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全面侵华
“二二六”法西斯军事政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队内部存在着很严重的斗争。由于对政治的看法、理念不同，军队内部逐渐分成两派：“皇道派”与“统制派”。统制派主要是陆军中央机关内的军官，“皇道派”的人多为野战部队的少壮派军官。
“皇道派”认为，日本天皇已经被周围的“奸人”包围和蒙蔽，无法得知民间疾苦，所以必须起来“清君侧”。其手段就是废除内阁，让天皇成为类似希特勒的直接军事独裁者。“统制派”则完全反对这种主张。不过两派的政治主张虽迥异，目的却都是要将日本进一步转型为法西斯国家。
“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和相泽三郎等人。统制派的领袖则是宇垣一成、杉山元、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两派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手段有很大区别。“皇道派”为实现目标不惜采用政变、暴动以至暗杀等恐怖手段。统制派则主张运用合法手段，从事合法改革。统制派极力主张建立总体战体制。两派的对立还在于人员安排上的钩心斗角和争权夺利。两派并不是明确的组织，每派内部的行动也往往并不统一。
两派的斗争影响到没有实际权力的年轻军官。1936年2月25日深夜，东京城降下百年一遇的大雪。26日凌晨5时左右，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率领1400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出发，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这批“皇道派”的少壮派军官，他们袭击了首相官邸、警视厅（首都警察厅）等重要政府机关，杀死了内阁大臣、前首相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太郎，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也被打成重伤。他们试图通过在首都东京发动军事政变来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
叛军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及首相官邸等一带地区，要求陆军上层对国家实行法西斯化改造。政变激怒了日本天皇，天皇敕令平叛。后来经过上层两派势力激烈斗争后，暴乱在2月底被全部平定下去。
军部对政变的处理极其严厉。参加政变的青年军官中两人自杀，其余19人被起诉，此外被起诉的还有民间人士北一辉、西田税等和士官，共123人。经过不到三个月的审理，7月5日作出了判决，政变的直接策划组织者香田清贞等17人被判处死刑，其他关联人员也分别被判刑。
“二二六兵变”之后，“统制派”借机对“皇道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排斥，从此掌握了军部内的主导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设定的目标，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他们的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等愿望被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逐步实现。统制派从此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法西斯军阀要挟政府说：“政治的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在1936年5月恢复了1900年制定，1913年一度废止的陆海军大臣、次官由大、中将现役军人担任的制度。为了缩小议会权限，消除政党政治，法西斯军阀还提出所谓改革政治制度的“计划”，从而使议会完全变成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附属品。
日本的军部法西斯独裁在“二二六兵变”后，正式宣告确立。之后，日本军部在国内推出了一连串的反动措施。对内加强“特别高等警察”；实行警察的特务统治；压制言论思想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等，加紧镇压日本人民。对外则加紧侵吞华北。继1935年8月提出“广田三原则”（对华外交方针三原则：1.中国方面要彻底取缔反日言行；2.中国要承认“满洲国”，在这之前日本和中国在华北方面实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3.日本和中国合作，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区内排除共产主义。）之后，1936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进一步重申要使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实现“特殊化”，以达到“华北分治”的侵略目标，意图肢解华北，使其脱离中国，沦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由于国内长期存在军国主义反动传统，军部又在天皇制统治机构中占有特殊地位，所以日本不需要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组织法西斯政党来夺权。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化。依靠和利用现存的天皇制统治机构，以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式来推行国家的法西斯化。“二二六兵变”是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确立的标志。从此日本整个国家体制完全纳入战争和法西斯轨道。
对内扩充军备，对外勾结德国
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确立之后，日本向海外扩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标志之一即是“国策基准”的制定。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由首相广田弘毅主持的五相会议。所谓五相会议，就是有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财政大臣五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军部提出的方案基础上，讨论通过了一个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是日本夺取亚太地区霸权的纲领性文件。它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
这是日本官方文件第一次反映出海军对“南进”的要求。日本过去多年的侵略政策都是以“北进”的大陆政策为主导，陆军是方针受益者和支持者。华盛顿体系建立后，日美矛盾日益突出，海军乘机鼓吹“南进”主张。1935年冬召开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后，日本国内更是掀起“南进论”的热潮。持“南进论”者扬言，日本有三条生命线，第一是中国东北，第二是“内南洋”即太平洋的委任统治地，第三是“外南洋”即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地。并说日本已握有前两条，现在应该夺取“外南洋”。
为保证对外侵略扩张的顺利实施，“国策基准”还规定了“扩充国防军备”的基本方针：陆军军备以能对抗远东苏军为目标，海军以能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为目标。对于军部操纵外交工作、改革行政、统一舆论、加强军国主义教育，以及“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等，都有原则性的规定。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狂妄野心在这一“国策基准”中充分显露出来。
日本“国策基准”出台之前，军部还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等有关军事作战的文件，对军事战略目标、扩军备战和军事作战方针等问题重新作了规定。首先，苏联和美国并列成为第一目标，中国和英国属地也被列入进攻计划；其次，规定在今后10年内大力扩充陆、海、空军，做到上述目标所要求的、足以征服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的空前庞大的兵力。具体指标是：陆军常备师团为20个，战争初期所需兵力大体以50个师团为基干。海军对外作战部队，应配备战列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102艘、潜艇77艘。陆军航空兵力在战争初期要有140个中队，海军的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
