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已经陷入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日益突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农业歉收导致广大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严重恶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新一轮法国革命如飞溅的星火，触燃了与之相邻的危机重重的德意志大地。它消除了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燃起了他们的革命**。革命运动迅速席卷整个德国。
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
（一）东方危机和1840年莱茵危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新高涨
1840年莱茵危机（Rheinkrise1840）是德意志邦联与法国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它源于法国在1839年—1841年东方危机（Orientkrise1839—1841）中的外交失败。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欧洲列强分成了以俄、奥、普为一方的东方保守主义集团和以英、法为另一方的西方自由主义集团。但是，这种在意识形态作用下分裂而成的东西方国家集团格局是相对的，真正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因素是国家利益。如前所述，到19世纪20年代末，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欧洲主要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争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19世纪30年代，土耳其与埃及（gypten）之间的战争使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列强关注的焦点。当时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Osmanisches Reich，Ottomanisches Reich）的属地。时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9）不仅想使埃及摆脱土耳其独立，而且想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为此，他从19世纪初开始进行改革，发展近代工业和军事力量，富国强兵。希腊起义期间，他曾出兵帮助土耳其苏丹镇压起义。事后他要求得到叙利亚（Syrien） ，被苏丹拒绝，遂于1831年派兵进攻叙利亚并乘胜向小亚细亚（Kleinasien）和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推进，土埃战争（Türkisch-gyptischer Krieg）爆发。土耳其苏丹急忙向列强求援。
欧洲列强对土埃战争呈现不同态度。英国想把埃及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不愿得罪埃及。法国自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一直在埃及拥有重要影响力，包括帮助阿里训练埃及军队等，它希望把埃及和叙利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也拒绝援助土耳其。俄国则想趁机把土耳其变成自己的附庸，因此接受了土耳其苏丹马赫穆德二世（Mahmud II.，1785—1839，1808年—1839年在位）的请求，于1833年2月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 ，阻止埃及军队的进攻。英、法两国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担心俄国乘机占领君士坦丁堡，控制海峡，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共同迫使土埃双方停火，要求俄国撤兵。1833年5月，土埃签订《屈塔希亚协定》（Konvention von Kütahya） ，双方停止战争，埃及得到叙利亚等地，但承认土耳其苏丹对埃及的宗主权。俄国也于7月8日迫使土耳其签订有利于俄国的《安吉阿尔斯凯莱希条约》（Vertragvon Unkiar Skelessi）。根据该条约规定：两国结成防守同盟；俄国在与他国交战时，土耳其禁止外国军舰进入海峡，只有俄国军舰可以自由出入。该条约实际上使俄国成为土耳其的保护者，因此遭到英、法等西欧列强的反对。
为对付西欧列强，沙皇尼古拉一世（Nikolaus I.，1796—1855，1825年—1855年在位）转而寻求奥地利、普鲁士的支持，希望通过保持现状来维护俄国的既得利益。梅特涅要求俄国不得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运动，在要求得到满足后，俄奥两国皇帝于1833年9月18日在波希米亚的明-格莱茨（München-Grtz）签署协定，重申了保守主义的干涉原则，同意维持土耳其现状，反对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土耳其获取新的利益。10月，普鲁士也加入了这一协定。《明兴格莱茨协定》（Konvention von München-Grtz）使俄国在近东（Naher Osten）的优势地位得到加强。
但是东方问题没有就此结束。穆罕默德·阿里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想使埃及摆脱对土耳其的从属地位，获得完全独立。土耳其苏丹则试图将埃及军队从叙利亚驱逐出去，收复失地，解除其对自己统治的威胁。因此双方冲突在所难免。此时欧洲列强内部对待双方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法国利用土耳其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的失败，于1830年趁机占领了阿尔及利亚（Algerien） ，此后便把目光转向埃及，试图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而积极支持穆罕默德·阿里。但是英国不愿看到法国在西地中海地区势力的增强，更不愿看到一个威胁其通往东方特别是印度（Indien）的强大的埃及，因此转而反对穆罕默德·阿里。与此同时，它也希望土耳其能摆脱对俄国的依赖，因此采取加强土耳其的政策，积极支持苏丹政府。于是，英国与主张保持土耳其地位的俄国以及德意志两大邦国站到了一起。
1839年4月，土耳其军队向叙利亚发动进攻，土埃战争再次爆发。但是土军在战场上迅速遭到失败，新苏丹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Abdul Mecid I.，1823—1861，1839年—1861年在位）被迫求和。为阻止埃及势力的扩张，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解体带来国际危机，英、俄、奥、普四国达成协议，避开支持埃及的法国，于1840年7月与土耳其签订《伦敦条约》（Londoner Vertrag1840） ，规定共同保卫奥斯曼帝国，必要时用武力迫使埃及接受相关要求。起初，穆罕默德·阿里依仗法国的支持，拒绝接受《伦敦条约》，但最终屈服于英、奥等国武力压力，撤出了叙利亚。
英国与俄、奥、普三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协调一致被视为1814年反法同盟的重建，也是1815年以来法国外交遭受的最大失败，法国舆论称之为“外交上的滑铁卢”。恼羞成怒的法国政府虽然扬言不惜一战，但终因孤立无援而忍气吞声。于是，它将怨气发泄到参与《伦敦条约》的东部邻国身上。梯也尔政府要求将莱茵河（Rhein）作为其东部自然疆界，把莱茵河西岸32000平方公里的德意志领土重新纳入法国的统治之下。接着，法国官方和新闻界也不断向德意志邦联发出战争威胁，包括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等在内的法国名流，也纷纷呼应法国政府提出的把疆界推进到莱茵河的要求。
法国的要求在德意志各邦激起轩然大波，它再次唤起了德意志人对1800年左右法国侵占莱茵河西岸领土的记忆。因此，1815年以后渐渐平息的德国与法国的民族对立情绪又趋高涨，整个德意志弥漫着对法国的“仇恨”，有关“广泛的、全德意志的民族政治议题”重新提上日程。人们用爱国主义来回答法国的要求，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浪潮，由此出现了所谓的“莱茵危机”。
受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德意志各邦一反往日的分离主义的传统，在军事上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气势。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德意志邦国迅速达成了一项军事草约，提出了共同的作战计划。此外，为对付法国可能的进攻，不仅德意志邦联修建了乌尔姆和拉施塔特两个军事要塞，巴伐利亚也在邦联的财政支持下，在普法尔茨修建了格梅尔斯海姆（Germersheim）要塞。
