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战争罪犯，挖掘战争祸根，是医治战争创伤、抚慰被战争伤害之人民、防止战争再次发生的正义之举与基本原则。
二战之祸首墨索里尼于1945年4月28日被人民枪决，并暴尸于米兰广场以示众。两天后的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于柏林德军指挥总部。
但是，最让世界尤其是亚洲人民义愤难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战争魁首、海陆空大元帅天皇裕仁却毫发无损。自30岁时发动侵华战争，到1989年过世，裕仁享年88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奇葩的政治毒瘤。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造成了数千万他国军民的伤亡，日本国民本身的伤亡亦达数百万。成千上万个家庭骨肉分离，一贫如洗，但一个事实至今仍未引起世界与日本国民的注意，裕仁天皇是日本“二战”最大的赢家。
战前，裕仁在日本拥有占全国总数23.7%的土地和60亿美元的资本。在发动侵略战争期间，他的私人财产增加了275%。［13］战后的1945年10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根据宫内省提供的、大打折扣的数字公布了皇室的总资产。此时，裕仁天皇的臣民们才知道，天皇拥有超过160亿日元的财产，丰富的森林、牧场、公司股票和国债、都道府县和地方债券。这些为他提供了巨额收益，再加上所持有的大量金块和现金，裕仁原来是令他人望尘莫及的日本国内最大的地主和富翁。［14］而据祢津正志《天皇与昭和史》（下）披露，“当时发表的价格是根据投降初期的货币价值计算的，其后再次评价，皇室财产的总额急剧增加。”［15］实际上，与裕仁天皇一样，大发战争财的更大赢家是美国财阀。成千上万的美军士兵浴血欧亚大地，世界被砸得粉碎，美国本土却毫发无损。庞大的军火交易，使海一样的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在成为军事工业强国的同时，掌握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7月，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国又获得了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为了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实现对日本的占领，美国刻意将裕仁塑造成了和平君主、日军傀儡统帅的形象，使其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索。
20世纪40年代，这一**裸强奸世界民意的恶劣行径，引起各受害国政府及人民的不满，其中包括了美、日两国人民，几十年来从未停止对此真相的追索与揭露。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教授，先后用10年时间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引起强烈的反响，并于2001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认为，该书颠覆了传统看法，揭示历史真面目，是对日本有历史警示作用的好书。
如按照日本社会现状，如此评论天皇，右翼文人与保守媒体不会坐视不管；然而，这本书令他们哑然，因为作者的观点来源于日本皇宫内部第一手资料。全书50余万字，其中，12万字为资料引用注释。
美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12月8日，以日军偷袭珍珠港为标志；欧洲人认为是1939年9月1日，以德军突袭波兰为二战始；非洲人认为二战应从1935年，墨索里尼派兵入侵埃塞俄比亚算起；亚洲人，尤其中国人则认为，二战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真相》一书赞同中国人的观点。
无可争辩的史料证明，天皇裕仁是九一八事变狂热军人的强大靠山及加速东北侵略的强力推手。
未经军部与内阁批准、由关东军擅自挑起的九一八事变，使内阁与军部吵成一团。9月21日，首相若槻主持6个小时会议，才决定不批准增兵东北，等于否定九一八事变的合法性。但是，右翼激进军人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在两天前申请出兵不被批准情况下，于9月21日擅自下令朝鲜混成旅团越境进入东北，铸成了对天皇海陆空大元帅统帅权的挑战。
实际上，裕仁当时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来支撑若槻内阁，控制军部，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对“满洲事件”的观点不同，军部在政治上还处于弱势，如果裕仁可以选择控制遏制军部、纠正日本狂热军阀，当时正是机会。
