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黑下来，王金林、邓国安和黄鸣中的父亲几人坐在药铺里喝茶聊天，药铺门前路上走着一群一群挑着箩筐和背着麻袋的人，向东湾村方向奔去。
大约半个时辰后，突然从东湾方向传来“啪”的一声枪响。又过了约半个时辰，段行太气喘吁吁地跑来，压低声音对王金林和邓国安道：“出大事了！”
“不要着急，慢慢说！”王金林递给段行太一杯热茶。
“今天到东湾的有三四百人，刘绍鼎不仅不怕，还带着两个拿枪的家丁驱赶前去分粮的穷人。龚守德好说歹说他都不听，还叫家丁向龚守德开枪。一旁的龚发兴忍无可忍，拔枪就把刘绍鼎放倒啦！两个家丁见东家被打死了，都乖乖地把枪放在地上，没有反抗。”段行太喝一口茶继续道，“见刘绍鼎一死，众人就砸开仓门，开始分粮！”
“意料之中！”王金林和邓国安相视一笑，然后站起来，从屋里走到屋外，“这些分到粮食的穷苦乡亲，明天过年能吃顿饱饭啦！”
1930年的年关，对于广德西乡的穷苦人来说，真是一道生死关口。由于秋季蝗灾绝收，又加上冬天十几年不遇的大雪，不仅断粮，连地上的野菜都难挖到。
而年关过后，接着又是更难挨过的春荒。一年之计在于春，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呀！没有春天的种子播下，就没有秋季的希望和收获。土豪们囤积着粮食，企图卖出更高的价格；劣绅们更是奇货可居，高利贷像孙猴子一样一连翻了几个跟头。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土豪劣绅为了发不义之财，全然不顾穷人的死活，也把自己推向了火山爆发的中心；像鸟一样命贱的贫苦农民，只能为了争得一口活命的粮食铤而走险，和土豪劣绅以命相搏了。
东湾分粮斗争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广大饥民的斗志。在西乡的石鼓、杨杆、凤桥等地都爆发了饥民自发的抢粮斗争。
整个正月，整个西乡，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席卷着冰雪覆盖的大地。各个村里的贫苦农民不再像往年一样走村串户相互拜年，而是互相串联，争先恐后地报名加入村农民协会、农民赤卫队、妇女会、青年团、互济会、童子团等群众组织。黄金坝、东湾、八分地村的农民协会组织率先成立。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东冲、向村、芦塘、茆林、黄泥山、胡村、庄头等百余个村庄都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
邓彩玉、吴元娣、杨清秀、彭珊绮等十几个妇女干部，在花鼓、誓节渡、苏村、石鼓、月湾、独树、柏垫、凤桥、梨山等地巡回演讲，讲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又一个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特别是讲了发生在黄泥山的真实故事，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童养媳，因为饥饿，偷吃猫钵的一点剩饭被婆婆发现，硬是被活活折磨而死。台下从十几岁的儿童到六七十岁的老奶奶，无不失声痛哭。
千百年来受压迫最重的农村妇女，第一次看见了妇女团结起来向封建礼教抗争的力量。她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参加革命运动，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
各地的妇女会组织，一方面领导妇女支持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的工作，为他们筹集粮食、做鞋子、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另一方面还要和坚持夫权的丈夫以及维护夫权的公婆做坚决的斗争。觉醒了的妇女都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这极大推动了整个广德西南乡农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面对风起云涌的大好形势，王金林和邓国安、梁其昌、张欣武、张国泰等县委委员商量，决定召开花鼓乡各村农协委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规范各村农民协会组织，建立村级农民赤卫队，进一步开展分粮斗争等工作。邓国安向王金林提议，把开会的地点定在花鼓塘村农协主席林家旺家。
