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尝试因奥地利的阻挠和俄、英等国的干涉而屡遭挫折，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普鲁士日益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期盼的对象。这种形势推动着普鲁士继续其统一德国的政策。
一、“新时代”的开端；普鲁士军队改革和宪法冲突
（一）“新时代”的开端
1858年10月7日，因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精神病，其弟威廉亲王，即日后的普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1861年—1888年普鲁士国王，1871年—1888年德意志皇帝）出任摄政。11月，曼陀菲尔辞去首相职务。威廉逐步抛弃了曼陀菲尔内阁在五十年代推行的反动政策，放松了对政论和公共舆论的压制，开始了所谓的“新时代”（Neuera）。
威廉亲王思想保守，不喜欢自由主义，坚信君权神圣，曾在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中率军镇压革命群众，并因此获得了“霰弹亲王”（Karttschenprinz）的臭名。然而他为人注重实际。他从时代潮流中预感到，顽固坚持旧的统治秩序不会有出路，因此在执政以后，出人意料地释放出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信号。这位摄政亲王在11月8日对新任命的国务大臣们的演讲中，对普鲁士政府的统治原则以及普鲁士在德国的角色进行了明确定位：在内政方面，普鲁士政府必须在教育、宗教和军事政策方面有更好的打算，要符合时代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突出普鲁士的独立性；普鲁士的未来角色定位要迎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见。他强调，在德国，普鲁士要博得人们在“道德上的欢心”，但必须“在政治上有强有力的态度”，要呈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是冷静、坚强的普鲁士，以迎合并承担起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普鲁士在德国的历史使命”。这实际上暗示普鲁士要以实力为后盾来取得在德意志的领袖地位。他的这种“保守而自由主义的、温和的民族纲领”，加上奥地利在撒丁战争中宁愿割让土地求和也不愿让普鲁士主导德意志的态度，使得由普鲁士领导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小德意志方案”在德国得到空前的拥护。
1861年1月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一世继任普鲁士国王。10月18日，他在柯尼斯堡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其间为了强调作为国王的至高无上地位，仍不忘宣称自己的王冠“只来自上帝”。这预示着这位新国王开启的自由主义“新时代”不会有太多的“自由”。
告别反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特征不仅出现在普鲁士，也出现在其他德意志邦国。在奥地利，由于在意大利的失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不得不结束新专制主义的统治，任命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安东·冯·施梅林为首相。施梅林于1860年开始了谨慎的自由化政策，但在次年即遭解职。在巴伐利亚，1859年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获得多数，出现了政府与议会的严重冲突，最后国王不得不决定与人民和解，组成了温和的自由派政府，与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合作。在巴登，以自由主义倾向著称的大公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860年任命议会两院中的自由派多数领袖奥古斯特·拉迈（August Lamey，1816—1896）和安东·施塔贝尔（Anton Stabel，1806—1880）为内政和司法大臣，后者于1861年出任内阁首相。符滕堡也停止执行反动政策，转向温和的中间路线。萨克森、汉诺威和两个黑森邦国虽然仍坚持保守的旧统治体制，但已经变得更为温和。在这种趋势之下，反动法令逐渐停止实行，司法、自治管理、新闻、结社和教育领域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重新得到推行。和解和改革成了“新时代”的政治纲领，自由主义在德意志各邦出现了重大进展。
德意志各邦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转向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原因很多。王位和权力的交替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新君主目睹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感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同时，1848年革命失败后确立反动政策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本身就存在分歧，从而为自由主义的重新崛起留下了空隙；1859年撒丁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邦统治者在反动政策方面的统一步调，加剧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竞争。普鲁士为了在争霸中取得先手，赢得民心，首先在政治上“与人民和解”，打出自由主义旗帜也就不足为奇。
（二）普鲁士军队改革和宪法冲突
普鲁士统治者在几经挫折后认识到，要称霸德意志和统一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威廉亲王在1849年后就已经得出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然而，在1815年到1858年间，普鲁士人口从1100万增至1800万，军队规模却没有扩大。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Allgemeine Wehrpflicht）原则，1815年普鲁士每年应召40700人入伍，1858年应召65000人入伍。但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普鲁士军队的征召人数一直未超过原先规模。此外，19世纪五十年代几次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也表明，军事现代化进展迅速，只有进行军队改革，才能保障德意志和普鲁士的安全，使普鲁士的国际政策能够获得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持。因此，1858年出任摄政的威廉亲王决定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而有威望的军队。
