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9节 新的东北军（1）
九月初，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向中国驻美代表李锦纶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承认满洲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所谓特殊权益，各国在满洲问题上都应该遵守1922年的九国公约，日本作为签约国也应该恪守该公约。”美国政府的特使马慕瑞也在中日之间斡旋调停，给日本政府施压；张学良的英籍顾问威廉·亨利·端纳也接到英国政府的指示，声明英国政府也是支持东北易帜、中国南北统一的。而在日本国内，田中义一的反对派也利用“皇姑屯事件”、“济南惨案”、“田中奏折”大做文章攻讦田中义一的对外政策，使田中内阁陷入内外交困的处境中，裕仁天皇也因“皇姑屯事件”而斥责了田中内阁。迫于各方面的不利局势，田中义一不得不改变态度，声称“东北易帜只要不损害日本的在华利益，日本亦不反对”。
日本被迫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松口的同时，南北双方的谈判也大有进展。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诒等东北代表们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在北平，一部分前往南京与南京政府代表何成睿、胡若愚、张群等人进一步商谈。最后，双方共达成以下五点：
一、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在东北设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张学良指定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由东北方面自主任命；
二、东北易帜后，奉军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南京政府给予20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旅的番号编制，总兵力保持在30万人，并指定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
三、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在东北设立“东北军务委员会”，为东北四省最高军事机构，该委员会主席由张学良担任，委员人数和委员名单由南京政府给予任命和批准；
四、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在东北设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为东北四省最高行政机构，该委员会主席由张学良担任，委员人数和委员名单由南京政府给予任命和批准；
五、东北四省的各省省长及各省保安司令人选由东北方面推荐，再由南京政府明令任命。
至此，东北方面和南京政府在东北易帜的问题上基本都达成了共识。十月上旬，南京政府委派张静江和李石曾为全权特使，再次来到沈阳，给张学良送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一幅孙中山先总理的遗像、一套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军服，同时提前送来了南京政府的委任状，其实就是内定好张学良以后的正式职务：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东北四省边防军总司令、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公署司令长官、中华民国东北四省军务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东北四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军衔（中华民国的上将军衔在1935年初又划分为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共三个档次，此时就是单独的上将军衔）。
1928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第十七个国庆节。这一天上午，张学良在奉天省军务督办公署大楼的办公室里，对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和孙中山遗像，以张静江和李石曾这两位国民党元老为介绍人以及见证人，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随后，张作相、莫德惠、刘尚清、翟文选、张景惠、袁金铠、汲金纯、万福麟、杨宇霆、于学忠等一批东北的军政高层也陆续加入了国民党，以此向国民政府表示诚意。其实张学良对加入不加入国民党没什么太大兴趣，但也知道自己以后想要振兴东北和保持一定的自主权，肯定起码要在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归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因此也顺水推舟，索性加入了国民党。而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在接到张静江、李石曾的报告后，进一步地相信了张学良的诚意。南京方面，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0月8日召开第173次大会，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被推选为第三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独揽一身。在获悉张学良已经加入国民党后，蒋介石又于10月11日的大会上力排众议，在张学良不在场的情况下，把张学良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机关，共16个委员名额），接着又把张学良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使得刚刚加入国民党才一天的张学良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高层大员。对此，很多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和国民党元老都很不满，认为张学良根本不是同盟会革命党出身，而是北洋军阀首脑，既无资历，又无贡献，才加入国民党一天就白白得到这么多委员的头衔，实在是过于抬举他了。蒋介石则据理力争道：“张学良已加入国民党，并且即将带领东北易帜归顺，为国民政府彻底消灭北洋军阀和维护国家统一做出巨大的贡献，成为国府和党内的高层也是名至实归。况且，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要员和国民党员后，也能进一步拉近东北和南京的关系，在东北易帜上能起到木已成舟的效果，从而间接地向日本人表明国民政府致力于南北统一的决心。”由于蒋介石眼下已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一把手，再加上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因此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众元老高层们也都默认了蒋介石的决定。
