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如前所述，19世纪初，德国文化界为反对拿破仑外族统治，争取民族统一，掀起过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1815年以后，面对梅特涅的反动统治，德国文化界用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中有对政治失望而“专注于小民”、寻求“小民幸福”、脱离政治生活的毕德麦耶尔派，也有与反动统治者展开抗争，以笔作“刀剑”的“青年德意志兰”。
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工业化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改变，德国文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于是，进行与这些改变相应的调适，寻找新的表达形式，更好地反映新的社会现实，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任务。由于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和诸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多元性的社会格局逐渐明朗，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化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具体而言，就是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反映各阶级、阶层思想的纷呈多样的流派。关于帝国时期这种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发展新趋势，著名史学家沃尔夫冈·J.莫姆森（Wolfgang J.Mommsen，19302004）给予的评价是：“（19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生活逐步与主导性的社会价值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脱离开来，并建立起一种独立的体系。作家和艺术家们逐渐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前提下解放出来”。
一、流派纷呈的文学、艺术和音乐
帝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呈现多元趋势，承载于其上的文化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出现这种多元性思想文化的重要原因多种多样，但显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说来： （1）在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分工日益复杂，社会较之往日出现了更多的利益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希图向社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 （2）工业化带来了更好、更快的邮政和铁路联系，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使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文化流派能迅速传入并影响德国文化界； （3）大规模城市化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为新思想、新流派和新风格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许多大城市发展为文化中心，并在文化生活方面展现出各自的特色，如戏剧之都柏林和艺术之都慕尼黑等。
（一）流派纷呈的文学
帝国时期，文学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纷呈的现象。
帝国建立初期，德国文学正处于现实主义的极盛时期。在帝国建立后的20年中，以长篇和短篇小说为体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文坛的主流。它们强调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弊端，客观描述日常生活，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追求。其中，特奥多尔·施托姆、威廉·拉伯等文学大师仍续写着他们的辉煌。特奥多尔·施托姆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诗性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帝国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有小说《三色紫罗兰》（Viola Tricolor，1874）、《双影人》（Ein Doppelgnger，1887）、《骑白马的人》（Der Schimmelreiter，1888）等。威廉·拉伯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现实主义代表作有《霍拉克》（Horacker，1876）、《德意志贵族》（Deutscher Adel，1880）、《奥德费尔德》（Odfeld，1888）、《大蛋糕》（Stopfkuchen，1891）等，其作品在幽默中带着些许忧伤。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帝国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出身于诺伊鲁平（Neuruppin）的一个药商之家，183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手足情深》（Geschwisterliebe） ，五十年代开始以写作为职业，中间还当过保守党《十字报》的编辑。他的创作极其丰富，体裁涉及剧本、诗歌、自传、戏剧评论、长短篇小说等。1861年—1882年发表的四卷本《勃兰登堡漫游记》（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Br and enburg） ，描写了勃兰登堡的贵族生活和风土人情。其现实主义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历史小说《暴风雨之前》（Vor dem Sturm，1878）、短篇历史小说集《沙赫·冯·伍特诺夫》（Schach von W u the now，1883）等。《暴风雨之前》描写了在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各阶层的群体**国形象。其他作品还有《私通》（L’Adultera，1882）、《迷惘、混乱》（Irrungen，Wirrungen，1888）等，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揭露。
除了现实主义叙述文学外，一些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挤压感到不满、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失望的资产阶级作家则形成了针对现实社会的反感流派。
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us）文学思潮首先对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概念提出了挑战。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艺术家们的回归自然”，反对和否定旧的“理想主义的”艺术。它受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反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将人、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内心冲动纠缠在一起的现象作为主题，把下层社会的生活条件、精神和道德的衰败等社会现实作为喜好的题材。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赫尔曼·苏德尔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等。帝国时期的戏剧在自然主义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1889年，豪普特曼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在柏林的“自由舞台”（Die Freie Bühne）首次演出。这一剧本中描写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的瓦解，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892年，豪普特曼的《织工》（Die Weber）的演出使自然主义戏剧达到了**。这是一部以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为背景描写工人反抗斗争的作品，劳苦大众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上层统治阶级对于文化领域的这种反传统举动非常反感，威廉二世甚至蔑视地称之为“贫贱艺术”（Rinnsteinkunst）。
