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这之前很少提到山东老家的事。对于祖父这一辈的家事，父亲从来都是讳莫如深。父亲的老家是山东黄县高王胡家村。父亲十七岁从这个村子走出来，后来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他回去娶母亲，一次是他回去给祖父奔丧。我们倒是偶尔从母亲嘴里听她提到过这个村子。母亲的娘家并不在这个村子里，是距这个村子二十里的龙化村。祖父家里在这一年正发生一系列变故。四叔爷在二月初十突然死去后，三叔爷也不见了踪影，下落不明。一股毒火攻心，太祖父、太祖母相继抱病去世。在外跑生意的祖父不得不回来，支撑起了门面。
从这以后祖父就不断把自家的田地卖给同村的一个姓胡的地主。卖掉了地就等于卖掉了粮食。祖父就用做生意积攒下的钱到县城里去买粮食吃。父亲回忆说，那时的通兑券毛极了，一口袋通兑券才能买回来一袋面粉。言外之意，那时家里人都对祖父的这种做法有了些抱怨。家里人都说祖父在外做生意做得游手好闲了，对田地里的事不愿意管了。
直到土改时，家里人才对祖父少了抱怨。因为家里田地的减少，祖父家被定为富农，否则依祖父家原来的地产一定会被定为地主的。家里人似乎一夜之间明白了祖父的做法。只有父亲不以为然，因为他知道祖父那样做并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实在是因为祖父那会儿心情糟糕透了，高堂老父老母双双抱病而去，两个兄弟也就是我的三叔爷四叔爷也因为政见不同仿佛一夜之间反目成仇。也许那时只有祖父才会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一定会打个鱼死网破，因为他从三弟和四弟身上看到了这种影子。
父亲十七岁从老家跑到东北来时，高王胡家村刚刚开始进行土改。他看到那个姓胡的地主被拉到村子里的土台子上去挨斗，戴着高高的纸糊尖顶帽子，陪斗的还有村子里的两三个小地主、富农。姓胡的地主死后不久，他的小老婆也失踪了。这个生得细皮嫩肉细腰丰臀的女人父亲曾在村子里见过，她还单独跟父亲说过一句话：“你长得真像你三叔。”当时父亲的学生装上衣兜盖上正插着三叔给他的一管派克铱金笔。其实村子里混乱的事早就让父亲有了离开高王胡家村的念头，他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祖父似乎也默许了他这种做法，在他离开家的几年里家里人并没派人去找他，也没打听他的下落。
父亲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找工作。黑龙江的小兴安岭林区刚刚开发。林区工人也大多是从关内闯关东来的，人生地不熟正合父亲的心意。在沿着进山的铁路线走到苔青小镇后，他有点走不动了，就在镇上的小商店里落了脚，当了一名会计。他的勤快和肯吃苦也得到了商店主任毕福成的认可，他很赏识这个勤快的小伙子，冬天商店屋里柜台中央的铁皮炉子，每天都是他起早点着的，等到毕主任和别的店员走进来，铁皮炉子和炉筒子都烧红了。红松木柈子在铁皮炉子里噼啪作响。
没过多久，毕主任通过常来店里买酒喝的伐木工人，张罗起给父亲介绍对象。恰恰那伙人里有一个黄县过来的山东人，在老家时认识母亲的家人，就给父亲介绍了母亲。父亲出来三年了，也想家了，一听说是黄县人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据母亲讲，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父亲显得很紧张，两条腿紧紧夹着抖动个不停，由于想家上火，再加上两天两夜的火车和一夜轮船的折腾，父亲满嘴都起了火泡，手背上还长了母瘊子。他穿着藏青料子呢裤，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东北冬天寒冷，他穿着一件从毕主任那里借来的狐狸领大氅回来，在外祖父家的客厅里他也没脱下这件黑呢料大氅。不过他这身行头倒叫外祖父很满意，外祖父知道他是吃官家饭的，跑过生意的外祖父对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也很满意。
母亲并不满意，据母亲讲，客人走后，她背着外祖母偷偷哭了。如果不是外祖母一句“真是的，你想老在家里呀”，她是死活不会跟父亲来东北的，母亲做闺女时就很少迈出家门，母亲比父亲大三岁，她与父亲相亲那年已经二十三岁了。