德意志文化界则展开了对法国的“诗人战争”，形成了德国文学史上的所谓“莱茵之歌运动”（Rheinliedbewegung） ，人们创作了许多充满民族情感的政治抒情诗。法院书记员尼古劳斯·贝克尔（Nikolaus Becker，1809—1845）创作的《莱茵之歌》（Rheinlie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中写道：“您不应该拥有它，自由的德意志莱茵河。”《莱茵之歌》面世后，被谱写成70多种曲调，迅速传唱于整个德意志。此外，马克斯·施内肯布格尔（Max Schneckenburger，1819—1849）的《守护莱茵河》（Die Wachtam Rhein）和阿恩特的《奔赴莱茵河！越过莱茵河！让整个德国进入法国！》（Zum Rhein！über Rhein！All-Deutschl and in Frankreich hinein！）等，也都是当时极富民族主义煽动性的名作。它们呼吁人们起来，保卫莱茵河，反对法国的要求。在所有的诗歌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布雷斯劳大学（Universitt Breslau）教授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于1841年8月在英属赫尔果兰岛（Helgoland）创作的《德意志之歌》（Liedder Deutschen）。歌中写道：“德国，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高于世间万物。无论何时，为了保护和捍卫它，让我们兄弟般地团结。……统一、法制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让我们兄弟般心连心手牵手，一起共同努力。统一、法制和自由，是我们幸福的真谛。”通过《德意志之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不仅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也提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法制和自由的要求，把实现国家统一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变成了德国迈向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最后，由于好战的梯也尔政府倒台，新任法国外交大臣基佐（Franois Guizot，1787—1874）采取了和解政策，莱茵危机才没有演变为战争。尽管如此，莱茵危机对德国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海涅曾经指出，“感谢梯也尔将我们的祖国推入了伟大的运动之中，这场运动唤醒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梯也尔使我们再次以民族形式组织起来”。莱茵危机进一步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使德国近代民族主义从精英阶层进一步向群众运动转变。这股反法的民族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垮了德意志各邦的边界藩篱，得到各邦政府和诸侯的认可，成了一种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民族主义驱动力。
反对丹麦政府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施泰因（Holstein）两公国问题上推行丹麦化政策，是1848年革命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趋于高涨的另一推手。
长期以来，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通过君王个人联合形式结合在一起。从居民看，石勒苏益格北部主要是丹麦人，南部主要是德意志人，荷尔施泰因主要是德意志人。根据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I.，1426—1481，1448年—1481年在位）在1460年签订的《里伯条约》（Vertrag von Ribe） ，两公国“永远”不得分离。1815年以后，原先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荷尔施泰因继续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石勒苏益格则不在其列。但两公国均接受丹麦国王个人统治，通过“君合国”的形式与丹麦保持联系。三十年代起，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丹麦政府开始推行丹麦化政策。1840年5月，丹麦政府颁发指令，要求在使用丹麦语的学校和教会的区域内，一律将丹麦语作为行政管理和法院的工作语言。
两公国强烈反对丹麦政府的政策，要求保持两公国的自治和统一。整个德意志也因此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波涛，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长达数年之久的民族运动。包括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等在内的基尔大学（Universittzu Kiel）的教授们首先起而抗争，反对丹麦化政策。在各种联合会、民族庆典和群众游行中，也充斥着反对丹麦的民族主义情绪。1844年举办的有12000人参加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歌咏节上，人们唱出了与1840年莱茵危机时相似的战斗性歌曲《大海环抱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meerumschlungen）。“永不分离”（Up ewig ungedeelt）成了流行语，反对丹麦、呼吁两公国与德意志邦联统一的口号广为流传。在这种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尽管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VIII.，1786—1848，1839年—1848年在位）在1846年保证不会使两公国分离，石勒苏益格等级议会仍然提出加入德意志邦联。此后，人们在两公国问题上不断举行请愿、游行和集会。
除了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全德性的民族主义群众组织和活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837年成立了“德意志农林场主大会”（Versammlung Deutscher Land-und Forstwirte） ，其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统一的祖国”。1838年又成立了“德意志哲学家和教师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Philosophen und Schulmnner） ，将大批致力于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的德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46年和1847年分别在吕贝克和法兰克福召开的日耳曼学者大会，汇集了德意志法律、历史和语言领域的所有学界精英，其中不乏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达尔曼、格林兄弟、阿恩特等著名学者。人们还举办各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庆典节日来彰显德意志的民族特性：1840年举办了“古滕贝格节”（Gutenberg-Fest） ，以纪念德意志人对文化传播的巨大贡献；1843年举办了《凡尔登条约》（Vertrag von Verdun）签订1000周年庆典，以纪念其奠定了东法兰克王国（Ostfrankisches Reich）的基础；1847年又在吕贝克举办了全德性的歌咏节，等等。
莱茵危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表明，德意志人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已经十分强烈。各种全德性的群众组织的出现和群众性活动的开展则显示，民族主义已经从精英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所有这一切，为1848年革命中对民族统一的诉求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邦联及各邦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措施，迫使德国资产阶级走向政治对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意识日益增长，政治形势呈现激进化趋势。人们原本期待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的新君主继位后能够在政治上带来新的气象，但事实却令人失望。在奥地利，传统、僵化和敌视改革的弗兰茨一世去世后，继位的费迪南德一世因精神疾病，缺乏治理能力，国家在政治上仍旧停滞不前。在普鲁士，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后采取了一些相对开明的措施和政策，给人们带来了自由主义的期待，但事实证明，他只是崇信“基督教国家”精神，希望以此来复活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合作。于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群日益增长，人们开始集结起来，组成反对派。
