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业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经典力学的建立、蒸汽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奠基于电磁学、现代合成化学、内燃机技术等新兴科技之上。大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科技的进步。它在为科学技术提供更强大物质手段的同时，也向科学技术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动力。而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化离不开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因而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为了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基点的高速工业化的需要，德国的科技发展和教育事业都出现了新的趋势和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
帝国时期的高速工业发展，特别是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平台之上的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迅速扩张等，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人们不仅注重前沿实用科技的开发和应用，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以保证实用科学技术的持续开发能力和领先水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科学上的先导国家”。
（一）实用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领先地位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需要实际性的解决方法，实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帝国时期，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几乎涉及每一个重要生产领域。以采矿业为例，1894年出现的快速钻机在开辟亚亨北部新煤田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02年在威斯特法仑出现的将凝固工艺运用于“不固定”山体的矿井建造技术，则有利于克服恶劣的地质条件，使可采煤矿区得到扩大。新的电气化技术也在煤炭开采业中得到普遍使用。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9世纪末，电动泵开始运用于矿井汲水，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也取代了原来的蒸汽机。采煤工具中则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各种新设备。这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采煤业的生产环境，提高了采煤效率。
化学研究也显现出为生产服务的特点，研究成果频出。化学染料等各种新型人造材料相继问世。在霍夫曼等人提炼出“苯胺红”、格莱伯（Carl Grbe，1841—1927）和利伯曼（Carl Liebermann，1842—1914）等造出茜素（1869年）后，“真红”（1876年）和“酸性猩红”（1878年）等染料也相继问世。1909年卡尔·博施（Carl Bosch，1874—1940）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提出的用氮和氢合成氨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氨合成工艺。卡尔·冯·林德（Carlvon Linde，1842—1934）则发明了制冷技术，并于1877年开始生产冰块。他还于1895年实现了空气液化。在以上各种实用性研究的支持下，帝国时期的化学工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在电气工业领域，维尔纳·西门子不仅发明了电机，而且制造出了电梯、有轨电车等一系列电气产品，为电气技术的推广应用作出了巨大贡献。汽车制造技术的发展是德国实用技术创新的又一典型事例。19世纪下半期，在铁路建设渐趋饱和后，解决陆路交通中的短途交通工具问题显得日益迫切。1867年尼古劳斯·奥托（Nikolaus Otto，1832—1891）研制成功第一台燃气马达，将人类带入了内燃机时代。1876年奥托又制造出第一台四冲程发动机，为汽车的发明铺平了道路。1886年，高特利普·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1834—1900）和卡尔·本茨（Carl Benz，1844—1929）分别制造出可以行驶的汽车。人类从此进入了汽车时代。在航空领域，费迪南德·冯·齐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1838—1917）在1900年以后进行的飞艇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随着各种实用技术发明数量的增长，专利技术保护问题显得日益迫切。1874年，在维尔纳·西门子和开姆尼茨市长威廉·安德烈（Wilhelm André，1827—1903）等人的推动下，人们成立了“专利保护联合会”（Patentschutzverein） ，进行宣传保护专利的活动。1877年5月，帝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德国专利法》（Das deutsche Patentgesetz） ，对德国人发明的各项技术进行专利保护。德国政府授予的专利数量也迅速上升。1850年德国的专利授予数量为243项，1860年310项，1870年4132项，1880年3887项，1890年4680项，1900年8784项，1910年则达到了12100项。
在加强实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同时，医学、自然科学等科学研究也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1870—1909年，德国人在医学领域的发现和发明数量为216项，其他国家的发现和发明总和为278项；在热能、光学、电学和磁学等领域，1871—1900年德国人的发现和发明数量为2022项，英、法两国总共为1604项。1900年左右，物理学领域中有1/3的论文和42%的发现都是德国人的杰作。这些骄人的研究成就的取得，是德国人在各个领域的卓越研究的最直接反映。
