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和谈的日美双方
作为假象，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左）及特使来栖三郎(右)笑容满面地随同美国国务卿赫尔(中)前往白宫，而此时日本攻击舰队已驶向珍珠港。
还有一些说法认为，英国方面也早就破译了日军企图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但英国首相丘吉尔却有意扣留了情报，而其目的就在于迫使美国参战。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珍珠港遭偷袭后的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个好消息！
当时，在掌握了日本舰队正在驶近夏威夷的情报后，罗斯福和他的顾问班子面临着3种选择：一是向全世界公布日本特遣舰队已经驶近，这样日本舰队调头退回日本；二是通知太平洋美军，命令他们做好战争准备；第三就是保密，让日本舰队继续驶向珍珠港偷袭。而罗斯福等最终选择了第三种，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相信驻防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能够抵抗日本人的进攻，而另一方面会刺激那些孤立主义者的神经。于是，华盛顿方面并没有将情报通知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和夏威夷基地司令肖特陆军中将。对此，金梅尔将军后来在接受调查时曾指责海军部扣下了珍珠港将可能遭受袭击的有关情报，直接导致了1941年12月7日的灾难。
其次，事件发生之前，美国高层所下达的一系列奇怪的命令让人生疑问。一是在1941年初，将太平洋舰队包括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在内的作战力量调拨给了大西洋舰队。此外，海军部还把舰队中素质最好的指挥官和水兵也成批调往大西洋舰队。为此，金梅尔曾多次向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陈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的重要性。他在1941年9月12日写给斯塔克的信中言语恳切地说：“一支强大的太平洋舰队，无疑是对日本的威慑，而弱小的舰队也许会引来日本人。”但海军部却丝毫不理会金梅尔的呼吁。更奇怪的是，当日本飞机对珍珠港狂轰滥炸时，太平洋舰队的主力——3艘航空母舰恰巧全部外出，因此逃过劫难。二是事变前美国方面曾向珍珠港紧急调集医务人员和药品。1995年9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收到一位名叫海伦·哈曼女士的来信。信中称，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后勤部副主管的父亲向她讲述过一些关于珍珠港事件的惊人内幕：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罗斯福总统紧急召开了一个由极少数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总统在会议上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国高层已经预见到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命令与会者尽快准备将一批医务人员和急救物资集结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随时待命启运。罗斯福总统特别强调禁止将会议内容向外透露，包括珍珠港的军事指挥官和红十字会的官员。面对与会官员的惊讶与不解，罗斯福解释说，只有当美国本土遭到攻击时，犹豫不决的美国民众才会同意他宣布投入战争。为了查证该女士的说法是否属实，美国红十字会夏威夷分会的工作人员对该会1941年至1942年财政年度报告的影印件和有关国家档案进行了查阅，结果也意外发现，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军后勤医疗部队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两个月确实曾进行过非常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紧急调动。这批额外补给，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后的急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人员还从夏威夷红十字分会会长阿尔弗雷德·卡瑟尔的弟弟威廉·卡瑟尔的日记中发现，12月6日，夏威夷分会的全体人员奉命战备值班。这封信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但由于哈曼不是当事人，而她父亲史密斯也已于1990年去世，所以人们对这一材料还有所怀疑。
