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过：“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只会灭亡。”但是，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他所追求的，首先是不战而胜，通过恐吓、欺骗、局部战争等手段打破凡尔赛体系，扩大德国的领土，统治欧洲乃至世界。同时，他清楚地知道，不论是从事心理战、局部战争还是世界大战，军事准备都是必要的后盾。而且，按希特勒的说法，由于世界上不存在无主的空间，进攻者总是要碰上占有者的，因此任何空间的扩张都只能在打破抵抗和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进行。
希特勒政府执政之初，德国受《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军事装备和外交处境上起步都相当低，就连同邻国相匹敌的能力都没有。德国要对外扩张，首先必须打破束缚，使重整军备公开化和合法化。另外，德国在外交上也比较孤立，在中西欧外交舞台上几乎没有朋友，在欧洲军事战略格局上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时曾提出，德国扩张的第一步是对内“铸造神剑”，对外“寻觅朋友”，他上台后即把这一设想付诸实践。
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德国魏玛政府在世界裁军会议上就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建议世界各国允许德国适度扩军，否则就让德国的邻国裁军。希特勒上台后接过这一口号，以《凡尔赛和约》受害者要求有限扩军的姿态走出第一步。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对外政策声明，谴责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他表示“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装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完全愿意解散全部军队，销毁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只想谋求安全”。
对此，法国政府坚持1932年11月提出的原则，要求缩减各国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建立一套复杂的安全保障体系。英国政府则于1933年3月16日发表《麦克唐纳计划》建议：将德、法、意、波等主要欧洲国家的陆军兵员最高数额限制在20万，各国应在5年内从现有兵员数缩减或扩大至这一限额；海军方面遵守《华盛顿协定》和《伦敦协定》规定的义务，在1935年召开特别会议重新讨论该问题；裁减甚至取消空军，禁止实行空中轰炸；成立一个常设裁军委员会，以监督各项条款的执行。该计划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希特勒的扩军目标是数百万，根本不满足于计划规定的20万，同时认为法国与其盟国的兵力相加，将达到125万，而且其殖民地的部队也不在限制之列。然而，他出于策略考虑，在1933年5月17日的国会演说中表示原则上接受《麦克唐纳计划》。
1933年9月24日，国联会议以英、美、法、意四国名义向德方提出一项新的公约草案，建议裁军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3—4年的巩固期，德国应在这段时期内以短期兵役取代长期兵役，第二阶段也为期3—4年，实现真正的裁军。
希特勒立即抓住时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做出第一个冒险举动。1933年10月6日，德国政府照会英、意两国政府，声称德国如果接受四国的建议，就等于接受自己所不能容忍的差别待遇，“德国希望，要么获得完全自由，要么同其他国家一样接受质量方面的限制”。10月14日，德国政府致电裁军会议主席内维尔·汉德逊（Nevile Henderson，1882—1942），称由于“拥有庞大武装的国家”，既不裁军，又不满足德国军备平等的需求，德国政府认为不得不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组织。同年10月19日，外交部长牛赖特致电国际联盟秘书长，正式宣布“德国根据盟约第一条第三款退出国际联盟”。
由于是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冒险，希特勒在事后采取了一些后续行动，以缓和其冲击力。1933年11月12日，希特勒将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决策付诸公民表决，结果96%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其中95%支持政府的做法。他以此向国外表示其政策充分反映了本国的民意。同时，他向法英两国大使吹“和平”之风，表示愿意同各国缔结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
此后，希特勒政府继续就军备问题同法国交涉。1933年12月18日，它向法国递交备忘录，以下述要求作为恢复裁军谈判的条件：德国征兵30万，以短期服役为基础；德国能拥有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武器，裁军会议应明确这些武器是“防御性”的；民用航空不受监督或限制；德国的冲锋队、党卫队等应视为非军事组织，不得列入裁军会议的讨论范围；萨尔区立即归还德国，并就萨尔煤矿所有权问题举行谈判。1934年1月1日和2月14日，法国政府两次复照德国，坚持德国必须返回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在此前提下才能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英国政府反对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行动，但认为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情有可原，故而希望通过劝说使德国返回这两个机构，或者推动德国接受一项限制军备的条约，以防止它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希特勒虚与委蛇，婉拒了英国的建议。
二、中立波兰，染指奥地利
波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国，曾是法国制约德国和协约国反对苏联的得力助手。在领土方面，它既从德国手中获得过“波兰走廊”，使东普鲁士因此同德国本土分离，又与苏联有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归属的领土之争。因此，在整个二十年代，波兰同德国、苏联两个邻国的关系都比较紧张。然而，随着纳粹运动在德国猖獗，波兰在恐惧之下决定同苏联缓和紧张关系，求得东部疆界的稳定。1932年，它响应苏联政府的和平呼吁，于7月25日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同意不向对方发起侵略，也不给予侵略对方的第三国以任何支持。该条约的有效期原为3年，1934年5月5日双方又签订议定书，将其延长至1945年12月31日。在此基础上，波兰政府决定利用本国陆军人数是德国两倍的暂时优势，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准备对德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1933年3月，波兰外长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sudski，1867—1935）向法国政府提议，鉴于德国正在加紧扩军备战，波兰军队已准备干涉此事，希望法国政府给予支持。同年4月，波兰驻法大使向法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要求法波两国举行磋商，商议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制止德国的扩军进程，加固摇摇欲坠的凡尔赛体系。法国以民主国家不能首先发动军事进攻为由，拒绝了波兰的要求。