在物理学领域，德国人率先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1887/88年海因里希·赫茨（Heinrich Hertz，1857—1894）发现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证明电磁波都拥有光波的特征。1895年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ntgen，1845—1923）发现了X射线（Rntgenstrahlen）的存在，并因此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提出能量并非以连续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能量子形式存在，由此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体系，开启了量子物理的大门，并因此获得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05年菲力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因关于阴极射线的研究和对电子理论的发展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提出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狭义相对论（Spezielle Relativitts the orie）。1921年，这位科学巨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9年，费迪南德·布劳恩（Ferdinand Braun，1850—1918）由于对无线电报发展的贡献，和意大利的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一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威廉·维恩（Wilhelm Wien，1864—1928）由于发现影响热辐射的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4年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因发现晶体中的X射线衍射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帝国时期的化学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多人获得诺贝尔奖（Nobelpreis）。1909年弗里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ch Hofmann，1866—1956）合成了人工橡胶，1913年弗里德里希·贝吉乌斯（Friedrich Bergius，1884—1949）发明了在高压下将煤变成油的液化工艺，并因此与卡尔·博施一起获得1931年诺贝尔化学奖。在化学药物研究领域，1899年海因利希·德莱塞（Heinrich Dreser，1860—1924）研制出阿斯匹林（Aspirin）。1902年艾米尔·菲舍尔（Emil Fischer，1852—1919）因阐明糖和蛋白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阿道夫·冯·拜耶尔（Adolf von Baeyer，1835—1917）由于发现现代染色工业的三大基本染素分子而获得1905年诺贝尔化学奖。爱德华·波赫纳（Eduard Buchner，1860—1917）由于证明酒类发酵的真正主因是酵母中所含不同酵素而获得1907年诺贝尔化学奖。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1853—1932）由于在催化剂的作用、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率等方面的研究而获得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奥托·瓦拉赫（Otto Wallach，1847—1931）首次合成人工香料，并因其在脂环族化合物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获得1910年诺贝尔化学奖。理夏德·马丁·韦尔施泰特（Richard Martin Willsttter，1872—1942）由于研究叶绿素的化学结构和证明镁原子的存在而获1915年诺贝尔化学奖。1909年弗里茨·哈伯由于首次从空气中合成氨而获得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
生理学、医学等领域也取得了令人为之侧目的研究成果。著名医学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在1876年成功地发现了炭疽杆菌，此后又先后分离出伤寒杆菌、结核病菌、霍乱病菌等一系列病菌，发明了蒸汽杀菌法、预防炭疽病接种方法和霍乱预防法等。他首次证明了特定的微生物是特定疾病的病原，成为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并因此获得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此外，弗里德里希·勒弗莱尔（Friedrich Loeffler，1852—1915）在1884年发现了白喉病菌，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1854—1917）在1890年发明了白喉血清等。这些发现和发明，奠定了德国医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帝国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发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多层次科研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层次研究机构既有自己明确的研究目标，又相互促进和弥补不足，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它们的科研能量。处于最基层的是企业所属研究机构。许多新发明和新发现都是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完成的。以化学工业为例，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属下的实验室在杜伊斯贝格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仅杜伊斯贝格本人就先后发现了三种新的苯胺染料。他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批年轻的化学家。
各个高校在科研方面也十分活跃，它们与生产前沿挂钩，开设各种讲座，在“研究和教学统一”的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1867年成立的德国化学学会（Deutsche Chemische Gesellschaft）是联系大学和工业研究的桥梁，在沟通大学研究和工业领域的需求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 Darmstadt）于1892年首先推出了电技术讲座，以满足社会对电气科学的需要。克虏伯公司等企业也主动与高校配合，支持高校科研。有鉴于此，一些研究德国问题的学者不无感慨地指出：“没有任何地方像德国那样，科学和技术结合得如此紧密”。
（二）国家积极推进科学研究
