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7节 新风新气象（1）
张学良可真是忙得要死了，虽说诸葛亮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值得讴歌称颂，但他壮年早逝的下场可就让人不怎么愿意学习了。东北易帜后，原先的奉天迫击炮厂的督办、现任的松原兵工厂厂长李宜春以及工业部长李四光、交通部长茅以升、辽宁省总商会会长兼宣传部副部长杜重远等十多名爱国的科研人员、士绅贤达联名向张学良提议，要求创办中国的第一家汽车生产厂，造出中国人的第一辆汽车。对此，张学良自然非常赞同，拨款了一百万元资金给李宜春，命令他调拨设备和人员，并吸取国外来东北的工程师、机械师、汽车维修师等技术人员，在四平兵工厂内新建一座汽车制造厂，负责研制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此时的沈阳市共有营运汽车500多辆，官商自用汽车700多辆，但都是买来的进口汽车，因为此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制汽车的能力，这自然激发起许多爱国志士的民族自尊心，因此向张学良呼吁创办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工业。张学良当然知道拥有汽车制造工业的重要性，别的不说，东北军想要自己造坦克，起码先要有制造汽车的能力吧？
此时的东北并不具备自制汽车的能力，但大批德国的技术人员的到来，这使得这个事关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工业的重要项目得到了实现的可能性。1886年初的时候，德国生产出的内燃机汽车申请了汽车专利，因此那天被公认为世界汽车诞生日，德国自然是著名的汽车生产大国，眼下来到东北的德国技术人员里，拥有不少汽车工程师、汽车维修师等汽车方面的技术人才。张学良又给予了大力支持，因此原本用于研制和生产战车的东北四平兵工厂在眼下则是一座汽车工厂，全厂共有职员2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德国来华人员，还有工人三百多人，在缺乏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艰难地展开了中国人自制汽车的尝试，首要目标是研制和生产出一种载重量达到1.5吨的汽车。这样的目标安排，也是为了东北的军事和工业提供优先考虑。毕竟军队和工业建设是最需要汽车的。
六月份的时候，东北的银行事业和金融秩序也逐步建设完善。五大东北政府直属的“官方银行”陆续都建成，分别是中国东北银行、东北工商银行、东北农业银行、东北建设银行、东北交通银行。这项金融事务，张学良把它交给了原先的东北银号总办彭相亭、张作霖生前的私人银行经理姜雨田以及自己的那个出身银行商贾世家、颇有理财能力的正牌大老婆于凤至去负责。当初于凤至嫁给张学良时，于家直接送了两座银行作为嫁妆，一座是位于沈阳的富裕祥，另一座是位于锦州的庆泰祥。同时，张学良又邀请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陈岱孙、周有光、杨杏佛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东北这五大官方银行的副经理或是高级金融顾问等职务，确保东北的金融秩序能得以稳定发展。1929年7月1日，东北地区的地方货币“东北元”正式发行，并很快得到了东北民众的热烈欢迎。
这个夏天的中国，仍然动荡不堪。六月初，孙中山先生在北平的灵柩在晋绥军的护送下，被迎回南京中山陵，国民政府在6月1日为孙中山遗体举行了盛大的“奉安大典”；六月底，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获胜，李宗仁被迫下野，白崇禧和黄绍竑则逃亡越南避祸；与此同时，蒋介石操控国民党开除了“意图不轨”的冯玉祥的党籍，免除本兼各职并通缉拿办；七月初，原本前往山西寻求阎锡山和晋绥军联盟的冯玉祥被又一次见风使舵的阎锡山给囚禁了，以此表示自己和晋绥军对蒋介石以及南京政府的“忠心”。关内各地仍然是战火不熄、兵灾连连。
七月份的时候，东北出了两件很有影响力的大事。
在梁思成、林徽因、蔡方荫、朱启钤、刘如松等建筑学家们的规划和设计下，张学良准备对沈阳的核心城区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主要就是在沈阳市中心修建一片长一千米宽五百米的大型广场，命名为“和平广场”。广场正北新建三座大厦，正中是东北四省军政议会大厦，左边是东北四省军务委员会大厦，右边是东北四省政务委员会大厦；广场以南呈众星拱月状地新建东北十八部的办公大楼；广场以东新建东北边防公署司令长官部大楼，以西新建东北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在十八部的办公建筑群以南，再新建一座占地面积超过300亩的大型博物馆（这是张学良答应那帮考古学家的事情），同时尝试性地在沈阳修建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其实这条地铁也是出于在战争期间用于防空洞的考虑。所有的建筑都由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东北大学建筑学院进行设计。既然要扩建城区并修建大型广场，那么张学良肯定避免不了地要干起了在一件后世已经声名狼藉的事情：拆迁。