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表现主义作家也创作喜剧。如斯台恩海姆出版了“资产阶级的英雄生活的喜剧”第四部《化石》（1923年发表，1925年出书） ；哈萨克勒费尔（Walter Hasenclever，1890—1940）继第一部喜剧《还算不错的老爷》（1926）后，又写了另一部喜剧《在天堂缔结的婚姻》（1928）。
与戏剧创作繁荣伴随而来的是戏剧舞台的革命。对表现主义剧场艺术做出贡献的导演主要有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1873—1943）、耶斯纳（Leopold Jessner，1878—1945）等。他们不仅主持上演针砭时弊的时代剧，还将许多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剧目搬上舞台。他们还尝试运用灯光、采用群众场面等非传统手段，力图缩短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二十年代出现于德国的政治剧、叙事剧，是对20世纪西方戏剧的重大革新，其代表人物是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1893—1966）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特别是布莱希特在戏剧理论方面，摆脱了以亚里士多德美学为基础的传统戏剧，系统建立了叙事性戏剧，即“叙事剧”理论。
共和国时期产生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作曲家。如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普菲茨纳（Hans Erich Pfitzner，1869—1949）、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和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等。施特劳斯担任过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创作具有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音乐风格，尤以配器效果丰富、乐队规模宏大著称。早期以交响诗创作为主，1900年后转向歌剧，不少作品至今仍被上演。其乐风和技法标志着19世纪末叶晚期浪漫主义向20世纪“新音乐”的过渡。欣德米特的作品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的音乐风格，创作了各类乐器组合的重奏音乐，奏鸣曲均属这一风格。勋伯格是奥裔作曲家，早期作品基本上属晚期浪漫派风格，后来探索一种新的无调性的音乐风格。他的无调性音乐和十二音音乐对20世纪现代音乐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表现主义也体现在绘画中。1905年，桥社成立于德累斯顿。其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包括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1880—1938）、黑克尔（Erich Heckel，1883—1970）、施密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1884—1976）、米勒（Otto Müller，1874—1930）、佩希施泰因（Max Pechstein，1881—1955）等。1911年，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慕尼黑成立青骑士社。表现主义画家反抗传统美学标准和艺术表现形式，要求艺术革新。他们强调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的重要性，反对机械模仿客观现实，擅长色彩、线条、形状的运用，以表现“精神的美”和“传达内在的信息”。表现主义艺术在相对稳定时期发生嬗变。1923年，艺术史家哈特劳布（Gustav Friedrich Hartlaub，1884—1963）在一次画展的邀请函中，第一次用“新客观主义”称呼表现主义后忠实于“可以摸得着的现实”绘画。该时期著名艺术家还有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1867—1945）。她是女版画家、雕塑家，主要创作描绘反战与反饥饿主题，例如木刻组画《战争》、石版画《面包》和木刻组画《无产者》以及《磨镰刀》等。
