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65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罕，很多单位抢着要，我可以留在成都，也可以到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工作。可我最终选择回老家的小县城。之所以回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父亲突然去世，母亲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二是与我相恋两年的女同学突然变卦，决绝地离开我，投入别人的怀抱，令我情绪十分低落，脑子乱了套，就像个傻子一样，不再考虑其他，连系里组织的告别宴会都没参加，就扛起行李，垂下脑袋，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令我伤心至极的校园。
回到县城，有两个单位供我挑选：一是到组织部管活人，二是到民政局管逝者——刚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需要尽快充实完善，却没人愿意去，恰恰那里又需要个把懂一点革命历史的人，而我大学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兼顾党史，专业对口。一大把年纪的人事局长请我这个小年轻喝茶，拐弯抹角动员我去陵园大显身手，并且提出在行政上可以给我高定一级。我便脑袋一热，到陵园当了园长助理。
我在陵园工作了一年时间，烈士墓由最初的七十三座，扩充到两百二十多座，并且基本搞准了入园烈士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一天，县委张书记来陵园视察，我负责讲解。末了，张书记说：“大学生在这种地方纯属浪费人才，县里正要组建党史办公室，你去那儿上班吧。”就这样，我又被调到了县委直属的党史办。
党史办主要是研究地方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承担县地方史料的发掘、征集、整理、甄别、编纂等工作。我们北江县1925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在川东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尤其是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大别山撤出，辗转来到我们这一带创建了声势浩大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仅次于中央苏区，是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北江县是核心区之一，据粗略统计，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县有三千多人参加红军，后来大多数人都牺牲，或者失踪、失散，所以有待挖掘的史料简直太多了。
北江是个山区小县，战争年代，人口只有三万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参军，有不少竟然是阖家参军。我母亲娘家所在的老虎嘴村，就有几户这样的人家，全家一个不剩，全跟红军走了。
我到党史办工作，屁股还没坐热，就赶上“**”，小小的党史办只有七个人，还分成了两派，整天不是你斗争我，就是我揭发你，搞得乌烟瘴气，工作都停下来。更有甚者，有一天跑来了一群县一中的红卫兵，一把火，把堆放党史资料的三个大柜子给点着了，红卫兵走后，我们赶紧灭火，抢救出来的资料，已不及十分之一。
熬到“文革”结束，党史工作才又渐渐走向正轨。而这时候，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我们北江县由于地方狭小，且深藏于四面大山中，所以人员流动不大，血缘相近，村村寨寨之间，家族、亲戚关系盘根错节，这一家与那一家，七拐八绕，曲曲折折地总能攀上一点族亲或外戚关系，所以在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有三亲六戚、七姑八姨。当然，有很多所谓的亲戚，你并不认识，从无来往，甚至从未听说过。如果不是从事党史研究方面的工作，我也不会在这里谈这个话题。
