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三年前，我着手创作非虚构军事历史长篇纪实文学《我们在大别山上》，反映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卢沟桥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下山抗战这段历程。想写这本书既有自己创作上关注大别山题材的惯性，也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次我在阅读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的自传时，他的一段话震撼了我：“红军和抗日的故事很多，可惜很少有人把它写下来。因为在红军岁月和前线抗日的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的农民，想找一个识字的人就不容易。文化人很少上前线，不但危险而且也很苦，所以很多红军和抗日英雄故事没有写下来。”先驱者的话使我下决心关注这支部队的征战历程，以纪实的群像书写，在复调式的叙事形式中，着力于这支英雄部队的历史描绘，并借此追怀历史的本质和那场战争的波澜壮阔，命运的跌宕起伏，进而再现大别山人的生活图景和民情风貌。同时，我也把这次创作看成是促进自我超越的一次尝试。由于长期生活在大别山老区，浓烈的红色情结是根植于内心的，是流淌在血脉中的。这次涉及大别山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四支队抗战这段历史、思考大别山红色土地的精神价值，内心是带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的，有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动。在写作过程中，我再次在红色的大别山中做了一次认真的行走，寻访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四支队的战斗遗迹，我和大别山这段铁血岁月历史中的人和事再次“相知”“相逢”，跟随在这些先驱者和可亲可敬的大别山人身边，常常感觉到自己在和他们交流思想观点和情感世界，心中有种使命感的庄严和激动，有时犹如感觉到“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悲壮。这个过程也给了我勇气、希望与快乐，使自己的情感有所寄托，人生境界得到提升。
如何艺术地再现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包括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下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国共合作下山抗战的征战历程？如何把这支英雄部队的征战历程固化并得到提升？如何展示大别山人的精神家园和心路历程？表述它的内在逻辑又在哪里呢？红二十八军和四支队留下的历史资料众多，被误写和误读的内容也不少。我选取这样一个节点，红二十八军在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指示北上长征后，坚守大别山拖住敌人，在战略上支援全国红军长征，在中原大地为中国共产党保留住一个战略支点、保留一支军级番号的战略红军，增加了共产党人在国共和谈中的筹码；抗战爆发下山抗战后，这支部队由于所处的战略位置和实力，成为华中抗日劲旅。这样，就将红二十八军的游击战争置于各路红军长征背景之下，将四支队抗战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国际国内巨大的空间之中。这样的叙述逻辑站位较高，覆盖面较广，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组织起材料来就显得得心应手了。这支部队战例多、英雄多，我在写作中从今天的角度挑选令人感叹的场面和内容，既不戏说也不演义，寻找出既符合历史真实性又有文学穿透力的讲述形式，还原红二十八军及四支队对中国革命进程的深刻影响，并让一代战将徐海东、高敬亭、方永乐、林维先、梁从学、詹化雨、周骏鸣等人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形象。这样，全书的结构就有生命力和蓬勃的张力了。
于是我们看到，1934年11月16日，在中央红军长征一个月之后，战斗在大别山的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作为抗日第二先遣队长征出发，留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的游击战争。红二十八军以一个军的番号，不到三千名战士，在内部粮草紧缺、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鄂豫皖，千难万险保火种，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十八个营另十五个连和大量民团，歼敌数量和战斗规模是南方其他游击区所没有的。红二十八军先后在鄂豫皖三省四十五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和开展了游击战争，牵制的敌人最多时达十七万，有力地支持了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并保住了中共在中原大地开创的鄂豫皖苏区，使之成为我党的战略基地，而红二十八军本身也成为我党的战略部队。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其本身的历史内涵异常悲壮与丰富。我们不能不为这支英勇的部队拍案称奇、慨叹。是什么魔力，让朴实的大别山人组成这支钢铁部队，他们的辉煌战绩，毛泽东在延安、周恩来在武汉听说后也为之点赞。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不到十天，从未走出大别山的高敬亭、何耀榜等红军将领，从内战中停下来，根据辗转而来的两份中央文件，决定和负责“进剿”鄂豫皖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进行和平谈判，并在十四天内谈判成功。这是黄河以南各路红军和国民党谈判最早成功的一例。这与高敬亭、何耀榜等人的大智大勇有关。在这场智力较量中，高敬亭等人也打了一场大胜仗。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内卫立煌等爱国军人渴望和平、积极抗战，对国共和谈所表现出的诚意和积极努力。和谈结束后，爱国将领卫立煌便率部奔赴华北太原参加抗战。他和一大批“剿共”战将因抗战而成为民族英雄。抗战历程让他们实现了嬗变和新生。