正当波兰政府对下一步行动踌躇不决时，德国向它发起了“和平”攻势。希特勒首先着手防止波兰发动预防性战争。1933年2月6日，英国报纸曾经报道，称希特勒表示，波兰走廊的全部地区应该归还德国。尽管希特勒在多次讲话中确曾提出过该要求，纳粹报纸也发起过索还波兰走廊的巨大宣传运动，但为了安抚和拉拢波兰，德国政府很快就否认该报道的准确性。同年5月2日，希特勒又告诉波兰驻德大使，说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将拒绝通过征服和剥夺他人语言风俗的手段吞并其他民族。同时，戈培尔在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1885—1936）的劝阻下，也停止发表关于但泽问题的煽动性演说。1933年10月，希特勒政府进而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提议缔结双边互不侵犯条约。
波兰的国力较弱，但其政府一贯以大国自居。英、法、意、德《四强公约》（Viererpakts）将它排除在外一事，使它对法、英两国不满。而该公约同意修改德国边界，又使它感到严重不安。当希特勒发出缔约建议后，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断然拒绝，波兰政府却积极响应。1934年1月26日，两国在柏林签订为期10年的《德国和波兰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Deutsch-polnischer Nichtangriffspakt），宣布两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来解决两国间发生的任何争端。此后，波兰在德、苏两国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提出“离莫斯科不比离柏林近一吋”的行事原则，甚至拒绝参加法国所热衷的《东方公约》，打算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希特勒政府则努力促使波兰政府维持这一立场。1935年波兰提高了使用波兰走廊内铁路的收费，两国在经济上发生纠纷，德方在希特勒授意下作了让步，同意波方的做法。1935年4月，英、法、意三国召开斯特莱沙会议，波兰因为没有受到邀请而感到不安，希特勒及时派戈林前往访问，表达了德方的和平意图。同年夏天，但泽的纳粹分子打算把该地并入德国，又被希特勒制止。1937年初，英国准备在东欧和东南欧组建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诸国的“中立国集团”，以防止这些国家落入德国的势力范围，戈林又及时地前往波兰“打猎”，劝说波兰拒绝该项建议，最后导致德波两国于1937年11月5日签署关于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条约。对德国来说，该条约既改善了德国的处境，又削弱了法国的同盟体系。
奥地利尽管是个德意志国家，但在希特勒执政之初，还是德国和意大利争夺的对象。希特勒把组建“大德意志国”作为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其中，让奥地利重新回归德国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墨索里尼的目标是组建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将奥地利视作自己的“绿色后花园”，不容他国染指。与此相对应，奥地利国内既有意大利流派的法西斯组织“卫国军”（Heim wehr），也有亲德国的纳粹党。
1932年5月，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人恩格尔贝特·陶尔菲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就任奥地利总理。他为了缓和经济危机的打击，通过国际联盟获得了3亿先令的贷款，作为回报，允诺在1952年以前不使奥地利在政治上并入德国。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开始对教会实施“一体化”，此举引起基督徒陶尔菲斯的反感。1933年春，希特勒派戈林访问罗马，试图说服意大利政府同意让奥地利并入德国，但遭到墨索里尼断然拒绝。陶尔菲斯得知此事后，称奥地利“在罗马有可以信赖的朋友”。
1933年3月起，陶尔菲斯开始仿效意大利，着手废除民主体制。3月4日，他宣布政府不再对议会负责，禁止民众举行游行和集会，取消出版自由。不久，政府又取缔共产党。3月29日，奥地利纳粹党徒在维也纳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暴动。4月，陶尔菲斯到罗马寻求支持，回国后即宣布禁止任何政党的成员穿着制服，并将为首的纳粹分子驱逐出境。6月10日，奥地利政府禁止在国内销售德国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翌日，奥地利军队开始驱逐纳粹党员和参与纳粹活动的士兵。6月19日，政府又取缔了奥地利纳粹党。
希特勒政府早就在从事吞并奥地利的准备工作，在临近奥地利的巴伐利亚地区训练奥地利纳粹分子，成立了数千人的“奥地利军团”，并提供武器弹药，伺机越境进攻。面临奥地利政府的亲意大利举动，德国报纸从1933年2月底起连篇累牍地指责奥地利政府迫害纳粹党人。同年3月26日，希特勒不顾牛赖特和巴本的反对，宣布自1933年6月1日起，对前往奥地利旅游的德国人征收1000马克的特别税，以打压奥地利的旅游业。同年5月，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还应奥地利纳粹党的“邀请”，进入奥地利境内，直接干涉奥地利内政。奥地利纳粹党被取缔后，德国纳粹分子甚至出动飞机，飞入奥地利境内萨尔茨堡（Salzburg）、因斯布鲁克等地上空散发传单，鼓动法西斯暴乱。1933年8月7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比洛向法国大使和英国代办断然宣称，德国政府不容许任何国家干预德奥之间的争议问题。10月3日，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德国支持下谋刺陶尔菲斯，使其受了轻伤。
面临德国的压力，陶尔菲斯政府更紧密地靠向意大利。1933年8月19日，陶尔菲斯访问意大利，两国发表了“双方在奥地利独立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的公报。1934年1月，意大利外交部副大臣苏维奇访问奥地利，苏维奇重申“意大利一贯坚持的立场”是“必须首先保证其独立”。同年2月17日，意大利与英国、法国一起发表关于维护奥地利独立完整的联合宣言，表示“有必要依照有关的条约维持奥地利的独立与完整”。3月17日，意、奥、匈三国在罗马签订俗称《罗马议定书》（Rome Protocols）的文件，相约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威胁时，三国将互相磋商对策，同时发展三国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希特勒一面加紧扶植奥地利纳粹分子，削减从奥地利进口木材、水果和牛的配额，破坏其经济，一面试图缓和与意大利的紧张关系。1934年6月14—15日，他与墨索里尼在威尼斯举行首次会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谈结束后，德国继续偷运大量爆炸物进入奥地利，武装该国纳粹分子。7月12日，奥地利政府颁布政令，规定窝藏爆炸物者都将判处死刑。同月20日，维也纳法院据此判决触犯该政令的7名纳粹暴徒死刑。判决前夕，德国慕尼黑电台向奥地利发表广播，威胁陶尔菲斯政府的成员将以自己的脑袋抵偿7名纳粹党员的生命。7月23日，该电台又声称“审判陶尔菲斯的日期即将临近”。
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纳粹分子在德国纳粹当局指使下举行暴动。一群暴徒冲进维也纳广播电台，胁迫播音员宣布陶尔菲斯政府已经被推翻，原奥地利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Anton Rintelen，1876—1946）被任命为新任总理。同时，150名纳粹分子冲进总理府，枪击陶尔菲斯，使其重伤致死。“奥地利军团”也从巴伐利亚越境进入奥地利。
墨索里尼闻讯大怒，当晚下令4个意大利师快速进入意奥交通要道勃伦纳山口和卡林西亚边境，向德国示威。英法两国驻德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提请希特勒政府注意：奥地利的独立是得到国际保障的。意大利驻奥代表亲自出面，指挥“自卫团”控制中央电话局，切断德国公使馆与柏林之间的联系。很快，纳粹暴动被镇压下去，林特伦遭逮捕。7月30日，库特·舒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1919—1977）受总统之命组成新内阁，继续执行陶尔菲斯的政策。
当时德国的扩军备战尚处于起步阶段，外交地位也无根本性改善，面对其他大国的一致反对，只好暂时放弃吞并奥地利的企图，再次等待时机。德国宣传机构声称德国政府不赞成奥地利纳粹党的行动，希特勒则对陶尔菲斯遇刺表示“谴责和遗憾”，同时撤回参与策划暴动的驻奥公使，另派原副总理巴本接替。