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撤出来时，队伍里约有三十名女红军战士，1935年春西渡嘉陵江离开川陕苏区长征时，总共带走了约三千名女兵。
这其中，有两百多人是我们北江籍。
我在这里讲四个人的故事。
庞壮英
我母亲说，她娘家那个村——老虎嘴，就有个女的，大名叫庞壮英，在当时挺有名的，若论起来，庞壮英还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姐，比母亲大八九岁的样子，我应该喊她姨。
庞壮英就是那两百多名女兵中的一员，同时她还把男人、儿子也一块带走了。她一家三口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而且当地人也没有得到她一家的任何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有时偶尔想起她来，我母亲便唠叨两句，说：“也不知庞壮英咋样了？是不是在北京城里享清福哪？”
庞壮英长得人高马大，粗粗壮壮，人称“大洋马”。我们当地女人大都偏瘦小，庞壮英算是个例外，所以记得她的人挺多。
老虎嘴就在江边，因村头有一座山，山口形似老虎张开的嘴巴而得名。这地方过往的船只多，来往的客商多，久而久之，便繁华起来。然而所谓的繁华并没有让老虎嘴人过上好日子，反而因为交通便利，使当地不少青壮年男子染上鸦片烟的毒瘾，弄得倾家**产。
庞壮英的男人皮国定就是个有名的“大烟鬼”。
皮国定长得又黑又矮，父母早就死了，按说像他这样的男人，是很难讨到老婆的，因为他是个杀猪匠，有一门混饭吃的手艺，家里还算殷实，所以娶到了庞壮英这样能干的老婆，生下了儿子皮小栓。原本一个蛮不错的小家庭，却因为皮国定吸食鸦片烟，走上了不归路。
随着皮国定毒瘾日增，人瘦得像麻秆一样，一阵风能吹跑。他索性不去杀猪了，也干不动了，仅剩下一件事——变着法儿变卖家产买烟土，两亩薄田被他偷着卖了，家里但凡值点钱的东西，都被他卖了，只剩下两间石头房子搬不走。如果不是因为老婆庞壮英身高力壮，自己打不过她，他真想把她捆上卖给别人。县城里有个戒烟局，听说卖戒烟丸，挺管用，庞壮英特意翻山越岭赶五十多里山路，买回了戒烟丸。然而皮国定服下之后，丝毫不顶用。
毒瘾是扛不住的，皮国定居然打起了儿子的主意。儿子皮小栓十岁了，长得虎头虎脑，蛮可爱的。皮国定和一个外地客商密议，一番讨价还价后，把皮小栓作价一公斤烟土，并且约好黄昏来临时，在江边老码头一手交人，一手交货。那天庞壮英不在家，皮国定用两颗糖豆哄儿子跟他到江边玩耍，时间一到，拽上儿子进入客商的小船。
千钧一发之际，庞壮英赶来了！她冒死跳上小船，一把抢过儿子，抱起来跳到岸边。经此一劫，庞壮英杀死皮国定的心都有了。
庞壮英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把男人捆起来，绑在石头房子里面，扔给他一点吃的，再放上一盆水，带儿子回了娘家。以前也用过这个办法，只是她忍受不了皮国定的哀号和哭求，两三天之后，心一软，又把他放了。这一回，庞壮英是铁定了心——戒不了大烟，干脆饿死他算了！为了防止他的哀号引来看热闹的人，庞壮英用破被褥把小窗户和门缝堵得严严实实，不把耳朵贴到门上，外人听不到里面的哭号声。其实这个时候，瘦得要死的皮国定已经没有多大力气哭叫了。
七天之后，庞壮英回家，打算为男人收尸。如果男人真的死了，她会背上谋杀亲夫的罪名，遭人指责，皮国定的族人若去报官，官府肯定会治她的罪。她一路盘算着，既希望男人已死，又希望他还有一口气，她把他救活，他的鸦片烟瘾也因此而戒掉了，一家三口重新过以前那样的小日子。
快到老虎嘴，她看到很多村人背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往外逃，一打听，原来是官府说的“红匪”队伍打过来了。熟悉她的人喊她一块逃。她牙一咬心一横——家里没一样值钱的东西，男人还不知死活，怕个啥子哟！自己若是被匪兵抢了去——给谁当老婆，也比给个大烟鬼当老婆强！
她壮起胆子，朝村子里走去。目力所及，果然看到很多扛枪的人，穿着杂七杂八的衣服，操着听不大懂的山外口音。令她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匪兵”并不放枪杀人，也不抢东西，见了她，还有人冲她笑。她还看到，有些“匪兵”在照顾那些没来得及跑掉的老人和孩子。她更加不怕了，快步走进自家破烂的小院。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她看到了自己的男人——该杀的东西，居然还活着。已被人从石头房子里拖出来，此刻正躺在泥地上晒太阳，好像吃饱喝足了，见了她，脖子一扭，根本不搭理她。
