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誓节渡镇已经有四五百户人家了。镇子主要由呈丁字形的两条主街组成。镇东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沿街有渡口、码头、货场、布店、粮油店、酒店、茶馆、豆腐店、南杂百货店等。街中是个丁字路口，一条自东向西的街道上铺设着宽大的青石板，私学馆、区公所、乡公所、广德县立第二高等小学、花戏楼、查家大院、彭家大院、阮家大院等依次坐落在路两边，绵延两里许。
在镇子西边半里多路，有一个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周村。周村除了周松甫、周嘉麟等周姓外，还有许姓和彭姓等。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的校长许济之和他的二弟许勉之、三弟许端甫、四弟许杰就住在这个村子的中间。
许济之的父亲叫许文波，同治十年（1871）前后和哥哥一起从河南罗山移民到誓节渡。由于兄弟俩的勤劳和智慧，开垦和购置了一百多亩山田，还在誓节渡最繁华的中街兴办了一爿南杂百货铺子，店号“许泰豫”。
许文波非常重视教育，他的四个儿子都饱读经书。老大许济之，1880年生，清末考中秀才，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广德州署保送至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读书。这是一座新式学堂，教书的大多是洋人。学堂开设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教育、理化、图画、体操等课目。许济之还先后修习了日语和英语。
当时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求学的还有广德人陈一经的儿子陈书，他在学校和许济之一起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许济之是广德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
宣统二年（1910），许济之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和他一起回到誓节渡的还有学堂专门安排送“喜报”的工友。许家门口锣鼓喧天、爆竹齐放，工友站在许家院子门口的一张大八仙桌上宣读“喜报”，前来观瞻的乡邻是一拨又一拨。当时的广德知州张赞巽闻讯，也坐轿五十余里前来许家道贺。
民国元年（1912），陈一经担任广德县第一任教育局长，开创新式教育。他在广德县城南二街自己的家中创办私立位育小学，设国文、珠算、唱歌、体育等课目。学生有许杰、郑维新、郑维辅、黎亚豪等三十余人。学生们每天唱着他编写的校歌：“进兮！进兮！进进兮！谁谓黄人大梦犹未醒，精神一到，何事不可为？不屈不挠，养成坚韧心。死以不退，好个壮男儿，为国为家，为我众苍生！”他同时还将刚建立不久的州立小学堂改为广德县立小学堂。在校任教的主要有陈书、许济之、向健之、郑凤祥（郑维辅父）等。
在陈一经的支持和帮助下，许济之回到家乡誓节渡创办了启明小学堂。为了支持他办学，誓节渡士绅阮维贤一次卖掉两百亩良田，资金全部捐给学校。
1918年，广德县立小学堂改名为广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启明小学堂改为广德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在第二高等小学读书的有朱传德、朱学易、周鹤甫等，其中，朱学易是比较聪明的一个，颇得许济之钟爱。
1917年，十四岁的王金林从花鼓塘周爵三的私塾转入誓节渡启明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同学有方良先、张世敏、黄玉贞、吴庭宾等人。在这里，王金林结识了家住田里戈村的高年级学生朱学易等人。邻村好友邓国安，考入广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1915年初，许济之四弟许杰到广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17年秋在浙江吴兴（今湖州）省立三中求学。朱学易第二年也转入三中。
1919年许杰从三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李四光教授从法国回来后，许杰成了他的学生。不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动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成为一场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北大读书的许杰，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之中，不断把运动发生、发展的各种宣传材料邮寄回广德。在广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彭鸣皋、第二高等小学校长许济之，联合全县各小学校长和部分思想进步的教师、学生三十余人，于5月8日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成立了广德县五四运动委员会，宣布全县罢课三天。第二天，在小南门夫子庙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八所学校的师生一千余人，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手持小旗子，并沿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收回租界！”“不用日货、不买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
邓国安当时是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参加了游行；王金林作为第二高等小学的学生代表，也进城参加了这次活动。10日和11日两天，各校学生都组织起来，上街宣传，检查、销毁日货。
5月9日夜，许济之和王金林、邓国安从广德县城赶回誓节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阮志鹏、苏茂斋、阮维贤、朱介亭、张筱斋等几十名教师、学生以及誓节渡街上的商人许端甫等人都在高年级教室等候他们。许济之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在10日和11日两天组织誓节渡的学生和商民上街游行。他站在讲台上大声宣讲道：“爱国的老师们、学生们、商民们，腐败透顶的北洋政府竟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呼声，强迫在法兰西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将德意志国在山东的权益拱手让给日本。对于北洋政府这种无耻的卖国行为，北京大学三千多名同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愤怒的学生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殴了章宗祥。但是，卖国求荣的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军警镇压，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代表……”
许济之讲到此处，坐在前排的王金林猛地站起来振臂高呼：“严惩卖国贼！还我山东！”
在王金林的带领下，参加会议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对日经济绝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会议决定成立由教师、学生和商界组成的“反日联合会”，决定每天上午都上街宣传，查抄日货。
10日一早，“反日联合会”组织的教师、学生和商民五百余人上街游行示威。作为学生代表的王金林，带领邓国安、周嘉麟、许道珍、黄鸣中、张思敏、张思明、许启平等百余名学生沿街逐户对店铺销售的日货进行检查登记，并做封存或销毁处理。
许济之回乡创办新学，就是希冀启迪一代少年，实现教育兴国的梦想。他特别赞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把其中“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抄录在学校墙报的头条，并要求每个学生背诵。
1920年寒假，许杰从北京回到誓节渡。他身着一袭简洁的西洋装，和几个哥哥身上的大襟右衽、左右开裾的长袍马褂相较，显得十分精神且落落大方。他带回的行李是几大包沉甸甸的书刊，其中有《新青年》《新潮》《觉悟》《每周评论》等杂志，还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书。王金林、邓国安、张思明等几个许济之的得意门生整天泡在周村许家，听许杰讲五四运动的过程以及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他的讲述中，他们第一次听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进步师生的名字。
整个春节期间，王金林看完了许杰带回来的书刊，不仅进一步了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还第一次了解了远在西欧的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理论、苏俄的十月革命和以工农兵为主人翁的苏维埃政权。
通过和许杰的交流以及阅读他带回的进步刊物，少年王金林的心中豁然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更广阔世界的门，希望和真理就在前面，他要砥砺前行。
王金林记忆力特别好，虽说不能过目成诵，但能做到过目不忘。他是许家的常客，和比自己小十来岁的许道珍、许道琦兄弟成了忘年之交，经常向他们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