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班级换了班主任，班主任姓汪，名叫汪影，是一位教语文课的女老师。汪老师梳着两条短辫，面孔白净，一笑还汪出两个酒窝来。汪老师到我们班来当班主任，是因为商老师生小孩了。
商老师自从叫体育老师抓了我和王路的“现行”，一直把我俩看成“黑五类”，不用说加入“红小兵”没我们的份儿，就连清明节去祭扫革命烈士墓也没我俩的份儿。更叫我难过的是，“六一”学校里举行运动会，挑选鼓乐队号手，我明明把那把铜号吹得比谁都响，已入选了鼓乐队名单，可是商老师一句话，我又被刷了下来。商老师对少先队辅导员说，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自从商老师把父亲叫到学校来，同学们都在背后叫我“富农破烂王”，或者“王破烂大富农”。每每这时，我都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特别是女生投过来的目光。同桌女生总是嫌我衣服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味道，甚至盯着我衣服上的补丁布看半天。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怀疑这块补丁布是从我父亲收的破烂里挑出来的。
连王路也这样问过我，你们家怎么会是富农呢？你们家天天喝的是什么稀粥？我说玉米面糊涂粥。这样说又把他弄糊涂了。他每天上学来我家找我时，看到我们一家人围着饭桌子在“吱——吱——”喝着碗里的粥，喝得这么响，桌上放着一碗咸菜条子。他以为地主富农家里该天天吃大米白面。
王路的哥哥当兵走了后，他家的大门框上沿钉上了一个“光荣军属”的红木牌，每次我上学去找王路，都要对这块军属红木牌羡慕地看上半天。王路还总跟我说，他哥哥给家里来信了，还寄来了照片。戴上领章帽徽的王路哥哥更加英俊威武了。
商老师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了对王路的态度，她让王路加入了“红小兵”，发给王路一条红领巾，不过王路放学时把红领巾放进书包里，很少见他戴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告诉我因为入队要宣誓，王路没有宣过誓，他觉得有点难为情。
不管怎么说，王路的哥哥当兵和他这么快加入“红小兵”让我感到自卑，有一段时间我上学不去找他了，放学也不和他在一起走了。王路来我家找我，我就匆匆扒拉一口饭先走了，母亲很奇怪我早上的粥喝得这么急，说：“你要肚子痛的。”
好在这一切随着新班主任汪影的到来都结束了。班级在打闹得一团乌烟瘴气中迎接她的到来，五年三班由于商老师休产假，好长时间没有班主任了。教室天天成了战场，吵闹声在走廊里都听得见。像我们这样成分不好的学生只有战战兢兢躲避的份儿，防空洞又成了我和另几个成分不好的学生的避难所。
汪老师夹着课本走进教室，班级里弥漫的尘埃让她细细的嗓子咳嗽起来，待尘埃落定，教室里安静下来。汪老师说从今往后她就是五年三班的班主任，希望全班每一名同学都能顺利愉快地度过小学最后一学年。汪老师的嗓音很好听，课前的革命歌曲就是她起头唱的，之后她翻开课文开始讲《邱少云》。课堂上竟然出奇地安静，汪老师的声音比商老师的声音好听多了，学生都往汪老师脸上看，汪老师脸上也没有雀斑。汪老师讲完课文说，革命的纪律性比生命都重要。
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汪老师又夹着一本厚厚的书进来，她站在前面说，有想听她读课外书的同学请留下来，不想听的同学可以放学走了。班级里一阵噼噼啪啪桌椅响，一多半的学生走了，只有我和十几个学生留下来。我有点意外，她会给我们读课外书？
汪老师坐下来，她并没有在乎有多少同学留下来，开始读起来，这是一本描写红军长征时毛泽东的警卫员的书，读了几页，她合上书，说：“今天到这里，明天再接着读，回家吧。”我们起身离开了教室，她最后走的，锁上教室门。
第二天下午放学，汪老师又问，有愿意留下来听课外书的同学可以留下来。这回有一多半的学生留了下来，汪老师接着昨天的读。连那些上课时说话的同学也静静听起来，又是读到天色暗了，汪老师停了下来。等到了第三日，全班同学差不多都留了下来。冬日里天黑得早，有的同学从家里带来了蜡烛放在汪老师的讲桌上点着，汪老师的面影就被烛光映到墙上，我们完全被汪老师的声音带到书里去了……书里讲到那个中央红军警卫员翻雪山时，冻感冒了，身体发烧直打摆子，为不影响部队行军，昏迷中他不想走了，可是被毛主席让人抬上了担架，醒来后毛主席问他冷吗？他说冷，骨头缝里都冷！……最后他和大家一道翻过了雪山。我们都为这个小战士松了一口气。汪老师读完了，没急着让同学们走，而是问了同学们一句，是什么支撑这个小战士翻过雪山的？有的说是靠别人的帮助，有的说是靠毛主席的鼓励。汪老师说，你们说得都对，但最主要的还是靠着一种革命的信仰！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信仰这个词，尽管当时还不太懂。
走出教室，天已经黑了，地上的雪在寒雾中冻得梆梆硬，我们的脚踩在坚硬的雪地里，发出一片嘎吱嘎吱的响声。头捂在棉帽子里，咝咝哈哈往家走，不一会儿那棉帽子上就挂满了白霜，棉裤也被刀子似的北风吹透了，可是我们一想起过雪山那个生病了的红军战士就不觉得冷了，还有汪老师那双水汪汪好看的眼睛。