但是普鲁士国内政治在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普鲁士政府与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在军队改革方面出现了矛盾，形成了所谓的普鲁士宪法冲突（Peuischer Verfassungskonflikt）或宪法纠纷（Verfassungszwist） ，使普鲁士国家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这场冲突的政治根源在于普鲁士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崛起。1858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在众议院仅获得47席，作为老自由派的格奥尔格·冯·芬克领导的芬克派（Fraktion Vincke）和路德维希·艾米尔·马蒂斯（Ludwig Emil Mathis，1797—1874）领导的马蒂斯派（Fraktion Mathis）却获得了195席，从而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众议院中占据了多数优势。这意味着，普鲁士政府推行相关政策时，必须面对众议院中自由派多数的挑战。
早在1859年，威廉亲王就已经宣布要进行军队改革。1860年2月，新任国防大臣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伯爵（Albrecht Graf von Roon，1803—1879）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草案。根据这一方案，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将通过两个途径得到相应增加：一是将每年征召的新兵人数从4万人增至6.3万人，二是将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普鲁士现役军事力量将因此从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结构将进行调整，取消自解放战争以来作为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兵和战时后备军。
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派“出于民族政治的考虑，对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自然有兴趣”，本应支持罗恩提出的军队改革草案。但是，三大原因使他们成为这一改革的反对者。第一，改革将大大增加军事方面的支出费用。普鲁士政府每年将新增军费950万塔勒尔，税收因此将大大提高。第二，军事改革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根据宪法，军队掌握在国王手中。军队的加强势必增强以国王为代表的传统贵族阶级的力量。而取消与资产阶级关系较为密切的民兵和战时后备军则意味着进一步削弱军事力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第三，国防部内部对服役期延长到3年是否有必要存在分歧。因此，众议院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决定利用手中的预算权阻止军队改革，争取议会对军队的控制权。他们拒绝批准增加预算。于是围绕军队改革问题，普鲁士政府与议会之间出现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冲突。
由于无法与议会达成一致，普鲁士政府收回了草案并要求议会仅批准一年的“临时性”改革费用。议会于1860年5月批准了900万塔勒尔的预算，希望以此与政府达成妥协。1861年，普王再次要求增加军费预算500万塔勒尔，以推进军事改革，议会中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再次批准了相关预算。此后议会与政府的政治斗争日趋尖锐化。
1861年6月6日，反对向政府让步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议员从老自由派多数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 Fortschrittspartei）。该党要求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发展普鲁士法制国家。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它明确要求保存地方民兵和两年服役期。1861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进步党取得明显胜利，获得104个议席，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势力。保守派议席则下降到14个。从议会中的整个力量对比看，不支持政府的反对派议席数为245个，多达2/3。于是，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试图利用自己的优势改变普鲁士的政治权力结构。他们不仅反对政府的军队改革方案，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府必须使国家预算专门化，以便无法利用其他预算补充军队改革所需开支。可见，所谓的宪法冲突，实际上是国王为代表的普鲁士传统贵族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进行的斗争。
面对议会的反对，国王和政府并不准备屈服，坚持认为只有国王才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议会的职能只是表决通过所需预算，因此转而试图通过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来寻找突破口。但是1862年春天的新选举中，保守派席位进一步下降到12个，反对派席位却增加到284个，其中进步党议席上升到133个。普鲁士国家政治陷入危机之中。鉴于资产阶级不愿让步，陷于绝望之中的威廉一世在1862年9月已经考虑让位给他的儿子。这时，罗恩力荐其密友、普鲁士驻法公使俾斯麦出任首相。普王虽然对此并不乐意，但又别无选择。9月22日，俾斯麦临危受命，出任普鲁士首相，不久又兼任外交大臣，承担起挑战自由民主运动和稳定普鲁士君主专制政体的任务，他也因此获得了“冲突大臣”（Konfliktsminister）的名号。
俾斯麦1815年4月1日出生于易北河畔舍恩豪森庄园（Schnhausenbeider Elbe）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世家。其父费迪南德·冯·俾斯麦（Ferdinand von Bismarck，1771—1845）是一位贵族庄园主，母亲威廉明娜（Wilhelmine von Bismarck，1789—1839）则来自资产阶级学者和高官家庭。俾斯麦因此既沿袭了传统贵族的倔强保守，又继承了学者的缜密和资产阶级的圆滑等多种因子，形成了集统治权欲、坚强意志和无穷智慧于一身的独特天赋。他在后波莫瑞（Hinterpommern）瑙加德（Naugard）的克尼普霍夫庄园（Gut Kniephof）长大成人，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39年以后曾在克尼普霍夫和舍恩豪森度过他的庄园主岁月。
但是小小的庄园无法容纳俾斯麦的雄心壮志。1847年5月俾斯麦成为波莫瑞（Pommern）联合省议会的代表，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的这一议会中，他好斗善辩，竭力维护各种封建特权和君主制度，成了“铁杆”的保守派政治家。1848年革命期间，他甚至准备组织勤王军前往柏林解救国王。1849年他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在这一时期，他反对德意志的统一，也反对拉多维茨的“同盟政策”，甚至为“奥尔缪茨条约”辩护，认为德意志的统一只是幻想。1851年8月，在利奥波德·冯·盖拉赫的力荐下，俾斯麦开始了长达8年的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公使的生涯，这是当时普鲁士最重要的外交职务。其间，切身的感受使他从保守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主张在国家利已主义原则下，通过强权政治来实现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1859年1月俾斯麦出任驻俄公使，1862年春又被派任驻法公使。与俄法两国宫廷交往的经历也成为他日后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一时期，俾斯麦作为一名优秀政治家的特征开始展示出来。