1934年9月12日，国际联盟召开会议。会议期间，英、法、意三国于9月27日签署《英、法、意三国对于执行1934年2月17日关于奥地利独立完整宣言的联合宣言》，声称三国代表对奥地利局势进行新的探讨后，同意承认2月17日的宣言仍保持其全部效力并成为三国共同政策的依据。
三、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
1935年1月，萨尔区顺利回归德国，此举进一步推动希特勒做出毁约扩军的第二个冒险举动，即撕毁《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公开宣布扩军。
据《凡尔赛和约》规定，萨尔区的矿山所有权转交法国，其行政由国际联盟任命的萨尔行政管理委员会掌管，15年后在当地举行全民公决，由萨尔区居民在重归德国、并入法国或继续维持国际管制三个方案中作出选择。随着预定的公决日期日益临近，德国加紧活动，试图无条件收回萨尔。早在1930年，德国魏玛政府就同法国政府举行谈判，要求不通过公民表决就将该地区直接交归德国，但遭到法方拒绝。此后，萨尔地区各政党联合组成“统一阵线”，积极鼓动该地区回归德国。然而，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开始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对教会实施“一体化”，这一切引起萨尔地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教会人士的不安，导致“统一阵线”瓦解。1933年7月，萨尔地区的纳粹党联合一些小党和许多天主教徒，组建了“德意志阵线”。该阵线一方面组织游行和集会，吸引民众投票支持萨尔区回归德国，另一方面则使用绑架、截取信件等暴力手段，威胁持异议的民众。
1933年11月，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法国政府放弃萨尔区全民公决的程序，又遭到法方拒绝。然而从总体上说，法方除了不愿放弃公民表决这一预定程序外，不论是政府还是公众舆论，都不太关心萨尔的归属问题。英国政府则反对在萨尔区维持国际管理制，认为这种管理将使国际联盟承受的义务过大。意大利政府宣称萨尔问题并不涉及整个欧洲的大局，仅仅关系到法德两国。1934年1月，国际联盟理事会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监督萨尔地区的公民表决。同年6月2日，法德两国签署协议，双方保证不对萨尔地区的公民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压力。11月底，里宾特洛甫前往法国，同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商谈公民投票事宜。赖伐尔向德方承诺，如果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萨尔划归德国，法国将放弃10年后在该地区举行第二轮投票的要求。12月3日，法德两国在“三人委员会”斡旋下签署关于财政问题的协定，规定德国向法国支付9亿法郎，作为法国对矿产、铁路等全部债权和财产的补偿。
1935年1月13日，萨尔地区在“三人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公民表决。528005名合格选民参加投票，其中477119票要求归并德国，46513票要求维持原状，2124票主张并入法国。国际联盟根据投票结果，决定自1935年3月1日起，将萨尔区重归德国。
这一结果鼓励了希特勒的冒险勇气。同年3月6日，法国政府向本国议会提出恢复2年服役期限的军事法令草案，规定自1935年起，法国将征召1915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入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出生率骤降，形成1935—1939年期间兵源减少的“空年”，为了弥补缺额，法国政府要求将适役年龄从21岁降到20岁，服役期从1年延长到2年。德国报刊趁机大肆攻击，德国政府趁势作出一个小的冒险举动。3月10日，德国航空部长戈林告诉英国《每日邮报》记者，说德国政府已经解除了不得建立空军的义务，正在组建作为武装力量第三军种的空军。德国的这一举动既是空军建设的重要一着棋，又作为另一个更大冒险举动的试探性行动。遗憾的是，英国外交当局并未作出强烈反应。
3月15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军事法令。翌日，德国政府趁机在国内颁布《国防军重建法》（Gesetz für den Aufbau der Wehrmacht，亦译《普遍义务兵役法》），规定德国国防军改志愿兵制为义务兵役制，和平时期的陆军由12个军36个师组成。同年5月21日，它又颁布补充性的《国家防御法》，规定德国“国防军”（Reichswehr）改称德国“武装部队”（Wehrmacht），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希特勒任最高统帅，三军各设总司令一职和总参谋部；德国国防部（Reichswehrministerium）改组成军事部（Reichskriegsministerium，一译“战争部”），前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改任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法律规定，全国18—45岁的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必要时，政府有权宣布整个德国处于“防卫状态”，执行权转交给“元首和总理”。3月16日当天，德国外交部向英、法、意、波4国驻德使节递交了《国防军重建法》副本，宣传部也向各国记者公布了这一消息。德国国内则利用这一机会加快备战步伐。
四、进军莱茵非军事区
法国对德国的行动深感不安，一方面正式向德国提出抗议，并要求国际联盟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动，另一方面建议英、法、意三国举行外交会议，商量抵制对策。英国在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后即已停止实施“扶德”政策，把“均势外交”的抑制对象转向德国，因此同意法国的要求。意大利因为害怕德国强大后会吞并奥地利，也接受了法国的建议。1935年4月11日，法国总理皮埃尔·弗兰亭（Pierre Fl and in，1889—1958）和外长赖伐尔、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 Donald，1866—1937）和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 Simon，1873—1954）、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首相府秘书阿洛伊西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莱沙城（Stresa）举行会议，讨论三国互相保障欧洲和平问题。4月14日，会议签署《英、法、意三国在斯特莱沙会议上关于欧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表示遗憾，声称“三国政策的目的是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维持集体和平”，“一致同意一切实际可行的手段，反对足以危害欧洲和平的片面废除条约的行动，并将为此目的进行紧密合作”。决议还重申三国将保证奥地利的独立与完整。同时，英意两国发表共同宣言，重申两国在《洛迦诺公约》中承担的担保者义务。根据会议决议，三国结成“斯特莱沙阵线”。4月15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德国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的问题。4月17日，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指出德国的行为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并认为单方面废除国际义务势必危害维护和平的事业，因而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考虑如何制裁毁约的国家。
