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杨厚良在世的时候，外公每月都按时寄来十元钱。平心而论，这笔钱对一个山里的农户来说，很要紧，很体面，杨家湾二百多口子人，也只有外祖母家有这笔固定收入。我母亲穿的用的，比一般同龄的孩子都要好些，也正因为如此，没人敢瞧不起她们“孤儿寡母”，母亲甚至还感到很骄傲。
公爹一走，外祖母觉得这钱不能要了，便吩咐母亲给城里写信，叫人家不要再寄钱。
“咱自己能养活自己，不能让他后老婆笑话咱。”她说。以前提到他的新女人，一般称呼她“那女的”或“那女人”，不知何时，就改成了“后老婆”或者“小老婆”，有意无意的，显示自己是“大”的，得排前面。
“人家愿寄就寄呗。”母亲说，“她把俺爹给抢走，还有脸笑话咱？是她先不要脸的！”
“你这孩子，说话够难听的。”尽管她认为女儿说得有理，但嘴上还是要有个把门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也不能全怪她。再说了，人家添了两个男丁，开销能小了？咱不能再伸手了。”
他后老婆的肚子很争气，头一胎是个男孩，第二胎还是个男孩。原本她有等着看笑话的心理，这下彻底服气，先前的怨气不觉减弱了许多。
母亲那个年龄正处于青春叛逆期，说了好几遍，才给城里写信，就一句话：“俺娘说了，以后不要你们的钱了。”
钱还是照常寄，每月十块。到了年底，在外祖母的劝说下，母亲又好好地写了一封长一点的信，说自己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在生产队挣工分，娘儿俩生活一点问题没有，真的不需要再寄钱了。
城里果然没再寄钱来。
正值青春叛逆期的母亲，不安心种田，老想着走出大山。这使外祖母心情格外复杂：留女儿不走吧，耽误她前程；让她走吧，剩下自己一个人，日子会很孤苦。她想来想去，决定让当爹的来决定女儿的命运。随后，母亲给城里写了一封信，提出要当兵。
久久没有回音。娘儿俩猜测，一定是“后老婆”从中作梗。母亲甚至打算，自己到龙城去，狠狠心住他家里，不给办就不回来。
盼啊盼啊，终于有一天，县里那位张副书记坐车来了，问了问情况，最后摇摇头，说办不了，因为母亲文化程度差太多。他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当女兵，起码得初中文化程度，母亲小学都没毕业。
外祖母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她希望女儿一直读下去，最好能考个大学，砸锅卖铁也要供女儿。可是，母亲因为学习跟不上趟，考试经常不及格，还要每天跑七八里山路到乡里上学，加之杨家湾上学的女孩本来就少，连个伴都没有，读完四年级便退学了，她宁愿下地挣工分。一开始她每天挣四个工分，这时候已经能挣八个工分，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女劳力。
“看看，看看，让你读书你不读，后悔了吧？”外祖母叹口气。
“俺就想当兵。俺爹他当大官，他就一个亲闺女，他能没办法？”母亲嘴硬。她扬言这就去龙城，非逼着亲爹让她穿上军装不可。
“让你爹犯错误才好？你忍心逼他？”
“你还护着他！”
“啥叫护着？是你不够格，怪不得别人！你得认命，娘不就认命了吗？”
娘儿俩斗了三天气，谁也不理谁。外祖母时刻防着母亲，生怕她真跑到龙城“闹事”。
张副书记作为外公的老战友，很想帮家里做点事。不久，他派了县委一个干部过来，说当不上兵也没关系，转过年，就安排我母亲进肉联厂当工人。
这个结果也很不错，母亲接受了。外祖母心里也踏实多了，既解决了孩子的出路问题，又不至于让她跑远——自己男人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收不回；闺女虽说不至于不要她这个母亲，但离她太远，却是她难以接受的。
她最怕孤单。
转过年来，一直等不到让母亲去肉联厂上班的消息。那时节“大跃进”搞得乌烟瘴气，全村人聚一块吃大食堂，天天像过节。后来食堂办不下去，又都回家做饭，发现做饭的锅都被炼成了废铁，大炼钢铁把人们做饭的家伙什都糟蹋光了。外祖母找到一个陶罐做稀饭，仿佛一下子回到远古时代。