1847年9月12日，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Friedrich Karl Franz Hecker，1811—1881）和古斯塔夫·冯·施特卢威（Gustav von Struve，1805—1870）等人的倡议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巴登的奥芬堡（Offenburg）召开了有800多人参加的奥芬堡大会（Offenburger Versammlung） ，提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性纲领《人民的要求》（Die Forderungen des Volkes） ，即所谓的奥芬堡纲领（Offenburger Programm）。纲领共13条，内容包括：废除卡尔斯巴德决议和德意志邦联通过的所有镇压法令；新闻和学术自由；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平等；军队宣誓效忠宪法；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议会；实行累进所得税，废除一切特权；等等。
10月10日，即奥芬堡大会四个星期以后，包括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Friedrich Daniel Bassermann，1811—1855）、卡尔·马蒂（Karl Mathy，1807—1868）、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和大卫·汉泽曼（David Hansemann，1790—1864）等在内的南德和西南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又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南部的贝格施特拉塞（Bergstrae）的赫本海姆（Heppenheim）聚集，召开赫本海姆大会（Heppenheimer Tagung；Heppenheimer Versammlung）。大会达成了共同纲领：要求建立更为紧密的拥有自己的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德意志联邦国家；通过铁路和关税同盟（Zollverein）建设等推动德意志一体化；实现进一步的新闻自由和陪审制度等一系列自由主义和法制国家等。如果说奥芬堡纲领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要求，那么赫本海姆纲领（Heppenheimer Programm）就表明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温和主张。
继奥芬堡大会和赫本海姆大会之后，1848年1月17日又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召开了类似的人民大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无法遏制的趋势。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德意志的政治现实需要加以改变，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这种改变只有通过克服“现存政府的抵制”才能实现，这就需要人们从现存国家的政治奴仆、经济和精神依赖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于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开始形成。
（三）物质生活状况的贫困化
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自由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不断恶化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则使德国陷入进一步的动**之中。
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普遍的贫困化成为德国日常社会生活的一大特征。这一时期则成了德国历史上的所谓“大众贫困”（Pauperismus）时期，从城市到农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异常艰难。据统计，在汉堡、科隆、巴门等大城市的居民中，通常有10—20%需要济贫补助，在经济危机年代，需要补助者则达50%以上。在四十年代，德国总人口中估计有5—6%属于失业、无工作能力和贫困者，他们或者得到社会的救济，或者以乞讨为生。此外，还有大量的靠工资为生者、手工业帮工、独自经营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在普鲁士，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急需帮助和完全无保障的状态，50%以上的农村居民没有自己的财产，近70%主要靠工资为生。四十年代中期，在下奥地利（Niedersterreich）地区，约13.3万个农民职位中，只有2万个是全职的，另有6.2万个以上仅有1/4的职位。
这一时期出现普遍贫困的原因很多。1815年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导致这一时期劳动力过剩，进而造成激烈的就业竞争之下的低工资。此外，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物价上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就更深层次原因而言，民众的普遍贫困与德国从等级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有关，是传统封建自然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种阵痛。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大量人口向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封建特权的废除、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处于剧烈动**过渡时期的人们，尤其是经济承受能力相对弱小的下层民众，必然会出现超常态的贫困状况。
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大众生活。1845年以后，德国广大地区出现连年农业歉收。谷物短缺和1846年、1847年的马铃薯霉烂病导致严重的食物供给紧张。到1847年初，符滕堡、黑-卡塞尔、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在普鲁士，1846年的土豆产量仅为1840年正常产量的一半左右，黑麦产量也只有六成。仅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一地，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就达18000人之多。由此而来的是下层民众的不满和**。仅1847年3—6月，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地区发生的饥饿**就在百次以上。此后，虽然1847年秋天的农业丰收使饥荒形势有所改善，但是，1847年底1848年初工商业销售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又使德国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银行纷纷破产，甚至维也纳银行团也失去了偿付能力；1848年3月初，德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博尔西希机器厂（Borsigsche Maschinenbau-Anstalt）解雇了1/3的工人；3月9日，柏林一个劳动介绍所开张的第一天，登记寻找工作者竟然有六七千人之多。
大众物质生活贫困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社会动**加剧，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在1837年到1847年间，被判刑者案例每年增加75%以上，其中妇女占25%—30%，她们大多出于谋求生计而为之。相关统计还表明，1848年革命前，德国每年的偷窃率的上升与谷物价格的波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饥饿和贫困导致人们铤而走险。
总之，到1848年初，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在政治领域，旧的统治秩序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社会生活领域，广大下层民众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涤**德意志大地。
二、“三月革命”和社会动**
“高卢公鸡的啼叫”再次成为德国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运动的新时代开端的信号。1848年2月22—24日，法国二月革命（Franzsische Februarrevolution）爆发，路易·菲利普的统治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Zweite Franzsische Republik）建立。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顾虑，成为德国“三月革命”（Mrzrevolution）或称1848年德国革命（Deutsche Revolution1848）的导火线。