希特勒政府竭力阻止斯特莱沙阵线生效。1935年3月24—26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和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在德国公开违约的情况下继续根据原先的安排访问德国，与希特勒举行会谈。希特勒趁机示好，主动表示承认英国的海军优势，放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军舰吨位数占英国军舰62.5%的要求，提议缔结规定德国海军力量不超过英国35%的协定。5月2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和平”演说，提出维护和平的13点建议，其中重申了缔结《英德海军协定》的提议。英国政府欣然接受。1935年6月2日，希特勒派里宾特洛甫以德国海军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赴伦敦，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举行谈判。6月18日，双方以换文形式缔结了《英德海军协定》（Deutsch britisches Flotenabkommen）。协定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可以拥有等于英联邦成员国海军总吨位35%的军舰和45%的潜水艇，如果德国要建造超过这一比例的潜水艇，应事先通知英国。此举严重损害了斯特莱沙阵线的威慑力。
1935年5月2日，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在希特勒授意下，向三军总司令发出亲笔手书的绝密指令，要他们拟制出进军莱茵区的具体行动计划，保证要“以闪电速度的一击”来完成。同年6月，德国国防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根据勃洛姆贝格指令拟出的行动计划及各项细节。
1936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开始审议《法苏互助条约》，27日以353票比164票的多数批准该条约。意大利于1935年10月发动侵埃战争后，受到国际联盟制裁。1936年2月底，墨索里尼宣称斯特莱沙阵线已经寿终正寝。根据这些情况，希特勒认为重新武装莱茵非军事区的时机已经来临，遂指示勃洛姆贝格于1936年3月2日正式命令德国军队实施代号为“训练”的行动计划，要出其不意地进入莱茵区。3月6日，希特勒举行内阁会议。牛赖特、沙赫特和勃洛姆贝格等人在会上要求推迟实施进军计划，认为此举在外交、财政和军事方面都相当冒险，德国将无力抵抗法国的反进攻。希特勒断然否决了这一意见。
3月7日，德军19个营和12个炮兵连共3万余人，奉希特勒之命进入莱茵区。同日上午10时，牛赖特召见英、法、比、意4个《洛迦诺公约》缔约国的大使，向他们交送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内称：由于法国同苏联签订条约，违反了《洛迦诺公约》，德国决定不再受《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区的全部条款和《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在莱茵区恢复自己“完整和不受限制的主权”。2小时后，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说，重申了备忘录的内容。当时，德国的大规模扩军工作开始不久，军事上同法国相比处于劣势。希特勒自述在下令进军后的48小时内处于“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曾决定遇到法国抵抗时立即撤兵。因此，在政府备忘录和希特勒的演说中，都提出了一系列所谓的“和平”建议：德国愿意同法比两国签订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愿意与自己的东方邻国也签订类似的条约；愿意同西方各国签订空军公约；愿意使法德边界两边实现“非军事化”；答应在收归殖民地并在国联盟约中去掉《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后重返国际联盟。
德国的行动直接威胁到法国的利益和安全。然而，当时法国经济正处于特种萧条之中，国内阶级矛盾和党派斗争十分尖锐，政局动**，军费预算一再削减。政府在3月7—9日连续开会商讨，最后决定不予反击，仅仅向国际联盟和《洛迦诺公约》缔约国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召集国联会议，并同《洛迦诺公约》各缔约国在巴黎举行磋商”。法国陆军最高委员会提出了实施反击的方案，但认为要把这一方案付诸实践，一是需要得到国际联盟的允许，有关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二是在国内宣布实行三军总动员，工业经济转入战时状态。后一个条件很快遭到内阁否决。这样，法国政府和军方都把未来行动的决定权交给了国际联盟特别是英国政府手中。而英国政府则对希特勒的冒险举动采取超然态度，主张由国际联盟正式谴责德国的行动，但不愿对它实施财政和经济制裁，更加反对实行军事干预。3月19日，国联理事会经过几天讨论后通过决议，宣布德国的行动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当天，除德国之外的《洛迦诺公约》缔约国举行会议，也确认德国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建议在德国同意停止重新武装莱茵区的前提下，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就重新考虑莱茵区的地位问题举行谈判。
希特勒对英法等国无力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一方面继续向莱茵区增派军队，巩固已有的阵地，另一方面于4月1日向英法等国提出一个庞大的“和平计划”，该计划把同年3月7日上午提交的备忘录进一步具体化。法国坚持以德军撤军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遭到希特勒断然拒绝。德国同时开始在莱茵区修筑防线，力图在全方位恢复军事主权的同时，锁住西面的大门。
五、扩军计划与军队指挥系统改组
纳粹德国要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就必须有一支适合于从事扩张侵略的庞大军队。希特勒在1936年8月26日关于“四年计划”的秘密备忘录中说：“我们在军事上使用力量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是最大限度的。……如果我们不能在最短时间内，从战斗训练、兵团数量、武器装备以及首先是精神素养方面，把德国军队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话，那么德国就将毁灭。”因此，高速度扩建一支庞大的富于攻击性和高度机动性的侵略军，就成了纳粹当局的重要建军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多参战国引起了革命。战后不少军事理论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小型职业军队的理论。1928年，掌管德国国防军的陆军管理局局长汉斯·冯·泽克特出版《一个士兵的思想》一书，建议废弃兵员庞大的军队，代之以一支数量少但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训练有素的职业部队。他认为，以这样一支军队出敌不意，实行迅速机动、插入敌方纵深的战略战术，就不仅能突破对方的防御，而且使敌国和人民无法组织抵抗，赢得战争的胜利。由于《凡尔赛和约》严格限制德国军队的人数，因此泽克特关于小型职业军队的主张几乎成了当时德国建军的唯一出路而被推行。然而，在国防军内部，这种主张并未得到广泛支持。
希特勒执政后，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着手扩军备战。泽克特的小型职业军队理论立即受到冲击，种种不同的建军主张纷纷出现。一些同泽克特意见相近的将领，如1930年11月起任陆军管理局局长的库特·冯·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提出要建立一支20万人的小规模军队，充分装备有效的现代化武器，把服役期从12年减为6年，同时派出2万名现役和预备役军官，训练和指挥庞大的国防民兵。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则提出以民兵作为武装力量的主要组织，在保持数量不大的职业军队的同时，一切有兵役义务的公民都应网罗到民兵中来。从军事思想的角度看，也是一种职业军队加民兵的主张。第三种主张以威廉·格勒纳将军和施莱歇尔将军为代表，建议采用瑞士式的民兵制度，只有少数技术兵种才实行服役期较长的志愿兵制。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和总体战理论鼓吹者鲁登道夫持第四种意见，主张在普遍征兵的基础上组建庞大的军队。他们认为，“在战争中数量往往是决定性因素”，“总体战要求征召年满20岁身体健康的青年入伍。他们离开武装部队的年龄要尽可能高，随后编入预备队，随时供武装部队调遣”。