还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学流派则以脱离和逃避现实的取向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通过追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因此，当自然主义控制着戏剧舞台时，在抒情诗领域却出现了象征主义（Symbolismus）的作品。象征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它批评自然主义“单纯反映状态的东西，扼杀了本质的东西”，主张不要细致地描写客观现实，而是要采用象征手法表现主观世界，暗示美好的理想世界。因此，象征主义作品逃避工业社会的主流现实，到前工业社会的农民和小城市中去寻找题材和人物，追求“健康的乡土艺术”，变成了文学颓废派。这是人们面对现代工业文明挑战而向内心世界的“灵魂深处”撤退的表现。著名抒情诗人赖纳·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1868—1933）和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Hugovon Hofmannsthal，1874—1929）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里尔克是德国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189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曲》（Lebenund Lieder）。其代表作有《新诗集》（Neue Gedichte，1907）、《杜伊诺哀歌》（Duineser Elegien，1923）和《致奥耳甫斯十四行》（Die Sonette an Orpheus，1923）等。格奥尔格的主要创作成果有《颂歌》（Hymnen，1890）、《心灵之年》（Das Jahr der Seele，1897）等。
20世纪初，德国文坛上出现了以海因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兄弟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海因利希·曼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1914） ，它描写了一个纸厂老板的儿子赫斯林通过无耻的投机和出卖他人而飞黄腾达的故事，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托马斯·曼的代表作是1901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描写了吕贝克大商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兴衰史，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对靠投机发家致富的资本家的不满，完全没有了帝国建立之初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对普鲁士社会仍然抱有的乐观主义想法。
（二）艺术：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
帝国时期的艺术也是流派纷呈，出现了现实主义、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us）和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等派别。
历史画派（Historienmalerei）是帝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官方画派，主要特征是通过理想化的模式或现实主义方式对各种宗教、政治和文学主题加以重现。其中普鲁士在完成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成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和对象。该画派在对德国统一这一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和表现的同时，明显带有半官方的歌功颂德的艺术手法，显示出功利主义倾向和政治御用特征。
历史画派的主要代表有安东·冯·韦尔纳（Anton von Werner，1843—1915）、阿道夫·冯·门采尔和弗兰茨·冯·伦巴赫（Franz von Lenbach，1836—1904）等。安东·冯·韦尔纳曾妙手著下多幅以建立德意志帝国和帝国主要政治人物为题材的名作，诸如《毛奇在凡尔赛工作室中》（Moltkein seinem Arbeitszimmerin Versailles，1872）、《凡尔赛皇帝宣言》（Die Kaiserproklamation in Versailles，1877）、《威廉二世与帝国议会在柏林宫白厅开幕》（Die Erffnung des Reichstagsim Weien Saaldes Berliner Schlosses durch Wilhelm II.，1893）等。弗兰茨·冯·伦巴赫也在威廉一世、俾斯麦等显赫政治人物画像方面有所成就，主要作品有《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73）、《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80）、《皇帝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1886/1887）等。阿道夫·冯·门采尔则继续着他的创作辉煌，作品带有浓烈的现实生活色彩，在帝国时期的代表作有反映新工业时代的《轧铁厂》（Das Eisenwalzwerk，1875）、《舞厅晚宴》（Ballsouper，1878）等。由于受政治的影响，他最终也将自己摆到了官方画家的位置上，并且由于创作歌颂弗里德里希大帝、威廉一世等普鲁士统治者的油画和插图而声名大震。他在帝国时期创作了《国王威廉一世动身探望军队》（Abreise Knigs Wilhelms I.zur Armee，1870）、《穿制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Die Armee Friedrichsdes Groeninihrer Uniformierung，1908—1912）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成了历史画派的杰出代表作。
历史画派试图通过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强化后世的历史记忆，达到保持民族、国家和宗教价值的目的，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
除了正统的现实主义历史画派外，出于对工业社会的文化反感，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出现了多种对现实不满或回避现实的艺术流派。这些流派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希望从现实工业社会日益强化的理性主义下解脱出来的愿望。
德国印象主义画派是在法国艺术影响下出现的一个重要派别，其基础是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它主张画家应到大自然中去，强调细致观察，在绘画技法上则特别注重运用色彩来表达物体在瞬间的光感效果，而不描绘事物固有的形态特征，因此对象的轮廓往往是模糊的，使人们的感觉建立于“主观色彩”之上，从而达到一种“内心世界”的满足。印象主义派画家有马克斯·施勒福格特（Max Slevogt，1868—1932）、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等人，又以后者最为有名。利伯曼的重要作品有《鹦鹉林荫道》（Papageienallee，1902）、《易北河畔尼恩施泰特的雅可布饭店平台》（Terrasse im Restaurant Jacob in Nienstedten an der Elbe，1902）和《阿姆斯特丹的犹太胡同》（Judengassein A msterdam，1905年）等。它们都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印象的描绘。1898年，出于对官方画派的不满，包括印象派在内的60多名“现代派”艺术家成立了“柏林脱离派”（Berliner Secession） ，利伯曼当选为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绘画艺术领域又出现了表现主义画派。这一画派以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其思想基础，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表现自我和表现主观世界。它不再把自然视为艺术的首要目的，而是把用非自然的线条、形体和强烈的色彩表现情绪与感觉当做艺术的目的。