她上前问他：“你个龟儿子，还吸不吸？”
他脖子又是一梗，白眼一翻，说：“老子活一天吸一天，你个鬼婆娘，有种一刀捅了老子。”
她气急败坏，打心眼里恨那些“匪兵”救活这个本就该死的男人，突然猛扑上前，使劲揪男人的耳朵，扇他的耳光。男人杀猪一般号叫，引来了几个兵，把她给拖开了。她向他们哭诉男人的恶行，说：“你们既然救活他，他就是你们的人，得把他带走，这个家容不下他，他不死，我和儿子就得死！”
兵们大概听懂了她的意思，安慰她一番，放下一小袋杂粮，就离开了。没过几天，男人毒瘾发作，趁她不留意，又把那袋子粮食拿去换了一撮烟土，一股脑儿全吸进去了。
半月后，这一带都成了红军的天下。红军在花溪镇开办了戒烟所，免费收治周边的大烟鬼。庞壮英听说有这样的好事，当即把皮国定捆上，不顾他的叫骂，也不管众人的嘲笑，把他扛到了三十里外的戒烟所，往地上一丢，对红军的人说：“你们不是要‘扩红’吗？治好了，你们把他带走，他杀猪是把好手，杀起人来也不会含糊；若是治不好，就把他丢嘉陵江里喂鱼吧，反正他回去也是个死！”
庞壮英头也不回地走了。
约莫过了一个月，皮国定竟然晃晃悠悠回来了，把个庞壮英吓一跳。看上去他胖了许多，脸上有了血色，脚底下有根了。她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他，他脸红了，小声说：“戒了，这回真戒了。”
以前没听说过有谁真的戒掉大烟，如果男人真能戒，那红军就是她一家的救命恩人。然而庞壮英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担心他回家来，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块，说不定还会吸上，便说：“你咋不留下呢？”
皮国定说：“留下免不了打仗，我怕死嘛。”
庞壮英说：“你哪像个男人？咋不睁眼看看人家红军，人家为啥子不怕死？”
皮国定低了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拿起破扫帚扫院子。
庞壮英一把夺过扫帚，推他一把，说：“你赶紧给我回去，家里没你的饭。”
皮国定像个草鸡一样蹲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不吭声。庞壮英不依不饶，非要把他赶回去不可。逼急了，他咕哝道：“人家红军队伍上还有女兵呢，和你年纪差不多，你咋不去？”
这话还真让庞壮英呆愣了好一阵。前些日子，有人来老虎嘴“扩红”，敲锣打鼓的，声势闹得很大，有几个后生跟着去了，但没有一个女的愿意去。来的人里面，就有个女兵，自我介绍说，她叫廖福青，老家在大别山，家乡比这一带还穷。廖福青上门来动员庞壮英，口口声声叫她大姐，夸她身板好，大脚板，是块当兵的好材料，希望她带个头。庞壮英从没想过这事，摇摇头拒绝了。廖福青不甘心，继续给她讲革命道理。她说：“我走了，我儿子咋办呢？他才十岁多点。”廖福青说：“我们红军要在这里创建根据地，一时半会儿不会走，过几年，等你儿子长大了长高了，也可以参加红军呀，我们队伍上就有不少小兵呢。”庞壮英最后说：“我男人要是……死了，我就跟你们走。”
此刻，男人不但没死，而且健康地回来了。不过，让男人这么一激，庞壮英倒是真像个男子汉那样，胸脯一挺说：“你怕死，老娘不怕！你不去，老娘去！”
庞壮英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庞壮英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她身体棒，干活一个顶仨，不惜力气，不多时就有了“大洋马”的绰号，当上了班长，很多人都知道她。她的儿子皮小栓也参加了儿童团，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路条。工兵营就驻在离老虎嘴不远的古镇，母子俩经常见面。皮国定在村里晃**了一阵，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撑不住，终于开了窍，最后也积极要求参军。
皮国定虽然戒毒成功，但是落下了双手震颤的毛病，无法瞄准，打不了枪。红军便把他分派到一个连队当炊事员，可以发挥他杀猪宰牛的特长。而不摸枪，正是皮国定所期望的。
