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后的德国领土面积为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100万，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德国统一之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是西欧、东欧集团（前苏联除外）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原联邦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477亿马克。民主德国在统一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8269.8亿民主德国马克。新德国的经济规模显然是更加扩大了，1988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日本的42.4%、美国的23.03%，然而到1994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日本的80%、美国的60.4%。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撒切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联邦制的欧洲时写道：“德国在这样的格局中很有可能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因为统一后的德国实在太大了、太强了。”
德国统一后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整合，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统一后出现的各种内部问题。同时，德国的邻邦对德国统一的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外交上还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善于捕捉时机的科尔，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不断谋取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扩大外交活动空间，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
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1991年前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乘机要求独立，美国及欧共体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均不赞成。然而，德国为了重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不顾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劝阻和美国、欧共体国家反对，于1991年12月23日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这样，在欧、美联盟内部出现了德国率先行动、欧共体其他国家紧跟其后、“盟主”美国也不得不跟在昔日的“小伙伴”后面先后承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的局面。这表明德国已经开始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显示统一后德国的地位和力量。
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德国自主外交的又一表现。德国要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就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此，德国与日本联手，德国外长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1936—）于1992年8月23日对《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记者说，“既然东京在争取席位，那么我们也要参与这一讨论”，“目前安理会的构成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再能反映世界形势”。为此，德国在1993年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6月底，科尔总理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7月，科尔和金克尔访问日本。金克尔声称，德国和日本将协调行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他对记者说：“日本人希望在安理会得到一个席位，这并不是秘密，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个。我们将相互支持。”尽管德国这一外交努力还没有成功，但表明德国在统一之后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
德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倾向，使美国也认识到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美德关系出现了从过去的“主从”关系到“领导伙伴”（partnerinleadership）关系的转变。1994年7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1946—）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并发表了战后以来对德国进行“最为全面的支持性讲话”。他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德美关系是战略领导伙伴关系。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次对德国的访问是这一转变的标志，美德之间的“主仆”关系宣告结束，开始建立起新的“领导伙伴”关系。1995年2月，科尔总理对美国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回访。在会谈中，克林顿听取和接受了科尔在对俄政策、波黑冲突及北约东扩等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并一再称赞科尔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美国没有比科尔更好的朋友了”。科尔这次访问在世人面前树立了德国是美国的“领导伙伴”的形象。德国反对美国在欧洲事务问题上指手画脚。在涉及德国内政外交问题上，德国更不愿美国颐指气使，也经常对美国说“不”。1997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要求德国政府不要不顾波黑难民的意愿，把他们一律遣返。德国立即对此作出了强烈反映，金克尔外长表示，美国无权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不需要别人的指教。当然，德国在一些问题上对美国说“不”，并不意味着德国政策趋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国不再一味盲目追随美国，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它们的政策和立场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德国还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在德国刚刚实现统一之初，就与苏联签订了《苏德睦邻伙伴合作条约》（Vertragüber engedeutsch-sowjetische Zusammenarbeit）。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成为其合法的继承者。德国不顾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率先给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科尔于1992年12月14日访问了莫斯科，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八项协议。协议规定：俄罗斯军队比原规定提前半年，即在1994年8月31日前从德国领土上撤走，为此，德国将追加5.5亿马克的援助，作为俄军人撤回国内建房的费用；德国同意俄国延长八年偿还原苏联欠原民主德国的176亿马克的债务；德国决定向前法西斯德国暴行的受害者提供10亿马克的赔偿。至1997年底，德国对原苏联地区提供的援助共约有1300亿马克。德国还大力支持叶利钦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科尔强调并极力说服美国要“尊重俄罗斯的情绪”。