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开年第一大节日。林家旺把在镇压刘绍鼎时分得的三十斤糯米全部碾成米粉，做成汤圆招待参加会议的人员。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委员，花鼓塘、黄金坝、八分地、东冲、董家冲、十八里店等村的农协委员三十余人。
会议下午一点开始，由王金林主持，他首先请林家旺介绍花鼓塘农民协会成立的情况。
林家旺是花鼓塘黄家墩人，年幼时在周爵三的私塾念过三年书，家里虽有几亩薄田，但还不够一家老小吃半年。为了养家糊口，他除了辛辛苦苦种好几亩薄田，还需给地主打短工。他身体强壮，性格豪侠仗义，常替穷苦人打抱不平，在花鼓塘一带的名望很高。
“王金林同志让我先讲，我就抛砖引玉。其实，黄金坝和八分地的农会成立得都比我们花鼓塘要早，比我们做得好。我们花鼓塘的农民协会成立，主要得益于镇压了刘绍鼎。那天晚上，到东湾刘家分粮，东湾村几乎没有人敢去，花鼓塘人也只去了一部分。后来看到刘绍鼎被我们坚决镇压了，花鼓塘和东湾的人都拥去了。第二天，看到农会组织发挥出来的作用，我们花鼓塘原先一直在犹豫和观望的雇农和中农都到农会来报名，要求加入农会，甚至连几个地主也要求加入。所以目前我们花鼓塘除了几个土豪劣绅以外，基本上都加入了我们农会！”林家旺讲完坐下后，王金林示意段行太接着讲。
“我们黄金坝的农民协会工作，主要是实行编组制度，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每十五人为一个小组，设小组长一名；每十五个小组为一个大组，设正、副大组长各一名；每二十五个大组为一村，建立村农会，设主任一名、组织委员一名、宣传委员一名、妇女委员一名、经济委员一名，农会委员都是党员。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们对我们很信任，有困难就找我们帮助解决……”段行太虽然只有二十来岁，但确实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他在王金林和邓国安的接济下读了三年小学，不仅能说会道，还是个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青年。
被王金林点名的龚守德站起来：“我们黄金坝是第一个建立村农民赤卫队的，成立时二十人，现在已经五十人。我们每个小自然村为一个小队，村农会有一个中队。一般十八岁到三十岁的为先锋队员，参加村中队；超过三十岁的留在小队。我们村中队有一把盒子枪，是县委配给我的。村中队的骨干成员是龚发兴和他赶山队的猎户，个个都是神枪手，可惜都是土枪……”
龚守德讲到这，望了一眼梁其昌，继续道：“正月初五，梁先生就带我们到独树一带收了七八条国民党溃兵散落在民间的快枪。枪都是好枪，可惜没有几颗子弹。年前，我们在打刘绍鼎家时也搞了两条长枪，加起来也有十来条枪了。现在，以我们赤卫队的力量，对付几个土豪劣绅就是小菜一碟……”
“上次杀刘绍鼎，县委领导批评了我，我接受。可是，当时刘绍鼎太猖狂了，搞得我们骑虎难下。幸亏我们提前做了两个家丁的工作，他们才没有开枪。我见势不妙，就抢了我叔叔的枪，先下手为强，把老东西干掉再说！”龚发兴还没等龚守德说完就站了起来。
“刘绍鼎明里暗里有几条人命的血债，我们孙家就有一条人命。这样的恶霸不除，大部分贫农和佃农就不敢参加农会，跟着我们干革命！”孙家府也站了起来。