自193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的扩军备战工作便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首先是庞大的军事预算，1936～1937年度军费达103亿日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近46%。1936年仅为了入侵华北的军事需要就追加预算1780万，制造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重新装备野战炮兵部队。对军工生产的投资也大为增加，1936年达9.82亿日元，比1935年增加2.2亿左右，占1936年工业生产总投资的49.1%。1937年更增为22.39亿，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增长到61.7%。
这样一来，1936年和1937年，日本军队不仅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高，而且人员和武器也都增长迅猛。日本陆军常备编制从1931年的23万人，增长到1936年38万人，1937年的45万人。海军作战人员编制，1937年扩充1/4以上。1937年日本步兵师团装备的火炮数量超过了法国，几乎赶上英美，并且拥有一批新式火炮。飞机也从1931年的600架增为1936年的1500架。海军舰艇数量和海军基地建设也加紧扩充。1936年还计划建造世界最大的战舰。
日本在国内扩军备战的同时，在国际上也动作频频，主要是和德意志法西斯加紧勾结。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拉拢日本做侵略伙伴，1936年广田出任首相后，两国走得更近了。1936年春天，德日两国在东京、柏林同时举行谈判。德国法西斯外交代表和日本参谋本部人员都参加了谈判。
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外交谈判，达成协议，于同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了《日德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有效期为5年。同时签订附加议定书。“协定”和“议定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加强有关共产国际的情报交流、协调反共手段、镇压各自国内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和抵制共产主义影响，以及要求第三国采取反共措施及参加本协定。
日德双方同时签订还有《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加协定》。它规定：签字国一方受到苏联的进攻或进攻的威胁时，另一方不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缔约国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任何政治性条约。这是一个具有反苏军事条约性质的秘密协定。
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法西斯军部和官僚们欢欣鼓舞。著名的法西斯政客松冈洋右兴奋地说：“只有大和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即德意志能同这一国际危险物（指共产国际）作斗争，日德两国应以殉情精神携手并进。”
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是一丘之貉，它们同为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是侵略扩张还是反苏反共，两国都有相同的利益诉求。1936年日本陆军省发布的一份材料称：“国际上的冲突正在加剧，蕴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现在的国际形势好像有人要把它弄得和上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样子”，“纵观目前国际形势，一方面是维持现状国与打破现状国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标榜人民战线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与盛倡国家主义的全体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结局，战祸何时爆发，实不可测。”
为了应对世界大战再次迫近的局势，日本终于和德国走在了一起。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意味着“东京—柏林轴心”的正式形成。有了西方伙伴的支持，日本在东方的侵略扩张更加肆无忌惮，亚洲上空的战争阴云更加浓厚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舆论的强压之下，张学良被迫下野，只好于1933年4月赴欧洲“治病”。
从欧洲回来之后，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甚，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1935年4月，蒋介石为了削弱张学良的实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在屡遭挫折后，使张学良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乘专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作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合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遭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而蒋介石本人也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要他们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拒绝。两位爱国将领决定实行兵谏。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心想：“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于是，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17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邵力子、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和杨虎城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各方势力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是亲日派，他极力主张讨伐张、杨，意图炸平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南京政府在事变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则反对武力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宋美龄想到了澳籍友人端纳，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好友。宋美龄请端纳居中调停。在端纳的全力周旋下，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飞到西安参加谈判。
张、杨这边，在事变当天就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中国共产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为使事变朝着有利于抗日救国方向发展，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以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到抗日战线中来的方针。
经过两天的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了以下六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围剿”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坚持要亲自陪同。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张学良被扣留，从此被软禁了大半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国共两党停止了内战，并促成了两党间的第二次合作。从此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卢沟桥上的枪声
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全面侵华便成为日本的既定方针。1936年8月，日本参谋部就制定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1936年末，日本军事当局在京都、名古屋地方由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主持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设想日本对中国和苏联开战，而且从形势上看是先打中国，后打苏联。在这次“演习”前后，日本军事当局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作战问题已作了具体的研讨。参加这次“演习”的有十多个现役和预备役将官，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全面侵华战争，担任兵团司令以上的职务。