他有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外扩大普鲁士的力量，对内稳定君主的权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清楚了解各种力量对比，并善于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在俾斯麦看来，宪法冲突无关保守派或自由派的问题，而是首先涉及到是国王统治还是议会统治的原则问题。因此在出任首相之后，面对国王和议会不可调和的对立，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二者的纠缠，实现国王的意志。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官方《星报》（Sternzeitung）8月14日提出的“漏洞理论”（Lücken the orie）来为自己的政策服务。根据“漏洞理论”，在国王和议会没有能够就预算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该如何处理。面对这一“宪法漏洞”，作为政府首脑和国王的代表，有责任采取行动，以防国家生活陷入停顿状态。于是，他无视议会的预算批准权，擅自筹集资金，强行推进军队改革，为普鲁士称霸德意志做军事准备。
“宪法冲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表明，就国家政权的性质而言，普鲁士已经是一个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的国家。在这一联合统治政权中，以国王为代表的贵族地主仍然保持着支配地位，维持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虽然处于配角地位，但已经不满足于这样一个角色。于是就出现了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控制权（实际上也是国家领导权）的斗争。而在普鲁士增强军事实力统一德国的政策中，虽然包含着贵族地主将自己的统治扩及整个德国的期望，但是这一政策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符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政策。
二、“铁血政策”与德国的统一
（一）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虽然19世纪初以来的资产阶级改革使普鲁士逐步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鲁士国家政权已经踏上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尽管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确立了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普鲁士就可以顺利地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进入近代以来，德意志问题就一直受欧洲国际因素的制约，换言之，普鲁士要统一德国，还必须有合适的欧洲国际环境，“奥尔缪茨之辱”和1859年撒丁战争中的碰壁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普鲁士在改革军队增强武备的同时，必须在外交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制定正确的策略。
担任驻邦联代表和俄法两国公使的亲身经历使普鲁士新任首相俾斯麦对当时的形势有了充分的现实主义的认识：一方面，他意识到德国统一已经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认为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它可以保证普鲁士君主政体和贵族的特权地位。因此普鲁士要学会“向前逃跑”，主动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德意志各邦统治者还是相邻的俄国和法国，都不愿看到德国的统一。前者担心因此丧失自己的独立政治特权，后者则将保持德国分裂当作“使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von Clausewitz，1780—1831）的观点：“德国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用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Deutschl and kann nur aufeinem Wege zur politischen Einheit gelangen，dasist das Schwert，wenn einer seiner Staaten alle anderen unterjocht.）从此，他致力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事业，并且因其实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俾斯麦决定给议会中作梗于军队改革的资产阶级多数派议员们迎头痛击，向他们指明德意志问题的最终解决之路。1862年9月30日，这位新任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Eisen-und-Blut-Rede）。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靠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靠实力和战争来决定：“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强权；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愿意尊重自由主义，对此它们却无法得到普鲁士的角色。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等待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错过多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通过铁和血。”俾斯麦此次演说，一方面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展示了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试图将话题转向民族问题，以博取资产阶级的支持，淡化宪法冲突。同时这一演说也表明，他决心用武力来实现普鲁士雄霸德意志的目标。此后，史学界一直将这一演说当作俾斯麦统治的一种最明显的特征。而他推行的武力统一德国的政策也因此被称为“铁血政策”（“Blut und Eisen” Politik；Blut-und Eisenpolitik）。
但是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并不甘心就此丧失自己的预算批准权。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妥协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在没有通过1863年预算的情况下，俾斯麦干脆在10月13日关闭了议会，开始了普鲁士没有预算的时代。他根据“漏洞理论”，强制实行军事改革，使用军费开支，为武力统一德国作准备。在他看来，双方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只要政府满足资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事实证明，俾斯麦的判断是正确的。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欢呼雀跃的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立即放弃了原先的抵制立场，追加预算，拜倒在这位铁血宰相的脚下。