又过了一年，皮小栓个头长高了，身体壮实了，庞壮英便向上级提出，让儿子也参军。因为小栓只有十一岁多，年龄太小，没人要。庞壮英急了，到处扬言：“你们不要小栓，我就退伍，带儿子回家种地去。”最后总供给部的首长出面协调，小栓才得以如愿，到三十军下边的一个团当勤务员。
庞壮英一家三口全都当红军，在当时曾经轰动了一阵子。
1977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赖正民同志官复原职，担任某部部长。赖正民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团政委，当年在我们这一带战斗过，重要的是，他夫人名叫廖福青，是庞壮英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我到党史办工作后，曾两次致函赖、廖两位革命前辈，想通过他们打探庞壮英一家人的消息，没得到任何回音。后来才晓得，他们双双犯了“错误”，男的坐牢，女的进了“五七干校”。
我立刻买票赶赴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也顾不上休息，打听着摸到某部大院门口，递上介绍信。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同志，说是赖部长的秘书，很热情，问明情况后，派了一辆小车，直接把我送去赖部长家。
廖福青大姐刚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回来，看上去身体很虚弱。听说我来了解庞壮英的情况，她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讲起她所知道的庞壮英。
长征开始后，庞壮英担任工兵营二连的排长，廖福青担任二连指导员。工兵营的任务主要是配属各兵站运输粮食、物资，或者到总医院驻地抬运伤病员。每一次庞壮英都是抢着干重活累活，她所在的排是二连的主力，经常受表彰。别人劝她注意休息，别累坏了。她自嘲说：“不存在，我是大洋马，我不出力谁出力？”
长征途中，部队先后两次翻越大雪山，三次穿过茫茫水草地，历尽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工兵营有不少女同志牺牲了，庞壮英依靠身板好，顽强地挺了过来，她排里的女兵王新平小时候缠过脚，走路摇摇摆摆，很不利索，途中经常都是庞壮英搀着她走，或者干脆背着她走。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总是行军打仗，部队分散，庞壮英没见过丈夫和儿子，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们见上一面，尤其是儿子，她时时惦记。一天，有个熟悉的老乡给她带信，说是老皮进步了，当上了伙夫班的班长，她很高兴，休息时间特意跑到野地里逮了一只野兔，剥了皮煮成肉汤，请全排同志喝。不久，又有人告诉她，说她儿子小栓又长高了，跟大人一样了，请她放心。她高兴得眼泪都下来了，找张纸片，歪歪扭扭写了几句话，请人家捎给儿子，要他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听首长的话，完成好任务之类。
后来这张纸片转来转去，最后来到了廖福青的手里。廖福青心情沉重，好几次都想把纸条还给庞壮英，或者撕碎丢掉，最终还是没舍得，掖在了自己身上。
1936年8月，红军攻打岷县县城。皮国定往前沿阵地送饭时，被一颗流弹击中牺牲。消息传来，廖福青和连长商量，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庞壮英。庞壮英听闻后，眼圈红了红，硬是没落泪。廖福青陪着她，过了好久，她才叹口气，开口道：“队伍要是不来，皮国定早就死了，红军救活的他，他这条命献给红军，值了。”又说，“只要他不记恨我就好……”
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出征之时，队伍里有一千七八百名女兵。西路军失败后，这些女兵部分牺牲或失踪、失散，大部分成为马家军的俘虏。
幸运的是，廖福青和庞壮英、王新平三人既没牺牲，也没有成为俘虏，她们换上男人的服装，用刺刀割去头发，趁乱逃了出来。
