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受“北方会议”“左”倾路线打击与影响、搞垮了巴彦游击队、一度丢了党籍的赵尚志来说，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共同战斗的愿望与行动，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和积极。尽管此前赵尚志并未看到《八一宣言》，却一直在积极推行抗日统一战线。可以说，《八一宣言》也是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抗日前线将领们浴血奋战的实践结晶。
自卫军李华堂对共产党人赵尚志看得很准，所以力劝民众救国军谢文东去找赵尚志支持复起，认准了赵尚志一定会支持他们，理由是赵尚志希望打鬼子的人越多越好。
当时，对赵尚志和兵败落魄的李（仅剩50余人）、谢（仅剩30余人）二人联合一事，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跟着瞎胡闹”，意思是李华堂性情狡猾，不肯吃亏，与他打交道弄不好会上当；谢文东惯于拨弄是非，没有正经目标，几千人队伍剩几十人，不过胡闹罢了；而赵尚志帮助他们恢复壮大势力，是在冒傻气，不合算。
就李、谢二人人品，此论并不为过。赵尚志听罢，却一笑了之。对李、谢二人的人品，赵尚志当然清楚，但是赵尚志看重他们此刻对日军的仇恨与复起抗日的决心。对于这样的人，不能用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他们，以往组织联合抗日武装的教训也在于此。只要他们同意“三项条件”（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财产、土地充作战费；维护民众利益，允许民众武装抗日）就行。这正是统一战线的底线与精华所在，也是共产党人博大胸怀的体现。
1935年春，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直属部队政治保安营、少年连，从珠河根据地来到大罗勒密，与所部第一团汇合，主要是会见李、谢两部及祁致中部，洽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长，一致力促与李、谢联合的一团政治部主任张筹篯为总政治部主任。
赵尚志支持李、谢这一正确决定的优势很快显现，一年前因“九江”“黄炮”反叛而破产的反日联合组织得以恢复，尤其是穷途末路的李、谢二部重新得到重视，对其他义勇军、山林队造成很大震动。
赵尚志清醒地知道，要真正提振李、谢二部信心，还需要一次胜利。联军指挥部因此决定攻打方正县城，在战术上仍然是采取声东击西的方式：先是率新组成的联军在大、小罗勒密一带虚张声势数日，把敌注意力吸引了过去；而后调动三军及李、谢、祁部共450余人，突然奔袭方正县城。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三军少年连首先突破东门，联合军迅速冲入城内，占领伪警署，毙伤6人，俘1人，缴获枪械15支，烧毁日本参事官宿舍，逮捕汉奸40余名。在联军的凌厉攻势下，城内驻扎的200余名日伪军西跑东窜，声闻赵尚志在指挥攻城的伪军援兵，竟未敢进城救援。
反日联军攻破方正县城，使依兰、勃利一带敌人十分震惊，得知赵尚志率三军东来，各路外出的“讨伐队”纷纷撤回，以守卫县城与重要乡镇。在李、谢两部大受鼓舞同时，哈东各地大小义勇军、山林队六七十股3000余人，纷纷向三军靠拢，寻求保护，要求收编。
3月下旬，赵尚志在宾县老黑顶子主持召开40余支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成立反日联合军路北指挥部，划分21个区，任命了各区大队长，要求他们保护各自区内的反日会、农民自卫队。不久，又成立了路南和延（寿）方（正）两个指挥部。
3月25日，赵尚志、冯仲云、李华堂、谢文东领衔发布了第三军司令部与联合军总指挥部布告，宣布延方、路北、路南3个指挥部分别由刘海涛、王惠童、张连科任指挥，“分负一切指挥事宜”，“凡参加联军各队宜即就近听候节制”的命令。需要说明的是，刘、王、张分别是三军的3个团长。也就是说，上述3个指挥部区域内各股义勇军、山林队，均团结在以三军为核心的共产党武装周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认为，“这是统一战线中灵活的运用”。
赵尚志为组织抗日联军付出了若干心血。据查日伪资料，1935年4至6月，赵尚志先后4次召集义勇军首领，研究分区保护与联合作战事宜。例如“4月16至17日，在一面坡北方青龙山，赵尚志及另外二十四匪首讨论本年度各匪首的划界协定和反满抗日行动的方法和手段……”“6月中，于二道河子南部二十华里的地点，赵尚志以下匪首二十名，计划第二次袭击帽儿山站的街市，及破坏铁道线路……”［26］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联军的发展，推动了反日斗争**的形成。据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月报统计，1935年一季度，各种反日部队分别在哈东的苇河、珠河、延寿、五常、宾县、阿城、双城、呼兰、巴彦9县出动攻击敌人次数为352次，人数42208人次；第二季度为559次，人数达80364次。敌人惊呼：“诸多有名职业土匪……被赵尚志说服，在同一口号下，有愈加成为一体的趋势，珠河地方俨然成为共产王国。”［27］在组织联军对敌英勇战斗中，三军率先垂范，为其他武装打先锋、当模范，受到了人民群众拥护，队伍得到了很快发展，由3个团发展为6个团。1935年，三军兵力约790人，且队伍素质很好。其中贫苦农民占75%，党团员占60%，青年占60%。
上述数字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人以自身790人的武装，团结带领了数千抗日队伍，仅一、二两个季度便出动12万人次对敌作战，可见统一战线——抗日联军方式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说明了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等三军领导者卓越的工作成效。
努力壮大共产党自身武装力量，以更好发挥团结带领其他抗日武装的骨干核心作用，始终是赵尚志着力加强的工作。
报号“双龙”的义勇军王雅臣便在多次与三军联合作战中，发展壮大，为最终创立抗联第十军打下基础。早在1934年5月，赵尚志便派交通员肖逸民去“双龙”队联络沟通。王雅臣也派代表与三军第三团取得联系。建立联合友好关系后，“双龙”队时常配合第三团作战。在冲破日伪1935年“大讨伐”中，赵尚志还亲率三军队伍与“双龙”共同摧毁了双城八区“集团部落”——康家炉中心大屯。
报号“明山队”的义勇军首领祁致中，在与三军的不断接触中深受影响，废掉了“胡子”的编制方式，改善同老百姓关系，队伍较快发展至60余人，时常与三军一起活动。最终，“明山队”发展壮大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后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