（二）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普奥两强争霸德意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原本对奥地利有利的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普鲁士的逆转。
首先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造成重大冲击的是克里米亚战争（Krimkrieg）。1848年革命中，俄国成为欧洲宪兵。它不仅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起义，而且以仲裁者角色调解1850年普奥之间的冲突，压制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要求。俄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加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自负也达到了顶点。在他看来，普鲁士已经成为俄国言听计从的小伙伴，奥地利为了报答俄国帮助镇压匈牙利革命，也有义务协助俄国，因此俄国有足够向外扩张的国际空间。于是，自彼得大帝（Peter I.der Groe，1672—1725，1682—1725年在位）以来的肢解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入地中海和夺取巴尔干的扩张目标再次提上俄国对外政策的日程。1853年1月和2月，尼古拉一世连续四次与英国驻俄大使谈话，提出瓜分土耳其方案：俄国控制巴尔干和黑海两海峡，英国获得埃及等地。但是这一方案遭到英国的反对。它不愿俄国自由出入地中海，威胁其在地中海东部和通往印度的交通线，因此明确主张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维持现状。
在遭到英国的拒绝后，尼古拉一世决定利用耶路撒冷（Jerusalem）圣地保护权问题独自向土耳其这位“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病人”发难。1740年法国曾与土耳其签订条约，使法国及其保护下的天主教教士获得了圣地的保护权。但是18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俄国通过对土战争获得了保护土耳其东正教徒的权利，有关圣地的管理和保护权也落入东正教教士手中。
1848年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当选为法国总统，1852年12月2日又发动政变，登上法国皇帝宝座，称拿破仑三世。他为了赢得国内天主教徒的支持，于1850年要求土耳其苏丹恢复天主教在圣地享有的特权，1851年又再次向土耳其施压，甚至出动舰队恐吓，迫使土耳其政府同意将圣地的钥匙交给天主教徒掌握。对此，俄国立即向土耳其提出抗议。1853年2月底，俄国派特使缅希科夫侯爵（Fürst Alexander Sergejewitsch Menschikow，1787—1869）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恢复东正教对圣地的管辖权，并且发出威胁，如果谈判破裂，将兵戎相见。但是土耳其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俄国于是断绝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5月30日，俄国决定出兵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Moldau）和瓦拉几亚（Walachei）。7月3日俄军占领两公国。土耳其遂于10月16日向俄宣战。11月30日俄国舰队在锡诺普港（Sinope）歼灭了土耳其舰队。土耳其正式请求英、法参战。1854年3月13日，英、法与土耳其签订同盟条约，并于27日和28日先后向俄国宣战。9月，英、法、土三国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半岛。此后形势向不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
尼古拉一世原本打算依靠普、奥，与英国妥协，孤立法国，以此取得对土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一打算完全落空。首先，英法两国不愿在近东争霸中向俄国让步；其次，德意志两大邦国的立场也让俄国失望。奥地利害怕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会阻断其东扩之路，也担心由此引发国内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因而对俄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俄土战争爆发后，它一方面要求俄国从两公国撤军，另一方面寻求普鲁士的支持。普鲁士因不久前受过“奥尔缪次之辱”，加上英法两国的压力，于1854年4月20日和奥地利缔结了攻守同盟。不过普鲁士很快就发现，这一同盟会使之成为奥地利政策的追随者，因此当奥地利12月2日与英、法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并于1855年1月提出动员德意志邦联军队时，普鲁士驻邦联公使俾斯麦坚决反对奥地利把德意志邦联及其成员绑到自己战车上的企图。他认为，普鲁士若参与英法针对俄国的战争，必将遭到俄国的忌恨。一旦拿破仑三世改变其政策，普鲁士就会陷于无助的境地并面临俄国的报复。因此，他把奥地利推动德意志邦联议会针对俄国的备战变成了针对一切外来威胁的武装中立。这一招不仅使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获得多数支持，而且使普鲁士远离针对俄国的敌意，从而为日后普俄友好打下了基础。
1855年3月2日，因战争进程不利而陷于内外交困的尼古拉一世自杀。9月俄国在黑海的重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被盟军攻陷。12月，已经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奥地利落井下石，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极其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取消俄国对两公国的保护权，黑海非军事化，俄国放弃对土耳其东正教的保护权等，并且宣称，如果相关要求遭拒绝，就向俄国宣战。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18—1881，1855年—1881年在位）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被迫求和。1856年3月30日，战争双方加上德意志两大邦国签订《巴黎和约》（Frieden von Paris1856），主要内容包括俄国撤回对土耳其东正教徒的保护权；黑海中立化和非军事化；俄国割让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给摩尔多瓦；多瑙河航行自由等。
克里米亚战争及其结局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俄国结束了维也纳会议以来的霸主角色，国际地位大大下降；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和土耳其的地位大大加强；法国改变了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不利国际地位，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