国家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德国的大国地位，物质保障和强大军事力量，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等，都“决定性地基于科学之上”。因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介入科学研究的状况开始有所突破。1887年，在著名企业家、发明家维尔纳·西门子、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尔茨和天文学家威廉·弗尔斯特（Wilhelm Foerster，1832—1921）等人倡导下，成立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hysikalisch-Technische Reichsanstalt）。建立这一机构的目标是，通过促进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加强德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德国政府还加强在农业经济领域的科学研究，于1868—1906年间成立了18个相关的机构和包括1905年建立的“帝国农林经济生态学研究所”（Biologische Reichsanstalt für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等在内的14个由各农业经济团体承担的研究所。这些科研机构的建立都有一个初衷，那就是“有意识地动员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以适应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在国家积极介入科学研究方面，普鲁士文化部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 of f，1839—1908）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聘请权威学者组成专家咨询集团，专门商讨推动科学研究问题，在大学里大力推行聘任制，采取减轻教学负担、给予研究教授职位等各种灵活措施，吸引和挽留著名物理学家海因利希·赫茨、血清学家埃米尔·冯·贝林、荷兰物理化学家凡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1852—1911）和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重要研究人才。这套做法在德国高校和科学政策史上被称为“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th of f） ，这一时期也成了德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所谓“阿尔特霍夫时代”（ra Alth of f）。
帝国时期还出现了“国家、私人资本力量和对科学有兴趣的市民之间合作”推动科学研究的状况。最著名的是1910/11年由神学家阿道夫·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等人推动成立的“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der Wissenschaften）。威廉皇帝协会成立的表面原因是为了庆祝柏林大学创建一百周年，实际动力则是要加强德意志民族的威望和德国的“经济技术竞争能力”。相关研究表明，建立威廉皇帝协会实际上是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拉特瑙等垄断资本代表与阿尔特霍夫等国家官员共同策划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称，德意志帝国时期已经形成了“科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同盟”。
威廉皇帝协会的特点是其多变的、相当开放的和灵活的组织结构。到1914年，这一协会之下已经建立了多个研究所。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KWI für Kohlenforschung）等；侧重于基础性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KWIfür Chemie）、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和电气化学研究所（KWI fürphysikalische Chemie und Elektrochemie）、威廉皇帝生物学研究所（KWIfür Biologie）等。相关研究经费主要依靠各方面捐赠，特别是工业界的资助。据统计，在给威廉皇帝协会的捐赠中，农业界占5%，工业界占47.5%，商业界占7.3%，银行界占29%，其他占11.2%。工业界的资助对象通常是它们对口的研究领域。因此，对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资助主要来自各化学工业巨头，煤炭研究所等则完全是在煤炭工业界巨头们资助下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科学研究与工业界的密切关系。就此而言，威廉皇帝协会成了国家保护下的一种“科学和大资产阶级的创造物”。
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德意志帝国时期，教育事业在规模、内容到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雄厚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新兴行业部门的出现、较高的生产技术条件等，都对劳动者的素质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育事业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教育事业出现了明显的扩张和现代化取向。一是各类学校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二是原有学校的课程和专业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型学校。
（一）普通中小学教育
德国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一直走在欧洲前列。德意志帝国时期，普及小学教育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以普鲁士为例，1848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2%，1871年实际上学率为86%—90%，19世纪80年代以后入学率已经达到100%。在公立小学的发展方面，1871年普鲁士有公立小学3.312万所，学生390.0655万人，教师4.8211万人；1911年公立小学达3.8684万所，学生657.214万人，教师11.7162万人。教师与学生人数之比从1∶81下降到了1∶56。这种变化意味着教师与每个学生的平均接触时间有所增加，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学校规模也有所发展。在普鲁士农村类国民小学中，1886年只有一个班级的学校占57%，6个班级以上的学校仅为0.6%，城市类国民小学中相应的比例为15%和35%；1911年农村国民小学一个班级类学校下降到了39%，6个班级以上学校则上升到了4.3%，城市国民小学一个班级类学校下降到了8%，6个班级以上学校上升到了69%。这是不小的进步。