国共和谈之后，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迅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四支队人数和兵力也强于新四军其他各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东进皖西、皖中抗战，打响新四军华中抗战第一枪蒋家河口之战，支撑江淮战区，成为创建皖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力量之一。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寇，从大别山下来的由红军指战员变成的新四军四支队战士们毫不怯阵，多次展开对日作战，还敢和敌人拼刺刀，多次零伤亡战胜敌人，创造了中日战争史上的奇迹。
大别山红二十八军坚持游击战争及抗战的历史，因高敬亭的“肃反”，及抗战初期高敬亭的被杀，显得更加悲壮，也使这支部队的战史多少受到一些虚化、淡化，有的地方还受到矮化。在中国现有的文学作品中，关于这支部队及其历史形象的描摹与建构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有，也只是得到一些简化的书写。我着手写这本书时，去图书馆、档案局，大别山各地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和政协文史委查阅一些史料，发现了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四支队大量的资料，不仅自己从来没有读过，而且以往的学术研究也很少涉及。相比于其他游击区红军部队坚持游击战争、改编为新四军各支队开展抗日战争的书写，也显得相对滞后。我不仅为自己进入这一领域太迟而感到惭愧，而且意识到一种历史重任和历史担承。所以我愿意静下心来，在搜集原始资料上下功夫，做大量的历史功课。另外，我迈开两腿到各历史发生地，身临其境，实地探访，阅读地形这部伟大的兵书，感受当时当地的信息，让自身的感受在现实中得到印证或纠正，并联系红军和抗战将士的后代，把自己再次拉回到硝烟弥漫的历史场景中去。随着材料的积累和实地探访，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及新四军四支队的抗战历程在我的书中渐渐鲜活了。不论是红二十八军凉亭坳的成立、官庄战斗、桃树岭战斗、桃花山战斗，鄂豫边红军吴家尖山成立，方永乐之死，白羊山战斗，青天畈谈判……还是对日作战的蒋家河口战斗、椿树岗战斗、棋盘岭战斗、大小关战斗、周家岗战斗……都具有了丰富的细节和清晰的轮廓，仿佛感觉到它们具有了柔和的呼吸和温暖的体温。
《我们在大别山上》这本书设想是，较为全面地描写红二十八军的征战历程和四支队前期抗战历程，然而它不是这支部队的编年史或战史，是想通过有选择的史料，展示相关人物的情怀和人生历程。书中保存了事件的历史真实性与可靠性，但是留下了事件和战例选择的自由，同时也加上一定的文学性。我以虔诚的心直面这段历史，辅之以历史的同情，努力想把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及高敬亭个人历史的模糊之处擦拭干净，直到清晰、透明、澄澈为止；有歪置异化的地方尽力加以扶正；对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四支队所承担的历史角色、应有的历史定位，努力用一种历史的洞见、历史的认知和思想情怀来照亮蒙蔽晦暗的所在，让这支部队的历史意义得以凸显，在记录这支部队波澜壮阔的生活斗争图景时，也就展示出了极端复杂的人物性格的发展史，使复杂的事件具有更高的审美和探索价值，这让我自己有一种重返历史的愉悦。
说到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新四军二师，人们不能不说到高敬亭。即使在他没有正式平反前，红二十八军和四支队很多老战士聚到一起时，最爱谈的、谈得最多的，就是高敬亭。大家对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敬”的是，他在那种极其复杂、艰难、危险的环境中，把一支本来不算强大的红军部队带了出来，成了三年游击战争中牵制和消灭敌军最多、抗战初期新四军兵力最强的一支骨干队伍；“远”的是，他搞“肃反”，搞到人人自危，大家不敢当干部、不敢入党。不论是敬是远，大家都承认，红二十五军走后的鄂豫皖苏区，要不是高敬亭，二十八军的后来很难设想。这些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真是让人尊敬。他们九死一生，有的差点被高敬亭杀掉，可是他们仍然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公正地评价高敬亭。
高敬亭事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并不很大，但是在南方游击队和后来的新四军中，这个事件影响其实是相当大的，而对于红二十八军老同志，影响则更大。关于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及四支队下山抗战征程中，高敬亭的“肃反”和高敬亭的被杀，特别是高敬亭冤案，最近人们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高敬亭为什么被杀？何人所杀？书中做了初步的展示和探讨，不再隐瞒，也不再重复地扭曲一些历史真相，或者把简单的过程复杂化。