另外，一些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似乎也在向人们昭示这事情的真相。约翰·莱尼夫，一位荷兰退役海军上将，在其临终前曾向人们透露了他所知道的珍珠港事件内幕。1941年12月2日，时任荷兰流亡政府派驻华盛顿上尉武官的莱尼夫去找美国海军情报局的朋友聊天，闲谈中，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军官指着墙上的一幅地图对他说：“这里是日本特遣舰队正在东进的地方。”这使他大吃一惊。6日下午，莱尼夫再次来到海军情报局打听情况时，一名军官将手指指向墙上宽大的海图上，告诉他日本人正在离檀香山约400英里的地方。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
人们还得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阴云，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商务部长霍普金斯以及总统罗斯福等人，竟少见地聚在白宫，一同消磨时光！以上种种疑点，再结合当时罗斯福等人的表现，使所谓“苦肉计”的猜测变得更加可能。因为在珍珠港惨败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后，罗斯福立即召集阁僚开会讨论，而多年后人们在整理当年的纪录影片时竟发现：当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走进白宫时，嘴角竟流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除了美国的一些研究者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之外，尤其是战争的发动者日本人，似乎也更倾向于相信这一说法。为了推卸战争责任，很多日本人坚信是美国人为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故意引诱日本人发动珍珠港事件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和《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的作者实松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有关“雪计划”的说法
关于罗斯福“苦肉计”的猜测还没有定论时，不久前，美国一份名为《洞察》的杂志，又提出了让人更为震惊的说法：珍珠港事件是苏联人一手“制造”的！那么，美日之间的战争，怎么又和苏联扯上了关系呢？该杂志认为，由于当时苏联担心日本从东线发动进攻，使自己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于是启用早已安插好的庞大间谍网（据说苏联在美国政府内至少安插了329名间谍），操纵美国和日本提前开战，珍珠港事件因此爆发。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该杂志首次披露了众多秘密。
就在几年前，美国著名的苏联情报专家赫伯特·罗梅斯汀推出了他的新著《维诺纳的秘密》，这本书是罗梅斯汀与美国国会前调查员、资深记者埃里克·布伦迪尔合著的。该书向人们宣示了一大秘密：为了掌握日本的军事动向，苏联在日本培植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确保苏联不受到日本的进攻；相反，日本主动向美国发动进攻，那是苏联求之不得的事。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苏联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了一名高级特工，正是这名特工为日本空袭珍珠港做好了铺垫工作，这名特工就是指导美国“新政”的经济学家、罗斯福总统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之一：亨利·迪克斯特·怀特。最新的证据表明，身为苏联间谍的怀特曾从苏联高层那里得到指令，负责向罗斯福提出大量针对日本的政策性建议，从而成为美国与日本开战的关键因素。
直到1946年，美国情报部门才开始察觉怀特的间谍身份。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便向总统杜鲁门写信，认为怀特是一名不可小视的苏联间谍。1948年，美国众院也曾就怀特是不是间谍的问题举行过听证会，但不久怀特就去世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又过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解密了一批文件，其中包括截获的苏联政府的大量秘密电文，结果人们惊讶地发现，怀特的名字就多次出现在这些秘密电文中，这才使怀特的间谍身份最终被确认。经过对解密文件的研究，学者们终于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怀特一直在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而苏联同意为怀特上私立学校的女儿支付学费，并给他一家送过贵重礼物。