母亲说：“我得走。”
外祖母害怕她去龙城，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娘儿俩到了县城，摸到县委大院找张副书记。看大门的人说，张副书记出事了。她们不相信，赖着不走。后来那个到过杨家湾的干部出面接待她们，灰头土脸地说，张副书记确实出事了，贪污公款。他一出事，好些事情都耽误了。
这件事对外祖母刺激很大。她连连叹气，说：“钱是害人的，都当书记了，还要什么钱？做官跟走路一样，一不留神就会摔跟头，所以得时时当心。”
后来她常跟我说这几句话。
就这样，母亲去肉联厂上班的事泡汤了。
母亲想立刻搭车去龙城，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外祖母死死拽住她，坚决不放她走，说：“你敢去，俺就一头撞墙上，撞死算啦，你爱去哪去哪！”
母亲哭了。
外祖母也哭了。
母亲一辈子没走出杨家湾，她怪外祖母拖了她后腿。她认为，只要她去龙城找外祖父，外祖父一定会想办法让她当兵，只要她穿上军装，提干那是手拿把攥的事，自然她会嫁一个军官，那么，一家人的命运，就是另外的样子了。
外祖母也承认，是她耽误了女儿的前程。但到最后她又爱拿我说事，说：“你妈若是嫁个军官，生出来的孩子还会是你吗？肯定不是呀！这世上也就没有你啦！没有你，姥姥多难过呀……”
没有我，还会有其他孩子，这事真是说不清。
接着说她们。从县城回到家，娘儿俩互相怄气，一个多月谁也不搭理谁。如果不是来了灾害，娘儿俩的气不知要怄到何时。灾害一来，啥都顾不上了，还怄什么气？活命要紧。
杨家湾地少，本来粮食产量就低，“大跃进”时闹腾得比山外还厉害，多糟蹋了不少粮食，结果很快就有人家里揭不开锅。
就在这当口，外祖父寄来了三十块钱，还有五十斤全国粮票。正是靠外祖父的这份救济，外祖母和母亲幸运地活了下来。
“千万别忘了，咱娘儿俩的命是你爹给的。”她对女儿说。
也就是从那时起，不论遇到何事，只要谈起他，她都是替他说好话，很少说他一句不是。不论怎么样，他都是对的；如果有问题，也是后老婆的问题。
10
灾害一过，外祖母首先面临着女儿嫁人的问题。她早就发现，女儿的心有点“野”，像她爹，所以得想法子拴住她。女儿肯定不想老死在巴掌大的杨家湾，去不了龙城，去不了县城，能够到公社——也就是过去的乡——或者到山外大一点的村庄也好，她有这个想法当然很正常。
外祖母为此在心里面制定了几条原则：不能找太远的，因为她越来越老，树老怕枯，人老怕孤，女儿嫁太远，见面难，她孤单；不能找太有本事的，否则像她爹那样跑了，不见人影，那可把女儿害了！决不能让女儿再走自己的老路，一定找个老实巴交的、文化不高的、赶都赶不跑的。
外祖母请媒人前后给介绍了几个，女儿相中了家在公社的青年杨在银，杨在银高中毕业，白净帅气，在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可他没看上她，嫌她文化程度低。公社还有个姓黄的青年，相貌也不赖，在县化肥厂干临时工，她也相中了他，他却嫌她脸黑。接连失败，女儿为此躲被窝里哭了一场。外祖母反倒挺高兴，说：“俺看那两个小白脸，都不像正经人，你拴不住他心，到头来还不是你吃亏？不成，是好事！”又说，“过日子就像合伙下地种庄稼，得找个能干的把式，中看不中用的，咱不找。”
“俺以后不找了，一辈子在家陪你，给你养老送终，行不行？”女儿赌气说。
“哪能不找？你不找，你爹在外头能放心？”
其实外祖母心里早有了目标——李家湾的崔得平。崔家曾经是她家的佃户，祖孙三代都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就知道下地干活，任劳任怨，跟老黄牛差不多，人前连个响屁都不敢放。按照她的标准，崔得平再合适不过。
他排行老三，他上面两个哥哥，都已成婚，崔家正为他的婚事发愁，因为没有多余的房子。这便更合她意——做杨家的上门女婿，不就两全其美吗？杨家老宅宽敞着呢！
趁女儿情绪低落，她与崔家迅速谈妥。女儿虽心有不甘，但拗不过她，婚事就这么定了。1963年秋末冬初，杨继香嫁给了李家湾的老实小伙崔得平——说是嫁，不如说娶，新娘子把新郎给“娶”上了门——他便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这里管这种情况叫入赘。