高敬亭同志之死令人扼腕痛惜。他本来可以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建设史册上写下辉煌的篇章。可是他却过早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土地和人民。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所写：“人类一切进步都是在用极大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样是这样的一部历史。高敬亭之死使他成为一个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典型人物。从新四军成立之初四个支队七位正副司令命运来看，产生一位元帅（陈毅）、两位大将（粟裕、张云逸）、一位上将（傅秋涛）、一位副总理（谭政林）、一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鼎丞），只有高敬亭含冤早逝。高敬亭，倘若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时，会成为何等级别的将军？高敬亭冤案，对高敬亭本人，对历经磨难的红二十八军本身，都是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伤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过滤器早已淘洗尽当时强加在高敬亭头上的一些罪名。
当战争的烽火硝烟远去多年之后，这位红军革命健将，红二十八军的军政委，四支队司令员，才终于获得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综合历史来考察一个人的成就与失误，那就会客观些、公平些。平心而论，高敬亭在整个红军革命岁月、三年游击战争功勋卓著但有自己的不足，国共和谈下山抗战有功，东进不力有错，但他却在历史指定的位置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曾以他的智慧和勇敢，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在抗日战争史上，创造过众多的奇迹。这些奇迹是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史和新四军抗战史中重要组成部分，高敬亭的努力也在史册中熠熠闪光。历史，从来不否定某个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个特定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关键作用。历史奔腾呼啸，打着旋涡，千折万转，最终还是奔流到海不复还。
在这里，我要感谢各级各地红二十八军军史、党史、新四军研究会相关专家学者对红二十八军、四支队和高敬亭的专门研究，我借助他们的研究成果，看到了历史的真相，同时也找到一些独特的材料，心中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高敬亭冤案发生已七十多年了，平反也已四十年了。这段沉痛的事件的历史重量和价值，远远超过了战略战术得失的一般意义。高敬亭冤案是个极为庞杂的事件，它集中了十年红军革命、第二次国共合作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国际国内、敌、伪、我、友、顽的各种矛盾，集中了当时革命队伍内部上下左右的各种矛盾，集中了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思想的、性格的、大人物的、小人物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个事件是演出各自道德观念、人生哲理，展示每个人的复杂内心的舞台。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及四支队健儿命运的急剧变化跌宕、挫折与归宿，是一部人生的启示录，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和伟大，展示大别山人的牺牲和奉献，展示历史悲剧和性格悲剧密不可分，展示革命队伍中忠诚与背叛并存，是非与功过并存，真理与错误同在，高尚与卑鄙并存……事件如此复杂，争论如此尖锐，容不得半点“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也容不得任何臆想和虚构。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后来坠机牺牲，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领导牺牲，新中国成立后饶漱石跌倒，“文革”中刘少奇、陈毅被打倒，等等，以致到改革开放时新四军的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历史的局限，更不要说对关于四支队和高敬亭研究的“失真”之处说“不”了。现在实事求是，很多禁区被打破了。在这本书里，可以写出高敬亭的雄才大略，纵横驰骋，也可以写出他的真实性情与历史局限。他曾在历史上叱咤风云，对鄂豫皖地区和四支队前期革命历史施加的影响足以撼天动地，可是他的悲剧让人了解到历史的真实进程和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我也期待着众多研究者们在这个领域做出新的努力，向历史和后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我们在大别山上》这本书分为上下卷。上卷是写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下卷是写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下山抗战。它们之间是互连互通的，不是截然分开的。用上下卷的形式，把这支英勇部队的发展历程说清楚，把大别山红军北上长征后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两段历史进程结合起来。