如果不是由于庞壮英身高力大，一路照顾，廖福青和王新平也许很难逃出来。三人一边乞讨一边赶路，沿着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一路向东走。她们的目标是，迎着早晨的太阳，向东，过黄河，回陕北。
一路上，敌人盘查很严，三人在一起目标大，廖福青提出，分开行动。需要一人打前站，庞壮英自告奋勇先走一步。一天，当她向一个牧羊的汉子问路时，那汉子一听她口音不对，便吹响了口哨，唤出两条护羊犬，朝她猛扑过来……
西北这一带由于马家军的宣传，老百姓都视红军为洪水猛兽，所以见了外地口音的人，就会痛下杀手。庞壮英手无寸铁，加之连日饥饿，人已经没多大力气了。等到廖福青、王新平赶上来时，发现庞壮英被咬得浑身是伤，血肉模糊，一截肠子也被恶狗扯了出来，人已昏迷过去。
二人赶紧把庞壮英抬到附近的一个破窑洞里，替她包扎伤口。庞壮英醒过来后，说她很饿，很渴，催促二人出去给她搞点吃的，再弄点水来喝。两人只好出去找吃的喝的，等到返回时，却发现庞壮英已经把随身所藏的一块大烟土吞了下去！
此时，廖福青看到，庞壮英脸色发青，口吐白沫，浑身搐动不止，呼吸困难，这正是毒性发作的征兆。廖福青和王新平赶紧往她嘴里灌水，指望她能把大烟土吐出来。庞壮英却把牙齿咬得紧紧的，撬都撬不开。廖福青把她揽在怀里，哭着说：“大姐，你不该这样作贱自己呀。”
许久，庞壮英才断断续续吐出几句话，说：“我这样子，好不了啦，活不成啦，你们别受我拖累，赶紧朝东走。”停了停，又说，“廖指导员，以后见到我儿子，就说他妈妈革命到底了……他叫皮小栓，在三十军八十九师当勤务员……”
廖福青差一点把那张纸片掏出来——其实早在一年之前，皮小栓就牺牲了，连里的人几乎都知道，就是没人敢把噩耗告诉庞壮英。此刻，廖福青想告诉庞壮英真相，但到最后还是忍住了，她流着眼泪冲庞壮英频频点头，请她放心，日后一定照顾好小栓。
天黑之后，廖福青和王新平在附近挖个土坑，草草掩埋了庞壮英，廖福青还把那张纸片放在了她遗体的胸口上。
庞壮英至死都不知道儿子牺牲了。
她因为丈夫吸食大烟而参加红军，最后自己却用烟土结束了性命。
回到县里，我向党史办领导汇报了庞壮英一家三口的情况。党史办联合民政局，上报县委同意，在烈士陵园为庞壮英、皮国定、皮小栓三位烈士立碑。墓中没有什么遗骨或者遗物，只是一个空坟。
他们一家人活着时没能团聚，牺牲四十多年之后，终于在故乡团聚了。
苏三妹
天苍坝的苏家，在北江算是颇为有名的大户人家，苏家有二百多亩良田，还开着油坊和山货铺，苏家大宅有二十多间瓦房，前后两进的院落，很是气派。主人苏炳龙是个开明绅士，在当地口碑蛮不错。
那时在我们北江，看男人有没有本事，不光看他的财产，还要看他有几个婆娘，按说像他这样的财主，有个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苏炳龙却只有一个老婆。而且老婆三年前去世之后，他也没有再娶。
苏家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多少年之后，人们都忘记了其他三个，只记住了老三苏三妹。
苏三妹大名苏见贞，据说她性格像男娃儿，调皮，小时候父母逼她缠脚，她闹着要跳江。她长大一点之后，上树摘果，下河摸鱼，风风火火，搞得老人们直摇头。后来就有了“假小子”的绰号，没人叫她的大名，都叫她三妹，或者苏三妹。
她上面的两个哥哥苏见光、苏见亮，却像女娃一样腼腆。相面的风水先生说，都搞颠倒了，老苏家该出事了。
早就风传红军要来北江，一时人心惶惶。有钱人家更是坐卧不宁，因为红军要“打土豪，分田地”。苏家平时养着五个家丁看家护院，苏炳龙合计再三，决定解散家丁，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地契票据，携全家逃命。
可是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却死活不愿走，说一个老婆子，黄土埋到脖颈根了，怕啥子哟！还能怎么样她？谁家没有个老人？再狠心的人，也不能对老人下狠手吧？
无论怎么劝说，老太太就是不挪窝。
风声日紧。苏炳龙不想拿全家人的性命开玩笑，忍痛留下老太太，携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两个女儿，全家共七口人，雇了三个挑夫，天不亮就悄悄出了天苍坝，往深山老林进发，去投奔大山最深处的一房亲戚。
但是行到半路，他们发现苏三妹不见了！
五天后，苏三妹带一个班的兵摸进密林深处，找到了苏炳龙等人。听女儿一说情况，苏炳龙差点没给气死。