当然，张学良肯定不会搞什么暴力强拆，对需要拆迁的沈阳和平区居民都给予了足够的赔偿和稳妥的安置。接到拆迁令的一千多户沈阳和平区的居民基本都给予了配合和理解，但还是出了点麻烦。和平区云集路附近的一户周姓市民死活不肯拆迁，声称他们家的房子是祖宅，从光绪年间住到现在，都横跨了好几个皇帝总统了，给十万大洋也不拆迁。负责此事的和平区政府派官员与这户人家磨破了嘴皮也商量未果，迫于工期有限，区政府强行拆了这户周姓市民的房子，并出钱替他另建了一所住宅。但这户周姓市民不依不饶了，一纸诉状告到了沈阳市中级法院。刚上任一个月的沈阳市中级法院法官、著名法学家梅汝璈宣判和平区政府的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侵犯了公民的居住权，侵害了公民的私人财产，要求区政府向这户居民赔偿并道歉，还要在原地重建他们家的祖宅。
而随后，沈阳市地方人民议会的代表们纷纷弹劾沈阳市和平区的区长，弹劾的罪名是“玩忽职守、强占民财”，搞得这位区长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这件事很快随着《东北民报》、《东北晨报》、《东北晚报》等新闻媒体的大肆报道而传遍了全东北，风波越闹越大，甚至闹到了张学良的面前。张学良听说后立刻亲自赶到和平区，代表东北政府向那户周姓市民郑重道歉，同时勒令和平区政府立刻在原地重建这户人家的祖宅并进行全面的赔偿，和平区的区长记大过处分。没想到事情闹得如此之大的那户周姓市民看到少帅亲自赶来，吓得诚惶诚恐。但张学良好言安抚了他们，并向现场的上万居民和记者郑重宣布：“法律至高无上！法律规定公民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或是任何机构，包括我在内，在没有你们同意的情况下，都无权侵犯你们的私人财产！”
跟在一边的梁思成无奈地对张学良道：“少帅，这户人家若是不搬迁，和平广场就没有办法修建了。您想想看，本来是一大片一览无余的开阔广场，偏偏在东南的那一角光秃秃的地冒着这户人家的祖宅，岂不是…岂不是有点不伦不类？”
张学良坚定地道：“不伦不类也好！正好可以提醒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法工作者，法律至高无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年底的时候，东北和平广场以及周边的各个建筑都陆续完工，同时在广场偏南处竖立起两座一左一右且都有二十米高的巨型石雕，由齐白石、丰子恺、林风眠等美术家集思广益而设计，并由法国著名雕塑家保罗·朗特斯基以及中国此时最杰出的雕塑家江小鹤、王临乙、滕白也等人合力完成，分别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石雕。每座石雕的台基高五米，石雕本身高二十米，包括台基在内重一百多吨，都用上好的新疆和田汉白玉雕琢而成。石雕本身各部位分开雕琢，最后再运上台基组装拼接而成。张作霖的雕像着一身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戎装，双手合于腰间，手驻长剑而立，目光炯炯、凝视前方，神威凛凛、渊渟岳峙，气势雄伟恢弘；孙中山的雕像着一身中山装，左手微微叉于腰间，右手则伸向右前方，目光如炬、眺望远方。张作霖石雕台基上篆刻着四个字：寸土不让；孙中山石雕台基上也篆刻着四个字：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自然是孙中山的名言，张作霖出身草莽，文化程度不高，但也有“寸土不让”的豪言壮语。曾有一次，日本人想刁难张作霖，便故意请张作霖题字，张作霖原本是要写“张作霖手墨”的，但不小心写成了“张作霖手黑”。日本人纷纷哂笑，张作霖经随从提醒才醒悟过来，然后灵活变通道：“对于那些想吞并中国国土的人，我张作霖当然手黑了！这叫‘寸土不让’！”盖棺而论，张作霖在“寸土不让”这件事上还是尽到一个中国军人的本份职责的。张学良此时让人在和平广场上竖立张作霖和孙中山的巨型石雕，一方面也是纪念这两位对东北和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的伟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张作霖也能称为东北的“国父”了，另一方面也是张学良借机向南京政府暗示自己也对孙中山充满尊崇之意。至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张作霖的“寸土不让”，则是张学良特地用于警示东北的官员和军人的，官员要做到“天下为公”，军人要做到“寸土不让”，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富强起来。
实际上，此时的东北普通民众都是把张作霖和张学良作为自己的领袖的。张作霖和张学良在东北民众心里的地位远高于孙中山和蒋介石。
当然，梁思成之前说的情况也变成真的了。就在孙中山石雕的脚下几米外，重建后的那户周姓市民祖宅十分突兀且光秃秃地保留在原地，和整个广场的布局格格不入、颇为醒目。之所以这样做，张学良也是为了让“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在之后，沈阳的和平广场也成为沈阳的一大景点，东北很多大型活动也都在这里举行，这倒使得这户周姓居民在家里改行开商店后发了不小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