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与李、谢、祁等抗日联军迅猛发展，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日伪当局自1935年夏季开始，实施了以日军为主、伪满军为辅的“大讨伐”，通过强行“归屯并户”，用刺刀将广大农民逼到指定的“集团部落”之中，目的是“毁掉赵尚志根据地”，致使“路南游击区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路北根据地除大亮珠河一带平野外，东青川、老黑顶子、对面山、石灰窑、秋皮囤等七八处，均被敌人烧毁。同年9月，继7至8月夏季“大讨伐”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亲自组织秋季“大讨伐”与冬季“大讨伐”。
为粉碎敌人的“大讨伐”，开辟新的游击区与根据地，赵尚志率三军五分之二的主力向延寿、方正挺进。为阻止赵尚志远征，南次郎在松花江南北两岸的方正、依兰、通河等沿江城镇部署了以日军精锐岩越师团为“基本部队”的大批日伪军，企图一举消灭哈东抗联骨干力量第三军。
越是面对危急重兵围剿，赵尚志越是沉着冷静，越注意发挥联军的共同力量。7月下旬，赵尚志率队抵达勃利西部青山里，在此召开了三军军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赵尚志率李、谢等各反日联合军渡过松花江，北赴汤原，在敌之相对薄弱区开辟根据地。
在北进途中，赵尚志会见了活动于吉东的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此前，因为信息不畅通，两军之间曾发生过摩擦。如今误会消除了，同为共产党将领的两人见面，竟格外亲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时三军、四军位于敌重兵封锁包围的危险境地，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行动，率主力绕道敌后，在大罗勒密一带渡过松花江，从而突破“围剿”。
二人商定，部队从孟家屯突围，三军先锋，四军后卫。天近黄昏，李延禄却赶到前边，制止赵尚志继续前进。赵尚志不解。李延禄指着前边山头林子说，林子上乌鸦、小鸟乱飞，一定有敌骑兵在林子里。赵尚志左眼失明，又是黄昏，看不清楚，此时拿起望远镜，果然发现了骑兵的影子，于是二人又率队回头奔小罗勒密寻找渡口。
其时，虽已寒冬，但松花江心尚有一二丈宽未完全封冻，部队只好在山里隐蔽等待封江。两人躺在临时搭起的树枝茅草棚里，说着以往共同经历的奋起拉队伍之艰难，谈东北的未来、民族的命运。两人共同关心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松花江的封冻，毕竟队伍已困在此10多天了，多待一天，危险便增加一分。
终于，二人在当地群众的口中得知，猪蹄河口是个冷风口，封江早些。当晚，在那段先结冰的江段上，赵尚志、李延禄率第三、四两军主力，铺上木板，在夜色掩护下，渡过松花江，跳出日伪重兵包围，进入通河县境。
在即将全面封江的12月，战士们尚未完全换上冬装，穿着破旧单衣，只有岗哨才轮流换上一张围腰的狍子皮。12日，第三、四军联合队伍智取二道河子伪警备队，击毙日本指导官本次、参事官春田、日本教官晓松及伪警官1人，俘伪警员6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马枪57支、手枪3支、子弹1万余发，更重要的是缴获棉衣近300套。
12月中旬，脚踏皑皑白雪，面迎刺骨寒风，赵尚志、李延禄率三、四军队伍，经通河，过依兰，一路顺利，进入汤原县境。第三、四两军的到来，受到汤原游击总队夏云杰的热烈欢迎。赵尚志告诉夏云杰，他与李延禄率队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帮助汤原游击队扩编为人民革命第六军。
扩大武装，首先要解决武器问题。亮子河金矿有个伪警备连，装备实力很强，连长姓孟，之前跟汤原游击队曾约定，谁也不打谁。夏云杰考虑游击队实力尚不强，为争取有利时机壮大自己，在“只许其于矿区内活动、不许搜捕我地下抗日人员”等几个条件下，答应了孟的要求。一段时间内，双方井水未犯河水。
赵尚志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拔掉的“钉子”。鉴于之前的约定，赵尚志直言快语地说：“干革命还有什么交情可讲，你不便出面我们来打！”
稳重的李延禄也同意赵尚志的看法。
夏云杰按照先礼后兵的策略，找了与孟连长私交甚好的地主老单头，将孟连长约到了单家大院。
李延禄干净利落地先下了孟连长的手枪，然后苦口婆心地劝其把部队带出来，参加抗日斗争。大道理讲了半天，孟连长不置可否。在油灯的灯光下，孟连长那张黄里透青的脸，亮晶晶挂满了汗水。
一向办事干脆利落的赵尚志单刀直入：“咱们来干脆的吧，就一句话，你是要当抗日英雄，还是要当狗熊！”
孟连长怅然若失，艰难回答道：“抗日英雄我当不起，我有抽大烟的瘾，遭不了那个罪。”
赵尚志高声说：“你遭不起罪，就把枪交给俺们打日本鬼子，我们不怕遭罪！”［28］到了这个份上，孟连长折服了。当夜，三军、四军和汤原游击队各一部组成的联军，顺利解除了100余伪警备队和30余名伪矿警队的武装，缴获步枪700余支、轻机枪2挺、黄金近百两及大量弹药。之后，第三、四军在矿务局召开大会，号召矿工与伪警参加抗日队伍，对俘虏及孟连长和家属发足路费，让其返回关里或家乡。
赵尚志与李延禄商定，把缴获的所有武器、弹药与装备都交给汤原游击队，要求参加抗日队伍的金矿工人、反正的伪警也都调拨给夏云杰。此时汤原游击队迅速发展至700余人，于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为加强第六军的领导力量，赵尚志又将三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李兆麟调任第六军政治部（代理）主任。
赵尚志、李延禄等共产党人，对抗日武装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援助，对各抗日队伍竭尽全力予以扩大联合。此前的1月26日，北满地区主要抗日武装首领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李兆麟、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齐聚汤原县吉兴沟，议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1月28日，会议选举赵尚志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李华堂为副总司令，李兆麟为总政治部主任。