1905年，恩斯特·基尔希纳（Ernst Kirchner，1880—1938）、埃里希·海克尔（Erich Heckel，1883—1970）、弗里茨·布莱尔（Fritz Bleyl，1880—1966）、卡尔·施密特洛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等尼采的崇拜者在德累斯顿成立“桥社”（Die Brücke） ，主张通过“色彩的完全自由、纯表现性的运用”来自由地表现感情。与此同时，在慕尼黑出现了俄国画家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弗兰茨·马克（Franz Marc，1880—1916）、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1887—1914）等为代表的“新艺术家联合”（Neue Kunstlervereinigung）。1911年，瓦西里·康丁斯基等认为“新艺术家联合”不够激进，另成立“蓝色骑士”（Der Blaue Reiter） ，要求进一步摆脱物象以表达事物的本质。表现主义画派的格言是，艺术的更新决不是“形式上的”，而必须是一种思想的新生，要搜寻客观外表背后隐藏的东西，看透事物的本质，通过无生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现主义画派中，基尔希纳的《柏林街景》（Berliner Straenszene，1913）、康丁斯基的《蓝色骑士》（Der Blaue Reiter，1903）、弗兰茨·马克的《蓝马》（Blaues Pferd，1911）等是代表性作品。
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显然不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所接受，它们被指责为“原始粗糙的艺术本能反对文明的起义”，是向资产阶级工业现实发出的挑战。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些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工业社会迅速增长的物质财富面前，寻找和强调一种精神的平衡和慰藉。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艺术家之中，版画家凯特·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1867—1945）的艺术创作和价值取向可谓别具一格。珂勒惠支出生于柯尼斯堡的泥瓦匠之家。她从小目睹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因而致力于用自己的作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其代表性作品有《织工起义》组画（Weberaufstand，1897）和《农民战争》组画（Bauernkrieg，1908） ，前者反映了织工的苦难生活及其从反抗到失败的过程，后者则以1525年农民战争为题材，展示了农民从遭受非人的奴役到起义反抗的壮烈场面。珂勒惠支因其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结合而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成为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帝国时期的建筑艺术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受益于新的钢铁建材、混凝土技术和建筑部件预制技术以及大规模城市化对建筑业的刺激，住宅、公共建筑等事业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寓住宅、工厂、百货公司、博物馆、剧院、办公大楼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建筑的繁荣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和多元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在帝国时期仍然呈现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乃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潮流，同时重视对于历史现象的个性的欣赏，认为要从历史潮流中去体察每个个体的意义。在建筑艺术方面，历史主义风格体现为重视过去，追求个体性的创造。基于这种取向，古典风格（Antike-Stil）、文艺复兴风格（Renaissance-Stil）、哥特式风格（Gotischer Stil）等又重新归于流行，但是又与过去有所区别，被冠上了新古典主义（Neoklassizismus）、新巴洛克（Neobarok）、新哥特式（Neogotik）、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等名称。此外，历史主义建筑风格还呈现地区性特点，其代表有汉诺威建筑学派（Hannoversche Architekturschule）、新纽伦堡风格（Neu-Nürnberger Stil）等。在历史主义建筑风格之下，公共建筑大多带有“类别”特征。歌剧院通常属于新巴洛克风格；法院建筑大多带有新古典主义或罗马式风格（Romanischer Stil） ；博物馆一般是缪斯神庙（Musentempel）风格；邮局大多为新哥特式风格；威尼斯的文艺复兴式风格则通常是商业建筑的首选；政府和议会建筑则多为古典希腊罗马风格。
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1803—1879）、保罗·瓦洛特（Paul Wallot，1841—1912）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Dresdner Zwinger）的德累斯顿画廊（Gemldgalerie Dresden，1855）和森佩尔歌剧院（Semperoper，1878，即今天的德累斯顿歌剧院）。后者的代表作则是混杂着新文艺复兴和新巴洛克风格的帝国议会大厦（Reichstagsgebude，1894）。这一时期完成的代表性建筑还有1880年完工的哥特式科隆大教堂、融合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1905）等。帝国议会大厦和柏林大教堂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顶峰。
“青年风格”（Jugendstil）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又一种建筑艺术风格，因1896年创办于慕尼黑的文化杂志《青年》（Die Jugend）而得名。最初的提倡者是画家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1865—1902）。他主张打破因袭传统的严谨历史主义风格，模仿花草藤蔓等形状，凭自己的主观印象来描绘自然飘逸的细长线条，形成平面图形。“青年风格”的代表人物有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1868—1940） ，代表性作品为达姆施塔特的婚礼塔（Hochzeitsturm，1908）。德国在占领和统治中国青岛期间建造的胶澳总督官邸也属于青年风格建筑。比利时建筑设计师亨利·凡·德·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1863—1957）对青年风格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设计了一系列青年风格建筑，而且于1906年创办了魏玛艺术工艺学校（Kunstgewerbschule Weimar） ，该学校成为著名的包豪斯（Bauhaus）的前身。
“青年风格”只是建筑艺术从历史主义转向现代主义（Moderne）的过渡。帝国后期，建筑艺术开始进入现代主义阶段。它首先出现在工业建筑领域，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创造新的建筑风格，实际上是对钟情于过去的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一种反动。其代表性作品有彼得·贝伦斯设计的柏林的通用电气公司动力大厦（AEG-Turbinenhalle，1909）、“包豪斯”风格创立者瓦尔特·格鲁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设计的位于阿尔弗雷德（Alfred）的法古斯工厂（Fagus-Werk，1914）以及弗里德里希·皮策（Friedrich Pützer，1871—1922）设计的位于耶拿的第15号楼（Bau15， um1917，德国第一幢高层住宅）。这些建筑已经带有包豪斯风格的印迹。