“三月革命”首先在距离法国最近的西南德意志地区爆发。1848年2月27日，受法国二月革命的刺激，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曼海姆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即曼海姆人民大会（Mannheimer Volksversammlung） ，标志着巴登革命的开始。大会提出了“四点要求”：建立自由选举军官的人民武装；无条件新闻自由；建立刑事陪审法庭；立即成立德意志议会。这“四点要求”成为后来德国1848年革命中“三月要求”（Mrzforderungen）的核心内容。2月28日，加格恩在黑森达姆施塔特邦议会上又提出了“召集民族代表同时任命联邦首脑”的呼吁。可见，德国1848年革命从一开始就把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两大任务结合在一起，具有双重特性的历史使命。
3月1日，革命者占领了巴登邦议会的贵族院。3月4日，慕尼黑爆发起义，巴伐利亚革命开始。3月6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不得不屈服于民主派和自由派的要求，任命自由派组成内阁。接着，3月11日，在强大压力下，路德维希一世又不得不将其宠幸的西班牙舞女罗拉·蒙特茨（Lora Montez，1821—1861）逐出慕尼黑，并宣布退位。此外，萨克森王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等邦也相继发生革命。但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的革命进程。
普鲁士在3月初开始受到革命的影响。3月3日，科隆出现了请愿活动，莱茵兰的动乱日趋高涨。威斯特法仑、西里西亚和东、西普鲁士等省份也相继出现动乱。3月6日，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布召开邦议会，实行新闻自由，清除关税障碍，改革德意志邦联等。3月14日以后，柏林的骚乱日益严重。3月18日，普王宣布召开联合邦议会，制定宪法。然而就在这一天，普军试图用武力驱散在王宫前集会示威的民众。示威民众遂以起义和街垒战回答镇压行动。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普王赶紧于3月19日发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Anmeinelieben Berliner） ，允诺军队撤出柏林，并任命了一个由自由派组成的过渡内阁。此后他试图逃往波茨坦（Potsdam） ，但没有成功。3月21日，普王接受了象征革命的“黑红金”三色饰带，并发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An Mein Volk und an die deutsche Nation） ，宣布将致力于德国的统一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宪法。3月29日又组成了以自由派首领鲁道夫·坎普豪森任首相和大卫·汉泽曼任财政大臣的内阁。但是这一内阁在贵族和军队的抵制下根本无法正常运转。5月22日，普鲁士召开国民议会，讨论制定宪法问题，也没有结果。7月份提出的包含自由民主改革内容的宪法草案又遭到保守派议员和普王的拒绝。
柏林三月革命爆发后，波森地区也于4月爆发了路德维克·米洛斯拉夫斯基（Ludwik Mieroslawski，1814—1878）领导的争取波兰独立的起义。5月9日，起义在优势的普军镇压下失败。米洛斯拉夫斯基被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境。
5月底以后，普鲁士的形势趋于平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态度也转向反动。6月14日，出现了民众与国民卫队冲突并冲击柏林军械库的“柏林军械库风暴”（Berliner Zeughaussturm）事件，自由派内阁因此倒台。7月31日，在西里西亚的施韦德尼茨（Schweidnitz） ，军队与国民卫队发生冲突，杀死14名市民。9月上旬，国民议会通过左翼提出的议案，要求军队不得与民众发生冲突，剔除那些践踏法制国家的军官。但是，由于奥尔斯瓦尔德汉泽曼内阁（Ministerium Auerswald-Hansemann）支持军队，相关议案没有得到落实。9月21日，为了安慰愤怒的保守派和军队，普王任命普菲尔将军（Ernst von Pfuel，1779—1866）组成过渡政府，准备对革命力量进行反击。11月2日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Br and enburg，1792—1850）组成保守派内阁。一周以后，国王军队重新进入柏林。普鲁士开始了反革命时期。
11月15日，普王下令将国民议会从柏林迁往波茨坦。12月5日，他又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于同一天强行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新宪法离自由派的要求很远。它规定国王的权力不可侵犯，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大臣只对国王负责等。与此同时，为了缓和革命派的反抗，在汹涌的革命潮流面前保存现存的普鲁士国家，在这一钦定宪法中也对自由派做了一些让步，其中包含一些国民议会宪法草案中的条款，诸如废除领地裁判权和庄园警察权，实行普遍选举等。到1848年底，普王为首的旧势力已经恢复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革命分为两个部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本土爆发的革命和包括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上意大利（Oberitalien）地区在内的非德意志民族的起义。两股革命力量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3月3日，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路德维希·冯·科苏特（Ludwig von Kossuth；Lajos Kossuth，1802—1894）提出了制定匈牙利宪法的要求，3月6日，维也纳出现了市民组织的请愿行动，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维也纳首先爆发革命。实际上，早在1847年和1848年之交的冬天，奥地利城市下层民众和生活贫困的农民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工人和学生们提出了取消新闻检查和实施宪法的要求。3月13日，下奥地利等级议会在维也纳召开，民众冲击议会，维也纳市郊也出现了冲击商店和工厂的动乱。奥地利革命由此爆发。当晚，复辟制度的象征性代表人物、年已74岁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匆忙引退，然后男扮女装逃往英国。梅特涅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3月14日，皇帝费迪南德一世做出让步，同意建立国民卫队，取消新闻检查。此后，他又表示要实现完全的新闻自由并允诺颁布宪法。3月17日，奥地利建立了第一个责任政府。4月25日，奥地利政府颁布了由内政大臣皮勒斯多夫（Franzvon Pillersdorf，1786—1862）起草的钦定宪法。但是宪法有关两院制的规定以及5月9日颁布的选举规程中有关下层民众没有选举权的规定再次引发人们的不满，包括邦工、仆役和工人在内的大量下层民众也因被排除在国民卫队之外而感到愤怒。5月15日，维也纳爆发起义，提出实行普选制和召开制宪国民议会等要求，并且成立了以医生阿道夫·费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为首的“安全委员会”。5月17日，皇帝费迪南德一世被迫离开维也纳，逃往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政府迫于形势再次做出让步，同意撤回钦定宪法，并于7月22日召开制宪议会。9月7日，议会宣布取消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封建劳役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但是政府在伺机进行反扑。
反映奥地利革命形势走向的另一个重要风向标是匈牙利、波希米亚等非德意志人地区的革命状况。
1848年匈牙利革命把建立匈牙利自己的政府作为重要的追求目标。3月15日，佩斯（Pest）爆发起义，科苏特为首的自由派向在普雷斯堡（Preburg）的议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要求制定民主宪法，废除各种劳役，实现民族平等，建立独立的匈牙利人（Ungar）即马扎尔人（Magyar）民族国家，与奥地利帝国（Kaisertumsterreich）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君合国之上的关系等。这就是所谓的“三月法令”（Mrzgesetze）。4月11日，奥皇费迪南德一世批准了相关要求，所以也称“四月法令”（Aprilgesetze）。但是匈牙利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当时的匈牙利居民中，有匈牙利人450万，斯拉夫人（Schlawen）500万，罗马尼亚人（Rumnen）和德意志人各100万。掌握政权的匈牙利人在居民中占少数。然而科苏特等人却试图建立匈牙利人独占的国家政权，因此引发匈牙利人与其他民族的冲突。6月以后，匈牙利人先后与国内其他民族进入战争状态。奥地利政府决定利用这一矛盾镇压匈牙利革命。9月，奥地利政府任命克罗地亚（Kroatien）总督耶拉契奇（Josef von Jellacˇic'180-1859）率军镇压匈牙利人的反叛。
