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当鲍尔内阁做出裁军决定后，国防军内部（尤其是受到影响最大的志愿军团）自然感到极度愤慨。柏林军区司令官吕特维兹拒不接受裁军命令，还四处联络极右翼势力，制定暴动方案。3月11日，他当面向艾伯特和诺斯克提出“立即选举国会、全民选举总统、由专业人士担任内阁部长、将陆军总司令莱因哈特将军撤职”等要求。与此同时，在极右翼政治家卡普领导下的东普鲁士也出现**迹象，反民主的鼓动宣传不断强化。正在回撤途中的波罗的海志愿军团亦对裁军命令表示抵制。
对于军方的这些举动，鲍尔内阁的反应过于迟钝。直到3月8日，内阁才决定派遣国家特派员前往东普鲁士。3月11日，艾伯特拒绝了吕特维兹将军的要求。随后，诺斯克以越权为由将之解职，并试图逮捕卡普等人。
然而为时已晚。在3月12日的内阁会议期间，诺斯克突然收到消息，驻扎在柏林近郊的埃尔哈特海军旅已向首都进军，并要求政府在次日7点前接受此前吕特维兹提出的要求、并恢复吕特维兹的职务、赦免参加行动的官兵等条件。
当晚，除了陆军总司令等少数将领支持政府外，其余将领都反对作战。泽克特将军表示“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火”。于是内阁只能先行撤出柏林，前往德累斯顿。在那里，总理和总统共同呼吁所有工会联合发起总罢工。1天后，由于驻防德累斯顿的国防军将领突然倒向叛军阵营，鲍尔内阁又连夜撤往斯图加特。
叛军控制柏林后，宣布解散国会，废除宪法，并成立以卡普为总理的新政府。暴动得到了一些保守派居多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如石荷州（Schleswig-Holstein）、汉堡市、图林根州等。这就是“卡普吕特维兹暴动”。
不过，令卡普政府失望的是，三个反对党并不接受他们的方案，因为右翼并不看好缺乏经验的军人政府，而共产党则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与此同时，所有工会响应政府的号召，在叛乱当日就发动总罢工。随后，罢工风潮从柏林扩大到全国。据后来统计，参加罢工的人数多达1200万。柏林很快陷入混乱状态。在鲁尔区，共产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还在3月13日组织了一支50万人之众的“红色鲁尔军”（Rote Ruhrarmee），用武力方式抵制叛军。
撤到斯图加特的鲍尔内阁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除了各地罢工者的支持外，政府陆续得到了符腾堡、巴登、巴伐利亚、普鲁士等州政府的支持。尤为重要的是，3月15日，协约国表示，拒绝承认卡普政权，并准备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集结部队。
3月16日，鲍尔内阁拒绝接受卡普递交的谈判条件。次日，毫无选择余地的卡普把权力移交给吕特维兹。这场只有5天的军事政变至此结束。
吕特维兹逃往匈牙利，直到1921年才回国，用支付押金的方式被免予起诉；卡普逃往瑞典，到1922年3月回国并接受了公开审判，但不久死于癌症。由于法官们的立场偏右，其他暴动者并没有受到严惩。在705项受到指控的暴动案件中，到1922年案件终结时，有412项获得赦免，109项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而被取消，176项刚刚提交正式审判的程序，7项仍在等待中，只有1项进行了宣判（5年有期徒刑）。若同此前巴伐利亚代表会共和国的案件相比，这一判决结果显然太轻。在前者案例中，共有52人被起诉，其中1人被判死刑，其余人的刑期总计达到135年零2个月。
在同吕特维兹卡普暴动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大工会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总罢工的方式来保卫共和国。这是工人阶级支持民主制度的显著表现。
与此同时，左翼工人运动的革命记忆也被唤醒。一方面，对于魏玛政府偏向右翼反革命者的批评大量涌现，尤其针对国防部长诺斯克；另一方面，借机推动革命前进的呼声再次响起。3月14日，共产党打出了“不要国会。不要艾伯特诺斯克（政府）”的旗号。
对此，鲍尔内阁早有警觉。3月16日，内阁发表声明，要求民众、军方和民政机构的所有行动都“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之上”。在叛军退出柏林后，内阁除了决定通缉主要暴动领导者外，另一项命令就是“取消总罢工”。当晚，鲍尔亲自致电柏林的全德工会联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ADGB，以下简称“自由工会”）主席列金（Carl Legien，1861—1920）和鲁尔区的中央特派员泽韦林（Carl Severing，1875—1952），希望他们动员罢工者在两天内回到工作岗位。
然而，事态仍然朝着政府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3月18日，除了铁路与邮政系统结束罢工外，工会仍然坚持罢工，并拒绝内阁回到柏林，直到接受它们的条件为止。工会提出的条件后来被称为“九点纲领”（Neunpunkteprogramm），主要反映左翼工人运动自革命以来的三大诉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和清除右翼（或偏向右翼）的政治家。其核心是成立一个“工人政府”。