克里米亚战争对德意志的政治发展而言，也具有根本性意义。俄、奥、普三个东方君主国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结成的“神圣同盟”彻底瓦解；更为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俄国与德意志两大邦国之间的关系。普鲁士由于在战争中采取温和的中立态度，赢得了俄国的好感，继续与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奥地利则由于“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行为而与俄国关系恶化。俄国原先扶奥抑普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一变化为普鲁士争夺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继续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其一，俄国因战争失败而从欧洲霸权的顶峰跌落下来，元气大伤，使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外部阻力大减。其二，英国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由于法国取代俄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希望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英国转而支持普鲁士，以抗衡和牵制法国。其三，法国在1862年—1867年间派大军远征墨西哥（Mexiko） ，无暇顾及欧洲事务。同时，拿破仑三世准备利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愿望，与之讨价还价，坐收渔利。其四，奥地利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开罪俄国而失去了重要的国际支持，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又受到进一步打击。所有这一切，都为普鲁士统一德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空间。
（三）俾斯麦的统一战争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是在俾斯麦策划的三次连锁反应式王朝战争中完成的。第一场统一战争是1864年德丹战争（Deutsch-Dnischer Krieg）。如前所述，1848年德意志与丹麦之间曾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发生冲突。为解决丹麦与德意志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欧洲列强曾于1852年签订《伦敦议定书》，规定两公国通过丹麦国王个人各自与丹麦联合，同时保证荷尔施泰因的德意志邦联成员资格以及两公国自古以来的不可分离。丹麦国王也答应不归并石勒苏益格。然而，1863年新即位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1818—1906，1863年—1906年在位）却在丹麦民族主义者压力下批准了议会提交的新宪法，将拥有独立地位的石勒苏益格改由丹麦政府直接管辖，从而违反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对此，德国舆论一片哗然。德意志邦联议会在要求丹麦政府收回法令未果之下，于1863年派萨克森和汉诺威军队开进了荷尔施泰因。
两公国争端的出现，成为俾斯麦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他毫不隐讳地表示要吞并两公国。此时国际关系格局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自己的政策。在德意志内部，另一大邦奥地利不敢明确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争端中的要求，害怕因此引发本国非德意志地区的民族运动。俄国由于普鲁士支持其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Polnischer Aufstand1863）而心存感激，作出了不对普鲁士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法国此时正兵陷墨西哥，自顾不暇，且俾斯麦在1863年底暗示可能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故而拿破仑三世对因两公国争端可能引发的冲突问题态度淡漠。英国虽然威胁要进行干涉，但没有大陆盟国的配合，仅凭自己的两万陆军难有作为，况且它还想利用普鲁士牵制法俄两国，故而没有全力介入。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其一，打出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旗帜，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制各列强的干涉，避免“招致和其他强国的紧张关系”。其二，拉拢奥地利共同行动。这样既可防止英法的联合军事威胁，又掩盖了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企图。当时各列强都不愿普鲁士吞并两公国而进一步壮大，因此，在它们看来，普奥共同行动是防止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可靠保证。此外，俾斯麦与奥地利合作还另目的，即为日后对奥战争埋下伏笔。
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初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由于俄、法、英等列强作壁上观，丹麦政府求援无望，被迫于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Wiener Friedensvertrag） ，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劳恩堡三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的第二场统一战争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Preuisch-sterreichischer Krieg） ，也称德意志战争（Deutscher Krieg）。俾斯麦担任驻法兰克福公使期间就已经认识到，奥地利是普鲁士的“天然敌人”，“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方式来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因此，他在结束对丹麦战争后就立即将还没冷却的枪口对准了盟友，准备利用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向奥地利发难。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签订《加施泰因协定》（Gasteiner Konvention；Vertrag von Gastein）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归两国共管，但行政分开，前者管理石勒苏益格，后者管理荷尔施泰因，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尔卖给了普鲁士。虽然两公国问题表面上获得了解决，但“共管两公国”实际上是俾斯麦有意埋下的纷争种子。荷尔施泰因远离奥地利本土，却完全处于普鲁士的包围之中，因此迟早会落入普鲁士手中。俾斯麦自己也称《加施泰因协定》只是“遮盖裂缝的糊墙纸”。1866年2月，俾斯麦在御前会议上表示：普奥战争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对普奥两国的较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德意志的两大强邻的态度。