（三）音乐：从中期浪漫主义到晚期浪漫主义
音乐领域也呈现多元性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帝国时期的音乐与绘画等艺术领域一样，也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呈现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1870/71年对法战争是歌颂的主题。瓦格纳专门创作了《皇帝进行曲》（Kaisermarsch，1871） ，用以祝贺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勃拉姆斯则作了《凯旋之歌》（Triumphlied，1871）以纪念德国的胜利。另一方面，浪漫主义音乐继续着它在德国的辉煌历程。作为中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瓦格纳于1876年开始在拜罗伊特剧院（Bayreu the r Festspielhaus）上演其音乐剧，获得巨大成功。他的主要作品有《帕西法尔》（Parsifal，1882）和《尼伯龙根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1848—1874）等。《尼伯龙根指环》由《莱茵河的黄金》（Das Rheingold，1854）、《女武神》（Die Walküre，1856）、《齐格弗里德》（Siegfried，1871）、《神界的黄昏》（Gtterdmmerung，1874）等4部神话剧组成。瓦格纳还著有多本理论著作，包括《艺术与革命》（Kunst und Revolution，1849）、《歌剧与戏剧》（Oper und Drama，1851）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音乐发展进入晚期浪漫主义阶段。这一时期，传统的音乐形式和元素进一步被打破，作品呈现庞大的音乐结构、高度的技巧和高度紧张的精神重负特征，开始向现代主义过渡。主要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和理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古斯塔夫·马勒生于波希米亚的卡利什特（Kalischt） ，他的交响曲既给人以神秘莫测和儿童般的单纯之感，还兼具哲学性的宏大构思，是晚期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其主要作品有《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1911）等10部交响曲和《亡童之歌》（Kindertotenlieder，1901，1904）、《男童神奇号角之歌》（Des Knaben W underhorn，1887—1891）等声乐套曲。理夏德·施特劳斯出生于慕尼黑，主要作品有交响诗《死与净化》（Tot und Verklrung，1891）、《英雄生涯》（Ein Heldenleben，1899） ，标题交响曲《阿尔卑斯山》（Eine Alpensinfonie，1915）以及歌剧《莎乐美》（Salome，1905）和《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1911）等。其作品在音乐表现力方面综合了古典和浪漫主义的复杂技巧，一些作品显示出的病态狂乱情感已经明显具有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艺术特征。
音乐文化领域也折射出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的变化。一方面，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使之在音乐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贵族阶级在文化领域的垄断统治地位被打破。剧院原先是宫廷贵族文化的重要载体，19世纪中期以后却成为推介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阵地。剧院事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1870—1896年期间，商业剧院从原先的约200座增加到了600座。
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反映下层工人生活的工人阶级音乐戏剧表演开始出现。19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文化政治组织“柏林自由人民舞台”（Freie Volksbühne Berlin） ，其口号是“艺术为了人民”（Die Kunst dem Volk）。它以极其低廉的票价服务于底层劳动阶层。1892年，“新自由人民舞台”（Neue Freie Volksbühne）建立，社会民主党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出任主席。它成为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对抗的重要工具。格尔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织工》等则将工人社会群体的生活搬上了舞台。这些反映工人阶级的题材进入文化领域，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是社会进步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工人阶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一）哲学的新发展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哲学较之19世纪中期以前有了新的发展。一是费尔巴哈倡导的唯物主义哲学继续发展，形成了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恩斯特·黑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为代表的一元论（Monismus）唯物主义哲学；二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非理性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承载于其上的人类思想意识和精神文化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范围是全欧性和世界性的，在德国的影响尤其强大，出现了一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基点的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爱德华·伯恩斯坦、弗兰茨·梅林等理论家和思想家，也出版了一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的重要论著，包括著名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松巴特的早期著作《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和历史学家罗伯特·珀尔曼（Robert Phlmann，1852—1914）所著《古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 und Sozialismus）等。前者对阶级斗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前史、社会主义运动在英、法、德等国的发展、马克思的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等，进行了尝试性探究，后者则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的共产主义、私有化、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进行了“开创性”的考察。