3月20日，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接受“九点纲领”，诺斯克等人立即辞职，其他事宜将通过“合法形式”逐步实现。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进一步提出，工人必须有权参加普鲁士安全警察部队，内阁必须放弃用武力对抗鲁尔红军。这一附加条件在2天后被接受。于是，工会、多数派社民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22日联合发布号召书，宣布大罢工将在次日结束。24日，政府与各政党代表在比勒菲尔德签署协定，遵守“九点纲领”，并要求红色鲁尔军放下武器，同时国防军保证不进入鲁尔区，并承诺对所有罢工者实行赦免。
但是，在3月2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与共产党再次改变战略。他们反对“任何与妥协式的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纯粹的工人政府”。当日发表的共产党声明也表达了相同要求。由左翼派别组成的“红色鲁尔军”则在3月22日占领了整个鲁尔区，拒绝承认比勒菲尔德协议的有效性。
4月2日，国防军与安全警察部队以及尚未解散的志愿军团联手实行武力镇压。到4月5日，这场内战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
不过，比内战危险更严重的是，国防军进驻鲁尔非军事区的行为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4月6日，法国军队以德国违反和约规定为由，派军占领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等城市，并在当地实施严控。这些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红色鲁尔军的效果，以致当地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直到5月17日，当法国在英国的强硬抗议下决定撤回军队后，鲁尔区的军事行动才最终结束。
与处理卡普吕特维兹暴动的缓慢和轻率不同，魏玛政府在对待左翼革命者的处置上可谓迅捷而严厉。2400多名革命者被捕，其中41人死刑。此外，国防军还设立军事法庭，判处参与红色鲁尔军的208名军人监禁，开除123人。
在左翼革命运动兴起的同时，鲍尔内阁也走到了尽头。它本来便担负着“签字内阁”的精神重压，现在又没有及时觉察极右翼势力的暴动企图，并在暴动初期无力调动国防军组织有效抵抗，自然失去了民众和各党派的支持。3月27日，鲍尔内阁的外交部长、多数派社民党主席米勒继任总理，继续维持魏玛大联盟的内阁。
不过，米勒内阁也没有走多远。仓促进行的6月大选彻底埋葬了继续民主改革的希望。多数派社民党的得票率从37.9%骤降到21.6%，只获得了113个议席，它所失去的50个议席几乎被另两个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所分享，其中独立社会民主党议席从22个增加到81个，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共产党获得了2个议席；民主党议席从75个减少到45个，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议席从91个减少到89个，它们所减少的议席全部被两个右翼政党所获得，再加上人口调整而增加的选民因素，人民党议席从19个猛增至62个，民族人民党从44个增加到66个。如此一来，“魏玛联盟”（47.8%）在新的国会中无法占据绝对多数。作为第一大党的多数派社民党曾想过扩大魏玛大联盟的基础，吸纳独立社会民主党参加内阁，但后者坚持不与资产阶级一起组阁。反之，多数派社民党又不愿意同中间靠右的人民党一起组阁。在这种局面下，多数派社民党国会党团最终决定恢复在野党的身份。
6月大选是魏玛共和国早期政治史的转折点。自此之后，“魏玛联盟”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在1924年之前，共和国还将迎来5位总理6届内阁。这表明它的政治格局趋于动**，摇摆不定。