红绿执政联盟成立后，德国外交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强。社民党向来主张德国应实行自主外交，相对于联盟党来说，对美国的顾忌性更少，如勃兰特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新东方政策”。绿党将和平作为其纲领的核心。施罗德、菲舍尔等红绿联盟领导人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没有之前总理们那种历史负罪感，这使得其谋求政治大国的欲望更加强烈。正如施罗德上台后，曾在1998年11月10日的政府声明中说：“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卑不亢，这正是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自信心，它面对历史、面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面对未来。”他多次强调“德国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但我们不应天天背着历史的包袱”。
施罗德时代德国自主外交主要体现在：其一，在武力“倒萨”问题上，施罗德政府明确对美国说“不”。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行为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反战风暴。在德国人看来，只靠军事打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的。更何况美国的行为还严重威胁了德国在中东的石油安全。因此，施罗德政府对美国联合出兵伊拉克的要求予以了坚决的拒绝。其二，施罗德政府继续重视发展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保持协调一致，甚至还考虑建立一个欧盟—俄罗斯能源共同体；其三，施罗德政府执政期间，德国还积极与日本、印度和巴西共同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也是德国争取世界政治大国的重大努力。
默克尔上台后，一方面虽然改变了施罗德时期的很多做法，但另一方面却也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开展自主的大国外交战略就是她所继承下来的政策之一。“这届德国政府与上届政府一样，在承担国际责任上都非常积极。”默克尔之所以要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除了受国家利益和总体战略的影响外，还和默克尔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的势力强大有关。在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占据了外长等八个重要职位。社民党人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1956—）是施罗德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默克尔总理在调整德国外交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社民党的意见。
不过，默克尔也同时在致力于修复因伊拉克等问题而受损的德美关系，“竭尽全力致力于发展紧密的、诚实的、坦率的和充满信任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默克尔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德美关系的改善。例如，2006年2月，德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明了自己在伊朗核问题上坚决支持美国的态度。
在积极谋求自主外交的同时，德国还试图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科尔政府在统一之后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愿意为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贡献，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与统一的德国地位及声望相适应的责任与任务，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这是统一后德国在自主外交政策上的一个新动向。
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科尔积极主张对南斯拉夫内战实行军事干预。尽管如此，由于德国法西斯曾占领过南斯拉夫这一历史原因，德国决定不派军队参加在南斯拉夫地区的任何维和行动。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科尔声称，德国士兵将参加保卫北约领土的行动，但不派德国士兵参加海湾战斗。科尔在1993年2月17日回答日本记者关于德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时说：我们是联合国成员，作为会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前，我们国家是分裂的，因此不能完全履行我们的国际责任，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今天不能躲避国际责任。
向境外派遣德国军队涉及要修改德国《基本法》。《基本法》明确规定联邦德国军队为防御而建立，对向境外派出联邦军队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没有派兵参加境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为使德国向境外派遣军队合法化，科尔极力主张修改《基本法》。然而，在是否修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问题上，德国国内各派势力，尤其是执政联盟和反对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科尔将此问题的争执搁置一边，通过宪法之外的途径使德国军队合法地走出国境。1993年4月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作出裁决，经过议会批准，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参加旨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行动，同样可以参加联合国组建的维持和平部队。至此，德国在不对《基本法》进行任何修改的情况下，通过符合法律的程序实现了与其他西方大国一样派军队到境外参与国际维和行动。
1993年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科尔提出的出兵索马里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于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队飞往索马里，以援助联合国重建索马里的行动。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1995年6月30日联邦议院以386票赞成、258票反对、1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科尔政府提出的派遣作战部队和卫生部队参加前南斯拉夫地区维和行动的议案。德国这次出兵带有着明显的军事性，与以往只是起辅助作用的情况大不相同。