由1935年3月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发展到“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应该说是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是在冲破1935年夏、秋、冬季“大讨伐”中实现的。在日伪当局的疯狂“讨伐”中，在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帮助下，谢文东的民众军、李华堂的自卫军都有了较大发展，赵尚志还协同第四军突破了江北通、汤大界，帮助汤原反日游击扩编为第六军。三军在珠河的根据地遭到破坏后，又开拓了依托小兴安岭广袤无垠山林的汤原根据地。
对反日联军总司令部，日伪当局的评价是：“集结了反满抗日力量，在形式上一度完成了其组织化、系统化，其结果在政治匪占优势的北满地区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分散对立关系，组织在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控制之下。”而《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决议》则指出，抗日联军这种有效形式，“将零星散漫的力量，甚至于动摇的暂时的力量，能形成目前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伟大的汇合……”［29］李延禄自汤原与赵尚志分别后，再也没有同他见过面。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赵尚志“确是一头雄狮似的人物”。
注释：
［1］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5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5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311页；转引自张洪军：《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2013年10月第1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页。
［4］张洪军：《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11页。
［5］陈光旭、吴隆繁：《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2002年版，第166页；转引自张洪军《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38页。
［6］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13—637页。
［7］张蓬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56页；转引自翁有为、赵文远：《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32页。
［8］翁有为、赵文远：《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33页。
［9］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三卷·上），重庆出版社，第5—6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88页。
［10］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11］［14］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二），（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第38—47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63页，第64页。
［12］（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227页。
［13］胡哲峰：《毛泽东武略》，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435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八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版，第460页。
［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33页。
［17］［18］［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264—265页，第266页，第266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73页。
［21］伪满军政部军事调查部编：《满洲共产匪之研究》，第34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230页。
［22］王传圣、胡维仁：《风雪长白山：王传圣回忆录》，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17页。
［23］［24］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89页，第95页；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24页，第261页。
［25］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26页。
［26］［27］伪满军政部：《满洲共产匪研究·珠河中心县委员会及第三军的活动状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169页，第170页。
［28］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修订版，第193—194页。
［29］《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扩大联席会议》（1936年1月25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89页，第408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