6月大选后，共和国并未如愿恢复平静。相反，赔款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已高悬于上。围绕在赔款问题上的外交博弈，成为魏玛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捉襟见肘、甚至不断更迭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战的双方而言，“战败国赔款”本是无可争议的准则。早在战争爆发初期，交战双方都已经把战争赔偿作为各自战后处理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战争结束，各国的态度多有变化：德国转而不希望承担赔偿责任；英法因面临的经济困境而期待从德方获得更多赔偿。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在战债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进一步缩小了英、法两国的回旋余地。战争前后，美国政府一共向协约国提供了称之为“战债”的103.5亿美元贷款，其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借款最多，分别为42.77亿美元、34.05亿美元和16.48亿美元。同时，这三个国家又与其他协约国之间存在债权和债务关系，如英国共欠战债64.89亿美元，同时有17个国家欠英国104.45亿美元；共有11个国家欠法国34.63亿美元，意大利也有外债3.90亿美元。协约国希望美国减免战债，以便它们降低对德国赔偿的期待，从而实现欧洲的经济复兴。但是，美国一方面受制于偿还战争公债（总金额高达225亿美元）的压力，认为延缓甚至减免战债是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希望用战债来压制欧洲的军事发展和社会消费，从而稳定国际汇率，因而坚决反对把战债与德国赔偿联系起来。
在此背景下，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在赔偿总额、范围、期限、理由等方面都存在争议，但最终仍然达成了一些共识，如由一个赔偿委员会在1921年5月以前提出一个完整的赔偿方案、战争费用也应该计入赔偿费用中、30年的赔偿期限可酌情延缓、战争赔偿与战争问题挂钩（即和约第231条）。
但是，这些共识对德国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由此，赔款问题成为一战后德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始终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究其实质，赔款问题不仅是德国是否赔款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也牵涉到魏玛政府的外交斡旋是否满足民族自尊心的能力考验，更成为协约国之间解决战债问题、恢复欧洲经济的焦点所在。
《凡尔赛和约》通过后，“修约政策”（Revisionspolitik）一直是魏玛政府基本的外交立场。其中，赔款问题是最重要的修约内容。简言之，德国期待赔款问题的解决途径是： （1）减少赔款总额； （2）与战争罪责脱钩。
但是，这种想法在现实中却很难付诸实践。其原因是：第一，美国作为欧洲债务的债权人，既不参加赔偿委员会，又拒不减免战债，以至于战债与赔款之间的死结始终无法解开，增加了协约国确定德国赔偿数额等问题的难度。第二，缺少美国参与的赔偿委员会体现了对德索赔的强硬路线，1919年12月成立的赔偿委员会由法国人担任主席，当投票出现平局时，法国总统拥有裁决权。赔偿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巴黎，所有安排都预示着法国人在赔偿问题上不容置疑的权威。
正因如此，1920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关于赔偿问题的国际会议均无果而终。直到6月21日，协约国才在布洛涅（Boulogne）会议上确定了德国分42年偿付2690亿金马克的方案，但这相当于德国1913年国民收入的5倍。
新组建的费伦巴赫（Constantin Fehrenbach，1852—1926）内阁立即表示反对，并提请7月召开的斯帕会议重新讨论赔款问题。但是，协约国不予理睬，迫使德国代表团签署《斯帕议定书》。
1921年1月7日，情况有所变化。赔偿委员会中的法国代表塞杜（Jacques Seydoux，1870—1929，又译“塞杜克斯”）提出一份临时赔偿的建议：德国在未来5年间每年支付30亿金马克，在此期间协约国再商定赔偿总数。塞杜方案获得了英、法两国的认可，德方也表示接受。
正当双方围绕塞杜方案准备进一步谈判时，又出现了新情况：一方面，法国新任财长杜梅（Paul Doumer，1857—1932）持更为严厉的索赔立场；另一方面，英国在美国催缴战债的压力下，转而希望尽快确定赔款总额。于是，在1921年1月24—29日召开的巴黎协约国最高会议上，英法两国抛弃了塞杜方案，提出新的赔偿计划： （1）德国的赔偿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分42年偿还； （2）最初两年，德国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并上缴出口税收的12%； （3）11年后，德国的年赔款额达到60亿金马克；（4）协约国占领军和管制委员会的费用另行计算。
2月2日，费伦巴赫内阁向赔偿委员会递交一份“反建议”，希望协约国成立一个新的专家委员会，重新考虑赔款问题。但在协约国看来，这份“反建议”充分暴露了德国政府的“修约”企图。于是，随后举行的第二次伦敦会议（2月21日—3月14日）转而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3月8日，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三个莱茵河港口城市，继续施加压力。德国曾想寻求美国的援手，但后者却不愿意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
