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横滨，原来只是东京湾畔的一个小渔村。
话说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十多年后，曾经有一支冒着浓浓黑烟的黑色舰队，在横滨附近靠了岸，史称“黑船来航”。就是这支两度来访的美国舰队，逼着日本打开了国门。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开港后，横滨已经变成了一座繁华的城市。
横滨市有一条中华街，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导致中国被迫开港，要比日本早十几年，欧美商人在华雇用了大批中国人，所以就有了许多通晓点儿英语的中国雇员和买办。横滨开港后，很多中国人就随着欧美人一起，来到横滨做生意。
数千华人集中居住的一带，当时也叫南京街。街道两旁，华侨的生意店面一家挨一家，有贸易商号、料理店、印刷店、家具店、洋服裁缝店、理发店、中医诊所、药铺等等，好不热闹。到十九世纪末，横滨华侨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可观，人们改修中华会馆、扩建关帝庙、成立义庄。中华街的一片热闹景象，显示了旅日华侨经济的繁荣。
但人在海外，心里总还是揣着一个故国的。
光绪二十一年初春的一天，一艘往返于夏威夷檀香山、横滨与香港的海轮上，小贩陈清正在船上叫卖东西，遇上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在给一小群华侨做时局演讲，于是陈清也挨近人群听了起来。这人个头不高，却气宇轩昂，声音响亮。那时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接近尾声，北洋海军已经全军覆没，大清陆军在几个战场上都全面溃败。所有的海外华侨，就连陈清这样一个轮船小贩在内，在关注中日战事的同时，都无不为母国的命运揪心。
陈清听着这个人的演讲，似乎渐渐明白了，中国接连惨败于西洋和东洋，完全是因为满人政府，它凶狠压迫着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这群满族官老爷既腐败透顶，又极昏庸无能。在这些旗人的治下，我们华夏中国不久就要亡国灭种了。要救国保种的唯一希望，只能是推翻清廷，完成民族革命，建立一个中华民国。
他完全被此人神情激昂的演讲迷住了，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只觉得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那是无数个庸常日子，像一层层落雪压在下面、封冻住了的一种念想。他只是个跟船讨生活的小商贩，没读过什么书，又已经定居在海外，听到中国就要亡国灭种了，却生出了一股极度的悲凉感。陈清决定要做点儿什么，于是在这人演讲完后，就上前自我介绍一番，并问能不能为他效劳。这个人微笑着和陈清握了握手，说道：“谢谢你，我叫孙逸仙。”
陈清很热情地邀请这位素不相识的先生在横滨港上岸，去他家做客。
孙逸仙以轮船停靠横滨时间不长、可能耽误去香港的航程为理由婉拒了。
于是当船在横滨靠港时，陈清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赶到船上来拜见孙逸仙。谭发是一个裁缝，在横滨开了一家洋服店，与孙一番交谈后，谭发也完全为他的反满兴汉、拯救国族主张所折服，并表示愿意助力孙逸仙的种族革命，任何时候只要孙先生需要帮助，就请告诉一声。孙逸仙给了他们一沓宣传册子，其中有关于清兵入关屠杀汉人暴行的小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嘱托他们在横滨成立兴中会。
兴中会是一年前，孙逸仙在夏威夷檀香山首次创建的一个革命团体。
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此后，孙逸仙一直致力于在海外华侨中发展分会。
这两位横滨华侨带着孙先生给他们的宣传册下了船，在冷冷的北风中，瑟缩站立于空旷的码头，目送着徐徐离港的海轮，和在甲板上挥手告别远去的那个人。
同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秋的重阳节，孙逸仙率领兴中会的多名志士到广州，准备发动起义一举夺取广州，横滨小贩陈清向侨商朋友求助了一笔旅费，也回国要参加广州起义，并准备担任安放炸弹的任务。起义终因某革命党人的哥哥告密，清政府展开大搜捕而告失败。包括孙逸仙的发小好友陆皓东在内，数位同志被清廷逮捕后砍了头。
华侨小贩陈清幸免于难，得以返回日本。多年后，他回到已经变成中华民国的祖国，在广州长堤开了一家海珠酒店，这家酒店成为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国会的议员招待所。这是这个叫陈清的小人物，在历史河岸边留下的最后一痕雪泥鸿爪。
当时还叫孙逸仙的孙中山，带着广州起义失败的几个革命党人出逃海外，从此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他们乘邮轮广岛丸来到日本横滨。孙逸仙准备去投奔的人，正是横滨中华街的那位洋服店主谭发。
孙逸仙在中华街找到了谭发，以前在路过横滨停港的海轮上，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谭发，马上热情安排了几个人的住处。因为中华街有不少华侨与孙的种族革命思想共鸣，于是孙逸仙趁热打铁，在此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
从此，横滨中华街作为孙逸仙的反清活动基地出现于世界大舞台的聚光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