龙城寄来了一床洋布被面、一张细布床单、一对绣花枕巾作为贺礼，外祖母托着这些东西来到胡同里给众人看，恨不得让全村人都知道。人们感到稀罕，围上来这个摸摸那个捻捻，不一会儿就搞脏了，弄得母亲很不高兴。外祖母情绪仍旧很高：“好东西不能藏着掖着，俺这么做，还不是给咱娘儿俩长脸？”
脸面似乎比啥都重要。离婚之后，她越来越注重脸面。
一年后，母亲生下头胎，是个女娃。外祖母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不高兴，一个明显的表现是，母亲请外祖母给孩子起名，她淡淡地说：“一个女娃娃，叫啥不行？用不着劳心费神地起名。”
母亲给孩子起名为崔娟，这便是我的姐姐。
三年后，母亲生下一个男孩。这下子不得了啦，她煮了一篮子鸡蛋，染上红，挎上它，脚下像生了风一样，满街转，笑得合不拢嘴，见人就嚷：“俺有外孙子啦！小家伙七斤三两……都来吃喜蛋呀……”
这个男孩就是我。
她当仁不让给我起名儿，说：“春天生的，就叫杨春吧。杨春，杨春，听着喜庆，叫着上口。”
母亲生下男孩姓杨不姓崔，这是她和老崔家早就内定好的，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延续杨家的血脉。所以即使父亲那边心里不痛快，也不敢声张。
我出生第二天，她就让母亲给外祖父写信报喜。她亲自跑到公社邮局，把信投进邮筒里，然后就掐着指头等外祖父回信，更盼着他寄来一点礼物给我——炫耀倒在其次，主要的是，她认为，外祖父是大领导，他的礼物能给小外孙带来好前程、好运气。
但是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既没有等到回信，更没有收到礼物，她很失望，认为是他后老婆从中作梗。他后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老杨家真正的后继有人，这一点她很服气。闺女为他生下一个健健康康的外孙，而且还姓杨，让他一家也跟着高兴一下，不也是挺好吗？可人家不领情！
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那段时间正是“文革”的时候，担任军政治委员的外祖父进了学习班接受改造，没有收到母亲写的信。外祖母错怪人家了。
姐姐和我渐渐长大，姐姐长得很像母亲，谈不上漂亮，甚至是有点丑。我的相貌既不大像父亲，也不大像母亲，而是像外祖母。众所周知，外祖母年轻时是个漂亮人儿，因此我看上去很俊秀，五官很精致，皮肤白亮。这使外祖母更加疼爱我。
由于家人的娇惯，小时候我很调皮。她说，娇儿不孝，娇狗上灶，吊大的倭瓜，打大的娃。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她不许任何人打我，哪怕是一指头，只有她有这个权力，每当我淘气得不成体统时，她才挥手打我几下子——当然是形式大于内容，落掌并不重，挠痒痒似的。
她后半生最大的愿望，甚至是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长大有出息，因为我母亲父亲肯定是没出息的了，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时不时拿我跟龙城的“那家人”比。外祖父的两个儿子杨继军、杨继民，论辈分我得叫舅舅，他们年龄也比我大十岁以上，可是她硬拿我跟他们比试，满心希望我长大后超过他们，压后老婆一头，替她争口气。她常常抚摸着我的脑门说：“人争气，火争焰。赶路的怕脚懒，学习的怕自满。春儿，你得上进啊，你可不能让姥姥寒心！”
11
在我的记忆中，虽然家里人常常把龙城挂在嘴边，但与外祖父一家的联系却是少而又少，藕断丝连一般，每年顶多由母亲给外祖父写一封两封的信，说几句不疼不痒的问候话，报个平安。外祖父回信更少，也许他太忙，顾不上，经常是信寄走了，石沉大海，好几年接不到他一封信。渐渐地，母亲懒得写了，每逢外祖母催她写，她就说：“俺爹收不到信，估计都让他后老婆扣下了，写也没用。”