不久，又一位美国前情报官向外界透露：怀特敦促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是苏联一份秘密计划“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当时日本正向西太平洋诸国发动进攻，因此苏联担心日本可能会从远东地区向自己发动进攻。众所周知，在1941年前后，日本国内正为“北上”还是“南进”而犹豫不决，高层内部为此而争论不休。所谓“北上”，就是从远东进攻苏联，沿西伯利亚一路西进，最终与德国军队汇合；所谓“南进”，就是占领整个西太平洋，控制印度支那、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然后经印度、伊朗、中东与德国会师。曾经有一段时间，日本内部主张“北上”的势力一度占据了优势，从而使苏联感到非常紧张。1995年，维塔利夫·帕夫洛夫在一篇情报杂志上发表文章，他承认自己曾在1941年交给怀特一张便条，上面列出了苏联的外交政策要点，敦促怀特向美国政府“推销”这些政策，其中就包括美国应敦促日本立即全部从中国撤军。在怀特的努力下，国务卿果真曾给日本政府高层打电话，敦促其从中国撤军。然而具体到外交交涉中，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这种要求，不但不会得到同意，反而会进一步激化两国之间的矛盾，招致日本人的嫉恨，果然，不久日本人就偷袭了珍珠港。
罗斯福于珍珠港事件翌日宣布对日作战。
研究者认为，虽然不能肯定这些苏联间谍一定影响到了罗斯福的决策，但他们把罗斯福以及其他高官的想法传给了苏联却是事实。至于如果美国不强烈敦促日本从中国撤军，美国和日本是否真的可以避免战争，他们认为，至少美国会有一段宝贵的备战时间，珍珠港事件中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人。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将军在国会听证时也承认，如果当初不是珍珠港遭到空袭，美军可能会等到1942年1月1日才对日宣战。
另一方面，苏联也加紧了在日本的此类努力。在数年的时间里，苏联在日本建立了一个间谍网，随时了解日本的动向，其领导人就是装扮成纳粹德国记者的理查德·索奇。据有关档案记载，早在1941年9月，索奇向苏联高层汇报，日本正准备进攻美国，而不会进攻苏联。苏联高层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并决定将部署在远东地区的40个陆军师迅速调到斯大林格勒，与德军决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同时，苏联从来没有把掌握的“日本准备进攻美国”的情报透露给美国。不管怎么说，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对于苏联而言，的确是一大“幸事”，随着美国的正式参战，来自日本的威胁总算真正消除了。
斯大林之子在纳粹集中营中死亡之谜
令苏联人万分意外的是，1941年6月22日，20个月以前还在与他们共享瓜分波兰的喜悦的昔日朋友希特勒，会在这一天下令向苏联全线发动战争突袭。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苏联全线溃败，主要的工业、农业区相继被德军占领。
更富戏剧性的事发生在战争开始20多天的时候。在苏联第14坦克师被击溃后，斯大林之子中尉军官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成了德军的俘虏。
随着德国多线作战，苏联逐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德军将领保卢斯失利被迫向苏军投降。希特勒传信给斯大林，希望苏方释放保卢斯将军，作为交换条件，德国方面愿意释放已关押了半年多的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苏军统帅斯大林没有因此动摇，他让中立国的红十字会转告希特勒：“我不喜欢用一名将军交换一名士兵。”这就是战争期间的价值观，由此苏联人民更加敬佩斯大林，为他毫不自私、一心为苏联人民着想深深感动。但这对于雅科夫无疑是当头一棒。
果然雅科夫得到这条消息后极其失望，他在饥饿的俘虏中间目睹了濒临死亡的人们那种绝望的神情，斯大林所说的“没有战俘只有叛徒”的话也使他无脸回到故土去。当听说斯大林不愿“用一名将军交换一名士兵”的消息后，雅科夫在精神上遭受重创。但是雅科夫却不知道，斯大林没有一刻不在为营救他而努力，他特别下令，责成有关方面进行过两次营救行动，但都以失败告终。
雅科夫被关押的集中营里还有许多英国军官。但是英俄两国的军人们关系并不是很好。他们互相指责对方与德军看守的关系，互相鄙视。雅科夫看到同盟军之间也是经常恶语相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而这时，已到1943年4月。有一天，一名看守将有关苏军在苏联境内的卡廷森林屠杀成千上万的波兰军民的报道拿给雅科夫看，雅科夫脑中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彻底崩溃，这次，他更加失望了。