原来，苏三妹惦记奶奶——四个孩子里面，奶奶最疼她。她半道溜掉，返回家中，正赶上一支红军队伍开进天苍坝。有人来苏家大宅送信，勒令交出浮财，交出田地。
红军来这儿，主要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补充给养，二是扩充兵力。
苏三妹问奶奶：“咱是保命，还是保财？”老太太虽然不识字，但是脑子好使。想了想，老太太说：“想保命，就得舍财；想保财，命、财都保不住。”
苏三妹干脆把朱漆大门大大地敞开，请扛枪的人进来，喜欢啥就拿啥。她看到这支队伍与传说中的不一样，他们既不骂人，也不打人，更不欺负妇女。从家中拿东西，还要登记造册，有人监督，兵们的口袋也都是瘪的。
当晚，苏三妹和奶奶搬进了两间厢房。她的家变成了团部。
苏家七口人，回到苏家大宅。苏炳龙毕竟是个开明绅士，遇事想得开，看到财产没了，地契烧了，田产商铺全都分给了穷户，他一家人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革命。
红军很感激他，也很看重他，选他当了天苍坝苏维埃的主席。两个儿子经过动员，参加了红军，经过简单训练之后，编入作战部队。苏三妹当然不甘落后，成了天苍坝出来的第一个女兵，入伍时十三岁多一点。在她带动下，两个嫂子进入红军被服工厂，也算是参了军。
两年之后，大部队撤离川陕根据地。这是一次搬家式的撤出，能带上的人，能带上的东西，尽量都要带上。
苏家几个参军的孩子，当然得走，不然就是逃兵了。苏炳龙可以留下，他奔六十了，年纪大，况且家中还有七十多的老母亲。他的小女儿苏见梅只有九岁，也需要人照顾。
老太太却不希望儿子留下。苏炳龙这两年在当地很有名望，都知道他为红军出过力，得罪了不少财主，共产党一走，国民党回来，还能有他好果子吃？他们会剥了他的皮。
还有最小的丫头苏见梅，老太太也不想留——指望一个老太太来养活她？办不到。
老太太只想留下三妹。
苏三妹前些日子运输粮草时，不慎摔伤了右腿，在家疗伤。如果她想留下，可以给上级打报告。
奶奶规劝三妹：“人活一世，马跑万里，哪儿都不如家好！娃儿，留下跟我做伴吧。”
但是，苏三妹还是决定跟队伍走，因为她是一名红军战士，她不能犯自由主义。同时她还私下认为，走是暂时的，也许用不了多久，红军还会回来。那当口，很多川籍红军都是这么认为的。
走之前，她对奶奶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都会回来的，你可要等着我们啊！”
苏三妹就是没想到，这一去，离家越来越远，脚下的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苏家七口人，踏上了长征路。
腿伤未愈的苏三妹和父亲、妹妹一起，被编入了被服厂，跟两个嫂子在一起，这样便于互相照顾。大部队渡过嘉陵江之后，向川西进发，路上的艰苦程度，一日甚于一日，大嫂卢慧萍、二嫂许美芹相继感染了疟疾，俗称打摆子。这个病发病急，病人头痛欲裂，高烧不退，胡言乱语，吃了东西就吐，浑身无力，行走困难。漫漫行军途中，缺医少药，冻饿交加，担惊受怕，病人生还的希望不大。据有关资料记载，红军长征途中，病死者里面，因疟疾致死的占相当大比例。结果，两个嫂子很快就掉了队，失散了。苏三妹和父亲没法顾及她们，不可能回头去寻找，只能咬紧牙关，拖着苏见梅勉强跟上队伍。
一天夜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队伍紧急突围。天亮后，苏三妹发现父亲不见了。后来才有人告诉她，父亲在突围时中弹牺牲了。
这时，她身边只剩下九岁的小妹苏见梅。而这时候，见梅也生了病，一直拉肚子，没有药，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天工夫，见梅就瘦得皮包骨，需要她背着走，而她的腿伤还没好利索，她才只有十五岁，加之每天吃不饱，路途坎坷，她似乎也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掉队，两个小姑娘很难活下来。
见梅除了睡，就是哭，闹着要回家，找奶奶。苏三妹哄她说：“我帮你找个老奶奶，让她照顾你。”
这天，队伍行进到一个叫黑山的地方，苏三妹实在走不动了。苏见梅欲哭无泪，快不行的样子。第二天就要向茂县进发，她决定丢下妹妹。宿营的地方有几户人家，其中一家有个老婆婆挺面善。她背上妹妹，敲开老婆婆家的柴门，请求老婆婆收养小妹。老婆婆看到小女孩病得很重，不肯收留。妹妹大概也不想留下，奋力哭闹。
她跪下给老婆婆磕头，还是没有用，老婆婆叹口气，闩紧了柴门。