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胡若愚告诉张学良：为了不让张学良为难，东北以后的外交政治事务都交给南京政府应付，东北内部的人事调动变迁仍然是张学良负责，南京政府一律概不更动；重大变故，先由张学良申请，再由南京方面任命。换句话说，南京政府的势力是不进东北的，这相当于进一步地给了张学良极大的自主权。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是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从天而落了一大堆官帽。不过他也无所谓了，由于日本人已经开始退让，东北易帜基本是水到渠成的事，剩下的就是继续跟各方势力扯皮。张学良对这个讨价还价的事情不感兴趣，都让张作相一手办理了。他此时则忙着进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裁军。
眼下，奉军和北伐军已经全面停战言和，原为心腹大患的直鲁联军也被消灭，张学良现在手上共有林林总总的五十多万军队，大部分是奉军，少部分是直鲁联军、吴佩孚部、孙传芳部的残余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组成错综复杂。虽然吴佩孚、孙传芳等人都并非奉系中人，但此时他们在关内已无路可去，要么投降国民政府，要么投靠张学良。由于张学良毕竟是北洋军阀的后裔，因此在感情上，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更加愿意融入奉系。而此时在关外地区，张学良是真正的东北王，所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做砧板上的鱼肉。其实这些部队在名号上，仍然被叫做“安国军”，因为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时，把各路北洋军阀部队都统一整编为了“安国军”。张学良暂时还用“安国军”的名号，以东北保安总司令的身份，取消了原先的安国军军团、军编制，重新改为“安国军陆军第1师至安国军陆军第20师以及安国军陆军第1骑兵旅至安国军陆军第5骑兵旅”的番号。因为东北已经和南京政府达成协议，全面易帜后的东北军队给予20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旅的番号，因此张学良此时直接把部队缩编为20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旅，等正式易帜后，再直接换成新番号。
十月中旬，东北保安总司令部成立裁军委员会，张学良自任主席，张作相和杨宇霆任副主席，对外发表通电是“为了避免再起战端，且与民休息，减民负担”，实际上，张学良此举也是暗示南京方面，奉系已经没有再出山海关，争霸关内的野心了。另外，张学良多次公开声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统一，但我也知道我是没有能力统一中国的，不过我相信蒋总司令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以此拍蒋介石的马屁。张学良知道，未来起码二十年内，中国还是以蒋介石为国家元首，自己通过“高瞻远瞩的目光”而从一开始就拍他的马屁，肯定能带来很多好处。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安国军每个步兵师下辖四个步兵团，每个骑兵旅下辖三个骑兵团，每个团都下辖三个营，接下来的连、排、班编制都遵循“三三制”；普通士兵保留满18周岁至满35周岁之间且拥有一年以上军龄的青壮年，同时吸食鸦片者、喜好赌博者、身份不明者、屡犯军纪者也一律遣散淘汰，由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发放遣散费给予安家；各部兵员必须足额，军官吃空饷者撤职查办。这道命令被执行后，原先拥兵五十万余、规模庞大、龙蛇混杂的安国军立刻被削减到33万人左右，此举确实极大地减少了军费开支，初步统计每个月能节省300多万元的军费，同时也加强了张学良对军队的控制。在获知张学良大规模裁军后，蒋介石大为赞赏，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拨款500万元经费给张学良用于“整军经武、精简军柄”，同时承诺东北易帜后南京政府每月给奉军拨款1000万元军费。蒋介石此举和这个承诺也使得奉军内部一些不赞成易帜的将领慢慢倾向了赞成易帜。
张学良另外又规定了东北军队的官兵薪饷，按现大洋计算：省保安司令级月薪800元（也包括张学良这个东北四省保安总司令在内），师长级月薪500元，团长级月薪300元，营长级月薪200元，连长级月薪100元，排长级月薪50元，班长级月薪25元，士兵月薪15元。此次裁军共编余安国军将级军官40余人，校级军官1700余人，尉级军官11000余人，对于他们的安排处理，共分为三个方面：一、文化程度较高或较有战功者，送入东北讲武堂深造；二、愿当警察或地方官员者，送入东北各省市县政府分配工作；三、愿退伍者，发放三个月薪饷和退伍金，遣送回原籍。
张学良此举谈不上大刀阔斧军事改革，只是初步进行精兵，所谓“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这个道理张学良还是很清楚的。百万大军没有十万精兵更有用，况且眼下的战争方式已进入机械化时代，人数众多但装备低劣、素质不良的步兵在战场上已无太大作用，反而劳民伤财、糜烂地方。但热河省保安司令汤玉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贯彻这道命令，汤玉麟部带有明显的封建割据、自霸一方的色彩，汤玉麟也把热河省看成自己的私人王国，并不完全服从张学良。在此次的裁军中，汤玉麟获悉整顿缩编后的安国军只有20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旅的番号后，便向张学良主动索要8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的番号作为热河省驻军，这显然是严重超出比例的要求。但张学良暂时也不能动汤玉麟，最后由张作相、张景惠、袁金铠等人出面，同汤玉麟讨价还价，勉强压缩到了5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的番号。按照这个编制，热河驻军应该人数在8万人左右，但汤玉麟根本没有缩减本部官兵，反而继续招募新兵，使得他这六个师旅的实际兵力超过12万，加上他巧立名目地设立的所谓屯垦部队、保安部队、警察部队、巡防部队等种种冠以其他名义的部队，汤玉麟的私人武装已经不下15万，成为东北内部的最大隐患。