4月27日，赔偿委员会提出“伦敦赔偿方案”： （1）德国的赔偿总额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 （2）德国为支付赔偿，将发行A（120亿金马克）、B（380亿金马克）和C（820亿金马克）三种债券，其中C类债券可以留待德国有能力支付时再行偿还，其余的赔偿额除1921年5月31日以前先行交付的10亿金马克外，按每年20亿金马克固定赔偿额进行偿还； （3）不固定赔偿为每年出口值的26%； （4）两种偿付均在每年分四次缴纳，德国以海关税收、出口品征税的25%作为担保； （5）德国开支由赔偿委员会下属的保证委员会来进行监督，以确保能够优先偿付赔偿，若德国拒不履行上述规定，协约国有权控制德国税务，扩大征收德国税款，并制定其他方案。据此，协约国获得了重新对德国采取行动的权力。
美国政府迅速表明不介入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费伦巴赫内阁不得不面对“修约政策”无法推进的残酷现实。在人民党表示退出政府后，5月4日，内阁决定总辞职。这标志着以对抗协约国赔款主张为主的“修约政策”告一段落。
5月10日，费伦巴赫内阁中的财政部长、民主党人维尔特（Josef Wirth，1879—1956）接受了组阁使命，共同承担执政责任的是多数派社民党人和中央党人，一位无党派政治家罗森（Friedrich Rosen，1856—1935）出任外交部长。维尔特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达了“履约政策”的核心思想：即用使协约国信服的支付诚意来证明，强加给德国的负担超过了人民的经济力量。随后国会批准政府接受协约国的最后通牒。
除总理维尔特外，新任重建部部长的拉特瑙也是该政策的重要支持者。拉特瑙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获得过电化学的博士学位。其父创建了举世闻名的通用电气公司（AEG）。1915年起，拉特瑙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他是德国轻工业界的领军人物，在政治和经济立场上与以斯廷内斯（Hugo Stinnes，1870—1924）为代表的重工业界背道而驰，主张德国用一个能展示自己良好信用的方案，来赢得协约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创造一种氛围，以便让德国的赔款问题成为欧洲及世界重建的组成部分。在走马上任后，拉特瑙在国会中不断强调“履约”的重要性。
自此，“履约政策”成为德国外交方针的主要倾向。在第一届维尔特内阁期间（1921年5月10日—10月22日），“履约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第一，德、法两国走出和解第一步，签订了《威斯巴登协议》（Wiesbadener Abkommen），同意由德国民间团体负责向法国战争受害者提供赔偿，并直接同后者联系。第二，德国如约在1921年8月31日前支付了10亿金马克。第三，审判部分战犯。第四，说服巴伐利亚州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1862—1934）政府，解除志愿军团的武装，特别是所谓“奥尔格施”（Orgesch，全称是“Organisation Escherich”）的团体。第五，颁布安全紧急条令，禁止极右翼的活动。1921年8月26日，原埃尔哈特海军旅的两名军官刺杀了埃茨贝格尔。总统随后于8月29日发布名为《保护共和国法令》（Republikschutz-Verordnung）的紧急状态令，禁止煽动以暴力修改宪法或犯有类似违法行为的报纸出版，或在同样的前提下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
然而，维尔特内阁的“履约政策”也很快遭遇瓶颈。首先，“履约政策”让德国经济难以为继。货币的贬值速度远远快于税收的增长速度，协约国也不愿意向德国提供长期贷款。其次，“履约政策”在政治上把中央政府推向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同“修约”的口号相比，“履约”自然在情感上无法获得德国民众的支持。尤其在关于上西里西亚的归属问题上，维尔特内阁遭遇到重大危机。国联不顾公决结果，把上西里西亚的绝大部分工业区（包括德国人居多数的城市）都割给波兰。这将维尔特内阁推到了火山口上。国内舆论长篇累牍地批判政府的“卖国行为”。内阁部长与维尔特之间也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最终，10月22日，维尔特宣布辞职。
第一届维尔特内阁的下台，标志着“履约政策”出现拐点。德国政治家们被迫思索外交路线的突破口。
在艾伯特总统的周旋下，维尔特愿意留任总理，并于10月25日组成新内阁，是为第二届维尔特内阁。魏玛联盟的三个政党仍然是该内阁的主要支柱。
