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黄狗抬腿撒尿都要马上结冰的深冬早晨，灰蒙蒙的天空飘着肉眼看不见的黑雪，或大或小的稻田零星地撒落在湘西的群山之中。这些被腾空两三个月的稻田像老妇人蹲在路边屙尿时偶尔露出的屁股，白花花的，斑剥错落。半山腰上，有六块巴掌大的稻田还绿得发黄，绿的部分是草，发黄的部分是金灿灿的稻谷，因为过了收割季节，稻谷大多扑倒在地了，未倒地的，也纷纷低垂着头颅，仿佛在思考着某种沉重。
这时，半山腰上来了二三十条身穿便衣的汉子。他们挑着箩筐，扛着戽桶，背着枪，唱着粗犷的歌谣：“红脑壳来啦，黑脑壳跑！黑脑壳跑呀，黑脑壳叫！妈呀，我的妈妈呀！红脑壳都是铁打铜铸的，碰不得呀，碰不得！碰一碰，黑脑壳要搬家！碰一碰，黑脑壳要开花！黑脑壳要开花呀要搬家，一片白呀，一片红……”
没一会儿，他们就出现在那六块巴掌大的稻田里。他们割的割，打的打，“砰呛”“砰呛”的打谷声响成一片。
就在这时，对面的白石坡上突然传来了清脆的枪炮声，“叭！”“叭！”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山摇地动。
土匪的抬枪响了。像鸡巴杆子样的一杆抬枪，胃口却大得吓人，它能吃一两斗火药，两三海碗铁砂，杀伤力也大得很，射程之内，数十丈范围之内，人畜无一幸免。
还好，这些稻田是在射程之外，两三碗铁砂全撒在白石坡脚的松树林里了。
折断的松枝和冰块，稀里哗啦地往山涧里掉……
旧历大年三十，炉火烧得旺旺的。已是古稀之年的父亲烧纸焚香用猪头和鸡鸭屁股祭拜祖先后，我们一家四口在火铺上围着一大锅子肉吃年夜饭，几块七八两重的猪腿肉和一海碗烧米酒下肚之后，父亲用松树皮样的手板心胡乱地抹了一把油腻腻的嘴巴，然后靠在火铺里面的板壁上，又说起了一九五零年冬天自卫队如何扛着枪，冒着土匪的枪炮给我们家打谷子的情景。
“土匪为什么要跟我们家过不去呢？”我十分不解地望着父亲问。父亲摆了摆脑壳，闷声说：“这都是你爷爷裤裆里的东西惹的风流祸——”
爷爷在芷江监狱里一命呜呼的时候，我们兄弟八个除了大哥和二姐，其余几个都还在别人的辣椒地里玩泥巴，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的娘老子见上面。我们哥几个在辣椒地里玩泥巴是母亲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事，经常揪着自己的小鸡鸡问母亲，这是什么？怎么来的？母亲总是笑呵呵地告诉我：“那是小辣椒哩，你们哥几个贪玩，整天光着屁股在人家的辣椒地里跑来跑去，就把人家地里的小辣椒带来了。”那时候我还傻不拉几地反问母亲：“那二姐怎么没有小辣椒？”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说我二姐怕辣，一个人在麦地里玩。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哩，二姐洗澡的时候，我看见她那里还真的粘着一粒麦子。后来我发现，寨子里所有的女孩子都有一粒麦子，所有的男孩子都有一个小辣椒。
父亲也有一个辣椒，但父亲的辣椒不像辣椒，黑不溜秋的，缩在草丛里。有一次，父亲往楼梯脚的小木桶里撒尿，尿水却唰唰唰地冲到了板壁上，像我们家那头大骚牯一样，撒尿总是一甩一甩地。于是我指着他歪叽叽的黑家伙问：“你的辣椒是不是要烂掉了？”谁知他抖了抖他的黑家伙，哈哈大笑道：“操你妈的，老子这不是辣椒。”
我似乎明白了，小辣椒长大了，要烂掉了，就变了。
关于爷爷如何率领自卫队剿匪的英雄事迹，大都是从父亲掉了门牙的嘴巴里蹦出来的。爷爷长得高大威猛，文武双全，十里八寨的姑娘和婆娘都喜欢他。
我没有见过爷爷。
但是父亲见过他。父亲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老人家雄势得很哩！小时候在后山的烂牛棚里，老子看见他把人家张寡妇弄得杀猪似的嗷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