建立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之上，由著名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无神论者恩斯特·黑克尔创立的“一元论”自然哲学也得到了充分发展。黑克尔出生于波茨坦，曾在柏林、维尔茨堡等地学习医学。主要著作有《自然万物史》（Natürliche Schpfungsgeschichte，1868）、《人类起源和发展学》（Anthropogenie，1874）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世界之谜》（Die Weltrtsel：Gemeinverstndliche Studien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是黑克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它从“人类”、“灵魂”、“世界”和“上帝”等方面充分阐释了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根据黑克尔的观点，19世纪科学研究的进展表明，生命都是自然发生的，人也是自然的属物。《世界之谜》一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不仅重版多次，而且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发行了几十万册。在很多家庭中，《世界之谜》成了“像圣经一样的必不可少的读物”。为了宣传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人生哲学，黑克尔于1906年在耶拿成立了“德国一元论者联盟”（Deutscher Monistenbund）。黑克尔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反对对神的信仰，严重危及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因而引发激烈的争论，遭到一些学者的猛烈反击，被批为“达尔文主义的一元论的”“教条主义者”。其理论也成为日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zialdarwinismus）的重要根据。
弗里德里希·尼采则将非理性主义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出生于吕茨恩（Lützen）附近的罗肯（Rcken） ，年轻时曾在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和新教神学，后转到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习古典语言学。1869年，年仅25岁的尼采被瑞士巴塞尔大学（Universitt Basel）聘为古典语言学教授，不久即因其才华出众而成为巴塞尔学界的精英名流。
尼采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19世纪70年代开始推出一系列重要著作，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代表作品有《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der Trag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1872）、《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ige Betrachtung，1873）、《朝霞：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Morgenrte.Gedankenüber die moralischen Vorurteile，1881）、《快乐的科学》（Die frhliche Wissenschaft，1882）、《道德的普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Eine Streitschrift，188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3—1885）、《善与恶的彼岸》（Jenseitsvon Gut und Bse.Vorspiel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86）、《反基督》（Antichrist.Fluch auf das Christentum，1895）等。1906年，其主要著作以《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集结出版。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虽然源于叔本华哲学，却与后者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叔本华哲学的中心议题是生命意志，强调因欲望无法满足而带来的人生痛苦，表现为一种消极、悲观的非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尼采虽然也强调意志优先，但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权力意志”，并为此构建了一套否定一切传统，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体系。
尼采对西方的现代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理性用永恒的概念扼杀了活生生的现实，忽视了人的本能。因此他在叔本华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要用“超越善与恶”的权力意志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主张人生就是强者支配弱者，否定人世间存在一套普世的道德，从而否定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尼采还对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进行了抨击，认为基督教鼓吹软弱，牺牲了更强壮的道德；基督教伦理约束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要使人获得自由，就必须杀死上帝。他因此发出了令人震惊的“上帝死了！”的呼声。
在全面否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尼采提出了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新哲学，即用生命的权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用充满**、欲望、冲动和争斗的本能取代冷静、精确和逻辑的理性。权力意志因此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尺度。为了实现权力意志，构建理想人生，他提出了所谓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超人”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人格代表，是英雄道德的载体和人类发展的目标；他藐视一切传统道德和价值，本身就是规范和价值的创造者和体现；他统治一切，拥有最强大的意志，是人的自我超越和扩张。
尼采哲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忽略人的本能的理性主义和僵化的传统文化的反动，更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命的新注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探索。
（二）史学的新成就
帝国时期的史学继续着其辉煌的成就。史学大师兰克虽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续写着他宏大的治史抱负。他试图编撰一部包罗西方各国历史的大型世界通史，并且从1881年开始出版多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1881—1888） ，但是直到1886年这位享年90高龄的史学大师去世时，才完成6卷，后来其助手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出版了第7—9卷。该著作叙述了起始于古代埃及和以色列止于1453年的西方各国和各民族历史。
另一位史学大师特奥多尔·莫姆森则在完成《罗马史》前三卷的基础上继续该著作的写作。出于对塔西佗（Publius Tacitus，um58n.Chr.um120）《编年史》（Annalen；Annales）成就的敬畏，莫姆森没有撰写第4卷帝制时代的罗马史，而是直接续写了第5卷并于1885年出版。1902年，莫姆森因其《罗马史》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莫姆森还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他是1848年革命时期重要的自由主义活动家，资产阶级进步党、民族自由党的成员，长期担任普鲁士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并且于1890年发起建立了“抵抗反犹主义联合会”（Verein zur Abwehrdes Antisemitismus） ，对日益活跃的反犹主义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