第二天黎明，队伍出发。苏三妹把口袋里的一块干粮嚼碎，喂妹妹吃下，哄她睡着了，把她悄悄背到老婆婆门前，轻轻放下，从口袋里拿出最后一块干粮，放在地上，然后一瘸一拐地追赶队伍，不敢回头。
1983年，苏见贞老人终于打开话匣子，向我谈起那段伤心欲绝的往事。她说：“我妹妹病成那个样子，我却丢下她，我好狠心啊！可我就是不丢下她，她也活不了多久……”
我父亲的外公外婆就在天苍坝，也就是说，天苍坝是我奶奶的娘家。两家在一个村，想不沾点亲带点故都难，父亲和苏见贞老人是同辈，年龄也差不多。若论起来，我得叫她姑。
当面，我叫她三姑。
父亲活着时，我问过他：“红军来时，你也不小了，为啥没参军呢？你要是当了红军，没准我们家现在也在北京、成都呢。”
父亲告诉我，他那时害眼疾，一只眼睛看不见，就是想当兵，人家也不要。父亲又说：“你不想想，我那时要是当了兵，十有八九就没了——没我，哪有你？”
父亲说得大抵没错。
接着，他拿苏炳龙一家说事：七口人，只剩下一个苏三妹。
据我考证，苏家大儿子苏见光、二儿子苏见亮都没能走完长征，他们离家之后音讯全无，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说不清这兄弟二人到底在哪牺牲，葬在何方。还有他们的父亲苏炳龙，能够确定牺牲于川西地区，但是也不知埋在何处。两个儿媳妇，以及最小的妹妹苏见梅，到底是当时病死了，还是改名换姓存活下来，更是一笔永远的糊涂账。
我曾经试图说服民政部门和县领导给苏炳龙及其两个儿子定个烈士身份。终因拿不到足够的证明材料，无法认定，最后只能作罢。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苏三妹跟随大部队一路行军征战，爬雪山，过草地，没有掉队。但是，在翻越最后一座大雪山时，她突患疟疾，在生死线上挣扎。一天夜里，她高烧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天亮后被一阵急雨浇醒，睁眼看到，身边都是尸体，要命的是，队伍已经不见踪影。天上有成群的苍鹰盘旋，有的竟然落下来啄食人尸。
有一只老鹰飘落在她身边，似要啄食她。她用最后的力气扑向老鹰，把它压在身下，几口咬断了它的脖子，吸干了它的血。
过了这座雪山，往前走就是甘南的大草滩。掉队之前，人们都说，过了大草滩，就是哈达铺，那可是个热闹地方，有吃有喝，只要挺到哈达铺，都能够活下来。她顺着地上的脚印，咬牙挺着一步一挪朝前走，途中几次昏死过去，居然又都活了过来。不知过了多久，她摸进一个村镇，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哈达铺了。
奄奄一息的她，倒在村头一户人家的门前。再次醒转时，她发现自己躺在火炕上。她被这户好心的人家给救了。将息了两个多月，身体渐渐复原，旧伤也养好了，她向主人提出，向北追赶队伍。面相憨厚的主人同意她离开，张罗着雇了一辆马车，送她北行。她千恩万谢，甚至于对主人一家有些恋恋不舍。
但是到达岷县境内时，厄运再一次降临。
苏三妹竟然被救命恩人贩卖到岷县姓马的一户人家，而要做她“丈夫”的那个人，还是个哑巴，足有四十多岁。
她性子烈，像疯了一样，拼命发抗，宁死不从，见人就踢，拿头撞墙。马家人只好把她捆绑上。“新婚”之夜，她咬掉了哑巴的小半个耳朵，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生生成为哑巴的女人。
此后，马家人怕她跑掉，一直用铁链子把她拴在屋里，不得出屋门半步。她还是想办法跑过两回，又都被追回来。怕她再跑，马家人干脆挑断了她一根脚筋，她成了真正的瘸子，想跑也跑不远了。
大约过了一年半，她生下一个女儿。
抗战爆发之后，当地成立了抗日政府，政府得知苏三妹的处境，不允许马家人再限制她人身自由。苏三妹强烈要求放她走，她想返回家乡，她想奶奶了。哑巴男人心眼还算不坏，说通家人，同意放她走，当然不能带走女儿。马家人还给了她一点点盘缠。她忍痛丢下女儿，剪短头发，装扮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一路乞讨，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终于回到故乡天苍坝。
曾经人丁兴旺的苏家大宅，此时已成为一片废墟，房屋全被毁掉，只剩下那两间破厢房。幸好，她的老祖母还活着。老太太张开臂膀迎接长征掉队归来的孙女，自己最疼最亲的那个孙女。老太太哭着说：“老苏家，不会都死绝的，我得等一个活人回来，才敢咽气。”
