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在高语罕、陈延年、谭平山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在安庆邓家坡正式成立，光明甫、周松甫、朱蕴山、黄梦飞、周范文等九人为执行委员，这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成员的国民党左派政权。光明甫、周松甫、朱蕴山三人为常委，沈子修为组织部长，薛卓汉为农民部长，黄梦飞为宣传部长，周范文为青年部长，柯庆施为秘书长。
当时，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广德四合乡大刘村人刘格非，经周松甫和黄梦飞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7月，因为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光明甫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负责人，领导全省人民支援北伐战争、领导学界开展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遭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夹攻，刚上任不久的安徽省警备司令陈调元就找了个借口下令把学校关闭。刘格非经安庆中共党组织安排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
7月初，在上海的刘永昌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北伐开始后，恽代英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临走之前他对刘永昌说：“国民革命军很快就会打到江南，希望你们这些进步的青年要提前做些准备，发动群众支持北伐。”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兴师北伐，11月便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由李富春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军集中于九江、祁门一带，准备进攻安徽，进而进军南京。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不久，毛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着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安徽被中共中央定为发展农民运动的重点省份之一。
1925年，许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德，在广德省立第十二中学任教。第二年初，因该校并入校址在宣城的省立八中，广德学生都转到宣城就读。于是，许杰离开广德，到省城安庆，由北京大学同学王进展介绍到安庆建华中学教书。不久，他还将长兄许济之十四岁的大儿子许道珍带到建华中学读书。在安庆，许杰很快和老师周松甫取得了联系，并且见到他儿时的朋友周鹤甫。周鹤甫是周松甫的胞弟。经过周松甫的引荐，许杰结识了国民党省党部的光明甫、朱蕴山、黄梦飞，以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葛文宗、周范文、薛卓汉、沈子修、常藩侯等人。不久，在周松甫和周范文的引荐下，他又结识了姚作元、郭成舒等共产党人。
7月初，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在中共党员的推动下，在全省各地组织开展声援和支持北伐的活动，并组织和发动地方武装起义，以策应北伐军向安徽挺进。因为学校放暑假停课，许杰没有回家乡，而是全身心投入党组织领导的各项活动，并在活动中得到了锻炼，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7月中旬，由葛文宗介绍，许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建华中学因革命活动气氛高涨被军阀陈调元查封，改为安庆第一中学。许杰继续以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中共怀宁县委成立，姚作元任书记，葛文宗任副书记，许杰和郭成舒为委员。
1927年1月，中共芜湖特别支部为了迎接北伐，派遣夏雨初回到家乡郎溪，筹建国共合作的郎溪县国民党县党部。和他同时回到郎溪协助他开展工作的，是他的妻弟董萌。至北伐军来到郎溪之前，他们已经发展了黄中和等二十余名思想进步的青年加入国民党，并成立了郎溪县国民党县党部临时筹备小组。
就在夏雨初回郎溪时，他的好友陈文在南漪湖揭竿而起。
1921年，陈文从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回到郎溪后，先在县立第一小学任教，第二年便自筹资金，在家乡毕桥镇创办了毕桥初小。不久，他又与四师毕业的女同学王淑贞在毕桥联合创办了懿贞女子小学。他兼任两个学校校长，聘请思想进步的青年师范毕业生到学校任教。但由于他在两个学校积极反对封建旧习、提倡男女平等、宣传进步思想等，遭到了当地土豪劣绅的反对，两所学校先后被迫停办。1926年秋后，郎溪和宣城交界的南漪湖南岸地区经常出现军阀部队的散兵游勇和土匪侵扰当地百姓。为了加强地方治安，陈文出资收购了十几条散落在民间的枪支，不久后又收缴了一队败兵的三十余条枪，成立了毕桥民众自卫队，并自任队长。由于自卫队在南漪湖查办走私毒品和贩卖军火，触及土豪劣绅的利益，他们联名上书郎溪县政府，诬告陈文“勾结湖匪、筹集军火、图谋暴乱”，县长不问青红皂白就将陈文逮捕下狱。在狱中，陈文受尽了折磨。他的妻子彭道娟花钱上下打点，他才被放了出来。