波希米亚革命的中心在布拉格。1848年3月初，波希米亚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和工人等也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政府、实行代议制等要求。迫于形势，奥皇于4月8日答应制定宪法。然而以历史学家帕拉茨基（Frantiek Palack，1798—1876）为代表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实现奥地利帝国境内所有斯拉夫人的自治。6月2日，帕拉茨基主持下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但是大会提出的一些要求遭到奥皇的拒绝。与此同时，奥军驻布拉格最高指挥官温迪施格雷茨侯爵（Alfred Fürstzu Windischgrtz，1787—1862）开始对布拉格实行军事管制。布拉格局势随之恶化。12日，示威民众开始起义，5天后遭到温迪施格雷茨的血腥镇压。波希米亚革命由此结束。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反革命力量首次取得胜利。
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底、威尼西亚、托斯坎纳（Toscana）和莫德纳等上意大利地区也爆发了革命。在米兰（Mailand） ，人们于3月18日发动起义，宣布伦巴底独立并且与撒丁王国合并，接受撒丁国王卡尔·阿尔伯特（Karl Albert，1798—1849）的统治。威尼斯于3月17日爆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并于23日宣布威尼西亚脱离奥地利独立。6月25日，拉德茨基（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率领的奥军在库斯托查战役（Schlacht von Custozza）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撒丁王国的军队。8月初，奥军占领了意大利革命中心米兰，逐步恢复了在上意大利的统治。
此后，奥地利政府逐渐恢复对局势的控制。10月4日，奥皇下令解散匈牙利议会，驻扎维也纳的部分军队调往匈牙利。这时维也纳的革命势力认识到，如果匈牙利革命失败，维也纳革命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在10月6日，包括工人、学生和部分国民卫队在内的革命力量集结起来，阻止政府军，冲击国防部，打死了极端右翼的国防大臣拉陶尔伯爵（Theodor Graf Baillet von Latour，1780—1848） ，然后攻占军火库，控制了维也纳。奥地利帝国议会被迫迁往克雷姆西尔（Kremsier），皇帝也慌忙出逃。这就是所谓的维也纳十月起义（Wiener Oktoberaufstand）。但是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23日，耶拉契奇和温迪施格雷茨率领的奥军开始包围并进攻维也纳，起义者进行了激烈抵抗，2000人战死，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11月1日，奥军重新占领了首都。11月21日，实行强硬政策的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Fürst Felix zu Schwarzenberg，1800—1852）出任奥地利首相。12月2日，患有精神疾病的费迪南德一世退位，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1848年—1916年在位）成为奥地利新皇帝。1849年3月4日，奥地利政府强行颁布了一部中央集权主义（Zentralismus）的宪法，7日解散了帝国议会。封建专制统治在奥地利重新确立。
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奥皇派温迪施格雷茨率军镇压匈牙利革命，并于1849年1月初攻克佩斯。此后，匈牙利革命力量曾多次击败奥军，并于4月14日宣布独立，推举科苏特为国家元首。然而，由于沙皇派兵进入匈牙利，协助奥军作战，匈牙利革命力量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于9月最终失败。
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也称全德国民议会（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又一重要舞台，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实践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双重理想的初次尝试。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承担着两大历史任务：制定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1848年2月12日，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曾在巴登等级议会上提出德意志邦联议会实现人民代表制，3月5日的海德尔堡大会（Heidelberger Versammlung）则发出了召开预备议会的邀请。3月3日，德意志邦联议会在公众压力下宣布新闻自由，此后它又承认需要修订《德意志邦联文件》，并组成了以原核心委员会为基础的“十七人委员会”（Siebzehnerausschu） ，负责起草德意志宪法。3月31日至4月3日，由574名代表参加的预备议会（Vorparlament）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会议代表多数来自各邦议会，其中141人来自普鲁士，奥地利则只有2人参加。会议代表主要由民主派和自由派组成。以施特卢威为代表的民主派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以美国为榜样的联邦制共和国。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以加格恩、达尔曼和马蒂等为首的自由派多数的反对。在他们看来，人民主权与君主制并不矛盾。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联邦制国家。最后，预备议会决定设立“五十人委员会”（Fünfzigerausschu） ，为选举和召开全德国民议会做准备。5月初，全德国民议会选举开始。选举基于普遍、平等的原则进行，每5万选民选举一位代表。包括石勒苏益格以及普鲁士所属东、西普鲁士和波森等省在内的非德意志邦联地区也选出了参加全德国民议会的代表。
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开幕。议员实际人数为585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550人。从代表身份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法官、律师、官员、商人和工厂主，下层民众代表很少，只有1位农民和4名手工业者，没有工人代表，因此该议会又被称为“教授议会”或“绅士议会”。大多数议员在政治立场上为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其次为激进左派和保守派。自由派代表加格恩被选举为议会主席。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议员们因政治立场的差异形成了民主主义左派（Die demokratische Linke）、保守主义右派（Die konservative Rechte）和自由主义中间派（Die liberale Mitte，包括中间左派、中间右派）等议会党团，他们有各自的集会地点。
民主主义左派主要聚集于德意志旅馆（Deutscher Hof）和唐纳斯贝格（Donnersberg）两处。前者约50人，代表人物为罗伯特·勃鲁姆（Robert Blum，1807—1848）等人，他们要求制定宪法，建立共和国；后者约50人，以施特卢威等为代表，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和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11月以后，从二者之中又分离出一部分相对温和的议员，形成了纽伦堡旅馆派（Fraktion Nürnberger Hof）。民主主义左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居于少数派地位。
保守主义右派约有40人，人数最少。代表人物是来自普鲁士的冯·芬克和约瑟夫·冯·拉多维茨（Joseph von Radowitz，1797—1853）等人，聚会地点为石房（Steinernes Haus）和米拉尼咖啡馆（CaféMilani）。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联邦制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独立于议会的政府。