小学教师的质量也有所提高。1871年帝国建立时，只有80%的公立小学教师参加了教师研讨班的学习，1914年则已经实现了所有小学教师都毕业于这类师范教育机构的目标。为了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政府专门建立了师范预备生教育机构，挑选有才干的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培养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类机构已经达到82所。被选拔的学生在16—17岁时转入为期3年的教师研讨班学习。教师研讨班数量也不断增加。在普鲁士，1871年有64个教师研讨班，1914年则达到204个，其中有16个是女教师研讨班。到1914年，德国公立小学师资队伍中的女教师已占到20%左右。
普及小学教育的成就非常显著。1871年德国人口中的识字率为87%，1890年左右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这种进步还可以从招收新兵的情况中间接地得出结论。1875年招收的新兵中文盲率为2.37%，1895年下降为0.15%，1910年时已经下降到0.02%。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他们收到的邮件，令当地人惊讶不已。德国工人与比利时、奥地利等邻国的工人们相比，素质也明显要高出一筹。
中学教育也有新变化。文科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普鲁士政府在1812年规定，只有获得文科中学毕业证书者才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重视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语言为特征的文科中学是唯一正规类型的中等学校。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文科中学教育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面向现实的、半古典的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和只学习现代学科的高级实科学校（Oberrealschule）。但是后两类中学的学生在很长时期内无资格升入大学。经过斗争，也是现实压力的结果，威廉二世于1900年颁布法令，确认上述三类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原则上具有同等重要性。1901年，这三类中学的学生都获得了进入大学学习的同等权利。向大学输送人才的中学数量也因此大增。1875年德国共有各类中学921所，学生18.3248万人，其中文科中学336所，学生9.3514万人，1911年各类中学的数目增加到1476所，学生39.7835万人，其中文科中学507所，学生15.495万人。中学生人数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学升学率仍然很低。即使在1900年以后，仍只有6%—7%的小学生可以进入中学就读，其中只有1%—2%的学生能读到最高年级和参加毕业考试。
这一时期中学教育的最大变化在于调整相应的教学内容，以适应社会经济变革和发展的要求。中学教学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重视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语言课程但忽略传授自然科学等知识的文科中学，被迫对课时设置作出相应调整，增加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等的课时量。起初，文科中学古典语言的课时量为数学和自然科学课时量的3倍，1882年降到了2倍。尽管如此，人们仍指责文科中学课程结构中“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考虑太少”。文科中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因此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侧重于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日益受到重视。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的课程设置更接近社会的需要。实科中学必修拉丁文，多数不修古希腊文，高级实科学校则完全不开设拉丁文和古希腊文，而是将更多的课时放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上。1882年普鲁士9年制中学的课程设置中，文科中学古典语言为117个周学时，自然科学18个周学时；实科中学相应为54个周学时和30个周学时；高级实科学校则没有古典语言课程，自然科学为36个周学时。到1901年，文科中学的古典语言减少为104周学时，自然科学仍保持18周学时；实科中学相应为49周学时和29周学时；高级实科学校则分别为0周学时和36周学时。由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黄金时期，社会对实用性的技术性人才需求旺盛，于是重视自然科学和实用知识的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成了当时的中等阶层和新兴经济资产阶级子弟的热门学习去处。
上述三类中学因其不同取向，发展态势呈现明显差异。文科中学在各类中学中所占的学生人数比重明显下降，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则由于其实用性和时代性的教育特点，吸引了大批学生，学生人数比重显著增加。1900年，文科中学学生占中学学生总数的60%，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分别占14%和27%；1911年这三类学校学生所占比重调整为55%、18%和28%；1918年时则进一步调整到了39%、27%和34%。
中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提高。教师由1871年的4000人增加到1914年的1.7万人。在师资质量方面，由于各学科专门化趋势的发展，对教师的要求也呈现专门化趋势。1866年教师考试规定中还只有哲学、宗教和希伯莱语、数学和自然科学、新外语等四个专业领域，1898年时有独立教学资格的专业领域已经达到15个。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就显得特别必要和重要。因此德国政府规定，从1890年开始，中学教师必须参加两年研讨班学习，并试用一年。1898年起，所有的中学教师都必须拥有统一的资格证书。这种规范化管理对于提高教师的质量起了很大的保证作用。
