急纲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确保社会福利制度；对外国人实行人道政策；更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础。特别要创造和保护就业，首先要鼓励投资。要使经济摆脱由国家造成的不必要负担或官僚干预，公共预算要把重心由消费转向长远的用途。他在1983年的基民盟党代会上指出：“我国人民不希望更多的国家干预，而是希望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要把这个由官僚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重新变为依靠公民的国家。”科尔政府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强化市场力量，削减公共开支，加强私人资本，回到更为正统的“社会市场经济”。科尔政府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求达到经济持续适度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等四大目标。具体的措施有：（1）大力整顿财政，削减赤字，压缩政府开支。（2）鼓励私人和公共投资的积极性，改革税收（减税），调整国家提供补贴等政策，改善企业赢利机会，遏制企业倒闭浪潮，鼓励和支持建立中小企业，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的发展。（3）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把公共预算的重心从消费转向面向未来的用途，既要保持社会安全网络，又要限制社会开支的增长。（4）同失业作斗争，除鼓励投资以创造就业外，还要加强就业培训，鼓励提前退休等。
经过努力，财政状况得到改善：1982年赤字75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1984年下降到338亿马克，占GNP的1.9%，1985年又下降到200亿马克，占GNP的1%。从1986年起再次上升，1987年达到380亿马克，占GNP的2%，但财政赤字迅猛上升的势头有所遏制。为鼓励投资，1984年公布《减税法》，1986年开始第一阶段，减税110亿马克；1988年进入第二阶段，减税140亿马克；到1990年减税总额达250亿马克。此外，政府还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资助。为了既鼓励投资又兼顾物价，联邦银行降低贴现率和利率，同时控制货币量的增长。1982年联邦银行的货币增长量约6%，1985—1986年则为3%—5%。在遏制福利开支增长方面也采取了措施。1983年还暂停增加工资。经过努力，经济出现“低速、稳定和持续的增长”。1988年、1989年和1990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3.7%、4.2%和5.5%。而消费物价上涨率则由1982年5.2%，逐年下降到1985—1990年间的2.8%以下，其中1986年为-0.1%，1987年为0.2%。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跃居世界榜首。国际收支扭转了施密特政府末期的逆差状态。1982年实现全年顺差86.6亿马克。其后连年增加，1989年高达1346.9亿马克。黄金外汇储备也继续增加。经济领域的成效，提高了科尔本人的声誉和人们对科尔政府的信心。
科尔政府期间，严重的环境和核安全问题接连发生，如酸雨导致森林枯死、莱茵河和美因河化学污染、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引起民众的关切和恐慌。反核和平运动正掀起**。绿党在1983年和1987年的选举中都进入联邦议院，反映了人们对环境安全的关注。特别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人们批评科尔政府信息不灵，行动不力。许多人反对建设新的核电站，并要求关闭已有的核电站。因此，尽管环境保护与促进增长存在矛盾，科尔政府还是在以前社会民主党政府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环保工作。制定联邦排放法，加强对环境的监测，建立了联邦环境部——全称“环境、自然保护和核电站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U m welt，Naturschutz und Reaktorensicherheit）。用于环境保护的开支（包括经常性开支和环境保护投资）继续增加，1983年为222.6亿马克，1988年达到322.5亿马克。其中，国家承担的部分保持在一半左右。通过努力，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由1982年200万吨，减少到1988年的70万吨；铅排放量由1982年约7000吨，减少到1988年的2000吨；从1982年到1988年，轻燃油和柴油的含硫量降低了1/3。由洗涤剂流入表面水体的磷大幅度减少。全国用于早期发现放射性射线的测量站由1982年的50个增加到1989年的1800个。
不过，科尔政府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如煤钢工业结构性调整仍然任重道远；通讯和信息技术投资仍然与美、日相形见绌；劳动成本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士）；能源、通讯和交通运输费用较高。1985年财政部的材料指出，快速上升的国债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不利的主要原因，1983—1987年，仅联邦债务就增加了29%。这与国家继续以大量补贴来帮助经济调整，又要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尤其是“同失业作斗争”的一系列措施，未能达到目标。“青年失业”成为1983年5月基民盟大会的中心议题。政府扶持中小企业，以创造就业岗位。政府还向公司提供财政援助，以保住工作岗位。1984年制定法律，允许30万老年职工提前在58岁退休，条件是必须补充新职工。用于资助失业培训和再就业的开支增加。年轻人的失业率在一段时期中有所下降。然而每年的总失业人数仍超过200万。1985年高达230余万。失业率在9%左右，创历史新高。这与周期性危机、新技术革命、结构调整和转型有关。从1978年到1985年，仅萨尔钢铁工业雇用人数就由2.2万人减少到1.25万人。1987年工会同意煤炭和钢铁业未来几年内再裁减几万个工作岗位。1974—1984年，纺织机器制造业经改造和“合理化”，就业人员由约6万减少到3.8万。1976—1982年，纺织工业削减了7万工人。
同时，科尔政府改革福利制度，增加某些方面的福利开支，如国家用于职业培训和恢复工作能力，用于就业措施和老年雇员工资税补贴的开支1982年为69亿马克，1988年达到153亿马克。1982年失业者可领取12个月失业金，1988年则最多可领取32个月失业金。但总的福利开支增长速度则有所遏制。如福利预算由1982年的5250亿马克增至1988年的6600亿马克，每人每年享受的福利1982年为8524马克，1988年达到10740马克。增长速度显然低于70年代。同时，尽管雇员的实际收入在某些年份有所增长（与通货膨胀降低有关），但社会贫富差别总体有所加剧。全国雇员人数由1982年的2240万增加到1989年的2310万，其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从1982年的73.8%下降到1989年的67.1%。与前一时期明显不同的是，雇员实际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企业家收入的增长，两者间形成逐渐扩大的“剪刀差”。
科尔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评。左翼—自由派（包括社会民主党）批评政府强调市场和限制福利开支，没有保障工人的工作岗位，雇员实际收入下降，出现了“新的贫困”“社会冷酷”和“强权社会”等。另一派意见则认为“转向”还不到位，如批评科尔政府的社会政策没有改变基本结构，“不相信市场力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大公司和银行要求进一步解除管控，大力削减公司税，以促进投资和增长。有人甚至提出所谓“第二次转向”。科尔政府面对复杂形势，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其政策“转向”没有形成像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经济学”那样强劲的“新自由主义”回潮。
科尔政府时期，极端分子的活动并未绝迹。极右派如以库南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行动阵线”改头换面进行活动，原“社会帝国党”头目雷默拼凑起“德国自由运动”。极右的“德国国家民主党”、自称“新右派”的“共和党”也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来争取选票。1989年“共和党”在柏林市议院选举中获得7.5%的选票。主要由第三代“红军派”分子进行的暴恐活动仍不时发生，针对政治、经济界要人、驻德美军基地和北约机构和人员，在8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小**。官方对“红军派”的追捕一直未停。直到1990年，内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1942—）仍然宣称“红军派”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