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旗袍飘飘的年代，上海女人创立了属于她们自己的时尚标杆——“海派旗袍”，并使它成为上海最早的妇女时装。到了上海之后，汪晓茹就定制了两套旗袍。她要像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那样露出生活的姿态，因为她知道上海的险恶。
1941年11月20日夜，刚到上海才一个礼拜的汪晓茹截获了一份日军加密电报。
此电报是日军某机关从杭州发到上海的。其内容为：肾已获得，明天出杭……破译后，汪晓茹不敢怠慢，连夜把这个消息送到了她的上线方书琴那里。
上海成了“孤岛”后，在上海公开的抗日活动因而受到限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保险公司与各行各业的联系相当广泛，通过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又可与各行各业中的中上层人士发生和保持经常的联系，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可利用保险公司这一组织，掩护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因此，中共上海地下党积极开展了一些保险活动，不仅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而且还推动了上海华资保险业的发展。方书琴就是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负责人。
得到汪晓茹送来的消息，方书琴立即赶到爱多亚路460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在那里，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几位同志综合各方消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明天从杭州有肾源运往上海日军设在虹口施高塔路的海军司令部。
“不对，肾源不应该送到司令部，应该是送到医院！”有人提出异议。于是围绕哪家医院以及是谁要接受肾移植，大家集思广益。
有人说：“早在半个月前我就听说了，日军海军司令部里的久久木大佐患了肾病，他坚持不愿回到日本治疗，他要医生在上海找肾源。”
有人说：“移植器官的匹配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理论上，只要血型相同就可以，用大量的抗免疫药物来维持。但抗免疫药物吃得越多，受体的免疫力就越弱，就越容易得病。所以要求器官的抗原不能相差太多，主要为了在保证免疫力的情况下少吃药物。但即使是同样的血型，抗原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而移植时最重要的就是抗原的匹配。差异越大，其移植后的免疫反应就越大，达到一定的程度，移植器官就会坏死。所以，找一个匹配的器官还是很难的。”
“估计久久木的肾源在杭州找到了。这器官会不会送到教会医院，就是现在的日军海军医院呢？”
方书琴肯定地说道：“就是日军海军医院！器官的生存时间一般也就20个小时左右，杭州的车一定会在明天上午到达……”
1941年11月21日上午10点，从杭州专程送肾源到上海的“杭366”轿车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炸毁。
事后，方书琴见到汪晓茹。“晓茹同志，这次你成功破译了日军的密电，使得久久木再一次失去了肾源。我在向上级汇报这次行动时，领导还特意表扬了你呢。”
汪晓茹第一次觉得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