回到家里，父亲说：“老二，这学期该你申请减免学费了。”他把开好的减免学费证明交到我手上时，我的手被烫得缩了一下。
我把这个证明在书包里揣了好几天，才迟迟疑疑交给汪影老师。我是在她那天下了课离开教室走到门外交给她的：“汪……汪老师……我父亲单位给我开的减免……免学费证明……”她看了我一眼，把证明接过去，并没有问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接下来一周，我一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她会不会像商老师一样把我们申请减免学费的同学名字写到黑板上去，除了家庭经济情况，还有家庭出身也会被写上去。然后叫同学举手投票表决。“地主富农子弟也想沾社会主义的光。”同学们脸上表情正义凛然。
汪老师公布了班级四个减免学费的同学名单，有我的名字。而且在下课后，汪老师叫我到她办公室领新发的课本时，对我说：“王向群同学，你不要因为家里条件不好自卑，我发现你是很有内秀的学生！”我脸红了说：“汪……汪老师，我一定努力……”是的，为了汪老师我也应该好好学习。
除了值日外，班级的炉子我都起大早过来烧，我还发现冬天炉子生火用松明子不如用白桦树皮燃得快，我就把柈子垛里的白桦皮扒好了，带到学校来。汪老师表扬了我。多么不容易呀，这是我从苔青小学转到东风区小学来头一回得到老师的表扬。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的语文、政治都是95分，数学89分。班级里评“三好学生”，汪老师把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把头低在课桌下，耳朵里听到汪老师在一遍一遍念我的名字，心口像揣了个小兔子在怦怦乱跳，令人意外的是唯一不是班干部的我被选上了“三好学生”！……坐在最后排的我战战兢兢走到黑板前面去，从汪老师手中接过奖品，是一本《雷锋日记》和一个草绿色日记本，这本书和日记本的封页内清清楚楚盖着奖励三好学生的学校印章。
我脸蛋冻得通红地把奖品拿回家中，父亲看到了，说：“嗯，真不错！看看这多漂亮的日记本哪！还有这雷锋的书也很有意义！”
第二学期开学后不久，学校里发展一批“红小兵”，汪老师叫我写了申请书，我写了。
南山坡的达子香盛开的时候，区里林业工人俱乐部里正在播放一部新影片，叫《闪闪的红星》。学校组织我们去集体观看，同学们都被影片感动了。都想当潘冬子那样的人，我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参了军，穿着军装从南山坡的达子香花丛中走下来，走到家门口时梦醒了。我们学生人人会唱“红星闪闪放光彩”，更叫我羡慕的是，王路他哥给他寄来了一枚五角星，他常拿出来向我们显摆，这枚五角星成了王路借别人小人书看的法宝，条件是五角星得给人家拿在手里看半天。
“六一”前夕，新发展的“红小兵”举行入队宣誓仪式，汪老师特意提前两天告诉新入队的同学要穿新衣服。我回去跟家里说了，以前都是我捡大哥的衣服穿，这次父亲破天荒给我买了一件白衬衣，又叫母亲连夜给我做了一条蓝裤子，脚上的那双黄胶鞋虽然顶出一个破洞，不过没人会注意鞋。
走出家门那一刻，我觉得天是那么蓝，云朵是那么白。这条平时走惯了的红松街道胡同也变得宽阔了。街道边柈子里散发着好闻的松树油子味儿。谁家的小狗还像不认识我似的冲我汪汪叫了两声。
急不可待地等到上午第四节课下课，我们新入队的“红小兵”被汪老师点名叫到前面去，站成了一队。黑板前挂上了少先队队旗，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女老师，捧着一打红领巾走进了教室，汪老师走到她跟前，先戴上了一条红领巾，戴上红领巾的汪老师脸蛋更好看了。然后她从那位女老师手里接过一条条红领巾，依次给我们戴上。汪老师走过来给我戴红领巾时，我个头比别的同学高，她示意我稍稍低一下头，我头一次和她离得这么近。她给我系红领巾时，灵巧的手指在我的胸前飞动，我闻到了她脸上好闻的雪花膏香味儿，还有她轻轻的气息扑到我的脸上，我的胸口在激动地嗵嗵跳——戴上的红领巾烤得我脸庞发热，发烧……
然后我们跟着她举起了右拳，她带着我们面朝少先队队旗和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宣誓……
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这条红领巾戴在脖子上，一直像一团火在鲜艳地烤灼着我，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可以挺胸扬头走路了！
那几天我睡觉时都工工整整地把红领巾叠好，放在枕头边，第二天洗完脸把脖子也洗干净了后，才把红领巾戴上。而在这之前，我洗脸是从不洗脖子的。汪老师那天在入队仪式上说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不能让革命烈士的鲜血沾上一丝污点。
从那天起，红领巾就没离开过我的脖子，不过半学期后，我就小学毕业了。摘下红领巾时它的颜色还很新。
从小学到中学，这是我有过的最看重的一个荣誉。它是那样鲜亮地照亮了我的少年时代。不过它也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