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15年德意志邦联建立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垮台的约一个世纪，是德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德意志文明在与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整体互动中个性发展最为充分和最明显的历史时期。追求民族统一、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则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这一时段的德国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1815年—1871年“革命”时代和1871年—1918年帝国时代。
1815年—1871年的德国历史带有明显的“革命”特征。这种“革命”性既表现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的过程中上演的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运动，也表现为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核心的成就非凡的经济革命。与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则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等思潮跌宕，流派纷呈，文化的资产阶级取向日益凸显，具有纪元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科学、教育等也出现了重要进步。
在政治领域，1815年以后，德国在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基础上迈入了德意志邦联时代。这一时期总的形势是：资产阶级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要求实现自由民主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保守势力则竭力恢复和维护旧的传统政治制度，压制和打击一切旨在损害既有政治秩序的企图和活动。于是，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总体形势相呼应，德国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势力的搏斗中一路前行，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运动，试图在德国确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和实现民族统一。然而，由于德国特殊的现实政治力量格局和历史条件，包括1848年革命在内的各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以失败收场。在当时的德国，出现这种结果并不意外。就资产阶级而言，国家的分裂割据造成革命力量分散，而且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面对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等任务，在孰先孰后以及实现的手段和途径等问题上也存在意见分歧。从统治阶级来看，他们不仅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采取明智的与时俱进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诸如颁布宪法，建立议会，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等，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这些举措减弱了德国社会内部的革命需求和动力，使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占据支配地位。
革命的失败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力量的支持，自由民主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理想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19世纪中期以后，资产阶级开始从革命失败的迷茫中摆脱出来，将原先的政治追求寄托于现实权力之上，希望借助某一大邦来帮助实现民族统一，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推进政治自由和民主进程。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兼具自由主义色彩和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大邦普鲁士，期待其担当起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下半期德国政治的发展走向。
与此同时，政治上失败的资产阶级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而德国此时已经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19世纪初普鲁士和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农奴制改革使农业领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19世纪三十年代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则为德意志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志地区终于迈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当德国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从英国向北大西洋两岸扩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法国、比利时等也已经大规模展开。尽管如此，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却能变劣势为优势，一反英、法等国的轻工业发展范式，转而采取通过铁路建设直接推动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迅速发展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实践证明，这一模式非常成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的铁路里程以欧洲各国无可企及的速度扩张，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以每10年翻一番的速度提升。德国工业实力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超过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欧洲工业强国。
经济与政治通常是联动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德国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进步甚至根本改变，推动着德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工业革命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弥补了德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不足，引领着德国从传统封建社会迈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工业高涨。以关税同盟为起点、铁路建设为纽带、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动力的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对旧的德国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和考验。建立在维也纳体系之上、以普奥二元政治架构为特征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形式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发展需要。德意志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要求德意志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走向统一。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19世纪德国历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中期的德国也已经具备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充要条件。首先，自18世纪以来德意志思想文化界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追求，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激起的民族主义波澜，已经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层面转变，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诉求从文化精英层面向大众层面扩散。这是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思想动力。其次，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工业化进程，德意志地区经济一体化加强。经济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同时也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其三，这时的德国已经具备了民族统一的历史可行性，有了实现这一使命的承担者——普鲁士。一方面，普鲁士通过19世纪初的改革和容克经济生活的资产阶级化，已经实现了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确立起容克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性质使普鲁士统治者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意愿的执行者。另一方面，普鲁士操控着德意志关税同盟，并且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了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巨无霸，有了统一德国的雄厚物质基础。此外，普鲁士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是其实现德国统一的强权手段。这一切使普鲁士成为领导德国统一的不二选择。因此，睿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基于对欧洲国际政治格局和德意志内部政治结构的全盘审视，明确提出了“铁血”统一德国的策略，通过连锁反应式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了普鲁士霸权支配下的德国统一，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德意志帝国。
德国的统一，无论对欧洲，还是对德国本身，都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从欧洲角度看，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颠覆了近代以来的传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新统一的德国由于其众多的人口、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就德国自身而言，其积极意义显然是主要的，但也不乏消极之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它结束了德国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分裂割据，建立起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从此不再受强邻的欺凌；国家统一也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教育、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俾斯麦也被称为“白色革命者”。从消极角度来看，普鲁士容克阶级领导国家统一，强化了传统统治阶级的既有政治优势，他们继续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处于有利地位，不利德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德国历史的脚步在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形成共振的同时，继续坚持其德意志特性的律动。
由于传统统治阶级的强势地位，帝国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它大致可以划分为俾斯麦时代和威廉二世时代两个阶段。在政治架构方面，最初呈现为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和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主义，继而出现了中央集权主义和议会化发展的趋势。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国内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为，这位宰相为确保国家的控制力而与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等两大群众性政党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以及通过波拿巴主义的各种方式操控帝国议会多数而近乎独断专行的统治。这一时期政府的政策特点呈现出连贯性、缜密性和全局意识。在对外政策方面主要是推行以欧洲大陆为重点的大陆政策，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庞大联盟体系，通过所谓的“保守性和平政策”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
到威廉二世时期，由于缺乏俾斯麦式的缜密设计和控制，政治生活常常受到皇帝、宰相、国务秘书、军队、利益集团等多种因素博弈的影响，相关政策带有即兴的特点，给人以明显的不连贯性和摇摆不定的感觉。在对外政策方面，威廉二世时期具有极强的“世界政策”取向，把海外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作为主要努力目标，具体体现就是到处抢占殖民地和大规模扩建海军。这种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德国与英、法、俄等国的矛盾加剧，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因此可以说，是威廉二世的不智催生了强大的协约国军事集团，进而使德国在外交上遭到“孤立”。显然，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不同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国际性后果。
与政治上的相对滞后状态相比，帝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和科教、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呈现繁荣局面。
在经济领域，德国抓住国家统一带来的有利条件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一方面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继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新兴工业领域，建立起电气、内燃机、合成化学等新兴产业，进而确立起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依托于最新科技，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现代交通、邮电、商业和金融体系；包括种植业和牲畜饲养业等在内的农业生产则受益于科技进步和工商业发展的刺激，向现代高效型农业转变。到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英国，跃居欧洲第一位。
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转型，构成社会体系的基本要素皆出现了重大变化。人口在低出生率和更低死亡率的增长模式下出现了快速而非均衡的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到20世纪初，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国家的主体居民。社会阶级结构也出现了新变化。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通过前者的资产阶级化和后者的贵族化而相向接近。工人阶级则发展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多种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工业化也推动着德国向现代福利国家迈进。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度。帝国时期的婚姻家庭形态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妇女社会群体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迅速崛起。这一切表明，德国正疾速迈向现代社会。
帝国时期的科技、教育、思想和文化发展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为满足工业化的需要，科学技术研究日益趋向出实用化和前沿化。教育则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进行了新的调整改革。思想和文化界也努力进行自身的调适，寻找新的表达形式，反映新的社会现实，呈现一种多元发展趋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帝国，却共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在军国主义的喧嚣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声中，不智地将自己送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之中，最终在战争失败的重压和十一月革命的怒吼中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化为历史的尘埃。
本书在修改和充实的基础上吸收了《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部分研究内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