希特勒夺取生存空间的野心很大，小型职业军队和素质低下的民兵都不可能完成其扩张计划，这必然使他支持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组建大规模军队的主张。他执政时期，德国的扩军速度很快，规模较大，但同时也相当杂乱，三军并没有统一的全面扩军计划。然而，由于三军各自制定的扩军计划最后都必须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和批准，因此基本上仍受到总的战略思想的制约。由于当局奉行“先大陆后海洋”的扩张方针，首先准备在欧洲大陆进行主要针对法国的战争，因此整个战前时期，陆军和空军的扩充得到更多的重视。
陆军早在1926年就拟定过一个代号为A的扩军计划，要求以1934年为期，把7个步兵师秘密扩充到21个。但是，由于处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下，无法获取足够的武器装备。希特勒上台后，勃洛姆贝格于1933年12月主持拟出新的扩军计划，规定建立21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又1个骑兵旅、1支装甲部队和1个轻装师。陆军和平时期的总兵力为30万人，战时将扩展到63个师。该计划原定到1938年完成，但希特勒下令提前到1934年秋。这是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陆军的第一次大发展。这次发展主要是数量上的猛增。1935年春德国公开扩军后，陆军进入了更紧张的扩军时期。1936年8月，一个被称为“八月计划”的新扩军计划出台，规定以1939年10月为期，和平时期总兵力达到83万人，战时扩大到462万人，其中野战部队102个师。这是纳粹时期德国陆军的第二次大发展。
同陆军相比，空军的扩充速度更加惊人。由于《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因此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空中力量非常微弱。国防军内只有550名飞行员和180名飞行观察员，以及5架轰炸机、3架战斗机、5架侦察机，连同其他飞机，总共才250架。德国的航空工业也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1931年只生产了13架飞机，1933年也仅368架。希特勒执政伊始，立即任命戈林为国家航空专员，3月28日又任命他为航空部长。4月，希特勒委托重工业巨头弗里茨·蒂森召开航空工业会议，确定大规模发展军用飞机的生产。5月，国防军的空中防卫办公室并入航空部，军用和民用航空统一归戈林掌管，进行大规模发展空军的研究。6月，航空部国务秘书艾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1892—1972）提出纳粹德国第一个空军发展计划，规定到1935年底建成一支拥有600架第一线作战飞机的空军。但仅过了2个月，该计划就被更新。以后不断地追加计划，指标成倍地增加。1933年底，要求在1935年10月以前把空军第一线飞机扩大到1600架。1934年1月，新制定的“莱茵兰规划”又要求达到3715架。同年7月，再一次追加到4021架。不过，这些一再追加的指标实际上无法达到。1935年3月，戈林正式对外宣布德国拥有空军时，德国实际上只有25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800架。为了保证高速扩展空军，当局优先供应航空工业所需的原料和资金。1935年10月，米尔希拟定了“第一号生产计划”，要求到1936年4月1日前生产出11158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820架。
纳粹时期空军的建设，曾受到杜黑的“独立空战”论的影响。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不少人主张发展4引擎的远程重型轰炸机，用以对付英国和苏联。希特勒执政后，航空参谋指挥部主任（后正式任空军总参谋长）瓦尔特·威弗（Walther Wever，1887—1936）积极倡导和组织研制远程战略轰炸机。1934年5月间，他曾向容克斯（Junkers）和道尼尔（Dornier）飞机公司征集这种轰炸机的设计图纸。但是，由于全国的大规模扩军，到1936年已经引起了原料和资金的严重短缺，航空工业虽以战时动员的态势开足马力，仍然无法生产出扩军计划所需要的飞机。而且，当时德国的战略目标首先是打败法国及其东欧盟国，暂时未以英国和苏联为预想之敌，因此建军的重点就转向发展中远程轰炸机。随着1936年6月威弗去世，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和生产就从空军的总体规划中排除了。只是到了1939年6月，才重新下令研制这种远程轰炸机。
从1937—1938年之交希特勒正式把英国列入预想之敌后，空军的发展任务很快加重。根据希特勒的指令，1938年11月制订了战前空军的第10个发展规划。该规划要求到1942年春，空军应拥有2万架飞机，其中轰炸机8000架，如加上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则为1.3万架。然而，尽管1933—1939年期间德国把扩军备战经费的40%花在空军上面，到1939年9月，全国拥有的第一线飞机仍只达到4093架。
海军建设排在陆军和空军后面，但速度也很快。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就在原来拨款1.86亿马克的基础上追加拨款1.157亿马克。1934年增加到4.87亿马克，1935年增加到6.5亿马克。同年6月缔结《英德海军协定》时，德方军舰的总排水量为11万吨，不到英方总量的1/10；到1939年欧战爆发时，德方数字增加到35万吨，约相当于英方数字的1/7，远未达到协定所规定的水平。
当时围绕海军建设问题，军政当局内部有着诸多分歧。以纳粹德国潜艇部队创始人卡尔·邓尼茨（Karl Dnitz，1891—1980）为首的一批较年轻的军官，主张重点发展潜艇，海军总司令雷德尔（Raeder，Erich，1876—1960）等高级军官则坚持重点发展大型水面舰只。1938年海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未来对英海战问题。由于德英海军力量对比悬殊，德国海军无力实施传统的海战方式，即以战列舰为主力的总决战，因此提出使用潜艇和大型水面军舰袭击英国商船，以切断其海上运输的作战方案。此外，在关于海军水面舰队的规模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海军司令部提出了两个对英海战的可能方案。第一方案是由潜艇和袖珍战列舰对英国商船进行攻击，其取胜的战机不是很多；第二方案是建造一支大型舰队，花钱较多且费时较长，但能够使德国拥有一支真正拥有战斗力的多种舰队力量均衡的海军，不仅能对英国商船，也能对英国舰队进行海战。希特勒同意采纳第二方案，但告诉海军司令部，1946年以前不会使用这支舰队，可见他预见第三阶段向海外扩张时，德国就会需要足以同英国甚至美国抗衡的海军力量，不过时间将在1946年以后。1938年底，德国提出了扩充海军的Z计划，规模很为庞大，包括建造6艘大型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在轻型舰艇方面，除了当时已经建成或正在建造的72艘潜艇外，还提出建造27艘巡洋潜艇、47艘Ⅸ型大型潜艇，75艘Ⅶ型中型潜艇，和28艘Ⅱ型小型潜艇。1939年1月，希特勒批准了该计划，但把完成时间提前到1945年。
德国在扩军备战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高速扩军首先遇到兵源不足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出生率下降，导致三十年代适龄壮丁减少。因此，1935年起实施义务兵役制，当年征召1914年出生的适龄青年达到30万人。以后征召到1916—1918年出生的壮丁时，人数却减少到25万。此外，由于1918年起被迫改行志愿兵制，导致1900年以后出生的适龄青年均未受过军事训练。为了加速训练后备役人员，1935年的兵役法规定服役年限为一年，但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壮丁在一年内很难达到现代化战争所需的水平。在弗立契和贝克的力主下，1936年8月改服役年限为2年。但即使这样，到1939年，陆军也只有50万一等预备役和60万二等预备役，加上73万现役部队，总计不足190万人。可是，根据纳粹当局的动员计划，1939年经过动员的野战部队应该达到103个师共210万人。结果，只有靠征召没有经过训练的壮丁和超过39岁的老兵（即1900年以前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训练的人员）来补足。