自由主义中间派是最强大的议会党团，它本身又分为中间左派和中间右派。自由主义中间左派（Dasliberalelinke Zentrum）的主要聚会地点在符滕堡旅馆（Württemberger Hof） ，主要代表人物有文艺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菲舍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1807—1887）、法学家罗伯特·冯·莫尔（Robert von Mohl，1799—1875）等，有100名议员。这一派的主要努力目标是建立强有力的议会。自由主义中间右派（Dasliberale Rechte Zentrum）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最大的派别，有约120名议员，又称俱乐部党（Casinopartei）。其核心人物为法学家格奥尔格·贝泽勒（Georg Beseler，1809—1888）、历史学家达尔曼和德罗伊森等人。这一派别的主要努力目标是建立立宪君主制（Konstitutionelle Monarchie）的民族国家。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根据加格恩的建议于6月28日作出了建立起临时中央权力机构的决议。议会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Johann，Erzherzog vonsterreich，1782—1859）担任作为最高首领的帝国摄政。在内阁之中，则普鲁士的影响更大一些。内阁首相由倾向于普鲁士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1819—1901，1837年—1901年在位）的异母兄弟、巴伐利亚将军卡尔·冯·莱宁根侯爵（Karl Fürst zu Leinignen，1804—1856）担任；内政大臣由奥地利的安东·冯·施梅林（Anton von Schmerling，1805—1893）担任；来自普鲁士的爱德华·冯·波伊克（Eduard von Peucker，1791—1876）和赫尔曼·冯·贝克拉特（Hermann von Beckerath，1801—1870）分别担任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
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新建立的帝国中央政府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方面都明显软弱无力。在德意志内部，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和汉诺威等重要邦国根本没有服从帝国政府的意愿，它们公开拒绝国防大臣于1848年8月发出的各邦军队效忠于帝国摄政的命令。在对外政策方面，国民议会和新建立的帝国政府同样软弱无力，这一点突出显示在石勒苏益-荷尔施泰因问题上。
1848年1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去世，新继位的弗里德里克七世（Frederik VII.，1808—1863，1848年—1863年在位）在以艾德尔丹麦人党（Eiderdnen）为代表的丹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答应颁布新宪法，加强丹麦与石勒苏益格公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于3月在哥本哈根（Kopenhagen）召开制宪国民议会，制定包含石勒苏益格在内的丹麦新宪法。这一举动违背了1460年《里伯条约》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永不分离”的规定，因此立即引起两公国中的德意志人的不满，他们视之为脱离丹麦独立的机会，于3月24日宣布脱离丹麦，成立临时政府，并向德意志邦联议会和后来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请求帮助。然而，德意志邦联议会以及后来的国民议会都不敢决定接受石勒苏益格加入德意志邦联，只是以德意志邦联名义命令普鲁士的弗兰格尔将军（Friedrich Graf von Wrangel，1784—1877）指挥由普鲁士、汉诺威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组成的军队进入两公国，向丹麦政府施压。但是英国和俄国都反对德意志邦联的干涉。结果，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两国的压力下被迫让步，8月26日在马尔默（Malm）与丹麦签订停战协定，规定邦联军队从两公国撤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虽然极不情愿，但由于没有实际可控的军事力量，只好接受停战。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的结果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欧洲列强的认同和德意志大邦的支持。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宪法，以便确认新的德意志国家形态，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宪政基础。
1848年7月初到12月底，国民议会首先用了近半年时间来讨论德意志人的基本权利，以便为日后建立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提供保证。12月27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名为“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 desdeutschen Volks）的特别法（后来列入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第六部分）。该法规定：德意志人享有包括选举权、居住权和迁徙权等在内的公民权；取消各类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新闻、言论、集会、结社和信仰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规定虽然由于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实施，但毫无疑问，它们向世人昭示了德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表明日后从魏玛共和国到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并非只是外部压力促成的结果，也有其内生的根源。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讨论和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确定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疆界。鉴于1815年确定的德意志邦联各邦疆界与德意志人实际居住地区不尽一致，因而存在疆界调整问题。在普鲁士东部，必须把德意志国家的疆界东移，以便把德意志人居住区纳入进来；在奥地利，则存在将非德意志居民纳入德意志国家的问题。其二是有关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它涉及到立法、行政权力分配以及中央与各邦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三是设立国家元首的问题。
围绕着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除了少数民主主义左派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主流意见是，在保存现有的多邦制的基础上，建立起类似美国的联邦制国家。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奥地利多民族王朝国家中的非德意志因素。为此，国民议会中出现了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sung）和大德意志方案（Grodeutsche Lsung）之争。小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历史学家达尔曼和德罗伊森等为代表，要求排除奥地利，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以普王为世袭皇帝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大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法学家韦尔克等为代表，要求建立奥地利影响和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这一民族国家只包括德意志邦联德语区域以及波希米亚等与德意志有密切历史渊源的地区，匈牙利等非德意志人地区则将被排除在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外。这意味着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将被分解。起初，国民议会的多数代表支持大德意志方案。