红绿联合政府上台不久，就遭遇到了科索沃（Kosova）危机。虽然社民党和绿党都有着较为悠久的和平反战传统，但德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却力主派军队参加北约的军事行动。开战之后，德国则一面积极代表北约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一面积极寻求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最终平息争端。为了获得相关支持，施罗德还于5月12日访问中国。在科索沃危机中，施罗德政府不仅实现了二战后德国的首次参战，还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德国的政治大国形象。“可以肯定的是，新的联邦共和国也在军事力量方面恢复了‘正常状态’，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不再具有区别。”
2001年美国“9.11事件”爆发后，施罗德在第一时间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1946—）表示了同情，并与其他北约国家一起支持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不仅提供了3900名士兵参战，还派出了特种部队直接参与阿富汗前线的“持久自由”行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德国联邦国防军依然是北约组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主力之一。
默克尔上台后，沿袭了科尔和施罗德的做法，积极向海外派兵参与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的军事行动。2006年6月8日，默克尔在表彰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士时表示，为了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军将继续在世界上承担必要的军事义务。同年10月25日，德国公布新版《国防白皮书》，提出联邦国防军未来的任务将主要是预防国际冲突、解决国际危机及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默克尔在白皮书中明确表示，德军将在“国际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下继续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白皮书计划，将国防军根据海外任务的不同改组为2.5万人的北约反应部队、1.8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1000人左右的联合国常规维和部队。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出，在默克尔的海外派兵战略中，北约和欧盟分居第一、二位，而联合国只是第三位。
总之，两德自统一之后，德国已开始将过去只是一般性参加国际维和的行动，发展到从军事上参加北约的作战行动和介入联合国的维和军事行动，开始以军事方式表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并通过在国际上扩大其军事力量的影响，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彻底改变其“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二、统一后德国与欧洲一体化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欧洲无疑是这一格局中的重要一极。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增强欧洲在国际上的竞争实力，这对处于欧洲中心的德国自然是大有裨益的。德国统一后的政府在声明中指出，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是：继续从事欧洲的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和支持中欧和东欧的改革进程，在联合国认真负责地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科尔将继续把欧洲统一事业作为他的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科尔在德国统一后继续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把建立“欧洲大厦”（Europaische Gebude）作为德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科尔的目标是要努力谋求实现欧洲的政治联合，将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并设法在1994年夏初举行的下次欧洲议会选举前成立欧洲联盟，然后在欧洲实现统一的货币。为实现这个目标，科尔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方案：在1992年12月31日前成立一个拥有3.4亿人口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目标是建立一个无边界的欧洲；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欧洲，而是一个多样化的欧洲；要使欧洲议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要制定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实现欧洲的经济和货币联盟，要有一种稳定性不次于德国马克的欧洲货币，成立一家独立的欧洲银行。科尔指出：我们的核心目标现在和将来都是欧洲的政治联合，共同体必须向其他欧洲国家开放；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各国“返回欧洲”，要促使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共同体将成为自由的欧洲的结晶点，成为欧洲合众国的结晶点。科尔认为，统一的德国不想恢复昨天的欧洲；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不取消我们的民族特性的欧洲；在这样一个欧洲里，任何人都不反对别人，任何民族都不处于另一个民族的阴影之下，而是我们大家共同为和平的、自由的以及富裕的未来承担责任。
德法关系一直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力量。在德国统一之前，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更多的是依靠法国的政治影响，在重大问题上与法国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并由法国牵头予以实施，自己甘当“配角”。现在，为了推动欧共体向纵深发展，促进欧洲联合的进程，德国在继续保持“德法轴心”的同时，更多地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问题上的“主动性”和处于“主导地位”，不愿充当法国的“配角”。在德国统一前夕的9月18日，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的会晤，德法双方在会晤后发表声明指出，德法两国决心在今后继续“作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而起作用；双方表示，共同努力促使讨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首脑会议的成功。
为使欧共体成员国在欧洲政治联盟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减少分歧，科尔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多方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并根据德国和法国的建议，欧共体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12国政府首脑集会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于1991年12月11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Vertragüber die Europische Union/EUV），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简称《马约》）。1992年12月31日，迈向欧洲一体化重要一步的欧洲内部大市场正式成立。这个市场拥有12个成员国、3.45亿人口，在人员、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等四个方面实行自由往来，并取消了各成员国之间一切关税及贸易限制。