我会识字写字之后，外祖母转而让我给龙城写信。我寄出第一封信，没多久竟然收到了外祖父回信，她高兴坏了，说：“春儿，你姥爷一准喜欢你，他给你回信，你的面子比你妈大。”
一两个月后，她又让我给外祖父写信。我写了。没多久，又收到回信，她更是欢喜得不得了。拆开信，有好多字我不认得，姐姐帮着读完，才搞清楚信是外祖父秘书写的，大意是首长很忙，如果家里没什么大事，请尽量不要打扰首长；如果有困难，可直接写信给他，由他负责协调解决，云云。
外祖母很懊悔的样子，猛拍一下自己额头，叹口气，说：“俺真是老糊涂了，你姥爷他那么忙，咱真不应该打搅人家。”
自那以后，起码有两三年，她没再提写信的事。
大约1975年前后，公社电影队来杨家湾放映彩色故事片《渡江侦察记》，我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片子，兴奋得不得了。那一年她五十四周岁，在农村算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晚上一般不出门，我费了好大劲，连拉带拽把她拖到了打麦场上，一块凑热闹看电影。
那时候放电影，放正片之前，往往先放一段纪录片，人称“加片”，加片的内容，大多是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场面，也有涉及工农兵的内容，比如大庆、大寨、军事演习、比武等等。那晚上的加片，演的是解放军在渤海湾登岛演习的场景。
我们一帮小屁孩，更喜欢看后面的正片，对加片不感兴趣，嚷嚷着赶紧放正片。吵闹声中，她坐在小马扎上，无精打采地看，某一个瞬间，她像是被雷击中，猛地一振，身子前倾，紧盯着银幕。但是几秒钟之后，那个画面闪过去了。一直到加片结束，正片演完，乃至回到家中，她都没回过神来，呆愣半天，突然问我：“那片子，还演吗？”
乡下放电影，都是搞巡回，今天在杨家湾，明天肯定到李家湾。第二天，她突然提出，让我陪她到李家湾看电影。我当然很乐意，自己喜欢的片子，看多少遍都不厌，比如《地道战》，那几年我看了十五六遍。
我们早早吃罢晚饭，提上小马扎往外走，四里多路，比先前好走多了。我们来到李家湾村后的打麦场上，她怕给人认出来，特意坐到角落里。加片开始，自然还是那个军事演习，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某处地方，她掐我一把，说：“你快看！”
我看到画面上，有两个穿军装的老头子，站在海边的掩体里，双双举起望远镜。我不解其意，问她：“看啥？”
说话的工夫，镜头换成了登岛冲锋的部队。她不再说话，久久回味着什么。回家路上，她终于忍不住，揽住我的肩膀说：“春儿，俺瞅着电影上有个人，真像你姥爷……”
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说胡话。她顾自往下说：“真像。俺越看越像是他。”
我感觉她看花了眼，或者是想人家想出毛病来了，哪能那么巧？
她嘱咐我保密，对爹妈都不要说。那时我还小，跟她睡一条大炕上，当夜，她兴奋得整宿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我刚一睁开眼，她就问我：“今儿个，电影到哪演？”
我告诉她，应该是小周庄。她犹豫一阵，仿佛害羞似的，扭过脸说：“俺还想看。春儿，你愿陪姥姥吗？”
我立刻道：“那还用说。看一百遍，俺都愿意！”
她突然迷上看电影，这让我母亲很是纳闷，以为是我想看，拉她作掩护。母亲责怪我道：“你姥娘腿脚不利索，晚上黑灯瞎火的，摔着她咋办？你不能拽她去。”外祖母接过话说：“继香，是俺想看。人老了，觉少了，出去走走，走累了，好睡觉。”
小周庄离杨家湾五里多地，路不好走，天黑之前，我们就赶了过去。那个镜头出现过后，我看到她抬手抹眼睛。她流泪了，哗哗的，赶紧用手绢捂住脸。
加片结束，她肯定地对我说：“没错，右手边那个人，就是你姥爷。”我也觉得我妈的脸盘儿跟他很像，尤其是那大嘴巴厚嘴唇，一看就是一家人。
停了停，她又说：“他也见老啦……”
她掐指算了算，从上回见面，到这回“见面”，一眨眼间，过去十七年了。
仿佛就在这个晚上，我突然长大了——想到她年纪大，走路慢，我不再坚持看完正片，而只是看了个开头，就提出回家睡觉。