在他被捕关押期间，他原先的部下六十余人，加入了南漪湖崔成邦股匪。崔原是北洋军队下级军官，和陈文素有交往。陈文被释放不久，为了给他报仇，在冬月初三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崔成邦带领百余土匪先是袭击了国民党毕桥镇警察分局，然后火烧了镇上以杜国文为首的土豪劣绅“八大家”。
袭击毕桥后，崔成邦率部连夜转移到南漪湖，而毫不知情的陈文从梦中惊醒后，自知难辞其咎，便挈妇将雏逃到宣城的洪林桥、孙家铺一带的亲友家避难。在外逃亡的日子，陈文想通了一个道理：教育、实业、改革都不能改变这个没有公道和天理的万恶社会，只有带领贫苦民众起来造反，推翻这个万恶社会，穷人才有活路。
“官逼民反”，陈文索性“落草为寇”，回到南漪湖召集旧部揭竿而起。他振臂一呼，很快就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武装，波及南漪湖南岸地区宣城和郎溪的十余个乡镇。
1927年2月，在上海大学的刘永昌接到恽代英的信。信中说北伐军很快就要进军皖南一带，要求他回到家乡广德，组织和发动工农革命群众，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刘永昌和温广彝商量后即刻从上海出发，回到广德，先找到姚琦和张隆佑等人，决定恢复青年社，并发展会员。于是，他们便召集吉国栋、王传熙、李定慧、陈铭常、孟德卿、刘声远、何德鹤、任显国、周桐旺、朱学易、杨仕模等在东街火神庙开会。会上，刘永昌介绍了北伐军所向披靡的大好形势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传达了恽代英在信中给他的指示：广德的青年必须行动起来开展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伐军。
青年社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各个学校的青年教师和放寒假回家过年的在校大学生，他们热情高、有思想、活动能力强。会议结束后，他们就立即行动起来，不仅在城市里的学生和市民中开展工作，而且还派人到各乡镇去推动乡下的工作。
张隆佑和邓国安是县城一高小的同学，和王金林也是好友，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姚琦一起赶到花鼓塘，与王金林、邓国安晤面。经过讨论协商，他们决定在花鼓塘地区先行开展农运试点工作，做好成立农会的筹备工作。
张隆佑和姚琦离开花鼓塘，王金林陪同他俩又前往誓节渡。
邓国安向校长周爵三汇报情况后，便请了假，带着两个老师一起通知龚守德、余家堂等思想进步的农民骨干十余人，准备连夜在花鼓塘小学开会。
2月23日，被北伐军击溃的直系孙传芳部下白宝山、冯绍闵所部败兵由徽州败退广德，占据广德县城和门口塘、流洞桥等重要乡镇，强拉民夫，强奸妇女，民众对其恨之入骨。25日，他们经流洞桥开往江苏宜兴张渚，28日又返回广德，继续在广德城乡劫掠，并向广德富商们索要军饷五万元，限期缴纳。
白宝山部的一个营占据了广德青年社的驻地火神庙，由于事发突然，在青年社驻社工作的吉国栋惊慌失措地将青年社的会员名册和印章等藏在火神菩萨的神龛中。得知这个消息后，刘永昌感到十分紧张，立即通知温广彝、张隆佑、何德鹤和孟德卿等人到他在城东门迎春街的家中开会。
刘永昌心急如焚：“如果名册被发现，我们青年社将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现在请大家都想想办法，商量下一步我们如何行动？”
温广彝建议道：“我看，为了安全起见，赶快通知名册上的所有人立即撤到南部山区去！”
孟德卿说：“白宝山匪军可能还没有发现名册，目前我们青年社还是安全的。我家的一个瓦匠师傅就住在火神庙的后院墙外，我让他三更时分在院墙上挖个洞，进去把东西拿出来。”
“不行，这样太危险！”何德鹤站起来，“他们一个营至少有三百多人驻扎在火神庙，设有岗哨，挖墙一定有响声。如果被发现，反而弄巧成拙！”
“刚才德卿的话倒提醒了我。”吉国栋双眼骨碌碌转动着，“我认识一个外号叫‘化骨丹’的梁上君子，有飞檐走壁的功夫，给他几个小钱，请他去偷出来，应该万无一失。”
提起化骨丹，江湖上无人不晓，但他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角色。刘永昌一直紧锁的眉宇稍稍有些舒展：“现在情况紧急，可这个神偷行踪诡秘，你能很快找到他？”
“刘社长，你就放心吧！鳖有鳖路，虾有虾路，我这就去找他商量！”吉国栋说完就站起来准备离开。
“好，你赶快去找化骨丹！”刘永昌站起来，“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几个人也马上分头通知名册上的人员，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第二天，吉国栋果然找到化骨丹。化骨丹经过白天的踩点，当天夜里就顺利将花名册和印章从火神庙偷了出来。总算化险为夷，悬在青年社会员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