就这样，苏家七口人长征，苏三妹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她曾经走到了哈达铺，那里离陕北那么近，仿佛抬腿就能到。可是她最终没能到达陕北。她永远到不了陕北啦。
当年离开时，她对奶奶说，革命胜利了，就会回来。而这时候，革命已与她没有关系了。
北江县解放那年，也就是1949年，苏三妹送走了老祖母。掐指一算，老太太竟然活了将近九十岁，她可能是天苍坝几十年来最长寿的老人。
那些年，苏三妹与祖母相依为命。老太太去世时，她也才不到三十岁。
土改划定成分时，因为苏家的宅院毁光了，田地也早就分给了穷人，她家只有一亩半的薄田，所以给她定了个贫农。这使她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20世纪50年代初，苏三妹在好心人的撮合下，结了一次婚，嫁给了邻村的一位民兵排长，因为不能生育，没过几年，丈夫就把她休了，她重新回到天苍坝。50年代末闹灾荒时，她捡到一个濒死的男孩，是个孤儿，想办法救活了他。她给孩子起了个好记的名字：红军，大名叫苏红军。
苏红军七八岁时，下河游泳，不慎淹死了。从那以后，她就一个人过日子。
许多年里，苏三妹从不对任何人提起她长征途中的遭遇。“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党史办陆续搜集到她的一些情况，几次派人找到她本人，想当面了解核实清楚，然而她却三缄其口，总是说忘了，都忘光了。
我以她远房亲戚的名义，以党史办副主任的身份，三番五次登门，一口一个三姑地叫，苦口婆心做她的思想工作。她最终被我打动，这才讲起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这些。我知道，她不会全都告诉我，她只讲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说通党史办主任老刘，我们一起找民政局，找县领导，又多次向上级民政部门反映，强烈要求给苏见贞老人确定一个老红军的身份。头几年，因为政策上不允许，没有办成。
我们从党史办有限的经费里，拿出五百元钱，送给她补贴生活，她坚决不要。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年她生下一个女娃儿，兴许现在还活着，能否帮她到甘肃岷县那一带找一找。这时候已经是1987年，她女儿如果还在世，应该是五十岁的样子。
我立即给岷县党史办和民政局、公安局写了信，没有下文。我不死心，亲自跑了一趟，按照她提供的几条线索找人——姓马、家在岷县县城的南面、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小名叫秋花。然而五十年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我在那边找了又找，跑遍了岷县南边的十几个乡村，最终失望而归。
我去天苍坝告诉她结果，她沉默半天，缓缓道：“我扔下妹妹，又扔下娃儿，我是个狠心的人，你说我不遭报应，谁来遭呀……”
1996年，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在我们党史办的大力协调下，苏见贞老人的情况终于得到民政部门重视，经过反复调查、甄别，她被确定为红军失散人员，成为重点优抚对象。我第一时间跑到天苍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县里改建扩建了荣老院，给苏见贞分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她却不愿搬进来，非要住在那两间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说她在那里经常能梦见奶奶、父亲、哥哥、妹妹，搬走了，她担心梦不到他们。我们反复做她的工作，她就是不搬。县里决定，帮她翻修一下旧房子，等翻修完了，再让她搬回来。她这才离开破房子。
然而还没等开工，一天夜里下大雨，旧房子轰然倒塌了。曾经气派不凡的苏家大宅，它留在世上的最后的踪迹，彻底消失了。
就在那天夜里，苏见贞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享年七十七岁。
我们都认为，那一晚，她一定梦见了她的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