接下来两个晚上，我又陪她到周边的孙家堡、牛店，就为了让她多看他一眼。一共只有三秒钟的时间。那三秒，成为她生命中重要的时间。
这个秘密我一直没告诉别人，包括我的父母。
12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高中，又不愿意下地干活，足有两年多时间，只能在家里混吃混喝，或者纠集一帮子狐朋狗友四处乱逛，偷瓜摸枣，捞鱼捉虾，越来越不像话。父母管不了我，直怪她把我给惯坏了。这时候听说大舅杨继军在部队当上了营长，她坐不住了，忧心忡忡，生怕我没治没救。
那年月，农村孩子，当兵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名额太少，杨家湾两三年都分不到一个名额，即使来了名额，也是“戴帽”下来的，让谁走，早内定好了。我从小爱看战争片，对当兵还是蛮喜欢的，但我很难有机会。
1983年冬天，大喇叭里播出了征兵通知，我的心痒痒开了，一下子变老实了，哪儿也不去，躲在家里睡大觉。她为此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终于拿定主意，督促母亲给龙城写封信。她说：“丝瓜要长还得搭个架呢，春儿是他亲外孙，他不能不管。”
母亲说：“让春儿写，他又不是不会写字。”
外祖母说：“你是他亲闺女，当年他没给你办，亏欠你的，你张嘴，他不好再推。”
母亲说：“写了信，人家再不给办，咋整？得防着他后老婆使反劲。”
外祖母沉默了。
母亲出主意说：“娘，俺有个法子。”
“你快说。”
“在信上写清楚，要是不给办，俺就把你老人家搬到龙城去，住他家里，看他办不办！”
这是当年母亲想当兵时使出的绝招儿，只不过被她给否决了。
她沉默许久，悠悠叹口气说：“这个法子是灵，但是娘不想那样做。人得要脸面，娘丢不起这个脸面。再说了，也不能太给人家难堪，他毕竟是你亲爹呀。”
母亲急了：“这不行那不行，把春儿耽误了，看你咋办！”
杨家湾已经有人接到通知到公社体检，十万火急，火烧眉毛，我索性连饭都不吃，躺炕头上蒙头睡大觉，谁喊也不起来。她拖我起来，让我洗脸洗头，又让母亲帮我找一身干净衣服换上，她也打扮一新，由我骑自行车驮她到公社，临走时对我父母亲甩下一句狠话：“俺就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
那时节，已有前来征兵的部队干部到公社巡视，在武装部门口，看门的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那儿干等。等到天快黑时，有几个干部出来，她上前拦下一个领头的干部，指着我说：“同志，你给看看，这孩子咋样？”
人家猜出她的用意，打量着她，不说话，只是微笑。她又道：“你看这孩子，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要文化有文化，让他当兵去，行不行？”
对方干咳两声，不知道说啥好。我站在那里，像个木偶一样，天气很冷，我的后背上全是汗。她不亢不卑，继续道：“俺是杨家湾的李慧芬。这孩子，他亲姥爷名叫杨敬堂，在龙城的军区大院上班，他都当了四十三年兵啦！”
公社干部上前化解，说：“大娘，孩子当兵得按程序来，不能为难部队上的领导。”
僵持不下时，还是那位部队干部脑子灵活，他让身边一个年轻干部记下我的姓名、年龄、住址，让我们回家等消息，最后他亲热地拍一下我的肩膀说：“就应该选拔优秀青年到部队来。”
回到家，我把情况一说，父母亲认为不靠谱，就那么说几句话，人家能要我？她重重地叹口气：“人憨天照顾。春儿会有一个好前程的。”
没几天，真来了通知，让我到县城体检。她不放心，亲自陪我去。我们坐三轮车，天冷，她吩咐带上两床被子，那床厚被子专门属于我，把我严严实实围住，防止我感冒。
一切都很顺利。办入伍手续的时候，县武装部的部长特意叮嘱我两件事：一是填表时“外祖父”一栏必须空着，什么也不要填；二是到了部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谁的外孙。
这时我们才知道，外祖父已是军区副政委。