这一时期，德国在现代实用建筑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一改过去追求装饰繁缛豪华的建筑传统，出现了简单化、实用化的趋势。1919年，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接任美术学校校长，将之同魏玛美术学院合并，组建国立包豪斯学校（通称“包豪斯”）。包豪斯提倡客观对待现实世界，在创作中强调以认识活动为主，批判复古主义。它认为现代建筑包罗万象，应该把各种不同的技艺吸收进来，成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它强调建筑师、艺术家、画家必须面向工艺。1925年，包豪斯由于在学术见解上同当地名流发生分歧，迁至德绍，改名为“造型设计学院”。1932年它又迁往柏林，不久停办，教师大多流往国外，包豪斯的学术观点和教育观点随之传播至世界各国大学。共和国时期著名建筑学家还有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1880—1938）、马科斯·陶特（Max Taut，1884—1967）、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1887—1953）、迈尔（Ernst May，1886—1970）、夏龙（Hans Scharoun，1893—1972）、瓦格纳（Martin Wagner，1885—1957）等。
（四）大众文化的繁荣
魏玛共和国时期，大众文化出现了繁荣。德国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城市职员队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一种“职员文化”。20世纪新崛起的大众媒体，如电影、照相、收音机、留声机等，改变了文化传播载体和形式，催生了跨越文化、经济领域”文化工业“的勃兴。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对德国大众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德国大众文化的中心是柏林。1929年柏林拥有430万人口，位居伦敦和纽约之后，是世界第三大城市。柏林有数量最多的报纸，还拥有巨大的出版机构、剧院、音乐厅和政治“卡巴莱”。在通讯方面，有世界上最快的地铁和最稠密繁忙的电话线。柏林是欧洲文化之都，二十年代是“柏林的10年”。一战后，柏林成为欧洲娱乐之城。各式各样的舞蹈风靡一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查尔斯顿舞；柏林在“轻快艺术”、卡巴莱、滑稽剧、电影、流行音乐等方面超过巴黎，成为各种形式艺术表演的大舞台，“阳台”、“阶梯”等大歌剧院夜夜歌舞升平，场场座无虚席。凡是新的东西都能在柏林找到生产之地。
在诸多大众媒体中，报纸无疑处于首位。1928年一共有3356种报纸，其中仅柏林一地就拥有147种。1932年，德国报纸上升到4703种，总发行量为1860万份。大多数报纸发行量不大，只有26种报纸发行量超过10万份。1930年4月，由乌尔斯坦因出版的《柏林早邮报》日发行量超过40万份（星期日为62.3万份），位居第一。其他知名报纸如《福斯报》《德意志汇报》日发行量不到10万份。1914年前，柏林的莫斯、乌尔斯坦因、谢尔出版社位列出版界前列。1918年后，与莫斯、乌尔斯坦因对新政权抱有好感形成对比，谢尔出版社逐步沦为反共和的堡垒。通货膨胀以后，德国出版业发生新的变化，传统报纸扩大发行量；像《柏林日报午间版》之类的小报愈来愈流行；许多新杂志出现，如罗沃特出版的《文学世界》和乌尔斯坦因出版的《绿色邮车》和《珊瑚》。《绿色邮车》逢周末出版，1931年7月在城乡的发行量达到125万份。《珊瑚》刊载来自于世界各地印刷精美的图片，为传播自然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二十年代末期，插图杂志每周的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
1918年后电影成为有影响的大众媒体。1911年德国只有11家电影公司，到1922年达到360家。一战前电影院2000家，1918年上升约2300家，座位80万个；1930年超过5000家，座位达到200万个；据估计，20年代中期，每天看电影的人数达200万。1928年就卖出3.53亿张票；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年到电影院约9次。尽管如此，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德国生产的电影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
德国电影工业始于1917年建立的“环球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乌法UFA）。乌法招聘了当时著名的电影导演卢贝奇（Ernst Lubitsch，1892—1947）、帕布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1885—1967）。1919—1924年间，德国生产了不少高水平的电影。除了场面恢弘的历史片、**片外，德国以充满想象的表现主义电影著称。维尼（Robert Wiene，1873—1938）导演的《卡利卡利大夫的小屋》反映出一个充满恐惧、是非颠倒的非现实世界，是表现主义电影的杰作。其他著名的表现主义电影还包括朗（Fritz Lang，1890—1976）的《马布泽大夫，赌徒》（1922）、穆尔瑙（Friedrich Wilhelmmurnau，1888—1931）的《诺斯费拉杜，恐怖交响曲》（1922）。
