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冬，王金林从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回到家乡。看见乡亲们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状态中，和省城那样的城市文明比较简直是天与地的差别，他意识到，要想改变中国广大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绝非一人一日之功。他渴望继续求学，掌握更多的知识，为将来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现实，王金林再也无法向已年过半百的母亲开口，继续到外面读书了。周爵三还在花鼓塘小学当校长，正需要王金林这样有学问的教师，便邀请他到学校担任高年级国文课老师。
从省城回来的王金林完全是一个成熟且别样的青年。他白皙而端正的面庞上镶嵌着高高的鼻梁，略尖的下巴上缀饰着薄薄的嘴唇，再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虽不能貌比潘安，却也算得十分英俊。特别是略显高开的前额发际线，使他显得睿智和老成。他总是上身着白衬衫，扎在深灰色的制服裤中，这还是他在第一甲种农业学校的校服。有人说他是舍不得添置新衣，更多的人说是一种新潮，他就是想从我做起，将一股新的文明之风吹送到这个还沉睡在几千年礼学儒教中的山乡小镇。这虽然只是死水微澜，却也显示出他开一代先河的勇气和决心。
1925年5月22日，上海日纱厂工人代表顾正红在同日方交涉过程中被日方枪杀。30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和总工会组织两千余人分多路在租界内游行。在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的广德籍学生刘永昌和邻县孝丰的同学王熙分别担任“敢死队”队长和“先锋队”队长。当游行队伍行至英租界老闸捕房门前时，巡捕头子艾迪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何并彝等四人，打伤三十余人。王熙被捕，刘永昌也因受伤被送进医院。
当时，广德在上海的学生温广彝、何德鹤、张隆佑、王芝宾等人都参加了五卅运动。他们把五卅惨案的消息通过快邮代电传回广德，并寄回标语和传单。
6月5日，广德县教育局和省立第十二中学联合成立广德五卅惨案后援会。广德各界纷纷响应，开展“三罢”活动，声援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学生们罢课后上街查抄日货，并集中予以销毁。9日、10日，广德各界两千多人在夫子庙广场举行集会，省立第十二中学校长汪淮在会上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各界代表也先后在会上发言，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支持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会后，各界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喊“援助上海同胞！”“取消不平等条约！”“反对英日同盟！”等口号。
7月，广德旅沪学生纷纷回广德，推举刘永昌、温广彝、张隆佑、黄仁辅、胡悦萱五人负责后援会日常工作，大力加强了对工作的推动。后援会下设文书、募捐、游艺、宣传和纠察等股，并派梁其昌到誓节渡联系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长阮维贤、教导主任汪泰清以及吴子芳、查宗善等人，建立了“广德沪案外交后援会誓节分会”。随后刘永昌、黄仁辅也赶到誓节渡，和从花鼓塘赶来的王金林、邓国安以及学生代表一起参加了庙前广场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上街查缴从英、日等国进口的“仇货”。活动连续进行了五天，波及誓节渡附近的牌坊、溪口、朱家庄等十几个村庄。第十二中学师生捐献一百多块大洋，誓节渡师生也通过义演募捐一百多块大洋，全部寄给上海五卅惨案后援会。
暑假结束后，广德旅沪学生回到上海。刘永昌、张隆佑、王芝宾、温广彝、何德鹤、周自衡和在创造社工作的梁其昌一起决定把在上海的所有广德籍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成立“广德青年社”。经过紧张的筹备，于9月在南京路“一乐天”召开成立大会。根据梁其昌的提议，会议决定创办《扫荆》半月刊，刘永昌任主编。刘永昌和王芝宾、张隆佑三人拜访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建国军第二军军长柏文蔚，请他为《扫荆》题写了刊名。
1926年2月，《扫荆》第一期稿子征齐，由刘永昌编辑排版，刊有列宁、孙中山像，内容主要有刘永昌撰写的《发刊词》、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张隆佑、王芝宾、何德鹤、周自衡、温广彝等人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矛头直指广德的土豪劣绅。梁其昌负责发行，还特意给当时的国民党广德县政府机关和土豪劣绅都寄了一份，在广德引起了极大轰动，揭开了“广德青年社”公开反对广德反动势力的序幕。
在花鼓塘小学任教，王金林并没有偏安一隅，而是和广德旅沪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他和邓国安联络邓行三等几个教师，利用夜晚和礼拜天，以走访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展对农村底层社会状况的调查。无田无地贫苦农民悲惨状况的严重程度，是他们原来根本没有想到的。特别是农村妇女，她们头上还多着一座封建夫权大山的压迫。通过调查，他们意识到，解放妇女，不光是解放缠足，更要让女孩像男人一样走进学堂，学习文化。女人只有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才能争取男女平等，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在走访活动中，王金林和邓国安结交了朱泽建、陈曹屏、周清远、刘先道、龚克银、段行太、郭炳贵、邓达怀、余家堂、刘世发等学生家长和农民朋友，帮助他们解决了孩子读书和家庭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成了他们的知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