为了保证野战部队的质量，陆军的1939—1940年动员计划把战时动员的103个野战师中的86个步兵师划分为四个“波”。第1波35个师，主要由现役部队（占78%）编组；第2波16个师，主要由一级预备役人员（即服过一年以上兵役的人员，占83%）编组，编成后基本上能立即投入战斗；第3波20个师，主要由二级预备役人员（即仅受过2—3个月短训的人员，占46%）以及35—45岁的老兵（占42%）编组，编成后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后才能投入战斗；第4波14个师，以各种教导队为骨干编组，基本上用作预备师。
高速扩军遇到的另一个巨大困难，是缺少足够数量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按照《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国防军只能保留4000名军官（其中400人为军医）。而根据纳粹当局的扩军计划，需要10万名军官。为了缓解这个难题，除了扩建军官学校，缩短培养年限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措施：把原来国防军中的军士提升为军官；从警察队伍中挑选约2500名警官转入陆军；重新征召约1800名已经退役的旧军官，降低不适服役的要求以减少军官退役。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足以解决高速扩军对军官数量的要求，而且军官的总体质量明显下降。到1939年9月，陆军中只有1/6的军官受过足够的专业训练。
武器装备和弹药储备不足，也是德国高速扩军的严重障碍和弱点。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的军事工业和军火储备均被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早在二十年代末，国防军执行A计划时，就因为武器装备不足而被迫推迟完成时间。希特勒执政后，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开始高速发展军事工业。尽管德国采取了各种措施，优先保证军工生产的需要，但由于起步低，时间短，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如军工与民用生产的矛盾、各军兵种之间的矛盾等）的制约，仍然无法满足军工生产所需的资金、原料、电力和劳动力。因此，直到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德军并没有获得足以赢得一场对西方国家的大战的装备和军火储备。例如，作为德国实施闪击战主要手段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数量，大约仅占整个野战部队的1/20和1/10。就坦克而言，所装备的主要是三十年代前半期设计和定型的轻型坦克。步兵师的摩托化水平也远未达到规定的水平，各种运输车辆只有所需的1/4，部队重炮的拖运和后勤供应很大部分仍得依靠马匹。弹药的储备也只达到标准的3/5左右。按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要建立4个月的弹药储备，但到1939年9月1日只达到如下的百分比：步枪子弹60%，轻步兵炮弹75%，重步兵炮弹65%，轻野战曲射炮弹60%，重野战曲射炮弹45%，20毫米以上口径高射炮弹70%。空军的炸弹只有3个月，航空汽油储备只够2个月之用。
希特勒执政之初，还无力直接插手军内事务，遂因势利导，在讨好军方势力的大前提下，采取同兴登堡总统亲自选定的国防部长、又在建军思想上大致合拍的勃洛姆贝格全面合作的态度，把重整军备的事务全权交给后者，放手让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主持国防军的扩军工作，而这些国防军将领也积极支持和效忠于纳粹当局。1933年9月19日，勃洛姆贝格以国防部长身份，指令军人应该向穿着制服的纳粹党员行军礼。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等国防军将领，为扩军备战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当他们围绕扩军速度和对外扩张步伐等问题上同希特勒产生分歧，并在1937年11月5日军事会议上提出异议后，希特勒就毫不手软地于1938年1月撤换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2月4日取消军事部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成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自任最高统帅，牢牢地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
六、总体战与闪击战思想的确立
纳粹政权在扩军备战的过程中，也注重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在欧洲战争爆发前，最引人注目的是总体战和闪击战思想的确立。
进入20世纪后，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在前方打仗。它要求建立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大量使用各种基于现代化技术的斗争手段，动员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席卷千百万民众，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了总体战的理论。埃里希·鲁登道夫于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Dertotal Krieg）一书，就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鲁登道夫认为，总体战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它的性质同以前的战争根本不同。他称以前的战争为“政府战”，这种战争是由政府统率军队去进行的，除直接进行战斗的地区（即战场）外，民众一般不受影响，只不过负担战税而已。现在则不同，“总体战”不仅要动用军队，它还将直接影响到交战国每一个成员的生活和精神。因此，总体战的对象不仅是武装部队，也直接指向民众。根据这种观点，鲁登道夫强调总体战必须动员“民族之全力”，全体民众均有责任在精神上、体魄上和物资上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如何准备未来的战争呢？鲁登道夫认为，首先必须确立“民众精神上的一致”。他说：“武装部队植根于民众之中，它是民众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众在体质、经济和精神方面的强大程度决定了武装部队在总体战中的战斗力，其中尤以精神方面最重要。”他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归咎于德国“十一月革命”，归咎于犹太人和罗马教会，认为他们破坏了“民众精神上的一致”。他鼓吹为了保证总体战争的胜利，必须实行“总体政治”，一方面以严刑峻法镇压“妨害民族团结者”，另一方面对全民族实行“精神动员”，后者的核心就是种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总体战是无情的，男女都要为战争而尽其全力。”
其次，鲁登道夫鼓吹必须以国民经济的全部力量准备未来的战争。他说：“现代的战争可以说是物质之战和军火之战。”主持总体政治和总体战争计划者应该在和平时期就认真考虑，战时所需的原料、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哪些能够自给，哪些需要从国外进口，战时会否遭到封锁，海内外的交通线能否继续维持。他强调，德国应该提升自给的程度，提前大量输入和贮备必要的战略原料，实行配给制度，优先满足军火工业的需要，通过各种方法（包括入侵等）保证所需的海外原料来源（如罗马尼亚的石油、瑞典的铁矿石），并且鼓吹要使“全民族愿意承担物质牺牲”。
在军事上，鲁登道夫强调总体战的首要原则是速战速决。战争延长会引起“民族团结的涣散和经济的困难，战事的前景将遭受不利的影响”。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第一，“民族的全部国防力量应该在和平时期作好总体战的准备，并在战争之初就全部投入”；第二，必须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建立一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具有德意志“种族遗产之特质和民族精神之觉悟”的军队；第三，要依靠摩托化部队和空军的快速运动实行突然袭击；第四，毫不犹疑地使用一切斗争的手段与方法，不必顾虑道德和国际公法。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完全为纳粹当局所接受。1939年出版的德国《国防政策和国防科学年鉴》，以简明的语言把总体战概括为：“各阶层居民参加战争的总体性，包罗人民一切生活领域的总体性，以及利用一切斗争手段的总体性。”