“同志们，刚才大家讲到了镇压刘绍鼎，都认为龚发兴做得好。从开始到现在，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大长了我们农会的士气，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推动了我们各地农会组织的建立……”王金林边说边站起来，用手示意大家安静，“可是，我们共产党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也要求我们参加革命的每一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和土豪劣绅都有深仇大恨，因为他们身上都有我们穷人的血债，国民党反动政府却放任他们为所欲为，所以我们才要起来革命，杀他们的头！可是，虽然他们该杀，但不是哪个个人说杀就杀的，而是要经过我们农会组织，经过审判，公布他们的罪行，让广大的民众都来参加镇压他们的革命行动！”
王金林讲到这儿停下来，让孙家府、马成林、杨荣生、邓彩玉、周清远等人都先后作了简短的工作汇报和交流发言。
晚饭就在林家旺家简单地吃点糯米汤圆，没有菜馅，林家旺妻子抱出一养水坛辣椒酱，被大家吃了个精光。
晚上继续开会。会议最后形成四个决定：
一、建立村级苏维埃政权。将五个村级农会组织合并，成立施村、八分地两个中心村农会，并建立苏维埃政府。段行太担任施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组织委员林家荣，宣传委员林家旺，下辖的各个村农会主席为委员；八分地苏维埃政府主席孙家府，组织委员朱锦成，宣传委员马成林，下辖的各村农会主席为委员。
二、加强苏维埃政府所属的赤卫队武装建设，通过捐献、购买、收缴等形式取得枪支弹药；每个村赤卫队要制造大刀、梭镖、长矛等冷兵器武装赤卫队员，为即将开展的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三、开展“抗租、抗税、抗捐”的新“三抗”斗争，继续开展分粮斗争。春耕即将开始，大部分农民不仅没有种子，有的已经揭不开锅了。组织“吃大户”，分掉他们囤积的粮食，以满足贫苦民众最迫切的生存需求。
四、针对一部分地主已经向县城和外地运粮的行为，苏维埃政府发布通告，设立检查站，一律不允许粮食外运，否则全部予以没收。
会议结束后，王金林和梁其昌带着龚守德等十余个武装赤卫队员，在邓达远、吴子华、王大亚等人的配合下，按图索骥，继续在独树的吴家冲一带收集彭建章部丢弃在民间的枪支弹药。吴子芳是吴家冲的大地主，有十余支枪被他家的佃户收藏。王金林找到吴子芳，没有花一分钱就把枪全部搞到手。
1929年12月10日，驻常州三十二军独立第四旅第十二团第一营营长李炳新、第三营营长彭建章受反蒋派居正、蒋尊簋策动哗变，彭建章自称“护党救国军”旅长，截断沪宁铁路，随即南退，占领宜兴，与率部前来追剿的李仙洲团等部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从宜兴退至广德，在独树一带与五十七师激战数日，于19日从独树街败走江西。彭建章部败退时，在吴家冲一带丢弃了部分枪支弹药，被当地的老百姓和土匪收藏。
早春二月的江南，还是春寒料峭。二月二，龙抬头，无论是湖北还是河南来的移民后代，都有炒黄豆敬龙王爷的习俗，祈求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是今年，觉醒的贫苦农民再也不信天，不信神，更不信邪，只信共产党，信农民协会，信自己。
根据元宵节会议的决定，林家旺、段行太等人在农历二月二这天带领花鼓塘、黄金坝农会会员八百余人，高呼“打死总比饿死强！”的口号，在龚守德带领的施村赤卫队的掩护下，分掉了董家冲地主邓道全、曹万和家稻谷六千余斤。
在董家冲分粮斗争发生十天后，王金林、梁其昌、邓国安、张欣武带领八分地、施村的农会会员一千多人，手持大刀、铁锹等武器，分掉陆家铺大地主李光恕、李光春、李光先、李四的稻谷六万余斤，缴枪三支，击毙凶悍家丁一人。
陆家铺分粮的第三天上午，陆家铺农会主任陈玉伦和几个农会干部在小杨妃山开会，被国民党广德县北二区区长樊世才带领的民团包围。为了掩护其他战友突围，他仅凭一杆猎枪和敌人纠缠，最后被樊世才逮捕杀害。
陈玉伦是余家高村人，在村上读过几年私塾，三十四五岁年纪，家里有二十几亩水田和五十余亩竹山。他为人仗义，常出头替穷苦村民鸣不平，在陆家铺、余家高村一带的威信很高。去年秋天，邓国安、张欣武到他家动员他参加农运工作，他很爽快就地答应了。十几天前陆家铺村农会成立，他当选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