俄国原本在普奥争霸中是抑普助奥的，但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采取敌视俄国的举动，还与英法一道支持反对俄国统治的1863年波兰起义，都引起俄国的不满。普鲁士则相反。1863年2月初，普鲁士派阿尔文斯莱本将军（Gustav von Alvensleben，1803—1881）前往彼得堡，签订《阿尔文斯莱本协定》（Alvenslebensche Konvention） ，明确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俄国因此转而亲普疏奥。对于法国，俾斯麦则施以诱饵。他向法国驻柏林大使馆秘书放风，表示将承认法国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扩张（暗示法国可以获得比利时）。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奥地利。稳住法国后，俾斯麦又争取意大利的支持，以期在未来战争中使奥地利腹背受敌，分散其力量。意大利正盼着收复奥地利统治下的威尼西亚，故而与普鲁士一拍即合。双方于1866年4月8日签订了《普意同盟条约》（Preuisch-Italienischer Allianzvertrag）。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俾斯麦开始采取措施加剧与奥地利的冲突。《普意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他便提出了一项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要求按普遍、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原则选举全德议会，意在选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亲普鲁士的全德议会，进而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霸主地位。接着，他又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接受的解决普奥矛盾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不得并入普鲁士；德意志军事领导权由奥普两国分享，普王成为北德意志军队的首领。显然，普鲁士要变相吞并两公国并确立其在北德意志的霸权。
为了化解普鲁士咄咄逼人的态势，压制普鲁士的称霸野心，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决，目的在于争取中小邦国的支持，让普鲁士在两公国问题上与整个德意志邦联为敌。
奥地利的举动正中俾斯麦下怀。他立即宣称，奥地利将两公国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裁决的决定破坏了《加施泰因协定》中有关奥普共管两公国的规定，遂命令普军于6月7日开进了奥地利管辖的荷尔施泰因。6月14日，德意志邦联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普鲁士宣布脱离德意志邦联。6月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7月3日，普奥两军展开决定性的柯尼希格莱茨战役（Schlacht bei Kniggrtz） ，双方投入的总兵力40万人以上，结果，奥军惨败。
奥地利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请求法国出面调停。这时俾斯麦力排普王和将军们乘胜进军维也纳的主张，提出了温和的停战条件：解散德意志邦联；奥地利退出德意志并同意建立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他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国可能的干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已考虑到日后对法国的战争。根据他的计划，在对奥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战争，因此不能羞辱奥地利，以免其在日后普法冲突时不顾一切地站到法国一边复仇。1866年7月26日，普奥签订《尼科尔斯堡预备和约》（Vorfrieden von Nicolsburg） ，8月23日又正式签订对奥地利而言相当温和的《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Friede von Prag） ：奥地利退出德意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以及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并入普鲁士；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巴伐利亚、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符滕堡等南德四邦自主；威尼西亚归并意大利。
8月18日，即《布拉格和约》签订前5天，普鲁士就已经与北德诸邦间缔结了一系列条约，即所谓的“八月盟约”（Augustvertrge） ，形成了所谓的“八月联盟”（August-Bündnis） ，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7月1日，俾斯麦起草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Verfassung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正式生效。它包括21个邦和3个自由市，成为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根据宪法，普鲁士国王和首相分别兼任联邦主席和总理。联邦的军政和外交大权也由普鲁士掌握。
俾斯麦的第三场统一战争是1870年—1871年德法战争（Deutsch-Franzsischer Krieg）。1866年战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四个邦国由于法国的阻挠仍滞留于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如果俾斯麦要把南德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俄英两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南德地区。沙皇亚历山大公开表示反对普鲁士“侵犯”该地区，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林顿也表示不能容忍普鲁士以压力政策克服美因河界线（Mainlinie）。因此，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接受的时机。俾斯麦为此又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首先，加强德意志内部的团结。1866年8月13日、17日和22日，俾斯麦以宽大和约为交换条件，同时利用法国对南德地区的领土要求所造成的压力，促使符滕堡、巴登和巴伐利亚与普鲁士缔结了抵御法国进攻的秘密攻守同盟（Schutz und Trutzbündnisse） ，次年4月11日又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从而使南德四邦在军事上和军事体制上普鲁士化。
其次，设置外交陷阱，为孤立法国作准备。普奥战争结束后，法国大使贝内德梯（Vincent Benedetti，1817—1900）向俾斯麦提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作报酬。俾斯麦一面让法国大使提出有关书面材料供普王研究，一面却暗中促使英俄出面制止法国的要求。当英国向法国问及比利时问题时，拿破仑三世慌忙表示“不想用武力或威胁取得任何领土”。结果，法国不仅一无所得，有关领土野心的证据还落到了俾斯麦的手中。此后法国又将目光转向驻扎有普军的卢森堡，但俾斯麦以卢森堡是“古老的德意志土地”为由予以了拒绝，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卢森堡危机”（Luxemburg-Krise；Luxemburger Krise）。最后，1867年5月的伦敦会议上，卢森堡被各大国保证为中立国，但“经济上卢森堡仍保留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并因此而继续属于德意志关税区域”。法国的补偿要求再次落空。