闪击战思想的形成，在德国具有一定的基础。自19世纪50年代起，普鲁-德国就逐渐形成短促突击思想，强调以军事上的快速、机动、注重打歼灭战等要素，速战速决，来避免因地理位置带来的多线作战的困境。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防御得到发展，一般的防御发展成依托坚固工事的多层纵深防御。面对这种情况，二十年代主管国防军的泽克特等力主发展短促突击的机动战略。他强调：“战争的未来在于，使用人数相对少但质量很高的机动部队，在飞机的协同下产生更大的威力。”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短促突击，未来的军队应该符合三个要求：高度的机动性；拥有最高效率的兵器；人员和物资得到不断的补充更换。纳粹德国的军事战略虽然摈弃了泽克特的小型职业军队理论，却吸收了他的短促突击思想。
希特勒执政后不久，对未来的战争作了如下的设想：“下一场战争与上一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步兵进攻和密集队形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巨大的空袭，内部的突袭、恐怖、破坏和暗杀，谋杀领袖人物，在敌人防御的所有薄弱点上发动压倒优势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不惜代价地实施突然袭击，只用一次打击就能置敌于死地”。在这些逻辑不很严密的表述中，已经体现了总体战和闪击战的一些要素。30年代中期以后，当局所拟订的一系列扩张计划和指令使闪击战战术逐步完善。从这些计划和指令中，可以看出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要素：第一，强调在主要打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速战速决，避免同时出现两线作战局面；第二，强调以突然袭击开始军事行动；第三，强调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密集突击。
集中力量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战略性突击，这是闪击战战术的核心。尽管这一思想较早就为希特勒和军事当局所采纳，但是，使它能付诸实战应用的主要手段，即在航空兵支援下密集使用坦克摩托化部队，却直到1938年才在德军中确立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思想比较敏锐的军事家开始注意坦克的运用。英国军事理论家约翰·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等人在20年代初提出了坦克战思想。然而，在德国军界，直到1929年才出现以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为代表的独立运用装甲坦克师作战略性突击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在较长的时间内却未能得到普遍的承认。直到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德国才真正开始发展装甲坦克部队。这一年，希特勒在军队的一次新武器演示中观看了古德里安所组织的一支小小的坦克摩托化部队表演之后，兴奋地说：“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勃洛姆贝格也持积极态度。于是，以古德里安为参谋长的摩托运输兵总监处就拟定了发展坦克的计划。1934年10月，组建了第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即第一坦克旅。不过，这种坦克旅不同于古德里安所主张的坦克师，它主要仍用于协同步兵作战，而不是作为独立的战略突击力量。
1935年春希特勒宣布公开扩军后，德国装甲坦克部队也随之进入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年夏，在古德里安的积极推动下，现有分散的坦克兵单位被集中起来，拼凑成一个装甲坦克训练师，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与演习，赢得勃洛姆贝格和弗立契的赞赏。同年9月即成立了装甲兵司令部，10月正式组建了三个装甲坦克师。这种装甲坦克师是能够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由1个坦克旅（内含2个两营建制的坦克团）、1个摩托化步兵旅、1个摩托化炮兵团、1个摩托车营以及摩托化的侦察营、工兵营、反坦克营、通讯营和后勤供应纵队等组成，共有官兵11792人，坦克324辆，装甲运兵车421辆，各种汽车1963辆，摩托车2000辆。
1937年，古德里安发表《注意！坦克》一书，把自己的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主张系统化。同时，装甲坦克师的优越性在随后入侵奥地利的过程中得到了检验。于是，德国的装甲坦克部队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1938年6月1日，颁布了关于坦克师的领导和战斗使用的训令，最终确立了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原则。从此，闪击战战术具有了付诸实施的中间环节和手段。
七、为毁约扩军服务的纳粹外交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一次次毁约扩军举动，对外交政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如何解除主要大国的恐惧，平息外交危机。政府的主要对策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努力使英国维持“扶德抑法”政策，全力同英国搞缓和，力争与英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甚至结成联盟，以求在英国的谅解下做好对外扩张的准备。
希特勒在作出冒险举动后，关注改善英国的不满情绪。1935年6月德英两国缔结海军协定，标志着希特勒对英和解外交的顶峰。对德国来说，该协定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军事价值。它除了作为拆散斯特莱沙抗德阵线的一种手段外，主要用意是向英国表示友好，以此作为同英国达成全面协议甚至结成联盟的前奏。当时德国正在建造两艘2.6万吨级的袖珍战列舰，英国感到担忧，希特勒政府便提出缔结一项承认英国海军优势的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两国海军力量的比例是16∶10，而希特勒所提议的比例是近3∶1），表示德国无意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在该协定的正文里，双方都把它称作“成为两国间永久和最终协议的协定”。
法国是德国的欧陆争霸对手，对德国重整军备的行动最为敏感，也最有可能与波兰一起实施军事干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里都大肆反法，叫嚣“法国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这个逐渐与黑种人混合的民族，抱有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目的，是白种人生存的永久性祸害”，鼓吹要“一举在精神上把它的脊椎打断永远踏在脚下”。但是，他上台执政后，出于策略考虑，在毁约扩军阶段，还是把中立法国及其盟国放在重要的位置。
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是以它提出的与法国军备平等甚至优于法国的要求遭到拒绝为借口的，但同时它发起了第一次对法和平攻势。1933年9月中旬，希特勒亲自向法国大使保证德国的和平意图。同月底，牛赖特在日内瓦向法国外长提议，在裁军谈判进入僵局的情况下，德法两国可以达成直接的谅解。11月16日，希特勒亲自会见法国人士，借此向法国公众作出和平保证，表示对阿尔萨斯—洛林已不感兴趣。1933年末到1934年初，在德国的倡导下，德法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德国宣布公开扩军是以法国改变兵役法为借口的，面临法国所倡导的英法意斯特莱沙会议的召开和《法苏互助条约》的缔结，但它还是对法国使出了“拉”的一手。1935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被称为“最动听”的和平演说，“向法国庄严地承认和保证它在萨尔公民投票后决定的边界”，“从而最后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一切要求”。同月，戈林也在参加波兰毕苏斯基元帅葬礼期间同刚从苏联签约归来的赖伐尔举行会谈，大肆反苏，重弹对法友好的老调，表示“希望与法国邻居化干戈为玉帛”。