年底，我穿上了军装。她一遍遍摩挲我的新军装，贴上来闻新布料的气味，悠悠地说：“你妈想穿它，没穿上，你比她有福。可别忘了你姥爷啊，要不是人家，你还不得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吃？你姥爷，他才是你的大恩人！”
说着说着，她已是老泪纵横。
13
当兵，谁不想到大城市？军区所在地就在龙城，我原以为有外祖父这个大后台，留在龙城没问题，以后我就有机会到军区大院看望他，说不定他会把我调到军区大院的警卫连站岗放哨，那样我就可以天天见到他老人家。
可是火车在龙城停了半个多小时，不少新兵下了车，却没有我的份儿。火车一直朝东开，最后开到了海边一座小城。下了火车，又换轮船，平生头一回坐船，我晕得厉害，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恨不得跳海淹死算了。就这么着，我来到黄海深处的一个小岛上。同我一起来的，算上我，总共五个人。这里驻扎着守备三师二团的一个连。
我写信给家里，不免流露出对外祖父的抱怨。两个女人分析半天，一致认为不能怪老头，一定又是后老婆从中作怪，有意把我发配得远远的。
外祖母怕我不好好干，过不多久就逼迫母亲给我写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翻来覆去一句话：不能给你姥爷丢脸。在岛上的头三年，没人知道我是军区副政委的外孙，没人对我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照顾。我在岛上摸爬滚打，养猪种菜，吃过太多的苦，又不敢跟家里说，有委屈只能咽到肚子里。长年风吹日晒，水土不服，我又黑又瘦，比入伍前小了一圈。入伍两年后，我争取到一个探亲的机会，千里迢迢赶回杨家湾，人们见了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见我那个样子，外祖母抱住我哭起来没个完，扬言扣下我，不让我回部队了，宁肯在家种田，也不受那个洋罪。这时我反倒不觉得有啥，安慰外祖母和母亲，战友们在部队都一样吃苦，吃苦能锻炼人，我能经受得住。
我给外祖母带回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张军区机关办的报纸，头版右上角，有一幅不大的照片，军区杨副政委视察某部队时的留影。我把报纸递给她，并没说姥爷就在上面，我想看看她是否还能认出他来，毕竟离上回在电影上看到他，又过去了十年。她接过报纸，猜到有情况，不然我不会把报纸交给一个不识字的人。果然，她仅仅扫了一眼头版，眼睛立刻一亮，久久地端详着右上角那幅其实比较模糊的照片，喃喃道：“你姥爷……他还好吗？”
那一刻，我真想给外祖父写封信，替她讨要一张他的彩色近照，拿给她做纪念。
没想到这张报纸她藏了三十年，她去世后，我们在遗物里发现了它，边角都磨毛了。谁也不知道这些年里，她看了多少遍。我们决定，把这张报纸放进她的棺材里。
外祖父离休那年，我已经是第四年兵。离休之前，他最后一次下部队，是到我所在的守备三师二团。团部在另一个较大的岛上，离我连驻扎的小岛，只有半小时船程，传说他要到我连视察。他是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我暗自激动，无比激动，盘算着他一定会接见我，我在心里把想说的话，修改预演了好多遍。连队也是无比重视，我们提前三天打扫卫生，我带人把猪圈里十八头猪的猪毛都修剪得整整齐齐，连猪的脚指甲也剪短了。
但是到最后，他没有来。我很失望，甚至有一点点的仇恨。有一天，团政委陈树茂来到我们连，悄悄找我谈话，说是军区一位首长让他转告我，一定好好干，争取提干的机会。
年底，我由战士直接提干，当了排长。到这时候我才隐隐悟到，外祖父不让我留大城市，而是把我发配到这个遥远的海岛上来，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从1980年之后，军队干部制度改革，战士提干，必须考军校，而在艰苦地区，可以有少量的转干名额。