终于他在同一名英国人发狠打了一架后，疯狂地向电网奔去。当时，哨兵朝扑向电网的雅科夫开了枪。但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雅科夫已经在电网上自杀了，因为最高统帅的儿子落于敌人之手的羞愧、永远也无法获救的绝望、斯大林屠杀波兰军民这一切让他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他成了众人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他途，只有自杀。但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雅科夫在集中营已经待了两年，而且在斯大林屠杀波兰军民的前后，曾和他的几位波兰难友两次策划过越狱。这一切又表明雅科夫直到死前从未放弃过生的努力。由于雅科夫死前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可能将永远成为一个谜。
集中营里骨瘦如柴的俘虏
希特勒生死之谜
1945年4月30日，战败的纳粹元首希特勒与情妇爱娃·布劳恩在柏林总理府的一间地下室中双双自杀身亡。然而就在纳粹帝国的最后一段日子，希特勒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曾经秘密策划了一个大胆的“格陵兰逃亡行动”。
一名参与当年逃亡计划的前德军研究人员向媒体披露了纳粹“格陵兰逃亡计划”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厄内斯特·科尼格曾是“二战”时期德国先进水上飞机的研究人员和驾驶员，他之所以对纳粹元首试图在“二战”末期通过水上飞机出逃格陵兰的计划了如指掌，是因为他曾亲自参与纳粹大型水上飞机的研究和制造。在一些英国朋友的劝说下，科尼格终于把这个本打算保留到自己死去的秘密大逃亡计划公之于众。
1945年4月初，科尼格接受命令，要求他们准备两架BV-222水上飞机，并做好长途飞行的准备，据说乘坐飞机的将是元首和其他30多名纳粹高官。随后，特拉沃明德市的港口码头源源不断地有大量雪地设备包括雪橇、帐篷和食品等都被送来。
事后，科尼格才知道这次帮助纳粹高官出逃的计划被称做“格陵兰行动”，包括希特勒以及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纳粹党卫军首脑希姆莱、德国海军总司令、希特勒的继承人卡尔·邓尼茨上将等纳粹高级官员都将乘坐飞机撤退到北极的格陵兰岛。
“格陵兰行动”计划出发点定在德国基尔市一港口，逃亡的纳粹高官将在那里乘水上飞机飞往丹麦格陵兰岛。但事情并不像事先想象的那么顺利，在“二战”的最后几周，柏林被苏军重重围困，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和副手马丁·波曼则在试图逃离柏林时死于非命。由于根本无法脱身，于是希特勒决定自己不参加“格陵兰逃亡行动”，留在柏林。
1945年4月22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宣称自己将随第三帝国一起而亡，德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他还告诉残余的纳粹高级官员各自逃生。不久，当希特勒自杀的消息传出后，最后一架已经装备好的BV-222水上飞机在特拉沃明德市被研究人员炸毁，至此逃亡计划彻底失败。
到了1945年5月4日，苏联侦察员在帝国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里发现了两具焦尸，推测为希特勒和爱娃。然而，斯大林并不认为希特勒已经死了，只是隐匿起来了。但是，多方证据显示，希特勒的确是消失了。
直至1956年，德国行政民事法庭的审判官们在听了48名证人的证词后认定：1889年出生的阿道夫·希特勒公民已不在人世。但是，在开庭的时候许多重要证人都没有出庭，很多极其重要的文件也没有举证，而当初给希特勒做过假牙的牙医和他的助手这两个极其关键的证人也都在事后翻了供，称并不能确定焦尸身上的假牙一定是希特勒的。
有关假牙的认定，在1945年时，苏联军官把希特勒的颅骨给牙医看，他说自己认得给希特勒做过的那几颗假牙。但是，到了1972年他却推翻了这个说法，说并不能肯定那一定就是希特勒的颅骨；他的助手也发表了同样的言论。两个关键证人的翻供彻底否定了先前的结论，因为当初苏联尸检专家鉴定的依据恰恰就是他俩的证言。
此外，希特勒开枪自尽时在沙发上留下的血迹经过鉴定证明并不是血，只是色泽相像的**。就连被认为是希特勒的那具焦尸上的血型也和希特勒本人的血型不符。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对太阳穴开枪前曾服毒，但在尸体鉴定时，并未发现服毒痕迹，焦尸的大脑内也未发现弹痕。
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根本不是自杀死在地下室，那具烧焦的尸体根本就是替身。
既然希特勒没有自杀，为什么爱娃却服毒了？看来是为了让这幕戏演得更逼真些。希特勒的副官京舍的证言说他曾下令让警卫离开通向希特勒套间的房舍。希特勒在隔壁换了装，改变了外貌，不该知道这一秘密的人，事先都已经被清理出地堡。
众所周知，4月30日午夜4万多人逃出帝国总理府防空洞，夹在人群中希特勒很容易就能混出去。那时候，柏林和德国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希特勒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消失在人流中。