帝国时期的教师待遇也有了明显改善。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要建设优秀的教师队伍，就必须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吸引和留住人才。1820年普鲁士公立小学教师的平均收入为323马克，其中城市教师收入638马克，农村教师收入258马克；1878年公立小学教师平均收入增加到1032马克，城市和农村教师的收入分别为1365和874马克；1911年，公立小学教师平均收入增至2718马克，城市和农村教师收入分别为3218和2401马克。这一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普鲁士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学教师属于国家官员，薪水较之小学教师更高。1872年，中学教师大幅度提薪，年薪高低跨度为：低者1600马克，高者4500马克（柏林相应为2100马克和5100马克）。到1914年前夕，中学教师中的首席教师已经跻身于全国4%的最高收入阶层之列。
（二）女子学校和军校教育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专门针对女孩教育的女子学校（Mdchenschule）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女孩在小学阶段接受与男孩相同的义务教育，即在6—14岁之间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女子学校实行寄宿制，采取的仍是小学教育模式。以普鲁士为例，根据1894年的规定，学生被划分为低级（1—3年级）、中级（4—6年级）和高级（7—9年级）三个阶段，课程有宗教、德语、英语、法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绘画、写作、缝纫、唱歌、体育等。在天主教地区，这类女子学校则往往由女修道院掌控和管理。完成小学学业后，由于文科中学等不接受女生入学，许多城镇开始设立女子中学（Hhere Mdchenschule） ，以满足对女孩的中等教育的需求。相较于普通中学，国家对这类学校的组织、课程设置和监管要松一些。
女子中学作为中等教育的特殊形式，课程设置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这里，学生学习一般性知识，主要是加强和完善小学阶段已经学习过的内容，不带技术性色彩，也没有有关工商业的课程。女子中学学生的另一项主要学习内容是家庭事务，包括做饭、洗衣、熨烫、健康卫生和营养学知识等。到20世纪初，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一些女子中学开始引入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课程，以便学生们获得进入大学学习的资格。然而，在普鲁士等邦，获得大学学习资格的女生并非正式的大学生，而只是获得了听课资格。
在女子学校的师资力量方面，男性教师通常是曾经在中学任教、经验丰富、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的高级教师，也有部分小学教师，但他们必须通过相关考试。大部分女子学校都雇用女教师。她们也都必须在教师研讨班学习并通过相关考试。
女子中学的发展相当迅速。1891年普鲁士有公立女子中学206所，学生4.4935万人，1901年有公立女子中学213所，私立女子中学656所，学生总数达12.649万人。巴伐利亚在1889/90年有公立女子中学28所，私立女子中学98所，学生1.2933万人，1900/01年则有公立女子中学35所，私立女子中学100所，学生1.525万人。萨克森在1889/90年有各类女子中学40所，学生4300多人，1899/1900年有各类女子中学37所，学生4600余人。其他各邦的女子中学数量和学生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军事学校教育也是帝国时期中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有重视军队建设的传统。为了培养未来的军官，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邦专门设立了一些军官学校（Kadettenanstalt； Kadettenschule）。早在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on Br and enburg，der Groe Kurfürst，1620—1688，1640年—1688年在位）时期，普鲁士已经在柏林、马格德堡等地建立相关机构，18世纪中期以后在施托尔普（Stolp，今波兰境内）、库尔姆（Kulm） ，卡利施（Kalisch）等地又建立了军官学校。到1902年，普鲁士共有8所军官学校和普鲁士军官总校（Preu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 ，它们分别位于波茨坦、普伦（Pln）、科斯林（Kslin）、本斯贝格（Bensberg）、瑙姆堡、瓦尔施塔特（Wahlstatt）、奥拉宁施泰因（Oranienstein）、卡尔斯鲁厄和柏林。此外，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和萨克森的德累斯顿等地也有军官学校。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位于柏林的军官总校改为帝国军官总校。
在军官学校中，整个教学进程参照实科中学实施，同时实行军事实践方面的训练。从学生人数看，到20世纪初，普鲁士有3000多名军校学生，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各有200多学生。军校教师大多由军官担任，平民教师只有少数。国家的重视和严格的军事教育体制使德国的军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事学校。
（三）大学教育
与社会转型相适应，帝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大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大学不同专业发展规模的相应调整和各类新型大学的出现。
19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的大学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30/31年到德意志帝国建立，大学在规模上基本上处于下降和停滞状态。第二阶段即德意志帝国时期，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1870/71年为1.5227万人，1875年达到1.6357万人，1880年为2.1432万人，1914年时增加到6万人以上。如果加上技术大学等其他新型高校，高校学生人数则增长更快。1872年，德国各类大学生人数（包括旁听生）1.7954万人，每1万男性人口中有8.83名大学生；到1912年，各类大学生达7.171万人，每1万男性人口中有大学生21.77名。增长幅度之大可见一斑。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各大学各院系的规模出现了调整，还成立了新的院系和新型大学。在综合性大学中，各学科的学生人数比重出现了明显的消长，反映了大学教育事业为应对社会发展作出相应调整的积极态度。神学曾经是各大学最大的学科，1830年时达到最高峰后开始下降，1850年该学科学生人数为学生总数的1/3多一点，1870年下降到16.4%，1914年下降到了9%。法律学科在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曾拥有最多的学生，60年代开始下滑，1870年拥有学生总数的24%，由于就业市场过剩，1914年下降到了18.4%。