但是大德意志方案遭到国民议会中的奥地利代表和奥地利政府的反对。1848年11月27日，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侯爵在克雷姆西尔召开的奥地利议会上明确宣布：“奥地利作为统一的国家的继续存在是一种德意志的需要，也是欧洲的需要。……只有当新的奥地利和新的德国达成新的和固定的形态时，才有可能从国家层面明确它们的相互关系。到那时奥地利将继续前行，忠诚地履行其联盟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克雷姆西尔纲领（Programm von Kremsier）。它从根本上拒绝了大德意志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12月18日继任帝国首相的加格恩就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关系提出了所谓的“二元联盟”（Doppelbund）概念，即普鲁士领导下的紧密的小德意志邦联与奥地利建立一种“密不可分的同盟”。然而，奥地利对这一建议同样加以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它失去了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施瓦岑贝格侯爵在给奥地利驻法兰克福全权代表的指示中表示，奥地利“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一员”，未来德意志国家的任何形态都不能将奥地利排除在外。1849年3月9日，施瓦岑贝格侯爵又提出了奥地利版的“大德意志方案”，即“施瓦岑贝格计划”（Schwarzenberg-Plan） ：整个奥地利帝国加入德意志邦联；中央政府由七人组成的执政府（Direktorium，奥地利和普鲁士各3票，巴伐利亚1票）统治；各邦议会代表组成一院制国家议会，3年一届；帝国首脑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轮流担任。从本质上看，这一方案与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没有什么差异，与人们期盼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相距甚远。
奥地利的态度使许多原先支持大德意志方案的议员感到绝望，他们最终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一直致力于大德意志方案的赫尔曼·冯·贝克拉特在1849年1月就寒心地表示：“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灭亡。”在大德意志方案失去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法学家韦尔克在内的大德意志方案支持者纷纷转向小德意志方案。1849年3月27日，国民议会以267票对263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帝国宪法，次日，国民议会以290票赞成、248票弃权的结果，选举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Kaiser der Deutschen）。
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1849）虽然由于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实施，但其中蕴含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却对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宪法明确规定了“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从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性质的国家宪法。立法方面：宪法规定帝国议会由国家院（Staatenhaus）和人民院（Volkshaus）两院组成。国家院是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其成员由各邦政府和邦议会各派一半代表组成。人民院根据普遍、平等的原则选举产生。立法权由人民院和国家院共同拥有。行政方面：帝国中央政府是国际法意义上“唯一”的德国代表，具有全面的外交权、军队指挥权以及各种相关的立法和管理职能权限；帝国元首拥有“德意志皇帝”头衔，实行世袭制，在国际法上是帝国的象征，具有宣战、媾和、缔约、结盟之权；负责召集和结束帝国议会，有权解散人民院；掌握武装力量。司法方面：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掌握帝国司法权，司法独立。
综观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兼具联邦、中央集权、民主和君主制色彩，实际上是各派力量妥协的产物。联邦制因素在立法机关中具有明显体现。国家院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各邦的利益和倾向。宪法中有关中央权力超越各邦权力的规定，国家权力对于立法、外交、军事、管理方面的诸多权力的控制，则表明了宪法的中央集权倾向。同时，作为民主主义左派斗争的结果，有关普遍、平等原则基础上选举人民院以及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宪法的民主色彩。宪法规定帝国元首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诸侯担任并冠以世袭皇帝头衔，则反映了立宪君主制的取向。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帝国宪法并推选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帝国元首之后，国民议会主席爱德华·西姆松（Eduard Simson，1810—1899）率领3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柏林，向普王敬献皇冠。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普王在4月3日拒绝了这一份厚礼，4月28日又以书面形式确认了这一拒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所以拒绝帝国元首之衔，出于多层考虑。其一，作为正统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人，不能接受革命赠予的皇冠。他曾在给普鲁士驻伦敦公使的信中指出：“这实非皇冠”，它带有“1848年革命的腐尸味道”。“一位受上帝恩宠的合法国王”决不会戴上“这样一顶用粪土烘制出来的、想像中的头箍”。其二，尽管20多个德意志小邦在4月14日批准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奥地利以及巴伐利亚、汉诺威、符滕堡和萨克森等四个王国却拒绝了该宪法。这意味着接受皇冠将会导致与奥地利及其他几个中等王国对抗，可能引发战争。其三，势力如日中天的沙皇也对普王施加压力，反对其接受这顶皇冠。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努力由于普王拒绝接受皇冠而付诸东流。新的帝国宪法的实施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也因此化为泡影。此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从法兰克福召回了他们的议员。5月30日，剩下的“残余议会”（Rumpfparlament）迁往斯图加特。6月18日，符滕堡政府应普鲁士的要求，强行解散了“残余议会”。
四、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影响
1848年底，正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面在为大、小德意志方案争吵不休之时，普鲁士和奥地利革命已先后遭到失败，反动势力重新恢复了在两大邦国的统治。面对恶化的形势，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试图尽可能地拯救这场革命。
1848年11月底，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为了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出现的反革命潮流，成立了以中德和南德地区代表为主体的中央三月联合会（Centralmrzverein） ，作为民主联合会的最高层组织。其核心成员有来自德累斯顿的威廉·阿道夫·冯·特吕奇勒（Wilhelm Adolphvon Trützschler，1818—1849）、来自科隆的弗兰茨·拉韦奥克斯（Franz Raveaux，1810—1851）和来自维尔茨堡（Würzburg）的戈特弗里德·艾森曼（Gottfried Eisenmann，1795—1867）等人。到1849年3月底，中央三月联合会已经拥有950个民主联合会，会员50万人。在普王拒绝接受帝国皇冠，特别是主要邦国拒绝接受宪法后，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科尔布（Georg Friedrich Kolb，1808—1884）和海因里希·赫尔曼·里曼等人又发起了以维护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目标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 ，并且得到热烈响应。到5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发展成为席卷许多邦的武装起义，整个德国境内出现了类似内战的状况。