曾经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呐喊助威的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功能。他们认为史学的本质是“理解”，因此毫不隐讳在其著述中加注自己的政治观点，**裸地主张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甚至不惜对历史事实进行断章取义的选择性改造，以使历史适应自己的主观想象。在帝国时期，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为聚贝尔和特赖奇克。
聚贝尔在史学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不仅继续出版影响力巨大的《历史杂志》，而且在1875年出任普鲁士档案馆馆长。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撰写的最重要著作是7卷本《威廉一世创立德意志帝国》（Die Begründungdes deutschen Reiches durch Wilhelm I.，1889—1894）。该著作以普鲁士为核心视角，论述了从古代直至普鲁士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1850到1870年间的普鲁士史”。他毫不避讳自己的政治立场，明确表示自己的历史研究服从于“对普鲁士和民族自由的”信仰。因此，有学者在评价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时认为，尼布尔和兰克进行历史研究时满足于了解他们所涉及的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让读者自己去从中推导出政治教益；莫姆森则更进一步，他将罗马史研究与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形势进行某种联系和比较，已经带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倾向；聚贝尔进行历史研究时则是一切为我所用，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用来“证明霍亨索伦王朝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族自由党原则的正确性的借口而已”。正是出于这种信仰，在帝国之初，当俾斯麦政府与罗马天主教会及中央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时，聚贝尔立即重披战袍，代表民族自由党进入帝国议会，支持俾斯麦展开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
特赖奇克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中“最年轻、最伟大和最后一位”代表，他在贯彻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目标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最完美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随着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断膨胀，他转而鼓吹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为德意志帝国向外扩张鸣锣开道。其代表作为1879年—1894年间出版的5卷本《十九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该著作对拿破仑战争之后到1848年间德意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按照作者的说法，在撰写过程中，整个德意志以及普鲁士的状况是其关注的中心，与此同时，也会涉及对“整个祖国命运”具有重要意义的小邦。因此，在特赖奇克的笔下，德意志帝国的出现是神圣罗马帝国结束以来德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积极呼应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宣扬大日耳曼主义，宣称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19世纪的马基雅维里”。
除了老一辈史学家外，一些史学新星也开始绽露头角，其中包括20世纪上半期德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迈内克出生于阿尔特马克（Altmark）的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 ，年轻时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学，授教于聚贝尔、特赖奇克、德罗伊森、狄尔泰（Wilhelm Dil the y，1833—1911）等史学名家和学术大师。1893年，在聚贝尔的推荐下，年轻的迈内克出任著名的《历史杂志》编辑，并且在特赖奇克去世后于1896年担任该刊主编，直到1935年被纳粹政府解职。1896年，他以《陆军元帅赫尔曼·冯·博伊恩传》（Das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Herrmann von Boyen）获得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1901年以后他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弗赖堡等大学任教，并推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1908） ，《19、20世纪的普鲁士和德国》（Preuenund Deutschl and im19.und20.Jahrhundert， 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tze，1918）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受19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兰普雷希特争论”（Lamprechtstreit）的影响，迈内克的关注点从传统兰克史学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转向更“深刻的”、“历史政治的、思想史的审视”。他在《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探究“德国的民族国家思想形成史”，从思想发展层面来审视“民族、国家”等问题。迈内克因此成为德国史学界“思想史”（Ideengeschichte）的开创者。
（三）社会学的兴起
社会学的兴起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又一亮点。这一时期，包括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特、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等在内的著名学者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1864年出生于爱尔福特，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时先后在海德尔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学、国民经济、哲学和历史。1893年以后曾在柏林、弗赖堡、海德尔堡、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大学任教。他研究领域广博，早期研究集中于历史和经济领域，如《中世纪商业社团史》（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immittelalter，1889）、《罗马农业史》（Die r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und Privatrecht，1891）、《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政策》（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1895）等。他最具影响力的成就是对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des Kapitalismus，1905）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该著作探究了宗教思想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合理经营的态度是在新教特别是卡尔文教的宗教伦理驱使下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为前提，这种敬业精神源于新教的禁欲主义和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西方文明领先于其他文明的原因也由此得到解释。他的代表性著作还有《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21）等，许多著作是在他去世后才被收集、整理和出版的。