我成了极少数的幸运者，对老人家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那年春节，我回杨家湾探亲，高兴之余，告诉家人一件不好的消息——大舅杨继军出事了。杨继军先是在部队干，在副团长位置上转业回龙城，当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贪污公款，数额不小，被判了无期徒刑。
外祖母愣了半晌，才道：“俺总说，钱是害人的，做官跟走路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继军都当团长了，他缺钱吗？不缺，可他还是管不住手。你姥爷一大把年纪，儿子这样，他得多难过呀！”
母亲怪外祖父只知道自己当官，不会教育儿子。外祖母不同意，坚持说，不怪他，他家的事，俺觉得他说了不算，一准是小老婆说了算。又说，现如今娶小老婆的，都是小老婆说了算，因此他家老大坐牢，不怪他，要怪只能怪他后老婆教养不得法。
14
我提干不久，外祖母就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说是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我成了大军官，当然不会从村里找，也不会从乡里找——当年的公社，现在又改叫乡了；荒凉的海岛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居民，我也不打算就地取材娶一个渔家女。我很想把家安在龙城，毕竟是大城市，部队不养老不养小，将来我转业，老婆在龙城，我自然符合进龙城安置的条件。
外祖母却不同意，说是离杨家湾太远，一旦结婚了，想回杨家湾看她，就难了，她会想我的。她托人从县城帮我介绍了一个，女方叫徐桂萍，在邮局工作，虽然不是干部身份，但是个正式工，铁饭碗；她父亲是县一中的高级教师，母亲在工厂干财务，下面有一个弟弟，高中在读。综合来看，家庭条件蛮不错。
为稳妥起见，我和女方见面之前，外祖母先替我“相”了一回。女方性格温和，低眉顺眼，说话细声细气，长相也不错，挺耐看的。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人家，立刻催母亲给我写信，把女方夸成一朵花，恨不能拉我和人家立马入洞房。
利用那年探亲的机会，我和小徐见过两次面，感觉她真挺不错的。她也比较中意我。那个年月，军官社会地位比现在高，女方也不怎么介意两地分居之类的困苦。我们的婚事很快就确定下来了。
婚后，母亲和我聊天，告诉我，姥姥不让我在龙城找对象，就是怕我跑远，风筝飞远了会断线，她可不想让一个远方的女人把我拽走。她怕，怕极了，不想让任何一个亲人离开她的视野，她得把风筝线稳稳地攥在手里。
结婚之后，我和小徐商量，先不急着要孩子，过几年再说。她同意。但是外祖母又不干，说是没有孩子扎不了根，她喜欢小徐，怕她将来吃亏，于是经常做她的工作，甚至吓唬她说：“没有孩子，你拿什么拴男人的心？春儿在外头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人都能遇见，要是遇见一个妖女人，春儿跟人家跑了，你哭都来不及！”
她这是现身说法来教导小徐。小徐竟然给说通了，来海岛探亲时，坚持不避孕，结果很快就怀上了，却又不告诉我，一家人都替她瞒着我。年末我回家，发现她肚皮像是扣了口大锅，吓我一跳。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女儿晓蕾就是这么着来到人间的。
因为是个女孩，外祖母照例高兴不起来，虽然嘴上说，时代不同了，生男生女都一样，但是背后又撺掇小徐再生一个。外祖母做梦都想要一个男孩。计划生育抓那么严，怎么生？在杨家湾可以“偷”生，大不了交点罚款。外祖母的方案是，生下来偷偷送到杨家湾，由她和母亲来抚养，对外就说是“捡”的。杨家湾离海岛那么远，部队是不会知道的。村里这种情况有不少，没见哪个出纰漏。
这简直是小孩子玩游戏，我坚决不干，给外祖母讲政策，她不听。末了，我吓唬她说：“杨继军不是坐牢了吗？我要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不坐牢，我这个连长最起码得撸掉，您这是想让人家后老婆笑话咱？”
这才把外祖母给吓住了，以后没再提偷生的事。