更叫母亲难以启齿的是，新婚第一夜，父亲就尿褥子了……
父亲从老家娶来母亲后，母亲也被安排在他工作的小镇商店里，母亲也是高小毕业，当了一名店员。小卖店里主要经营烧酒和面包，供应林业工人。母亲至今还记得那些常来店里买酒喝的工人，一下了班就会成群结伙到店里来，他们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汗味儿和松木油子味儿，两眼喝得红红的望着母亲嬉笑：“喂，闺女，是谁这么有福气，娶了你做老婆……”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浓黑的头发和眉毛，皮肤白净。
父亲站在柜台里装没听见，飞快地打着算盘……那个时候应该是父亲人生最得意的时刻。
苔青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小镇，只有六十几户人家，四周被大山重重叠叠围着，十分安静。镇东头有一条河，叫汤旺河，顺着铁路线往下游流去。应当说父亲当初一走到这里来时，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安静。住在镇上的人多数是伐木工人，也有外来的几家农户。商店里只有四个店员，生意也不忙，很悠闲自在。父亲没事时喜欢看从老家带过来的一本竖排版《水浒传》，下了班也喜欢和镇上林业工人下下军棋。
商店在镇广场的北侧，和镇政府后来又叫镇革委会挨着。广场中心有一根高十几米的落叶松木旗杆，那旗杆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时升国旗，春季秋季风大时升防火旗。旗杆下还绑过途经押解的犯人，镇上的人围着叽叽喳喳地看，倒也起到了警示作用。广场到夏天还会多出两个木篮球架，搞几场篮球比赛，镇上的大人小孩子都围着看，在围着观看的人群里就有父亲。近水楼台，父亲从商店踱着方步出来，看得下班忘了回去吃饭，被母亲喊回去吃饭。他家就在广场南头，那趟草房把东头第一家，百十步就迈进家门坐到炕桌前了。广场上没散去的篮球赛喧哗声和哨声传进耳里来，饭就吃得心猿意马了。
广场上，夏天晚上还会有外来的放映电影的，父亲照旧散着步走到广场人群里去看，而母亲则推开自家的后窗，坐在窗台上看，看得怀里奶着的孩子睡了，她就把孩子放到炕上去，又回身坐到窗台上去看。从不喜欢走出家门的母亲，至今还怀念在苔青时的情形，“那时多好啊，坐在家里的窗台上就能看露天电影”。
父亲很享受小镇安静的日子，有十几年，日子的平静似乎让他忘掉了心中潜藏的那个秘密。他工作上兢兢业业，双职工的收入也叫他一家衣食无忧，在他的大儿子得病之前一家人的日子是宽裕幸福的。
那年秋天，家里火炕淘炕洞，晚上父亲在家里用木板拼了一个单人床，叫母亲带两个孩子去商店更夫房里借住一宿，他和主任还有那个更夫说好了，更夫还给母亲和两个孩子烧好了炕才回去。下过霜后夜里就凉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走进了更夫房，房子分里外两间，外间堆着白天刚刚从火车上卸下来的几花筐苹果，因此那天晚上，一走进来，我们都闻到了浓浓的国光苹果味儿。而这苹果正好是从山东烟台发过来的。母亲除了闻到苹果的清香味儿外，还闻到了一股老家的味道。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而她早上醒来时，发现一只花筐上掏了一个洞，而她睡着的两个孩子嘴角还挂着苹果的白浆。
母亲原本打算把这件事瞒下来，不告诉她那个较真儿的男人。可是父亲早上过来叫母亲他们回去吃饭时，发现了那只苹果筐上的破洞，他把两个孩子拖到一边，解下皮带，母亲阻挡不住父亲落下的皮带，肩头还挨了两下。两个孩子供出吃掉四个苹果后，就叫他们回去了，而父亲则蹲在商店门口，等主任第一个来上班开门，他脸红着把三角的纸票塞给主任，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原委。主任听了说了一句：“孩子嘛。”想不收父亲攥出汗的钱，可是父亲坚持叫主任收下后才慌慌张张走了。