维尔纳·松巴特出生于埃姆斯勒本（Ermsleben） ，曾受教于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莫勒，是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著名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思想家。1890年起先后在布雷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一生著述颇丰，思想多变。他曾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189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松巴特对社会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研究重点置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2卷本《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1902）、《19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im19.Jahrhundert，1903）、《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unddas Wirtschaftsleben，1911）、《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s und Kapitalismus，1913）、《战争与资本主义》（Krieg und Kapitalismus，1913）等。《现代资本主义》细致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犹太人与经济生活》受到马克斯·韦伯关于“清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研究”的启发而成稿，认为犹太人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推动者，“犹太人使当今的资本主义形态成为可能”。《奢侈与资本主义》进一步探究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崛起问题，明确提出“奢侈产生了资本主义”。《战争与资本主义》则强调，资本主义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战争不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松巴特和马克斯·韦伯一道奠定了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和社会学基础。
（四）关于人文科学方法的思考
德意志帝国时期，作为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斗争的产物，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仍然影响着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发展。这一时期，出于对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影响不断增长的反感和维护人文科学“自主性”的认识的需要，以威廉·狄尔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对于人文科学方法的新思考。
狄尔泰1833年出生于威斯巴登附近的比布里希，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对历史理性的批判，主张历史相对主义，认为人文科学是解释性科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人的思想而非直接的经历，语言、文学、行为和制度则是思想的载体。人文科学的任务是重新体验和从思想上理解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个个体的表现活动、语言和行为。狄尔泰于1883年发表的《人文科学导论》（Einleitung in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1883）即是这种思想的结果。1910年出版的《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建》（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1910）则对这种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还推出了《经历与诗歌》（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Lessing，Goethe， Novalis und Hlderlin，1907）等一系列著作来阐释和佐证自己的看法。狄尔泰强调，人类的本质无法用反省的方式获取，它只能通过对全部历史知识的掌握中得到了解，换言之，人类对自己的理解不可能从苦思冥想中获得，而只能来源于历史事实。出于这种看法，他的相关研究最后也归结到历史领域，并将其研究成果汇成《德意志精神史研究》（Studien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出版。
狄尔泰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文科学对于普遍规律的探索，却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对于绝对性原则的信仰，有利于人们自由地欣赏和理解人类经历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三、帝国时期的思想运动
转型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多元化趋势明显，各种思潮涌动不息。其中，民族主义思潮表现特别突出，而且带有明显的升级迹象。
19世纪中期以前，德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受法国大革命激发而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理想，是以复辟时期各种保守势力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是，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和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保守势力也开始接纳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目标，从而使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打上保守和右倾的烙印。
从德国内部看，基于“统一”先于“自由”的考虑，民族主义开始转而反对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派，于是，波兰人、犹太人和罗马天教会等分裂势力以及各种“非德意志因素”都成为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民族主义还与不断上升的军国主义联手，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从外部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德国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捍卫民族利益”、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和捍卫民族尊严为目标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意识。这种强化的民族主义意识首先外化为各种民族主义组织、民族主义纪念物的体现形式，同时也上升为种族的民族主义（Vlkischer Nationalismus） ，在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观念之下，人们突出强调以共同祖先、血缘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Volk）与国家的有机统一。