从红二十五军北上开始长征，将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使人们看到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到国共和谈改编成四支队下山抗战，是一脉相连的。大别山以自己三千健儿支撑起国共博弈的这块战略区，使大别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年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执行战略任务的战略基地。这样在西安事变开始国共和谈时，增加了中共在南方谈判的筹码。到抗战下山这支英勇的红军部队迅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很快从三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在皖中、皖东、沿江、苏北地带建立起一个地域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运用红军时期的游击战和士兵的战斗力，在当时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的一支战略部队。这样前后加以勾连比照，让他们互证互释，让人们看到“源与流”“本与末”，前承后继显得更加完整。让人们从中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大别山人用生命与鲜血谱写的一曲战歌与悲歌。作品用很多真实情节故事，生动地表达了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民，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和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勇于坚守，敢于担当，坚定革命信仰，同敌人做拼死斗争的情形。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犹觉壮怀激烈。我希望这部真实报告鄂豫皖革命历史生活题材内容的作品，没有辜负先辈们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我希望我的书写能够经得住历史长河的考验。
在动笔时，有朋友建议用长篇小说来写这个题材。因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谈得上文学艺术，才谈得上作家的创造，才会比原型产生更集中更逼真更强烈的效果，更能够天马行空，纵横捭阖。是的，我个人的写作到现在都是报告文学、传记、纪实、散文，只有《血战大别山》介乎小说和纪实之间。这么多年我是在行政工作之余写作，没有整块的时间沉浸在一部长篇小说创作的氛围里，对长篇小说的功力研修还不够，或者说还驾驭不住。所以我没有用长篇小说形式来写。另外就我的风格来说，喜欢对党史军史题材用纪实手法来写，而且是按照严格的历史事实来写，不是才华横溢的那种，实实在在用细节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来感染读者。在中国这样一种强大的重史的文化传统中进行革命历史纪实文学创作，应该是戴着枷锁跳舞。这个枷锁就是要心怀历史责任，尊重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以一种庄重的态度和虔诚的历史情怀去接续重史这一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如果没有这个枷锁，完全以任性的态度和文学的名义随意编织历史、解构历史、颠覆历史，背离我们的文化传统，甚至反文化传统，这是相当危险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和新四军四支队下山抗战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伟大历史交响乐。我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并在宏大有序的架构下，对大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红军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过程中的历史贡献给予热情和惊心动魄的真实描述。再比如对国共合作、对红军与五战区桂系及和川军、西北军合作与对抗的关系的叙述，当时是国共合作前期，如果不采取民族国家的叙述立场，那么，民族整体立场在向阶级、党派立场转移的过程中，民族救亡就延伸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指控，内部的裂隙就会折损国共合作的力量，有的地方就会失真……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求真。我想让这本书成为有魂灵的历史报告，成为在有作家主观历史理解下的现实表达。这支部队本身征战历程给人以极大的真实感，我们不能不惊叹生活的惊心动魄和苦难辉煌！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别山老区人民。这部作品的产生，是诸多方面诸多人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我感谢那些为我提供了大量史料和回忆的红军前辈和史学工作者，感谢在我实地采风鄂豫皖苏四省所到之处热心的领导和朋友给予的支持，感谢那些帮助立项、读稿、审稿、编辑并给予鼓励的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我期待你们和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让我能实现自我突破，在未来的创作中更上一层楼。
2015年12月28日于安徽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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