令3000万中国东北人民万分遗憾的是，裕仁并没有那样做。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记录：面对军部“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16］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指日军侵占东北）和“上海事件”（指“一二八”事变）中的“有功”人员。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被授予男爵爵位。这位几个月前才功成名就的所谓日本民族战争英雄还接替奈良，担任了天皇的侍从武官长。［17］直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三个佐官，都得到了迅速晋升。板垣于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年便晋升为少将，1936年晋升为中将，1938年入阁担任陆军大臣，次年任侵华派遣军参谋总长，1941年晋升为陆军大将。
土肥原比板垣提升更迅猛，九一八事变后半年便晋升为少将，1936年晋升为中将，到1941年已晋升为陆军大将。
石原由于九一八事变之“功绩”，于1937年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仅一步之遥。但理性且清醒的石原反对扩大对华战争，主张集中全力巩固经营东北，与天皇裕仁在卢沟桥事变后的意志相悖，到1939年才晋升中将。
天皇裕仁对东条英机的提携与依赖，充分证实了他对所谓“圣战”的痴迷。九一八事变时为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的东条，1934年在军事调查部部长位置上仅坐了4个月，便被贬至陆军士官学校。
真正使东条英机迈向权力中心的跳板，是他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时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原本编制仅200人左右的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展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庞大特务谍报机关，从而使这个“剃刀将军”进入日本军部和天皇的眼中。1938年，东条英机被晋升为中将并担任陆相次官；1940年，成为日本陆军大臣。1941年11月17日，天皇裕仁亲自召见东条英机，晋升其为陆军大将，诰命他以现役军官身份，担任内阁首相并组阁，同时兼任陆军大臣。
相关资料雄辩地表明，东条英机是裕仁排除众议选定的。这一年的10月16日，近卫文麿内阁宣布解散。按日本组阁惯例，作为前任首相，近卫最后一个公职工作，是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一起推荐东久迩亲王做他的继任者；然而，裕仁拒绝了这个举荐，驳回了陆军的要求，让东条组阁。这与东条是他中意的人选有关，当时他尤其相信，自己优选的这个人能解决问题。
尽管一些重臣，包括海军的冈田前首相反对裕仁的决定，但最终陆军中最强烈的战争倡导者、从中国撤军的主要反对者东条，还是被裕仁提升为新的首相。
日本第40任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创下了日本首相兼职最多的纪录，除兼任陆相之外，还兼了内务相，以后又兼任了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甚至总参谋长职务。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由十年前一个小小的大佐课长，晋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集日本军政财文各种大权于一身的高官，天皇裕仁乃其巨大推手与强大靠山。自此，裕仁与东条两个战争狂人便紧紧绑在了一起。
甚至在东条干不下去内阁总理，辞职两天后，裕仁亲自给他喜爱的这位将军一份异常热情的（没有公开）诏书，嘱咐他今后还要继续不辜负信任，在军务上励精图治。
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一位侍从称，听到了东条的死讯，裕仁走进他的办公室哭了起来。［18］实际上，东条英机就是天皇裕仁的影子，或者说战争舞台上狂热表演者是东条，而钦定这个演员的幕后导演者则是裕仁。
让我们将目光拉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后那一段时期。由于犬养毅稍微拖延承认“满洲国”，日本国内与关东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血盟团”便残忍将其杀害。这给裕仁再一次带来了抑制或远离军国法西斯、做一个“立宪君主”的良机。
令人遗憾的是，裕仁不仅没有责怪反乱的将校军官，反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与军队的叛乱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议会政党，他要通过削弱政党的内阁来强化天皇的权力。这本来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
犬养毅不积极支持关东军缔造的“满洲国”，裕仁的办法是选一个积极的人当首相，但这个人对自己要“绝对忠诚顺从”。果然，裕仁亲选的高龄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几个月后便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签署了“日满议定书”。