医学学科发展相对平稳。19世纪50年代，该学科学生约占25%，1870/74年为24.4%，1890/94年达到29.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学科学生人数保持在20%左右。变化最大的是哲学学科。由于该学科包括了人文和自然科学多个专业，相关人才需求量大，19世纪50年代末该专业学生人数已经居各专业首位，1870/74年占35.7%，1914年达到49.6%，占学生总数的近一半。除了学科规模的调整以外，诸如1901年建立的法兰克福大学（Universitt Frankfurtammain）等新的综合性大学，还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设置模式，设置了自然科学、经济学等新学科，以便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包括商业高等学校和技术高等学校等在内的各类新型高等院校的出现，是帝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又一显著变化。商业高等学校是经济繁荣的产物，相继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98年，莱比锡商业高等学校（Handelshochschule Leipzig）首先建立，此后，科隆（1901年）、法兰克福（1901年）、柏林（1906年）、曼海姆（1907年）、慕尼黑（1910年）和柯尼斯堡（1915年）等地的商业高等学校相继建立起来。
德国的技术高等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主要从19世纪初的综合科技学校（Polytechnikum）、技术专科学校（Technische Fachschule）、工商业研究院或建筑研究院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发展而来。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及矿山开采、纺织和铁路等行业中大量使用机器，进行技术教育和培训就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技术学校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技术学校的专业设置通常针对社会现实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学习者未来的职业联系在一起。
技术高等学校的出现经历了一个过程。1856年，汉诺威综合技术学校（Polytechnische Schule zu Hannover）校长卡尔·卡马施（Karl Karmarsch，1803—1879）提出了将技术学校转变为“技术大学”的设想。1864年，卡尔斯鲁厄综合技术学校（Polytechnische Schulein Karlsruhe）进一步提出了获得博士授予权、大学授课资格以及聘任权的要求。1879年，德国9所综合科技学校中已经有6所获得了高等学校资格。其中，达姆施塔特、不伦瑞克、慕尼黑、亚亨技术学校于1877改为技术高等学校，汉诺威和柏林的技术学校于1879年成为技术高等学校。此后卡尔斯鲁厄（1885年）、斯图加特和德累斯顿（1890年）也相继建立了技术高等学校。
技术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具有明显的针对性，通常设有建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工艺化学等四个系。还有一些高校则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增设了其他实用性和前沿性的技术专业。例如，达姆施塔特和卡尔斯鲁厄技术高校有专门的电气技术系；柏林技术高校设立了船舶和船舶机器制造系；不伦瑞克技术高校设有药剂学系；卡尔斯鲁厄技术高校设有林业系；慕尼黑技术高校则开设了农学系。由于技术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衔接非常紧密，实用性强，学生人数的增长明显高于综合性大学。1870—1914年间，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人数增长300%以上，同期技术类高校的学生人数增长400%以上。
大学教育的进步还体现为大学生的社会构成的变化。首先是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原先占优势的文化资产阶级子弟逐步让位于随着工业化发展而迅速壮大起来的经济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子弟。19世纪60年代，文化资产阶级出身背景的大学生占到44.5%，八十年代降到了1/3，1910年以后则下降到了31%。经济资产阶级子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则大幅上升，由19世纪60年代的21.4%上升到80年代的34%和90年代的36.6%，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占1/3以上。同一时期，中等阶级的大学生人数也有所上升，由19世纪60年代的33.8%，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35.5%，成为拥有大学生人数最多的阶层。中等阶级子弟之所以在大学生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一是该阶层人数相对较多，且经济上能够承受相关费用，二是大学教育乃这一阶层子弟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重要途径，因而成为众多中等阶级子弟努力拼搏的去处。
大学生社会构成的另一明显变化是女性取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妇女长期无权进入大学学习曾被称为“德国大学史上黑暗的一章”。19世纪下半期，由于妇女争取平等受教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和医学等领域对女医生需求的增长等客观要求，高校大门终于慢慢地向妇女开启。1900年巴登率先向女性开启高等教育的大门。此后，巴伐利亚（1903年）、符滕堡（1904年）、萨克森（1906年）、普鲁士（1908年）先后结束了妇女无权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1908年，德国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权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女大学生注册人数达到4100人，占当时德国大学生总人数的7%左右。