整个裁军工作持续到了11月份，1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即位加冕。各国纷纷派出特使代表前往祝贺，张学良在张作相的安排下，也派出莫德惠、王家桢为正副专使，前往东京参加裕仁天皇的登基大典。在东京期间，莫德惠、王家桢分别拜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大将等日本军政高层，就东北易帜问题反复商讨。田中义一等人虽然极不情愿看到东北易帜，也曾多方阻扰，或鼓动张学良继续战争，甚至是裂土独立，也试图煽动和引诱杨宇霆、张宗昌、溥仪等人颠覆张学良的权势，但都徒劳无果。同时，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以及田中义一的政敌近卫文磨、吉田茂、床次竹二郎等人都反对田中义一过于强硬激进的对外政策，不支持日本干涉东北易帜。因此，田中义一最后也只能无奈地表示“东北易帜确实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政府已经默许了东北实现易帜。
11月12日，平奉（北京至沈阳）铁路恢复通车，意味着关内关外重新展开了联系。
关于东北易帜的国内外各方政治捭阖，此时终于尘埃落定。11月20日，张学良和张作相在和南京方面及蒋介石交换过意见后，又在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正式举行东北易帜。随后，由于东北和关内在双方停战后已经实行通车，南京方面立刻动用了数列火车运输了三万面青天白日旗和三万幅孙中山遗像，星夜兼程地送入东北境内，由东北当局分发给东北四省各军政机关。张学良随后又命令沈阳、承德、长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此时的省会）等东北境内各大城市的印刷厂，连夜印刷十万面青天白日旗和十万幅孙中山遗像，囤积起来随时使用。
1929年1月1日上午，张学良身穿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军服，意气风发地踏入奉天省府大礼堂里，举行盛大的易帜庆典。东北四省的军政官员济济一堂，南京方面派出方本仁、张群、李石曾、张静江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出席典礼，除日本外，欧美各国驻沈阳的领事公使都受邀参加。庆典上，张学良神采飞扬地宣布，东北四省即日起正式归附国民政府，中国南北统一，实现和平。顿时，会场内掌声雷动，国内参加典礼的各方代表无不群情激奋。
宣誓仪式结束后，张学良又发表演讲，演讲稿自然是张作相、王家桢、王树翰等人给他写的，内容无非就是一些“拥护中央、维护统一、促进和平、谋求富强”的官样文章。不过，现场很多人都听得热泪盈眶，毕竟中国陷入南北内战（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党）已经十多年，眼看山河破碎、内战频繁，无数的有志之士都望眼欲穿、心急如焚地等着真正统一的那一天，此时看到北洋政府终于寿终正寝，而国民政府也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无不欣喜若狂。但张学良则在心里暗觉好笑，他知道国民政府仅仅是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接下来，关内地区该打的内战还是会继续打个不停，除了各地军阀之间的混战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复杂争斗外，国民政府和国内的红色势力也要打得你死我活。因此张学良很是不以为然。
庆典过后，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杨尚清、张景惠、袁金铠、翟文选等东北的军政高层们联名向全国通电，发布“艳电”，宣誓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信仰三民主义之类的云云。此时沈阳、承德、长春、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大城市，早已是鞭炮震天、欢声雷动，东北境内各层军政机关齐齐降下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事先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各个学校、商铺、银行、工厂、医院、民房也纷纷悬挂青天白日旗。奉军在各地的驻军派出一支支连级部队，在城内巡逻以维持治安秩序，士兵们也人人手持一面青天白日旗，与民众共庆。在这一天，“东北上空尽是青天白旗日，万民欢腾、举国同庆”。
早就翘首以盼这一刻的蒋介石顿时心花怒放，分别以国民政府主席和私人的名义向张学良发来嘉奖电，同时，南京政府高层要员、国内各地的首脑人物也纷纷致电张学良表示祝贺。
下午，东北保安委员会和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分别改组为东北四省政务委员会和东北四省军务委员会，都由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安国军（奉军）正式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东北四省边防军，同时新成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张学良宣誓就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公署司令长官，同时兼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三项职务，位列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军衔。同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
至此，东北四省全面实现易帜，这标志着统治中国近十七年的北洋政府宣告最后结束（从袁世凯于1912年3月10日就任大总统至1929年1月1日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此成为中国的全国性唯一合法政府。但中国的内忧和外患并没有就此而根除，甚至在接下来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