希特勒警卫队成员凯尔瑙在事后供称，5月1日他见到过希特勒。此外，外国报刊战后也立即出现了有关希特勒撤到阿根廷（或巴拉圭、西班牙、爱尔兰）的报道，只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罢了。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证据出现在丹麦的北海海滨，一只密封的玻璃瓶里面装着一名德国潜艇水兵的信，信中说潜艇撞上了沉船，破了个大洞，部分艇员逃生，希特勒就在这艘潜艇上，但他在艇尾紧闭的舱内，无法脱身。这意味着希特勒并未自杀死在地下室，而是死在沉没的潜艇中。
如今，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发现的尸首也已无法重新鉴别了，因为1970年，在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命令下，那些尸体已经被挖出并彻底焚毁，骨灰随后抛入河中，焚毁的全过程保存着完整的记录。
希特勒死在地下室还是潜水艇？是和情人一起自杀还是逃亡途中遇难？也许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二战历史中有关希特勒末日这段记载远远没有画上句号。希特勒的生命结束得极其阴暗，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也许是一切独裁者应有的结局。
纳粹匿藏宝藏
1945年3月底，第三帝国危在旦夕，纳粹元首希特勒正在进行最后的挣扎，为了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他命令其副手马丁·鲍曼负责设计一个转移柏林庞大的黄金储备和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的方案。
马丁·鲍曼接到希特勒的指示后，经过周密部署，最终决定把这些财宝分批运送出来，一批运往色林吉亚丛林地区，另一批运往巴伐利亚南部。一方面，分批运送可以减少人们的注意，如被发现也可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南部的这两个地方相对比较安全，背靠阿尔卑斯山，完全可以在柏林失守后作为负隅顽抗的据点。
让马丁·鲍曼始料不及的是，巴顿将军的装甲部队行动神速，运宝队刚到色林吉亚，盟军就跟了进来。希特勒匆忙下达了一项“就地隐蔽和疏散”的指令，于是这批财宝被仓促地隐藏在色林吉亚南部马克斯村附近的凯塞罗盐矿中。
1945年4月，赫伯特·埃纳斯特少将率领隶属巴顿第3军团第7军的第90师装甲部队开到了色林吉亚，挖宝行动迅速展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550只装有22亿德国马克的布袋，然后又在离地面2000英尺的矿洞中找到一批艺术珍品和许多罕见的古代制服，就此拉开了寻找纳粹宝藏的序幕。
4月8日，他们又在一个150英尺长、75英尺宽的地窖里找到了大约7000只口袋，口袋里面装满了金锭和金币。除此之外还有大捆的纸币以及金银假牙、表匣、眼镜架、结婚戒指和一串串珍珠项链等。很明显这些都是从战败国以及集中营的被害者那儿劫掠来的，其中黄金约有250吨，艺术珍品400吨，几乎欧洲所有纸币币种在地窖中都能找到。
运往色林吉亚的这批德国财宝已经找到，那么另一批财宝又在巴伐利亚南部的何处呢？
美军的情报人员从德国间谍那儿得知，用飞机押运的珠宝埋在了得克森附近的山脚下，同时运送财宝的代号为“杜哈”的专列和5辆卡车在到达巴伐利亚时也被盟军顺利截获。然而是否还有其他的黄金被运走了呢？
据说4月13日一架满载珠宝的飞机在党卫军将军斯潘卫的押运下飞往德国南方，同时载着52亿德国马克和黄金的两列车也随之驶离柏林，其代号为“杜哈”和“鹰”。除此之外，还有5辆装满珠宝的大卡车也离开了柏林，据说其目的地是距慕尼黑西南50千米的柏莱森堡的一个矿井。
盟军马上开始着手寻找那批代号为“鹰”的专列所运走的黄金。不久在密顿华特村附近爱因西特尔山上的一个山洞里，盟军发现了一处数量为1吨左右的纳粹金库，被证实是“鹰”专列上运送的那批财物。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其数量为何如此之少。其他的大批财宝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三种可能：一是分批藏起来；二是被人在路上抢走一部分；三是有人已发现了一些并取走。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确认为第二种情况，即一大部分被别人抢走了。
失踪的黄金就此不知去向。多年来人们对它的下落发表了许多看法：
有人说，这批黄金很可能是德国人勾结美国军队，经过一番密谋后抢掠走的。他们甚至指出，这个集团在1945年6月7日从爱因西特尔山洞中搬走的金锭多达728块。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对这种说法提出批评，一再说这是无稽之谈。不管美国军方怎样为自己辩解，他们都无法抹杀曾组织过300多名人员专门调查此案的事实。而且爱因西特尔山洞的黄金失窃一事也被记载在美军第3军团的档案中，白纸黑字，无可否认，就连军队内部的一些官员也存有“不排除其中一部分落到非官方手里的可能性”的看法。
同时，另外一些人更执著地搜集着材料，从而较为详细地提供了这批黄金的下落：