1993年1月1日，欧洲大市场正式启动，标志着《罗马条约》所确定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的最终实现。1992年12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批准了《马约》。当《马约》被丹麦公民投票否决后，科尔表示德国决不能使欧洲联合的火车停驶或减速，而要继续沿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前进。在科尔的努力下，《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正式诞生。欧盟是欧洲15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为统一欧洲货币，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管理局（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开始运作。1995年3月26日，与欧洲大市场协调一致的、取消边界检查、人员可自由往来的《申根协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正式生效。为实现欧洲经货联盟，德国总理科尔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1932—）共同联手，顶住各自国内的压力，严格按照《马约》的规定，坚决制定严厉的预算措施，并推动各成员国逐一达标，终于使欧洲统一货币的计划得以启动。1999年1月1日，欧洲统一货币“欧元”（Euro）正式问世，欧洲货币局转为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最后一任欧洲货币局局长、荷兰银行家威姆·杜森贝格（Wim Duisenberg，1935—2005）出任欧洲中央银行首任行长。至此，科尔所追求的欧洲统一的经济目标已开始实现。德国是欧洲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为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然而，欧洲一体化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统一货币的实现，也无疑为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由于《马约》的一些规定无法适应欧洲变化的形势，1997年10月2日，欧盟15个成员国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A msterdam）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A msterdam Treaty，简称《阿约》）。《阿约》是继《罗马条约》、《马约》之后的第三个欧洲一体化条约。1999年5月1日《阿约》正式生效。
施罗德政府执政后，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历届德国政府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施罗德所在的德国社民党向来支持欧洲走向联合。2001年，社民党汉堡代表大会强调，一体化和欧洲化是德国的“不二选择”。社民党的执政伙伴绿党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热心支持者。执政七年间，欧洲一体化的辉煌成果成为施罗德政府的最大亮点。
首先，施罗德政府一边巩固“法德轴心”，一边又强调英国在欧盟中的作用。战后几十年来，德法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稳定基石，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发动机”。1998年9月27日联邦大选结束伊始，施罗德就访问了法国。他向希拉克总统保证继续与法国密切合作，维护德法在欧洲联合中的“轴心”作用，确认这个“轴心”对欧洲发展是“无可替代的”。施罗德时代“德法轴心”对欧盟的发展、尤其是在欧盟东扩和欧盟宪法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科尔不同的是，施罗德还十分重视发展与英国的关系，以便使英国尽快向欧洲货币一体化靠拢，并利用英国牵制法国。法德两国在欧盟农业政策、财政摊款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红绿联盟上台后，施罗德曾一度企图拉拢英国在欧盟中与法国进行周旋，以提高德国在欧盟中的地位。不过，由于后来英德在出兵伊拉克的问题上无法协调立场，施罗德很快就回到了法德合作的老路上来。
其次，在欧洲一体化中强调德国的利益，希望让德国在欧盟事务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欧盟财政预算、就业政策等领域，施罗德特别强调德国的国家利益，主导了欧盟一体化进程。1999年3月，施罗德作为轮值主席亲自主持了欧盟首脑会议，就欧盟《2000年议程》中的经费预算、摊派、支出等发生了激烈争论。为了使与会各国达成协议，德国作出了很大让步。不过，施罗德也维护了德国的利益，保证德国对欧盟的财政支出在2006年前不再升高。在2001年的纽伦堡代表大会决议中，德国社民党也提到施罗德及其领导的联邦政府承诺在欧洲议会的进程中保护德国的利益。同年，社民党在一份名为《对欧洲承担责任》的文件中指出，施罗德政府应加强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的领导地位。在德军参加南联盟空袭和马其顿维和等行动中，都可以看到施罗德扩大自己对欧盟领导权的意图。甚至有人说，施罗德政府已经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大脑和心脏”。
第三，积极推动欧盟扩容。在德国推动下，2004年5月1日，欧盟迎来了政治版图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东扩和南扩。马耳他等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在把土耳其纳入欧盟候选国问题上，施罗德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态度并发挥了主要作用。
最后，在促进欧盟成员国内部一体化方面，施罗德政府也成绩斐然。施罗德政府不仅通过积极完善欧洲央行体系和强化欧盟内部市场建设等措施加快欧盟内部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还决定进一步明确欧盟首脑会议和部长理事会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职能，谋求欧盟安全与外交事务的一体化。在德国的推动下，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决定建立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欧盟的危机处理能力。“欧盟只有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有自己的行动能力，才能承担起维护和平的重任。”
施罗德政府甚至还要求将制定欧盟宪法，使欧盟进一步向欧洲合众国发展。2000年5月12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洪堡大学发表《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的长篇演讲，提出建立欧洲联邦、欧洲中央政府及制定一部欧洲宪法等设想。次年11月，施罗德发出了欧盟宪法改革的倡议。在施罗德政府的积极努力下，2002年2月欧盟成立了以制宪为职责的筹备委员会。2004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以绝对票数通过了《欧洲宪法条约》。虽然2005年荷兰共和国全民公决否决了该条约，但施罗德政府仍旧积极推动各国批准该条约。
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有沿袭其前任的一面，和历届联邦总理一样，上任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法国，其用意就是要继续保持法德轴心关系。此外，在2005年11月30日发表的“施政声明”中，她不仅专门将“欧洲政策”从德国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地位，还继续将维护德国在欧盟的利益和推动欧洲一体化作为其“欧洲政策”的核心。在声明中，默克尔一方面明确表示，德国解决欧盟财政危机时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能接受过分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她又宣称德国新政府将致力于解决欧盟财政危机、农业补贴等实际问题，并将继续谋求欧洲“宪法”草案的修改和通过。