裕仁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假斋藤之手，完成了日本政府对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法律程序，而幕后的自己则维持了没有战争责任的“立宪君主”形象。
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尤其狂热的法西斯思想，总会从其行为上反映出来。随着日军对中国侵略的顺利展开，幕后的裕仁则时不时溜到前台。
关于热河：
1933年2月12日，裕仁再次批准了热河行动，条件是“注意绝对慎重对待越过万里长城一事，如不听从，将下令取消热河作战”。对中国热河的入侵开始于2月23日。2万多日军只用大约1周时间，就完成了对它的占领。
关于华北：
1936年4月17日，裕仁天皇批准陆军的要求，将陆军小规模的驻中国军队数量扩大3倍，从1771名增加至5774名。他还同意在位于北平西南郊区的铁路交叉点——距离卢沟桥不远的丰台，建立新的驻屯基地，为与中国军队间的不断冲突搭建了舞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近卫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裕仁在向华北派兵的派遣令上盖了他的印章。两周后，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与本土3个师团汇集在天津附近的廊坊。
1938年，日军对河北游击队根据地实施毁灭战，实施“三光政策”，假想敌为“居民中被认为有敌对性的15岁以上至60岁的男子”。裕仁于12月2日签发实行“无人区”作战的241号大陆命，这项政策在连续施行中扩大至整个华北。
1941年12月3日，裕仁再次同意大本营575号大陆命，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与未治安区，后者将变为无人区”。日本历史学家姬田光义认为，“240万以上”的中国非武装人员（平民）在这些作战中被杀害。［19］与南京大屠杀相比，有计划的“三光”作战具有无可比拟的毁灭性，且持续时间更长。
关于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将战火烧到上海。8月18日，裕仁在召集陆海军参谋总长时提出，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加大打击，不能没有让“支那”反省的策略。裕仁的意见是要将兵力集中于上海，反对增兵青岛。该命令按裕仁意见，删除了向青岛派遣部队的内容。
之后两周里，裕仁批准了为增援战斗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区而准备的6次部队调动。9月4日，裕仁在致帝国议会诏书中表示：“我的部队正在排除万难，忠勇制敌。这只是为了促使中华民国反省，迅速确立东亚的和平。［20］关于重庆：
攻占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一直是裕仁的迫切愿望。自1938年5月开始，日军便对重庆和其他大城市进行了野蛮而无差别的战略性轰炸，除常规炮弹还有燃烧弹，最初两天的空袭中，5000多名非武装人员（平民）被炸死。
1942年中，2月19日、3月19日和5月29日，裕仁至少3次敦促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研究对重庆进行最终“攻击”的可能性。在他的催促下，杉山元起草了大规模进攻方案（“五号作战”），计划用15个师团彻底消灭蒋介石在四川的主力，并占领重庆。
关于南京：
1937年11月20日，裕仁向在中国地区的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出诏书赞许舰队官兵与（进入南京的）陆军合作，控制了中国沿海，并且阻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同时告诫说，前途尚远，希望他们更加努力奋斗，取得完全胜利。
11月24日，在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时，裕仁对中国中部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进攻并占领中国首都这一重大决定予以事后认可。12月1日，裕仁向松井大将发布了正式的攻击命令，要求中（部）侵华日军司令要与海军协同行动，夺下南京。
12月14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裕仁向统帅部传下御旨，表达了他对攻陷并占领南京的报告的满意。后来，当松井大将返回东京时，裕仁赐其诏书一份，表彰他伟大的军事成就。“极为满意”的裕仁甚至邀请松井、朝香宫（上海派遣军司令、进攻南京总指挥官）到他的夏宫，并御赐他们带有皇室**浮雕的银质花瓶。”［21］日军在南京残忍的兽性杀戮，造成震惊世界的大惨案，30多万中国军民死亡。裕仁作为批准夺取南京的最高统帅，事前，查不到一件他制止部队罪行的指令；事后，没有一件他下令调查南京暴行的文件性记录。相反，却有裕仁对部队犯罪行为保持沉默事实的记录，以及上述若干鼓励嘉勉部队惩治被害方的敕语与诏书。
您还能得出天皇裕仁是从未参与二战、实为傀儡的海陆空军大元帅的结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