5月3日至9日，在萨克森王国，爆发了1万多人参加的德累斯顿五月起义（Dresdner Maiaufstand）。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民主主义左派议员奇尔纳（Samuel Erdmann Tzschirner，1812—1870）、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 Bakunin，1814—1876）等成为起义的领导者。时任宫廷乐队队长的著名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也参加了起义。起义者一度建立临时政府，宣布承认1849年帝国宪法。最后，起义在忠于国王的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在巴伐利亚所属的普法尔茨，当政府宣布解散接受1849年帝国宪法的议会后，也爆发了起义。5月17日，起义者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承认帝国宪法，脱离巴伐利亚。普鲁士政府担心起义波及自己统治下的莱茵地区，在未征得巴伐利亚同意的情况下就出兵进行镇压。6月14日，起义者临时政府从凯泽斯劳滕（Kaiserslautern）出逃，起义失败。
巴登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起始处，也是革命的最后失败地。早在1848年4月，为了建立共和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黑克尔就曾组织过从康斯坦茨（Konstanz）向卡尔斯鲁厄的“黑克尔进军”（Heckerzug） ；9月，施特卢威也在勒尔拉赫（Lrrach）发动过革命起义。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开始后，巴登再次出现革命风暴。与其他邦不同的是，巴登革命除了要求维护帝国宪法外，民主派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一直是革命的重要目标。1849年5月9日至11日，在起义浪潮中，巴登军队纷纷调转枪口，转入起义者一边。13日，起义者在第二次奥芬堡大会上提出包括承认帝国宪法和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劳伦茨·布伦塔诺（Lorenz Brentano，1813—1891）为首的新政府等在内的16点纲领，但遭到巴登政府拒绝。巴登大公从首府卡尔斯鲁危逃往科布伦茨（Koblenz）。起义者于是在拉施塔特成立了革命的邦委员会，14日又成立了劳伦茨·布伦塔诺为首的执行委员会，接替逃亡的巴登大公政府。但是反动势力迅速组织力量对革命政府进行围攻。由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组成的干涉军以及由黑森和符滕堡组成的同盟军队逐渐取得了战场优势。7月23日，革命政府所在地拉施塔特被攻陷。1848年德国革命最后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支持1848年德国革命，甚至参加了起义。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4月初回到德国。6月1日，马克思担任总编辑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在科隆出版，该报大力支持德国的民主共和运动，成为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左派的重要舆论阵地。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封闭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巴登首府卡尔斯鲁厄。他们积极向布伦塔诺政府献策，主张乘胜向法兰克福进军，以推动全德起义，但是相关建议没有被接受。
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保守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主要原因。“三月革命”的突然爆发只是令保守势力在慌乱之中不知所措，失去了行动能力；革命力量过于分散是又一重要原因。革命爆发后，德意志境内形成了多个革命中心，各股革命力量之间缺乏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决策中心。同时，在解决和处理革命所面临的自由、民主和民族国家问题时，革命力量内部也是意见纷争不一，没有明确而集中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革命进程。
海涅曾说过，“一场革命是一次不幸，但更大的不幸是一场失败的革命”。1848年革命的失败对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后果。
首先，1848年革命的失败“改变了德国历史的航程”。在法国和美国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成功地将民族运动与民主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德国，1848年革命的失败则使得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出现了破裂。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逐渐与建立自由宪政政府的梦想剥离开来。于是，德国历史的发展开始打上民族运动与民主运动分离的二元主义烙印，越来越呈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大、小德意志方案的争论则加剧了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主导权的斗争，预示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最终将建立在武力之上，通过“铁血”来见分晓。
革命的失败也使德国在随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反革命”（Gegenrevolution）的“反动时代”（Reaktionsra） ，这一时期从1848年革命结束到1858年威廉出任普鲁士摄政开启“新时代”（Neuera）为止。在此期间，旧的反动势力力图卷土重来。
不过，尽管1848年革命失败了，革命后的德国社会却已经无法完全回复到梅特涅时期的那种状态，革命后的反动更多地仅仅表现为恢复旧的法律的努力和逆潮流而动的倾向。革命期间开展的废除诸如农奴制等封建制度的社会解放进程，在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停止，而只是放慢了速度。在司法领域，复辟时期的秘密审讯制度逐渐被公开的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尽管一些邦议会失去了革命期间获得的权力，特别是作为大邦的奥地利于1851年12月31日取消了革命期间颁布的钦定宪法，但另一大邦普鲁士毕竟仍然保留了邦议会，于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三级选举法（Dreiklassenwahlrecht） ，而且在1851年1月31日颁布了一部重新修订的钦定宪法。
1848年革命的一个重要政治后果是，德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革命期间新闻检查的取缔、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的实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普鲁士邦议会以及奥地利帝国议会中各种思想的政治代表的活跃登场，为不同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人们组成政治联合创造了条件。这种政治联合首先表现为议会内部各种派别的存在。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就形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他们的政治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这种政治联合也表现为议会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汇集，如1848年9月在柏林成立的全德工人兄弟会（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brüderung）等。一些重要报刊则成为重要政治派别的标志。柏林的《新普鲁士报》（Neue Preuische Zeitung） ，即所谓的《十字报》（Kreuz-Zeitung）是普鲁士保守势力的喉舌，科隆的《新莱茵报》则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左派的代言者。
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力量的支持，聚集于圣保罗教堂的学者们所醉心的民族统一、自由和民主的理想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后开始转向现实政治，将理想与权力结合起来，希望借助某一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的大邦来帮助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务实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下半期德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大邦普鲁士于是成为德国资产阶级青睐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