但与此同时，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又与施罗德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默克尔试图修复因伊拉克战争而一度疏远的德英关系。她访问英国时表示，新政府“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极端重要，但不光是法国，还有英国”。德国的拉拢是英国能在欧盟财政危机谈判中作出妥协的原因之一。其次，默克尔更加注重将德国利益与欧洲普遍利益相结合，照顾欧盟中小国利益。如重视发展与波兰的关系，避免给欧盟伙伴造成法德轴心统治欧盟的印象。默克尔在出访法国后不久就出访波兰，以消除中东欧国家对法德轴心和俄德亲密关系的顾虑。在欧盟的财政危机中，默克尔又强调新的预算案不应损害中小国家的利益。默克尔也因此在预算案通过后赢得了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好评，甚至被称赞为欧洲新领袖。第三，在深化欧洲一体化时，默克尔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手段。默克尔深知，由“欧洲宪法条约”搁浅而造成的欧盟宪法危机绝非短期内单靠德国自己能解决的。为了因避免操之过急而引起英、法、波兰等国民众的反感情绪，默克尔希望先发展欧洲的自我认知意识，寻求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通过一个新的、各方可以接受的“基础条约”替代原先的“宪法条约”，以曲线迂回的方式推动欧盟宪政之路。德国还表示，将在2007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推动欧洲宪法的发展。
三、统一后德国的亚洲及对华政策
（一）新亚洲政策
扩大在亚洲、非洲的影响，与盟国展开以经济和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并力图在多极化的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是德国在统一后外交上的又一个新动向。科尔曾说过，在政治领域同亚洲的合作早已是德国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亚洲国家由于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方面，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具有全球意义”。从经济因素上考虑，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少有的活力，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潜在的大市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为了显示德国的大国地位和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德国认为必须“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参加与美国、日本之间的竞争，改变德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动中落后于美日的被动局面。为此，科尔及30位德国公司的巨头在德国统一后的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五国进行了访问，同这些国家分别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贸合作协定。科尔对日本的访问则更具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因为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所处的国际环境相似，而且都在外交上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科尔对亚洲五国的访问，密切了德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德国在亚洲的影响。这次亚洲五国之行，极大地开阔了科尔的视野，并第一次设计出了他的“亚洲新观念”（Das Neue Asienkonzept）。
五国之行之后，应科尔的要求，由德国外交部组织成立了有六个部和总理府参加的专门工作班子，研究制定了德国的“亚洲政策新方案”。1993年9月22日，德国内阁正式通过了这一方案。9月26日，科尔发表文章全面阐述了德国的“新亚洲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重点增加德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把科技合作作为与亚洲合作的关键领域；在环保方面与亚洲合作；加强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对话；加强与亚洲各国在文化方面的合作。不难看出，德国的“新亚洲政策”是将其对外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置于优先地位。随后，德国政府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将外交、外经和援外三管齐下，促进德国企业进入亚洲。1996年，德国对亚洲又开展了新一轮外交攻势。从这一年的10月中旬开始，德国政要纷纷打点行装，奔赴亚洲。先是国防部长打头阵访问了印度，随后是副总理兼外长访问中国和蒙古，紧跟着科尔总理正式访问印尼、菲律宾和日本；11月18日—30日，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1934—）总统对中国和尼泊尔进行了访问。
科尔下台后，德国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对科尔的“新亚洲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即在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时更加强调西方的民主、人权价值观。
2002年6月25日，德国外交部出台了第二份《亚洲政策》，强调要以安全合作为重点，加强与亚洲国家合作与对话，开展预防性外交、建立新的安全结构、保障德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大德国在亚洲的市场，推广人权、民主和法制、增加发展援助。2005年默克尔大联合政府上台后，德国多次向亚洲敏感地区出口武器，预示了德国政府“亚洲战略”的新变化。2007年10月，默克尔制定了以“价值外交”为核心理念的第三个亚洲政策。在联盟党10月23日通过的名为“亚洲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挑战和机遇”的决议文件中称，“德国和欧洲在能源、外贸等领域正面临中国的竞争”，中国与苏丹、缅甸、委内瑞拉等国发展关系，“不仅与欧洲的利益相冲突，也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建议“德国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10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上公布了这一决议，并声称“许多年以来，我们只是太注重中国。我相信，作为欧洲人，我们在其他国家如印度那里也有机会，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并迅速扮演角色”。
以对印政策为例。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价值观的相近使印度和德国在政治和防务合作方面显得格外突出。2004年6月，印度与德国等西方国家空军举行了联合军演。同年10月6日，施罗德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辛格表示，两国的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并具有远大的合作前景。在2005年8月美印签署民用核协议后，默克尔政府也与印度签署了一个类似协议。2006年4月23日，印度总理访问德国，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德国和印度将深化构建在两国2000年签署的《21世纪印度—德国伙伴关系议程》基础上的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之上的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9月，两国正式达成国防合作协议，结束了十多年以来对印度的军事禁售局面。2007年10月底，默克尔抵达印度访问，鼓吹德国的亚洲新政策，阻止中国崛起“造成区域不安”。德国《商报》事后评论，印度不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接近，而且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是德国在亚洲首选的战略伙伴。