恶性通货膨胀平息后，以美国电影为代表的外国影片**，德国电影厂家纷纷倒闭，1927年“乌法”为胡根贝格的康采恩接管。20年代后半期，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的喜剧在德国走红，1926年《淘金记》在德国风行一时；苏联电影在德国也颇受欢迎，1926年爱森斯坦（Sergey Eisenstein，1898—1948）的《战舰波将金号》在德国上映。德国这一时期的艺术电影中“新客观主义”占了上风。帕布斯特导演的《没有欢乐的小巷》（1925）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为例描述了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在鲁特曼（Walter Ruttmann，1887—1941）的电影《柏林——一个大城市的交响曲》（1927）中，居主体地位的是小孩、老年人、工人和家庭妇女。
20年代后期有声电影的出现，给处于危机中的电影工业注入新鲜血液。1930年4月1日德国第一部由斯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1894—1969）导演，强宁斯（Emil Jannings，1884—1950）、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主演的有声电影《蓝天使》上演。之后又有一批批判社会的有声电影问世。据统计，1929年德国生产的183部故事片中，有声电影仅8部；到1932年，所产的127部电影全为有声电影。随着有声电影制作成本的上升，到1932—1933年，德国电影业已集中到三家大的康采恩：乌法、托比斯、特拉。
收音机是魏玛时代听觉革命的最重要成就。1920年，政府对收音机广告颁发许可证，1923年，政府为建立广播发射台和生产收音机开了绿灯。1923年10月29日，德国娱乐电台在柏林的福克斯豪斯首播。1926年，国家无线电广播公司建立。收音机用户不断增加。1923年10月，200多名听众收听了公共娱乐电台的首播。1924年4月1日，听众人数约为1万人，1931年4月1日为37万人。尽管经历了经济大危机，但到1932年3月，听众人数达到400万，位居英国之后，居欧洲第二位。1932年4月1日，大约每4个家庭就拥有1台收音机，在城市，这个比例上升2∶1。
大众娱乐方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在戏剧方面，除了大众剧外，卡巴莱说唱艺术、轻歌剧和时事讽刺剧盛行一时。卡巴莱既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说唱艺术形式，又指代表演这种艺术的场所，一般是啤酒馆或者综艺小剧场。1919—1920年冬，由图霍尔斯基和梅林（Walter Mehring，1896—1981）作词、霍兰德（Friedrich Hollaender，1896—1976）和海曼（Werner Richard Heymann，1896—1961）作曲的卡巴莱《声与烟》首演成功；柏林、慕尼黑等大城市都有很多卡巴莱酒馆，图霍尔斯基、魏纳特（Erich Weinert，1890—1953）等诗人经常在卡巴莱吟唱自己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卡巴莱诗人林格尔纳茨（Joachim Ringelnatz，1883—1934）是著名的新客观主义作家，也是“实用诗”的代表作家之一。轻歌剧常以浪漫和多愁善感的情节为特征，并伴有歌曲、管弦乐和舞蹈。德国拥有约翰·施特劳斯等杰出轻歌剧作曲家。1927—1929年，勒哈尔（Franz Lehár，1870—1948）的轻歌剧《察列维奇》（1927）、《弗里德里希》（1928）、《微笑之国》（1929）在柏林上演；1930年是贝纳茨基（Ralph Benatzky，1884—1957）的《小白马饭店》之年；1931年，亚伯拉罕（Paul Abraham，1892—1960）的《哈瓦伊的花》初演。时事讽刺剧以时代问题为题材，将歌唱、舞蹈、音乐、滑稽短剧和独角戏等非叙事性表演融为一体，将戏剧或歌剧滑稽化，讽刺当时的人或事，揭露流行的丑闻。莱因哈特、利耶斯纳和皮斯卡托都执导过时事讽刺剧。此外，恩格尔（Erich Engel，1891—1966）、费林（Jürgen Fehling，1885—1968）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时事讽刺剧导演。恩格尔是德国舞台上布莱希特戏剧的一位著名诠释者，1928年他执导的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在柏林首演，取得巨大成功。20年代中期，时事讽刺剧成为柏林最流行的现场娱乐形式，1926—1927年间，柏林提供了不下九场时事讽刺剧，观众达1.1万人。
20年代被称为爵士音乐的黄金时代。1925—1926年美国爵士管弦乐队在德国巡回表演，使爵士乐迅速传遍德国。黑人女歌星、舞蹈家贝克尔（Josephine Baker，1906—1975）迅速征服柏林夜生活。在德国掀起了跳舞狂潮，各种舞姿竞相媲美：美舞（**舞）、查尔斯顿舞、狐步舞、探戈舞等风靡一时。1926年查尔斯顿舞成为德国最流行的舞蹈。