父亲每到月末做结账算表时总是回家很晚，母亲已经习惯了，可是这天晚上她都热了两次饭，父亲还没有回来。等她找到商店时，看到父亲的那间屋子还亮着灯，他满头大汗，手里的算盘噼噼啪啪响着，一会儿看看账本，一会儿又看看抽屉里的现金。父亲叫母亲不要进屋，嘴里还时不时地嘟哝：“怪事，怎么就差了呢，我都算了好几遍了呀。”母亲看他那副着急的样子真是可怜，这是母亲嫁给父亲以来从没有看到的事。后来她问他差了多少。他说，两分钱。母亲松了一口气说：“你回去吃饭吧，实在对不上，我给你两分钱吧。”他抬起头，一脸气愤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能说清楚呢？你想毁了我吗？”母亲一赌气走了，直到半夜，父亲才回到家里，母亲实在困极了，已和孩子睡去了。父亲推醒了母亲，一脸的兴奋：“找到了，找到了。”母亲睁开迷糊的眼睛问：“找到了什么啦？”他说：“两分钱，在铁卷柜的底下。”“你把铁卷柜搬动了？”母亲吃了一惊。父亲说：“是的，我把里面的东西一点一点拿出来，搬挪开了。”
那天晚上广场上在放映黑白电影《列宁在1918》，这是父亲非常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可是父亲关在屋子里丝毫不为所动。后来毕主任讲父亲就是瓦西里，每次商店里进货，都派父亲去押车，有一次从山外进香瓜，父亲坐在押货车上两天没吃东西，回到镇上眼前都饿得发黑了，下了车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上，可是筐里的香瓜他连动也没动一个。父亲过后跟我们说一路的香瓜味儿直往他鼻孔里钻，他用手绢捂着鼻子也挡不住，他差点跳下车走回来。
镇长邱山那天晚上也注意到了商店屋里夜半的灯光，清楚了怎么回事后，对毕主任说，这个年轻人是个好苗子，应当好好培养。
毕主任就找父亲谈话了，是一天快下班时，商店里其他几个人都走了，包括急着回去给孩子喂奶的母亲。
脸上有点麻坑的毕主任说了许多表扬父亲的话，父亲听了受宠若惊，低声喃喃地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毕主任说：“小王你来店里参加工作表现得一直很好，组织一直看在眼里，组织上想要把你作为发展对象，你写份入党申请书吧。”“入党……申请书？”父亲一下子没听明白，有点发怔。“是的，你回去考虑一下。”
父亲的脸红和惊异，让毕主任误以为是年轻人的谦虚，谦虚使人进步，更让毕主任相信他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他看着父亲走出去，鼻尖的麻坑都暗喜地红了。
父亲从商店里走出来，夕阳映照在广场上，也映照在他踽踽独行的身影上。
父亲的脚步显得迟缓沉重起来，毕主任怎么会叫他写入党申请书呢？他没听错吧，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心口一阵狂跳，目光痴痴地发呆……有一个常和父亲下棋的林业工人从他身边走过去，搭了一句：“喂，王会计，走，去下一盘军棋怎么样？”可是父亲竟像没听到一样。
广场的南面是一排半截石头墙的红砖房，那石头墙缝里生着墨绿色的青苔，上半截红砖墙面上，刷过各种标语。这幢石头红砖房里，从我记事起，一支解放军雷达兵连队就驻扎过好长时间。
父亲最初注意到平房墙上的标语，是他刚来小镇的头两年，还是孤身一人时。标语是用白石灰刷上去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父亲从小商店的窗子里就能看到这条标语，他痴痴地怔住了。“台湾在哪里？”小镇上有人问。其实父亲和小镇上许多人一样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可这个字眼却像潜伏的蛇一样，在他内心深处仿佛不经意地咬了他一下。看到那幢房子里出出进进当兵的身影，父亲甚至想离开这里了。可是离开这里又能到哪里去呢？那时毕主任已开始张罗给他介绍对象了。
父亲站在广场上听了半天，旗杆上新安装了一个广播喇叭，正在热血沸腾地播报全国热火朝天的形势。从那一天起，父亲意识到这个深山里的小镇也不会平静了。
夕阳完全从广场上落下去之后，父亲回到家里，母亲有点愁眉苦脸地跟他说：“老大不太爱吃东西，他脸色不太好。”这个有点走神的男人好像没有听到，他翻箱倒柜在找什么，母亲问他在找什么，他说：“你睡你的。”
后来父亲找出一支钢笔来，他好久不用这支钢笔写什么了，这天晚上他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