（二）对华政策
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德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93年11月，科尔第二次亚洲之行时访问了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科尔率领的代表团达180人之多，其中包括4名部长和40多位企业界经理。在访问中，德中双方在钢铁、交通运输、能源、化工、机械、电子、电信和环保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和意向书，合同金额达16.5亿美元，意向金额也有11.5亿美元。这是科尔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1995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高级代表团第四次访问中国，随同的有45位在德国有影响的企业家，以及一批官员和记者。科尔在这次访问中表示，除了加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外，还扩大了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接触，双方共签署四个政府协定、总金额21亿马克的12项工商企业合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应邀访问德国。1995年7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受到了德国政要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德中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德增设总领事馆协议》和《中、德财政合作协定》，又签订了42亿马克的12项有关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协议、合同及意向书。1996年2月初，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访问德国，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发展中国基础设施及高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合作；德国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欧盟范围内致力于取消对中国进口的限制。这些访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红绿联盟和大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德国亚洲政策作了调整，施罗德、默克尔等德国领导人曾多次就人权等问题批评中国，给新世纪中德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科尔政府承认中国儒家思想的特殊性，虽然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时提出批评意见，但主张采取“批评与对话”的态度。施罗德政府外长、笃信人权价值观的绿党领导人费舍尔在上任后却明确表示，要加强德国在世界上的人权外交。此后，德国对我国在人权问题上指手划脚，使这一问题再度成为阻碍中德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再加上当时双方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如北约东扩、科索沃等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歧，科尔时代以来的中德交往活跃状态出现了停滞的趋势。
向来亲美的默克尔政府为了与布什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在很多问题上也对中国表示出消极或者反对态度。默克尔在2006年5月访华时就明确表示“德国未来不会再单独提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并提出“解禁”要取决于中国人权状况和台湾政策是否符合西方的要求。此外，为了在中德贸易中获取更加有利的地位，默克尔政府还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07年9月，默克尔又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以官方身份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作为此次事件的回击，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1947—）原定于2007年12月访问北京的计划。德国《经济周刊》对此评论说，“德国希望中国政府短暂生气后会恢复正常的期望落空了”，这对德国经济界是一大打击。为了民主和人权的政策，德国经济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金融时报》也说，“中国取消财长访华点燃联盟内部对默克尔中国政策的争吵”。
当然，施罗德和默克尔对华强硬政策的推出，虽然在短期内会给中德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未来中德关系稳定的大局。中德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德外交的基调不会改变。在经历了短暂的对华强硬之后，红绿联盟政府很快就开始修复受损的中德关系。2004年，中德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了“具有全球责任的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决定搁置人权争议，注重政治对话，促进中德经济往来。中德经贸关系在科尔下台后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2年德国向东亚出口总额为516亿欧元，比2001年增长了3.4%。其中，德国向中国的出口额为145亿欧元，比2001年增长19.6%。中国已成为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2003年，德国企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额超过110亿欧元。2004年，德中双边贸易额达到535亿欧元。
默克尔政府也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它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输给英法等国。为弥补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默克尔在2008年1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愿下大力气恢复发展德中关系。事实上，默克尔每次到访中国都会有一个大型的经济代表团随行，成员大多是德国经济界的代表，其目的无外乎搭外交的顺风车签订更多的经济合作协议。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762.7亿欧元，比2005年增长24.69%。其中，德对华出口275.2亿欧元，同比增长29.32%，占德出口总额的3.1%；德国从中国进口487.5亿欧元，同比增长22.21%，占德进口总额的6.66%。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汽车、印刷设备、电气部件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设备、电器、服装、玩具等。从投资规模看，德国对华投资逐年增加。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5338个，合同资金额251.16亿美元，德方实际投入134.1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