与此同时，日本向中国东北大幅增兵，1936年的总兵力已超过1931年的4倍多，火炮增加3倍，飞机增加2倍，坦克增加9倍。这些兵力随时可抽调到华北作战。在华北，1937年春，关东军一部进驻通县及平津一带。驻华北日军兵力达1万余人。
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军事演习。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日军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随后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
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日军一面因“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一面部属战斗。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则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致电宋哲元等人，命令他们坚守宛平城。
日军在遭到卢沟桥守军顽强抵抗后，分别在1937年7月9日、11日、19日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所谓的“停战协议”。
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26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攻打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
驻守北平的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英勇抵抗。最后，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牺牲。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平津地方完全被日寇占领。
攻占平津后，日军的气焰十分嚣张，决定按照预订计划大规模入侵中国。他们一方面开始实行全国的战时动员，另一方面以在华北地区的30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国内地**：一路由平绥路进攻绥远省；一路由津浦路、胶济路进攻山东省；一路由平汉路进攻河南省；一路由平绥路、同浦路进攻山西省。日军所到之处，中国遍遭**。
抗战期间，蒋介石在研究军事部署。
庐山谈话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首先想到的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要求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交涉，提出口头抗议；要张群起草讲和条件，并密派许世英飞往东京；要孙科和宋子文分别拜访苏、美大使馆，请求他们给予帮助，立即发表对日抗议通电。
但是外交谈判毫无结果，日本态度蛮横，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要求中国政府惩办卢沟桥肇事者。被蒋介石寄予希望的英美等国，也对日本侵华实行所谓“不干涉”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利于7月16日向全世界62国发表了一纸空文的《和平原则十六条》，除了“维持和平”“信守国际协定”等空话外，只字不提日本的侵华战争。
在外援无望的形势下，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问题发表谈话，表示对日应战。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对日态度最强硬的一次外交谈话，也是第一次表明准备抗战的谈话。
在这次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中，蒋介石阐述了国民政府对处理卢沟桥事变及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要点如下：
第一，中华民族是酷爱和平的。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即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蒋介石讲道：“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如果临到了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到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的谋划。蒋介石指出，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的大规模侵略，中华民族已临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这是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之北平，若果变成昔日之沈阳，今日之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说，卢沟桥事变“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卢沟桥事变能否得以解决，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对于日本的肆意侵略，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不得已的办法。”蒋介石在谈话中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变能否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全系于日本军队的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卢事的解决。”不过，中国政府关于处理卢沟桥事变的立场是：“（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说，上述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并敦促日本政府“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中日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警告日本侵略者，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中日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庐山谈话”确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方针，得到全国的响应。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都赶去南京，参加商讨抗日大计。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的这个谈话。从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新**。
庐山谈话之后，南京政府于1937年8月召开国防会议，并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8月12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飞抵南京参加军政部谈话会，并同国民党举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参加国防会议，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应采取的作战原则的建议。
南京国防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不另设大本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进行独立的对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指挥，全军编制4.5万人，下辖3个师。
8月20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是冀省及鲁北，是主战场的正面；第二战区是晋绥察，是主战场之侧背；第三战区是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第四战区是闽粤；第五战区是华北（长江以北）及鲁南。此时，“八一三事变”已经爆发。
经过庐山会议和南京国防会议，中国的抗战体制正式形成，抗战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