新内阁面临的首要问题依旧是如何按期支付赔偿金。维尔特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延期两年支付1922年1月15日和2月15日到期的赔款，并继续要求拥有整个上西里西亚。这一次似乎得到了战胜国的理解。1921年11月，赔款委员会成员访问柏林，亲自确认此前的赔偿方案无以为继的现实。英法两国领导人在1921年12月的伦敦会议上表示理解德国人的困境，并决定于1922年1月6日在戛纳（Cannes）召开协约国最高理事会会议，同时邀请德国参加。
德国在戛纳会议达到了预想目标。在英国的影响下，法国做出让步，同意起草一个保证条约草案。据此，英国同意保证法国的东部边界，以此换取法国在对德赔偿问题上的灵活立场。会议还决定召开欧洲经济会议，邀请德俄两国参加。1月13日，赔款委员会批准德国政府延期支付即将到期的两笔赔款。维尔特内阁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
然而，就在德国准备庆祝戛纳会议的成果前，法国政局的变动再次打破了维尔特内阁的幻想。新任总理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是公认的对德强硬派，还担任过赔偿委员会主席。1月29日，他要求英国修改保证条约，并提出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没有被英国接受。自此，法国对德国的外交立场重新恢复到强硬态势。
在普恩加莱的影响下，赔偿委员会改变了对德同情的立场。3月21日，它向德国政府提出，在延期支付赔款的同时必须每隔10天付清3100万金马克，并且立即制定一项包括改革预算、控制纸币流通以及1922年偿付赔款的计划。维尔特内阁按照要求递交新税纲领后，赔款委员会仍然表示不满，要求德国必须再筹措10亿金马克（此时相当于600亿纸马克）来表明诚意，且在1922年5月31日前制订能够提供这些收入的新税法。它还宣称将对德国财政进行有效监督。
这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引起德国人的巨大反感，连一直推行“履约政策”的维尔特总理和拉特瑙外长（1922年1月21日上任）都无法忍受。4月10日，德国政府拒绝赔款委员会所要求的税收及其对德国财政管理的任何监督。年版，第—页。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政治家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那里有一个同德国拥有类似命运的国家：苏俄。
德国与苏俄的接近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虑。从历史上看，两国有着较长时期的合作，如德意志帝国与沙皇俄国曾结成三皇同盟。从现实而言，两国都自视为《凡尔赛和约》的牺牲品，都被排斥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之外。在一些德国政治家和军事家看来，恢复德俄关系还将在以下几方面有利于德国：第一，摧毁波兰，打败法国。国防军高层就设想，德俄联合共同摧毁新复国的波兰，而后在俄国的掩护下，德国可以从容不迫地发起反对法国的“解放战争”。第二，提高德国的外交地位。外交部东方司司长马尔赞（Ago von Maltzan，1875—1927）是恢复德俄关系的积极支持者。他在1920年1月曾写道：“德国对协约国的地位只有通过逐渐地利用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才能得以增强。”第三，改善德国经济，拓展海外市场。在大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原料处处长的拉特瑙便已认识到东方政策在经济上的意义。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与俄国结盟……俄国是我们未来的市场，与奥匈帝国的友谊应该一笔勾销。”1919年2月，他在提交政府的备忘录中说：“同苏俄关系正常化，能够决定德国政治和经济的未来命运，俄国和德国之间的利益存在着自然的共同性，德国在对俄政策上，再没有时间作消极的等待了。”
事实上，自革命以来，德国与苏俄之间一直保持着极为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国曾相互敌视，共和国在1918年11月以苏维埃外交人员从事革命宣传为由，断绝了同苏俄的一切外交关系，并要求所有苏俄机构撤离德国；另一方面，拉特瑙与苏俄驻柏林工兵代表会委员拉狄克（Karl Radek，1885—1939）来往密切，1921年起两国又展开了恢复全面外交关系的谈判。法国的强硬态度让拉特瑙对德苏关系充满期待。
4月10日，欧洲经济会议在意大利的热那亚（Genova）召开。会议伊始，德苏两国代表都发现西方国家对己不利：德国要求修改赔款总额的提案被排斥在正式议程之外；协约国试图让苏俄承认沙俄时期的债务、并分享俄国的石油。在此背景下，德苏两国终于走到一起。4月16日，拉特瑙在热那亚附近的拉巴洛（Rapallo）同苏俄代表契切林（Georgi Tschitscherin，1872—1936）会面，签订协议，是为《拉巴洛条约》（Vertragvon Rapalo）。该条约正式确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放弃赔偿要求，并在商业事宜和国民待遇方面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待遇。