帝国时期的大学在教学建设和科研的投入上都有其明显的特点。一是教师队伍增长相对缓慢。1864—1910年，大学生人数从13413人增加到了68202人，增加约400%，同期大学教师由1474人增加到4463人，增加约200%。高校师生比从1∶9上升到了1∶15左右。二是高校的经费投入出现大幅度跳跃性增长。以柏林大学为例，1870年预算为74.5万马克，1890年为200.6万马克，1910年为380.8万马克，40年间预算增长410%以上。莱比锡大学的预算经费也由1872年的72.9万马克猛增到1907年的305万马克。这意味着高校经费投入的增长超过了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的增长。而经费投入迅猛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大批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以柏林大学为例，1811年该校研究机构的支出仅占财政的12.2%，1870年时占48.5%，1910年时则达到了61.2%。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高增长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科技发展迫切需要的反映，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高校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
（四）工商业等职业学校的发展
高速工业化对就业人员的技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职业教育问题提上日程。它要求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职前培训，使之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技术进步动态，以便能够适应新的职业需要和要求。
在前工业化社会，职业培训的最典型方式是手工业中的学徒学习。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包括职业培训，还体现了师傅完全操控学徒的“等级社会”特征。19世纪初资产阶级改革后，由于营业自由原则的实行，这种培训方式失去了它的道德和社会基础。此外，工业革命使企业的生产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领域中科技含量的提升使劳动力专门培训显得日益迫切。这种专门性培训显然非传统手工业的培训形式所能满足的。实行新的工业方式培训和建立进修型职业教育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19世纪中期以后工业界开始出现新的职业教育形式。以培养各类实用技术人才为目标的职业学校（Berufsschule）呈现快速发展的局面。
德国的职业教育学校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最先以星期日学校（Sonntagsschule）或夜校（Abendschule）形式出现，主要用于弥补普通教育的不足。星期日学校起初是为了实行宗教教育，后来逐渐转变为进行工商业方面的培训。夜校也是如此。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这些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出现了商业、贸易、技工、绘画等的分类。19世纪初实行营业自由原则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需要专门的教育来强化技能，于是开始出现工商业学校（Gewerbliche Schule）或工商业进修学校（Gewerbliche Fortbildungsschule） ，它们通常也是以星期日学校和夜校形式出现。这些工商业学校大多由私人、行会、工会和技工团体等建立，学校类型和办学方式上也是五花八门。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工商业学校也出现了跳跃性的发展。到1906年，德国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为：普通进修学校在校学生13万人，工商业进修学校学生20.6万人，贸易学校学生4万人，商业学校学生5.3万人，农业学校学生6.7万人，普通女子继续教育学校学生7.1万人，女子贸易学校学生2.3万人。各类工商业学校教育的发展，为分工日益细化的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急需的专门人才。甚至女性也成为职业教育的要求培训对象。19世纪60年代以前，职业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男孩。此后随着大批女性进入产业领域，许多地方开始出现女子进修学校（Mdchenfortbildungsschule）。这类女性职业学校的教学培训有极强的针对性，不仅涉及家务、家庭开支、健康卫生、营养学、照管小孩等，还涉及妇女服饰的制作、发型设计、刺绣等诸多内容。
帝国时期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生产的紧密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和手工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种基本的职业教育形式：一是传统的手工业学徒培训方式，它将职业教育与生产结合在一起。二是在企业的徒工实习车间和学校中进行封闭性培训，其特点是培训与生产分离。徒工实习车间是由一些企业专门建立的。1860年，斯图加特开始出现造型工徒工实习车间，1872年又出现了旋工徒工实习车间。到1911年，德国已经有28家公司拥有徒工实习车间，其中大部分在克虏伯、博尔西希等大型冶金和机器制造企业中。厂校（Werkschule）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又一重要机构。学徒除了在徒工实习车间接受实践性培训外，还要在厂校等机构接受理论培训和学习。通常情况下，厂校先于徒工实习车间建立，而且独立于徒工实习车间。此外，克虏伯等大型企业还在马格德堡、埃森等地建立了自己的工厂职业学校。第三种职业教育方式则是直接在企业的工作岗位上进行没有培训合同的练习。
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使企业界感到有必要建立起联合组织，协调企业和一些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政策，以便根据企业所需人才进行针对性的培训。1908年，在柏林成立了由德国工程师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德国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Elektrotechniker）和德国机械制造业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Maschinenbauanstalten）等组成的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Deutscher Ausschufür Technisches und Schulwesen，简称DATSCH）。1911年，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原则上将受雇佣劳动者划分为三种类型：需较长时间的手工业方式训练的专业工人；必须执行一定持续重复劳动的、只需短期指导训练的工人；不经任何训练的辅助工人。到20世纪初，由于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与传统手工业方式培训的工人相比较，工厂培训的工人已经在职业教育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