1945年6月初，有两个自称为“德国平民”的神秘人物向第3军团驻密顿华特地区的指挥官麦肯齐少校透露了纳粹黄金藏匿的地点。麦肯齐听到这一消息，迅速与上尉博格开着一辆卡车前往藏匿地点。这两个“德国平民”所报告的事情属实，他们确实找到了黄金，并尽可能多地将这些黄金上搬车，途中，博格上尉将司机枪杀。两天后，有人发现他们分别化名尼尔和哈普曼躲藏在瑞士一个名叫维兹瑙的地方。也有人说，1946年5月博格又逃往南美，在那儿的一个大农场里过着神仙般的隐居生活。
黄金真是被麦肯齐与博格掠走的吗？由于没有更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一点，黄金失踪案恐怕仍然是美国陆军部卷宗上一宗无法破解的悬案。
戈林自杀之谜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戈林进行审判。法庭在对戈林的死刑判决书中说：“戈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划者之一，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人物，他集所有被告的罪恶活动于一身。” 在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造成了无尽的灾难；而这两次罪恶的大战都是由德国挑起的。在法西斯纳粹德国，紧紧追随希特勒并助纣为虐，成为嚣张一时的乱世枭雄，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
1946年10月15日夜，就在即将被处以绞刑的75分钟之前，戈林竟然神奇般地在严密看守的死牢中服毒自杀，逃避了正义的处决。
有关赫尔曼·戈林自杀的具体细节，已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或者已带到坟墓里无记载可查了。随着柏林资料中心有关戈林自杀时未公布的调查委员会的绝密报告、现场证人的证词、医疗报告、戈林自杀留言的原文等绝密档案的逐步公开，戈林自杀之谜再次浮现在人们视线之中。
戈林在整个关押期间一直把氰化钾胶囊放置于牢房是不可置信的。根据采访看守人和对监狱记录的检查，牢房和衣物是经常搜查的。约翰·韦斯特少尉在1946年10月14日，即戈林死的前一天，就搜查了戈林的牢房和他的私人物品。因此，装氰化钾的胶囊起先是随戈林的行李进入监狱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行李间是唯一没有被彻底搜查过的角落，并且调查人员在戈林自杀后也确实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了另一个氰化钾胶囊。
尽管监狱记录显示戈林并未请求去行李间取东西，但是他曾经送给惠利斯中尉一份礼物以及送给他的律师奥托·斯塔马尔的蓝色公文包恰恰证明他行李中的物品曾经不只一次地被取走，而取走这些物品的人不是像惠利斯这样握有行李间钥匙的监狱军官，就是戈林自己在未按来访要求登记的规定的情况下获准进入行李间而拿到自己行李中的物品的。
这种推测在本·E.斯韦林根写的《赫尔曼·戈林自杀之谜》一书中得到了肯定。该书是迄今为止对该问题最透彻的研究，这位作者的结论是，戈林曾提出条件让一位监狱工作人员——最大的可能性是惠利斯——为他从行李间取出物品或行李。在临死前的几个小时，戈林取出了隐藏的胶囊，做好了服毒的准备。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本人被获准进入行李间，而且批准其进入行李间的最有可能的人还是惠利斯。
戈林的妻子埃米·戈林在随后有关她丈夫是如何得到胶囊的言论，帮助不大，而且不能令人信服。她说1946年10月7日她最后一次探视戈林，那时候她曾问丈夫还有没有胶囊，戈林说没有。从那以后她便再也没有见过戈林，也没再跟他说过话。然而，戈林自杀后，她却立刻公开发言，“此事一定是一位美国朋友所为”。这其中难免让人怀疑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28年后，她又对德美起诉团的一位成员提起，当年确实是一位未留名的朋友把毒药递给了她丈夫。又过了不久，埃米·戈林的女儿埃达也出面表示有人曾经帮助过她父亲。到了1991年，更传出消息说戈林的侄子克劳斯·里格尔承认，是惠利斯中尉把毒药给了戈林。所有的言论都有可能是真的，但又全都无法证实。
戈林的女儿或戈林的侄子在戈林死时还不到10岁，因此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的表态没有多大的可信度。而那些戈林当年的并仍能活着讲述的狱友们——斯佩尔、弗里奇、弗鲁克——如果他们知情的话，为什么在他们后来撰写的纽伦堡经历的著述中却无一例外地略去了这部分具有轰动效应的，也是作为畅销书最重要的卖点的东西呢？
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戈林为什么在其自杀留言上注明日期为1946年10月14日，至今仍是个谜。这日期不可能是正确的。戈林若将这些吐露他打算自杀的留言保存在他身边达5天之久，未免太粗心大意了。在其中的两封信中，他提到他向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申诉被拒，而这一消息直到10月13日他才听说。显然，留言中的日期与自杀前几天内曾经发生的事情在时间上发生了矛盾。