2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崇拜体育明星的时代。布莱希特曾打算撰写著名拳击家萨姆森克尔讷（Paul Samson-Koerner，1887—1942）的剧本；施梅林（Max Schmeling，1905—2005）于193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拳击重量级世界冠军的德国人。他们都成为民族英雄。战前只推广足球、自行车、体操等的“工人体操和运动协会”（ATB），1918年后引进了网球、冰球、帆船和国际象棋等。周末乡村散步愈来愈流行；随着野营地和青年旅馆的增加，长途远足和旅行也成为可能。星期日上百万人涌往足球场。每周有6天可以看到比赛。柏林有冠军杯田径赛、汽车赛等，最出名的是柏林6日自行车赛。
共和国时期出现了新的大众消费模式。愈来愈多的人尝试赊销，消费上严格的阶级差别开始瓦解。“富裕起来的个人今天感到他们差不多就是下层中产阶级……节俭的观点已松弛。人们……希望享受生活”。1932年每1000人中有66人拥有收音机、52人拥有电话机、8人拥有小汽车。每周40小时工作制、协议假期等新的工作和休闲方式开始出现。俱乐部和各种协会如雨后春笋、“郊外花园运动”不断推广。
大众文化也影响到德国人的时尚、风俗习惯、审美观等。女性戴上装饰繁缛的花帽参加化妆舞会，紧身胸衣渐渐消失，裙子愈来愈短。妇女时兴着短下摆的衣服、女子梳带流苏刘海的发型。20年代时髦女子（Flapper Style）的形象颇为流行。拥有一份独立的工作、自主自立的“新女性”颇引人关注。
在德国，存在两种潮流，一种是**式的新女性，一种是甘泪卿（Gretchen，《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式的传统女性。人们围绕两性问题、婚姻、家庭、优生、优育进行广泛的性启蒙教育。性观念日益开放，性道德趋于松弛。一位德国青年甚至表示：“柏林超过了巴黎。道德风尚更先进了。那些不属于同性恋改扮成异性的男人或女人，或者不属于清教徒集团和通常不为色所动的人，都在以明显或美妙的方式谈情说爱。女人们别的都不要，只要娱乐、进行体育活动就可以委身……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无法长时间考虑爱情问题。”
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对传统的文化和艺术提出了挑战。20年代，德国艺术家面临着如何调整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关系的重大问题。1929年德布林疾呼：作家要面向广大的读者群，哪怕适当降低文学的总体水平。不少艺术家开始重新思考艺术的形式和作用。新客观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回应。大众文化的繁荣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与技术、合理化结合起来，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集中化、同一化，出现了艺术品位降低、粗俗化、庸俗化的倾向。文化的艺术质量与其市场价值发生冲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下流、青年犯罪、两性关系问题等成为工业城市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严重问题。柏林在获得“欧洲最大的娱乐城市”同时，也获得了“最腐败城市”的称号。1928年出版家菲舍尔（Samuel Fischer，1859—1934）悲叹道：“书籍是今天日常生活最可有可无的东西。人们参加体育活动、跳舞，晚上听收音机、看电影……我们在战争中的失败，美国主义的浪潮已改变了我们的品味（口味）和对生活的态度。”
（五）教育方面的改革
共和国初期教育改革面临三个主要问题：实现教育公平；建立统一学校建制，重新制定培养师资规划；处理教会、国家和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德国原来的小学，除了巴登和黑森州外，绝大部分是教会学校。受国家委托，地方和区的学校监督权多半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大部分小学教师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对学校的监督，以不分教派的学校或非教会学校代替教会学校。各州对教育进行民主改革，社会民主党、教育学家和专家负责各级教育领导工作。尽管中央党反对学校非教会化，但未能阻止学校教育民主改革的进行。
《魏玛宪法》第146条规定：必须建立为全体人民而设的共同学校系统，作为中间学校和中等学校的基础；各校招收学生，应根据其能力和志向而定，不得因其父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的派别而有所歧视。虽然宪法第144条规定教育的权力归属于各州，但宪法第10条授权联邦政府确定整个共和国教育的基本原则。