当时欧洲其他大国的态度也对普鲁士有利而于法国无益。英国将法国视为海上及殖民争霸的强敌，把俄国当做争夺中亚（Mittelasien）的主要对手，因而“总是欢迎加强中欧以反对其周边两大强国的发展”。俄国则对于法国反对俄国肢解土耳其的政策并支持波兰民族运动而大感不快。相反，普鲁士推行媚俄政策。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即提出支持俄国修改关于黑海非军事化的1856年《巴黎条约》，得到俄国的欣赏。1868年3月，俄国甚至提出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一旦普法开战，俄国陈兵奥地利边境，以防奥法结盟；普鲁士则应同意终止黑海中立化，并阻止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扩张。俾斯麦虽无心与俄结盟，但此时已知俄国不会站到法国一边。奥地利则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惊恐中恢复过来，针对法国的结盟建议，它竟然表示普法开战6周后才能加入战争，实际上是要等到法军胜利时参加分享胜利果实。意大利则明确提出，只有法国军队撤出罗马（Rom） ，才能考虑结盟问题。法国在欧洲已陷于形影相吊的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 II.，1830—1904，1833年—1868年在位）被废黜，逃往法国，新上台的西班牙军政府决定寻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麦认为这是刺激法国、挑起冲突的良机，遂派人往马德里活动。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将王位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Hohenzollern-Sigmaringen）的利奥波德亲王（Prinz Leopold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1835—1905）。俾斯麦力主利奥波德接受王位。其理由是：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将从东南两面包围法国，必然遭到法国反对；与此同时，一旦爆发战争，法国将被迫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线，从而减轻普军压力；此外，它还可以促进德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使德国在经济上受益。
法国则早就想用战争来摧毁日益强大的普鲁士。还在普奥战争结束时，法国国务大臣欧仁·鲁埃（Eugéne Rouher，1814—1884）就曾敦促拿破仑三世“粉碎普鲁士并夺取其莱茵地区”。因此，当利奥波德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在7月初传到巴黎后，法国舆论立即一片哗然。法国政府不仅要求普王说服利奥波德放弃继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贝内德梯前往埃姆斯浴场（Bad Ems）疗养地，要求普王声明无意侵犯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并书面保证永远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登上西班牙王位。对于法国的命令式要求，普王自然不悦，因此，虽同意劝说利奥波德放弃王位，但拒绝做出其他保证，表示对法国大使再“无话可说”。7月13日，普王顾问、外交部驻宫廷代表海因里希·阿贝肯（Heinrich Abeken，1809—1872）将相关情况电告俾斯麦，这就是著名的埃姆斯电文（Emser Depesche）。
俾斯麦不愿意挑起法国发动战争的如意算盘因普王的忍让而落空。当他从普军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那里得到“迅速爆发战争比推迟对我们更加有利”的结论时，立即将埃姆斯电文加以删节和压缩，使原来表示委屈和解的电文在含义上变为：法国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侵略性的要求；普王拒绝了法国大使的无礼要求。这一电文果然成了引逗“高卢牛”的红布。原来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在俾斯麦的笔下却瞬间转换成了回答挑战的号角。7月14日，经删节的埃姆斯电文刊登于《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法国政府在一片“打到柏林去！”的呼声中于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
此时欧洲国际形势更有利于普鲁士。沙皇对法国强加于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满。以“比利时中立保护人”自居的英国则由于俾斯麦公布了暴露法国对比利时领土野心的贝内德梯文件而大为愤慨。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后于7月20日和25日宣布中立。法国陷入形影相吊之中。
政治和军事形势也对普鲁士有利。政治上看，法国主动宣战，具有侵略性和阻挠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非正义性特征，德国方面客观上具有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质。在军事上，初看起来，法国是欧洲霸主，拥有40万经过克里米亚战争、撒丁战争和墨西哥战争的经验丰富的老兵，而普军只有30万人，而且大多是新兵，力量对比有利于法军。但是普鲁士实行的是全民皆兵（Volksbewaffnung；Volk in Waffen）体制，除了常备军外，还有40万预备役军人和50万民兵，动员后的普军总兵力可以达到120万人，占有明显的数量优势。此外，普军还得到南德诸邦的军事支持。正因为如此，一位普军军官曾对他的法国同行说：“你们可以在上午占有先机，但我们将在下午用预备部队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法军的总体军事部署和战略明显不利。当时法军分散驻扎于世界各地，其中阿尔及利亚（Algerien）6.3万人，墨西哥2.8万人，罗马8000人，印度支那（Indochina）还驻扎了2000人。拿破仑三世手中立即能够投入战场的作战兵力只有10万人。
上述有利形势，加之外交、军事准备充分，由北德意志联邦、南德的巴伐利亚、符滕堡和巴登组成的军队在毛奇指挥下，兵分三路迎敌，很快击败了孤立无援的法国军队。9月1—2日，20万德军与13万法军展开决定性的色当战役（Schlacht von Sedan） ，法军遭到彻底失败。拿破仑三世和10多万法军成为阶下囚。就这次战役的历史意义而言，按照著名国际关系史学者A.J.P.泰勒的说法，如果说柯尼希格莱茨战役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支配地位，那么色当战役就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进一步确认。9月4日，法国成立了由特罗绪（Louis Jules Trochu，1815—1896）、茹尔·法夫尔（Jules Favre，1809—1880）和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领导的国防政府，开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Dritte Franzsische Republik）的历史。9月19日，德军包围巴黎。