希特勒在向全世界宣布进军莱茵区的同时，向英法等国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表示：愿意同法比两国签订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由英意两国作担保；愿意同法国的东方盟国签订同样的条约；同意德法边界两边都实行非军事化；愿意重新加入国际联盟。
法国面临德国的步步进逼，为战争的阴影所吓倒，为反共的叫嚣所迷惑，为和平的诺言所陶醉，逐渐丧失了对德国的相对优势地位。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内部高层会议上宣布扩张计划时，已不惜同法国兵戎相见。
意大利也是个法西斯国家，其称霸目标是南欧、北非和地中海，意在建立一个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在希特勒看来，该目标的实现主要将损害英法两国的利益，导致同英法的冲突。因此，尽管德意两国在南蒂罗尔（Sudtirolo）问题上有争议，对奥地利也都怀有野心，但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时，还是把意大利定为德国的争取对象和潜在同盟者。希特勒执政初期，意大利害怕德国强大后会吞并奥地利，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希特勒急切染指奥地利、宣布公开扩军的情况下，它赶紧以屯兵勃伦纳山口、参加斯特莱沙抗德阵线等行动相对抗。但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后，它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激化。随后，它又与德国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在此基础上，意德之间的距离日益缩短。经过德国的一番努力，意大利终于在1936年10月同德国缔结了“轴心”协定，翌年11月又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基本上站到了德国一边。
德日关系的发展也不平坦。1937年以前，德国无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加之军事部和外交部比较倾向于把对华关系作为重点，而里宾特洛甫及其办公室希望重点争取日本，因此德国在亚洲的行动是多重而又混乱的。这一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和英反苏”，需要打出“反共产国际”的旗号来摆脱孤立状态。从日本方面来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处境孤立，打出反共旗号，靠拢法西斯德国，既能摆脱孤立状态，又不会引起世界两强英国和美国的敌意。于是，1936年11月25日两国缔结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kominternpakt Berlin Tokio），约定“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同时约定要帮助“感受威胁的第三国”。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基于策略考虑，既不愿意因为支持日本而损害同英美等国的关系，也不希望因为抛弃中国而丧失在华经济利益和军事影响。因此，1937年7月20日，德国外交部通过各驻外使团表示，德国在中日冲突中持中立态度。7月28日，它又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日本的行动违反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德国不顾日本的反对，拒不从中国撤出军事顾问团。当日本威胁要中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时，它表面上同意停止向中国提供物资，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诺言。
1938年1月2日，曾被希特勒誉为“俾斯麦第二”的里宾特洛甫提出一份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文件提出，如果德国与日本、意大利加强联合，“促使这些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同我们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就能有效地起到制约英国的作用，使英国面临“可能在三个不同地区即东亚、地中海和欧洲同时作战”的威胁，从而“不能在欧洲给予法国以足够的支持”。“在这样的局势下，万一德国同法国的某个东欧盟国发生冲突，英国可能会制止法国去干预，而使冲突局部化”。该建议被希特勒采纳，德国由此急剧调整对亚洲的政策，并向日本提出缔结德日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然而，从日本方面来讲，它还没有正式决定跨出南进的步伐，因而不愿意参加以西方国家为敌的同盟条约。双方需求的差异使得两国间的交涉旷日持久。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是德国内外宣传中的主要打击对象。纳粹当局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源自其反共反苏的本性，也有希特勒的策略考虑。他在1924年口授《我的奋斗》一书时，对苏联主要持谩骂的态度，然而在1928年口授《第二本书》时，则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分析了德苏关系的前景。首先，他认为，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只要俄国政府继续用布尔什维主义毒害德国，那么相信德苏之间会取得谅解就是荒唐的”。其次，德国在重整军备时期，不能与法国、英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冲突，但是，“假如德国真想与俄国结盟反对西欧，明天它就将再一次成为历史性的战场”，被迫以孱弱的军事力量仓促应战。再次，即使德苏两国结盟，当德国同英法等国发生冲突时，也很难指望得到苏联方面有效的支援，因为苏军越过波兰领土支援德国“只可能在德国不再存在时”才可能实现，而它通过海路在德国登陆，“只要英国和法国完全控制波罗的海”，就难以实现。既然德苏之间维持友好关系对德国是弊多利少，因此，利用英法等国统治集团反共反苏的偏好，“借布尔什维主义的幻影，以遏制凡尔赛体系的势力”，建立德国的军事主权，完成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就成了希特勒较为有利的选择。
在这一时期内，尽管德苏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希特勒也在演说中表示要“维护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在接见苏联大使时，保证德国完全意识到同苏联的利益一致性，但是，出于策略考虑，德国政府每做出一个冒险举动，除了大摇一阵橄榄枝外，就是大叫一通“布尔什维克威胁”。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其借口之一是“赤疫侵袭柏林”；德国拒绝参加“东方洛迦诺公约”，是以“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无法共同缔结什么公约和协定”为理由的；德国宣布公开扩军后，希特勒等人也是以“说到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的危险时，鼻孔也会颤动起来”的激愤情绪大肆反苏；德国进军莱茵区，在希特勒的嘴里又成了“德国向东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对莫斯科的防疫带”；法西斯国家的初步联合，也披上了“反共产国际”的外衣。反苏反共成了希特勒束缚英法等国手脚的咒语。
至此，德国在外交上以对英和解、中立法波与反对苏联为手段，步步得手，既阻止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又初步完成了毁约扩军、瓦解对德包围圈和寻觅战友的任务，作好了对外扩张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