1920年6月，在柏林国会大厦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又称“第一次德国教育工作者议会”）。就学校体制组织、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学校与教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建议在学校体制组织上，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实验；强调活动和工作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提出应设立专门师资训练机构，教师应具有与国家公务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主张学校与教会分离等。明确了在新的形势下应建立对年轻一代进行充分教育的新基础。这次会议在现代德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初等教育方面，根据《魏玛宪法》和1920年4月通过的《关于基础学校和撤销预备学校的法令》（Gesetz betreffend die Grundschulen und Aufhebung der Vorschulen）即《基础学校法》，废除了帝国时期所有附属于中学的贵族化预备学校，建立共同的四年制基础学校（Grundschule），作为国民教育制度的基础。
基础学校的建立为广大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提供了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机会。1910年所有10岁学生中只有8.9%升入中学一年级，1928年上升到17.6%；1913年德国大学生人数为7.5万人，1928年近11.2万人。
在中等教育方面，依然保留帝国时期建立的普通中学（Mittelschule）、文科中学（Gymnasium，高级中学）、文实中学（Realgymnasium）和实科中学（Oberrealschule）。从1922年起，在上述中等学校模式之外，开始创设9年制的德意志中学（Deutsche Oberschule，高级中学）。它与其他三类9年制中学一道被称为完全中学。德意志中学的课程以德语、历史、宗教（“青年运动科目”）和艺术作为教育的主课。普鲁士的12个省均建立了这种中学。
另外，还增设了6年制的上层文科中学（Aufbauschule）。它建立在国民学校第七年级之上，招收年龄超过中学入学年龄（10岁）但已读完高等国民学校三年级的成绩优异者，以便让他们经过6年的学习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再升入大学。这种独立的新型中等学校被称为非完全中学。大多设在小城市。它的课程内容具有德意志中学或实科中学的性质。
在高等教育方面，在科隆和汉堡创立了两所新型大学。各种类型的高等技术学校建立起来。曾长期担任教育部长的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强调：德国大学要成为讲授科学和研究学术的场所，实行大学自治。1920年正式发表的《关于民众高等学校和自由民众教育的指导原则》文件，明确提出开放高等教育，为民众提供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
尽管共和国力图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统一的学校制度，但由于学校由各州管理，加上共同的基础学校的设备和教学质量差，在图林根和巴伐利亚等一些地区重新开办了预备学校。另外，昂贵的中等学校学费，使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仅约占中等学校人数的1/3，绝大多数学生仍是富家子弟。共和国的教育结构依然带有双轨制的性质。
在师范教育方面，政府十分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关闭了建立在八年国民学校之上的教师讲习班和预备班。从1924年起，初等学校教师由师范学院培养。中等学校教师由四年制大学培养。担任中等学校教师须经学业考试合格才能获得见习教师资格，在见习与试教两年后，经专业考试合格担任助理教师，日后再经过正式任命才最终成为任期终身的中学教师。1931年仅普鲁士就开办师范学院15所。
在职业教育方面，《魏玛宪法》明确规定实行8年义务教育之后，还须接受义务职业教育，直到年满18岁。1920年6月，全国学校委员会（Reichsschulausschuss）将补习学校和进修学校统一改名为“职业学校”（Berufsschule）。共和国保留了帝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形式；取消学费，增设现代史、公民学、家庭卫生学、烹饪、缝纫等课程。1925年柏林市制定了“柏林职业学校的市条令”，开办职业学校43所，学生人数达5.3万。
魏玛时期正处于欧洲新教育运动发展的兴盛时期。许多教育家在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改革主张，形成了“改革教育学”运动。这一运动强调劳动教育、艺术教育，主张“从儿童出发”，反对学校强制性的教育手段。
共和国时期，德国新教育家利茨（Hermann Lietz，1868—1919）创建的“乡村教育之家”（Landerziehungsheime）成为颇有影响的运动。柏林不少学校每年将12—18岁的学生送到城市所设的乡村之家生活，为期3—4周。乡村教育之家将智力活动与体育活动、社会教育和艺术欣赏结合起来，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乡村教育之家运动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之一”。