民族主义在帝国时期发展成为影响各个阶层的思潮，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大行其道，诸如体操联合会、歌唱联合会、德意志军人联盟（Deutscher Kriegerbund，1873）、帝国军人协会（Reichskriegerverband，1884）、泛德意志协会等。后者不仅鼓吹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要求将整个中欧都纳入德国的统治之下。甚至学校也成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阵地。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纪念性活动。每年9月2日的“色当纪念日”（Sedanstag）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了纪念1870年德军在色当战役中打败法军并俘掳法皇拿破仑三世而设立的全国庆祝日。此外还建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纪念建筑，其中有纪念1870年德法战争和纪念德意志帝国建立的莱茵河畔吕德斯海姆（Rüdersheim）的尼德瓦尔德纪念碑（Niederwalddenkmal）、纪念公元9年日耳曼人大败罗马军团的托伊托堡森林战役（Schlachtim Teutoburger Wald）的赫尔曼纪念碑（Hermannsdenkmal）、以及位于科布伦茨“德意志之角”（Deutscher Eck）的威廉皇帝纪念碑（Kaiser-Wilhelm-Denkmal）等。
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是种族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在欧洲，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反犹主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代。在德国，18世纪下半期特别是19世纪以来，在自由、平等理念之下，犹太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改善。德意志帝国建立后，1871年帝国宪法也确认了犹太人的平等权利。但是反犹主义并未因此而消失。由于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反犹主义甚至出现了从宗教层面向种族层面的转变。人们将现代化进程中各种负面因素都归结为所谓的“犹太精神”（Jüdischer Geist）。
于是，各种反犹著述行销于世。作家威廉·马尔（Wilhelmmarr，1819—1904）在其《犹太民族对日耳曼民族的胜利》（Der Sieg des Judenthumsüber das Germanenthum，1879）的小册子中就批判了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阐述了自己的种族反犹主义观点。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也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称犹太人是一个“谎言和欺骗”的民族，甚至在《犹太特性之我见》（Ein Wortüber unser Judenthum）一文中要求犹太人抛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归顺德意志民族，使自己变成德意志人，因为“我们不想在千年的日耳曼文明之后是一种德意志犹太的混合文化”。作为现代反犹主义先驱之一，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则在其《德意志文集》（Deutsche Schriften）等著作中大力鼓吹德意志民族必须实现“种族和宗教”的统一，声称犹太人是德意志统一的最大障碍。19世纪90年代以后，种族反犹主义日益强烈。1899年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出版《19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des19.Jahrhunderts） ，提出日耳曼种族中心论和雅利安种族（Arische Rasse）至上论，强烈反对日耳曼人与“外来民族”犹太人的混合，要求恢复日耳曼人及雅利安人的种族纯洁性。尼采、瓦格纳等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也对犹太人持不友好的态度。
19世纪70年代末起，与上述反犹主义思潮相对应，帝国境内又出现了各种反犹主义政治组织。1878年1月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克尔建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Christlich-Soziale Arbeiterpartei）。他建立该政党的目的，除了使工人疏离社会民主党外，也有从基督教层面推行反犹主义的因素。威廉·马尔于1879年10月建立的“反犹联盟”（Antisemitenliga）则从种族主义层面反对给予犹太人在社会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各个反犹主义组织中，最著名的是政论家马克斯·利伯曼·冯·松嫩贝格（Max Liebermann von Sonnenberg，1848—1911）在1889年建立的“德意志社会党”（Deutschsoziale Partei）和奥托·伯克尔（Otto Boeckel，1859—1923）在1890年建立的“反犹人民党”（Antisemitische Volkspartei） ，两者在1914年联合成为“德意志民族党”（Deutschvlkische Partei）。
反犹主义政治力量还展开各种声势浩大的反犹政治活动。松嫩贝格就发起了有20多万人签名的所谓“反犹请愿”（Antisemitenpetition） ，于1881年向俾斯麦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限制犹太人进入德国，限制犹太人在政府和司法部门供职，禁止犹太人担任中小学教师，等等。
反犹主义运动和“反犹请愿”甚至引发了著名历史学家莫姆森和特赖奇克等所谓的“柏林反犹主义争论”（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以莫姆森为代表的一些著名学者公开反对反犹主义。莫姆森在《也谈犹太特性》（Auch ein Wortüber unser Judentum）一文中，不仅指出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情感的怪胎”，而且尖锐地批判了反犹主义运动，驳斥了特赖奇克和瓦格纳等人的反犹思想，强调在公民社会里，必须在法律平等之下给予犹太人以保护，以免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内战危险”。尽管如此，反犹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始终存在，在纳粹德国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德意志帝国时期还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与民族主义联动的思潮，它们是西方国家在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呈现出来的普遍性思潮的组成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同样值得注意。1896年，柏林施太格里茨（Steglitz bei Berlin）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发起了名为“迁徙之鸟”（Wandervgel）的青年运动。这一运动反对19世纪下半期经济全盛时期形成的那种物质主义的、非宗教的世界观支配之下的市民文化，要求摆脱社会的束缚，回归自然和自由。在这场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经历集体生活、未开发的自然、漫无目标的旅行，还有体验娱乐和歌舞中的优美民风等，来发展一种新的朴实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要从城市和现代生活中“逃走”。结果，这一运动很快风靡整个德国，在最盛时参加者达6万之众。“迁徙之鸟”运动在德国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长时间内成为推动德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动力。就其本质而言，“迁徙之鸟”运动是对工业社会物质至上的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反动，是青年进行的一种自我教育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