对于苏俄来说，《拉巴洛条约》成功阻止了西方建立反苏阵线的企图。相比之下，《拉巴洛条约》在德国的反响更为复杂。持亲西方立场的艾伯特总统十分恼火，认为该条约将颠覆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想法同样被一批右翼政治家所接受，他们更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一些职业外交家更担忧该条约的长期影响。前外长布洛克多夫兰曹伯爵后来在其备忘录中这样评述：“在目前看来，一种特别通往东方的德国政策不仅是过早的、危险的，而且是毫无目的的，因而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此，军方高层泽克特却不以为然。他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回应说：“我看到的不是条约的内容，而是它道义上的影响。这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威望第一次但却是极大的加强。这是因为人们猜测条约背后的内容要超过有根据的实际情况。”签署条约的维尔特与拉特瑙在回国时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德国新闻界首次对这两位“履行义务的政治家”提出了赞美之词。
当然，《拉巴洛条约》对法国的刺激最大。它煽起了强硬派的沙文主义情绪，“占领鲁尔”的呼声高涨。在法国的强烈要求下，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于4月18日交给德国一份照会，指责它违反戛纳协议。4月23日，协约国发表声明，保留关于宣布《拉巴洛条约》无效的权利。普恩加莱不仅重申了凡尔赛和约不容更改的原则，而且还暗示法国将单独对德国采取惩罚行动。
总之，《拉巴洛条约》标志着德国“履约政策”的悄然转向。德国不再被动地期待协约国施舍怜悯，改变索赔政策，而是主动地利用东西方之间的矛盾，追求自己的外交目标。就这点而言，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自主化。但另一方面，在赔款问题最终解决之前，无论“履约政策”如何变化，德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始终有限。
1922年6月初，在法国的压力下，赔偿委员会在拒绝减少赔偿总额的同时，又反对美国银行家为德国提供国际贷款，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德国的信用。正如以往那样，这场外交失利迅速演化为一次内政危机。右翼政党把“德国货币的可怕贬值”和“中产阶级的毁灭”轻而易举地归咎于“履约政策”。外长拉特瑙的犹太身份又成为种族狂热分子蓄意攻击的目标。6月24日，拉特瑙被两位反犹主义的年轻人刺杀身亡。
拉特瑙之死引发的轰动性远超过埃茨贝格尔之死。街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工人们则以24小时罢工表示抗议。在国会中，右翼政治家受到严厉指责，维尔特总理发表了共和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演说：“敌人就在那儿——毫无疑问：这个敌人在右翼！”
6月26日，艾伯特总统签发《保卫共和国令》（Verordnung zum Schutze der Republik）。该法令允许政府对公开赞颂或赞同对共和政体或共和政府成员采取暴力行动、煽动采取这类行动、侮辱国旗等人进行惩处。它还限制集会自由，授权各州政府禁止那些有可能发生**的机会。它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立一个特别的“保卫共和国国家法院”，专门审判反共和国的罪行。该法令得到国会的批准。
与政治危机逐渐平息不同，拉特瑙之死导致的经济后果却变得日益严重。6月24日，在拉特瑙被刺当天，美元与马克的汇价还在350马克以下。到7月底，已上升到670。10月底居然上升到4500。显然，国际社会对德国经济复兴越来越失去信心。
在此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在7月12日向协约国宣布丧失支付能力，请求把1922年尚未缴纳的现金赔偿推迟到1924年底，并相应减少实物赔偿。但是，8月7日—14日召开的协约国伦敦会议却拒绝接受德国的申请。战债与赔款之间的复杂纠葛继续成为其中的主要原因。11月初，赔偿委员会再次拒绝德国延期支付的请求。
外交受困的维尔特希望通过改组内阁，来建立内政上的联合阵线，以便重启谈判，但没有成功。民主危机促使两个社民党于9月24日合并。一部分反对合并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后来转向共产党。新的社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向左，拒绝同人民党合作。11月22日，组阁失败的维尔特辞职，第二届维尔特内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