学校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规定：每个班级的学生可选举两位“演讲者”，代表学生向教师和领导反映希望和要求。“演讲者委员会”聘请教师作顾问，并在教师和学生团体之间充当中间人。有些中学也实施了自治制度。学生成立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哲学、戏剧阅读和表演等兴趣学习小组。
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每个家庭选出成员，每50个学生产生一名代表，组成“家长委员会”，委员会每15天召开会议，教师可以咨询的名义参加会议，家长委员会对卫生、手工劳动、图书馆、出游等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课程与教材，也须在教师和家长委员会之间达成共识后决定。
德国大学中女生人数增长迅速；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不仅可以担任中学教师，而且也可以获得学校管理者和学校督学的职位。大学提倡合作与自治精神，注重培养思考力和创造力。国家对大学教育给予大力支持，保证大学教学和研究的自由。不仅战前受排挤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女性进入大学教师队伍，而且不同的学术流派也被介绍到大学课堂。不少著名学者都活跃在大学讲台和学术界。
根据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原则，共和国在德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教会对公共教育进行干预的权利，禁止教士管理学校。然而，由于围绕教育问题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斗争，宗教教育问题实际上依然没有解决，成为国会和州议会激烈争论的问题。
政府大力推进教育民主化，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对各级学校进行改革，使学校教育获得较快发展。据统计，1927年在全国6400万人口中，6岁以上不识字者仅占0.03%。20年代大学生基本上保持在12万左右，1930年夏已达13.2万人，其中女大学生为1.94万人。1929—1930年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2.0‰。
德国大学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地位，其组织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学术成就为世界一流。1901—1940年间，德国科学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占绝对优势，共计36人，占全部获奖者的1/4强，仅次于德国的英国为22人，美国为15人。
另一方面，德国不少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不理解学校改革，有些家长对改革抱不合作态度；德国右派报刊则大力反对学校改革的具体举措，使得政府复兴教育的许多努力未能如愿。
更严重的是，德国教育中仍然充满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德意志中学在办学方针和课程内容的设立上突出日耳曼主义和德意志化，几乎所有大学校长都是从保守分子中产生，有些校长本身就是明显的反动分子，多数大学机构拒绝议会民主制，大学中充斥的是赞成民族主义和反民主的知识分子流派。1914年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毫无断层地被保留下来：在所有大学，君主制崇拜和反犹主义依然居于统治地位。
1918年末到1920年，志愿军团在学生中大量招募成员，莱比锡、马尔堡（Marburg）、埃尔兰根等大学甚至决定关闭大门，以方便招募工作；在卡普暴动过程中，50余万名学生和大学教师卷入。1932年法国人格兰在柏林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学同学多数相当亲近纳粹党。多数大学最终接受了希特勒上台的现实。1935年亨利希·曼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在各大学里，人们很有可能为新制度（即纳粹政权）深感失望。但人们不可能抹煞，也不可能忘记一个事实，正是大学为这制度提供了最初的那批宣传者。”
魏玛文化诞生在德意志帝国晚期。共和国宽松的自由气氛、社会大变局中的动**的现实、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等，给魏玛文化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魏玛文化所代表的创新精神和人文价值理念再现和延伸了西方人文精神，对欧洲和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但它也留下了帝国文化的阴影，存在着诸多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