近年来，对戈林自杀之谜又有了一连串新的解释：毒药是藏在他的陶土制的烟斗里的，在处决他那天夜里把它剖开，将毒药藏在肚脐里，还有一些更离奇的方法。显然，那个吞下了毒药的人，不仅把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而且身后还发表暧昧的错误消息。要找到不容争辩的事实真相的一切努力都将是白费工夫。
日本天皇裕仁在“二战”后未被处死之谜
众所周知，日本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大轴心国之一，而在“二战”的中国战场上日本军队更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那么为什么日本许多战犯被送上了国际军事法庭接受世界的审判，而作为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天皇没有对战争罪行负责？而在众多日本战犯被处决的同时，天皇又身处何处呢？这在“二战”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终战诏书》的播出向日本民众乃至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部分民众、一些受害国、国际仲裁机构乃至裕仁本人都认为天皇对战争应负起责任。日本国内一些进步群众团体的领袖以及部分深受战争创伤的同盟国呼吁：裕仁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家元首是发动战争的元凶，理应作为头号战犯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与惩罚；并再三提出应废除日本天皇制，改变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为清算法西斯余孽，重建世界和平与公正，战后在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维著作为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也认为：“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在国内或国外受到拘禁。”甚至裕仁本人也感到理亏，难以面对愤怒的世人，他觉得应理所当然地负起战争的所有责任。
于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便决定了裕仁天皇的命运，世界历史也添上了几许神秘的色彩。1945年9月27日上午9时，裕仁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亲自正式地晋见了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是盟军驻日本占领军的最高官员。在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见中，裕仁表现得体、态度坦然，勇敢地承认“对于日本政府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和军事行动……我是唯一的责任者”。也正因如此，裕仁天皇给麦克阿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若干年后这位上将回忆起裕仁时曾说：“在当时，我感到我面对着日本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有素养的人。”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裕仁否定日本注定统治世界的“大东亚”观点，维护世界和平，肃清国内黩武精神，另外否定天皇的神圣性，天皇由神回归为人。裕仁都一一照办。
在通盘考虑美国国家利益和盟军面临的形势后，麦克阿瑟在向总统杜鲁门的汇报中声称，“不能把日本裕仁天皇作为战犯逮捕”。因为基于长久以来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对日本民众的影响，保留天皇有利于帮助盟国占领控制日本。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并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以表决的形式作出了裁决：凡涉及到日本天皇的各类起诉，均不予受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及全球战略的考虑而给日本天皇的一块“免死牌”。
第二年4月3日，远东委员会决定对天皇不予起诉。
6月18日，远东审判首席检察官基南在华盛顿宣布对天皇不以战犯论处。
与华盛顿相呼应的远东审判日本辩护团一致通过决议：“不追究天皇及皇室。”
历史就这样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当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甲级战犯接受绞刑之时，战争中日本的最高领袖裕仁天皇却安然无恙，这是历史的错误还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