随着战争的胜利，整个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南德四邦代表陆续到达普军占领下的凡尔赛（Versailles） ，开始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谈判。11月25日，南德四邦与普鲁士签订了联合条约。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Schloss zu Versailles）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 ，发表皇帝宣言，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1871年1月28日，长期被德军围困的巴黎宣布投降。2月26日，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凡尔赛预备和约》（Friedens-Prliminarvertrag von Versailles）。5月10日，两国正式签署《法兰克福和约》（Friede von Frankfurt）。根据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支付战争赔款50亿法郎，三年内还清；德军占领法国东部地区至1874年，直到法国付清赔款为止。显然，和约具有明显的对法国掠夺的性质。
（四）德国统一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德意志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逼迫和欺压。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的强劲经济增长中充分显示出来。就此而论，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或所谓的“白色革命”。
不可否认，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德国的统一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在政治上，普鲁士支配下的德意志国家成了普鲁士的放大版，专制主义君主政体被保留下来；普鲁士贵族地主的统治随着统一的进程扩张到整个德国，他们因此实力大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进程；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以及统一过程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充斥着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不利于德意志民族的健康发展。
从国际视角看，德国的统一对传统的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亲眼目睹德意志统一的英国著名政治家、保守党领袖迪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将德国的统一比喻为影响超过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革命”，因为它使欧洲“所有外交传统被一扫而光”，“均势遭到彻底摧毁”。新统一的德国由于其人口、经济方面的巨大潜能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了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
德法战争的结果也对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德国的角度出发，50亿法郎战争赔款的获得是对胜利者的奖赏和对失败者的惩罚；通行德语的阿尔萨斯洛林的获得也只是对黎塞留（Herzug von Richelieu，1585—1642）和路易十四（Ludwig XIV.，1638—1715，1643年—1715年在位）时代霸占德意志土地的一种历史纠正。大量赔款的获得和富有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但是，对法国而言，大量赔款的支付，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则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耻辱。它必然寻找机会进行复仇。甘必达就是主张对德复仇的代表，其名言是：“始终想着，但不要说出来。”（Toujoursy penser，jamaisen parler）就此而言，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溃烂的炎症”，为日后新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法国的失败使俄国获益匪浅。首先，俄国利用法国战败和普鲁士在战前所做的保证，于1870年10月31日宣布中止1856年《巴黎和约》有关黑海中立化条款。对此，法国已经无力顾及，英国则仅作出了一种象征性的敌对反应。英国驻普军指挥部的代表曾向俾斯麦表示，为了捍卫条约，英国即使没有盟友也不惜一战。其实，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政府知道修改《巴黎和约》已经不可避免，只是希望通过国际条约来对相关修改加以规范。这时，俾斯麦担心德法之间的战争会演变一场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急忙出面调停，建议召开有关黑海问题的国际会议。1871年1月至3月在伦敦举行了俄、英、土、德、法、奥、意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废除1856年《巴黎和约》规定的黑海中立化条款，恢复俄国在黑海设防和部署舰队的权利。
意大利也是德法战争的获益者。作为德法战争的副产品，意大利利用法兰西第二帝国（Zweites Franzsisches Kaiserreich）垮台和法军撤走的机会，派兵进入罗马，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俾斯麦通过小德意志方案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又一国际后果是，1866年被逐出德意志的奥地利在法国被打败后完全放弃了重返德意志的念想，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多民族国家问题。鉴于1848年革命以来帝国境内非德意志人地区特别是匈牙利人持续不断的动乱和自治要求，帝国政府于1867年于2月18日和27日分别恢复了匈牙利内阁和匈牙利王国议会，并且与匈牙利议会就匈牙利的特殊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即所谓的“奥匈平衡”（sterreichisch-ungarischer Ausgleich）。根据该协议，帝国由两个平等且独立的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通过统治者个人和对外交、国防和财政等共同事务的管理而相互联合。1867年6月8日，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加冕。由此，哈布斯堡帝国变成了奥匈二元君主国（Doppelmonarchiesterreich-Ungarn）。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奥地利被排挤出了德意志，但是，传统的帝国思想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与奥匈二元君主国之间有着一种无法割断的情结，这种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后两国结成同盟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