三十五岁那年，我从营长的岗位上提出转业。之所以离开部队，主要是因为两地分居困难多。我曾动过心思，想让母亲给外公写封信，请他老人家出面帮我调离海岛，最好调到龙城去，小徐和晓蕾就可以随军过来，一家人团聚。母亲答应写信，说：“这辈子最后求老人家一次，以后坚决不再张嘴。”
都没想到，又是外祖母横插一杠子，偏偏不同意，说：“人家不当官了，说话不管用了，你们忍心让人家为难？你们不想想，人家就是想办，还有他后老婆呢！他夹中间，多难受！人要活个志气，咱不能老麻烦人家。”
外祖母这么一说，这事就没法往下进行了。我只好提出转业。按照政策，像我这种情况，只能回原籍安置。但是政策也不是没有空子，我是有机会混进龙城的，外祖父的一个老部下、曾经担任我团政委的陈树茂如今是龙城副市长，分管军转安置，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他答应替我想办法，嘱我先不要给任何人说。
我沾沾自喜，回家待分配时，忍不住把消息透露给家人。我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我进龙城，有陈副市长托底，把小徐调过来，不是什么大问题，晓蕾就可以到龙城上学，父母亲和外祖母自然也可以进城跟我住。杨家湾太远了，就不回了，那二亩薄地，扔给别人种算了，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不如让父母亲来龙城摆个摊卖水果冷饮实惠。
全家都很高兴，就等我进龙城工作，把他们捎带过去。
但是，除了外祖母。
外祖母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刚把想法和盘托出来，她当下就急了：“你把俺弄去龙城干啥？俺才不稀罕呢……都走了，谁来给俺公公婆婆上坟？……你们都走吧，俺哪儿也不去，俺活在杨家湾，死在杨家湾，埋在杨家湾！”
外祖母赌气，竟然一天没吃饭。我们从没见过她生那么大的气，感到不可理喻。她为啥不愿去龙城？她怕什么？她有啥忌讳的呢？我们都猜不透。
母亲一个劲地摇头，说：“这老太太，疯了！糊涂了！越老越糊涂！”
没人拧得过她，弄得我没脾气。年底，我转业回到县城。按她的要求，每周回杨家湾一次，看望她和父母亲。
15
说起来，我转业安置得蛮不错，到县发改委当了副主任，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岗位。一个小营长，能够给个职务，而且是在实权部门、要害部门，没有一个硬后台，是办不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陈树茂暗中帮了我，他给我们地级市的主要领导打过招呼。至于外祖父是否对他有过交代，我不便问，也不想知道。不管怎么说，没有外祖父，就不会有陈树茂对我的关照，所以从根子上说，从没见过面的外祖父才是我的恩公，才是我的硬后台。
一个周末，我开车回到杨家湾。近来应酬多，饭局一个接一个，我都有三周没回来了。来的路上，我老是打哈欠，无精打采的。外祖母盯着我，盯了好半天，搞得我发毛。她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把母亲支开，单独和我聊天。
那天，外祖母说了好多话，有些话令我眼界大开，到后头搞得我后背上直冒虚汗。比如她说，一个人，不该有的，不能有；不该要的，不能要。比如她说，有吃有喝，有铺有盖，就行了。是八尺别求一丈，长的短的都一样。比如她说，莫贪意外之财，莫喝过量之酒。绳子总在细处断，冰凌总在薄处裂，为官多从贪上倒。比如她说，人不能把钱带进坟墓，可钱能把人带进坟墓。比如她说，为官不贪，头顶蓝天。一世为官九世为奴，如果做官不清廉，要用九辈子来还的。还比如，人死的时候，不要让人家拍手，而要让人家跺脚……
外祖母这一套套的理论，估计是看电视剧学来的。有时好话不中听，她的话，我觉得既是好话又中听。有她在，等于家里有个编外纪委书记。
没几年，我当上发改委主任。又过了没几年，我当上副县长。有人猜测是龙城的外祖父暗中助我，实则我清楚，外祖母对我的帮助最大。没当官时想当官，当了官怕坐牢，早年犯事的张副书记和杨继军是她嘴里的活教材，时不时拎出来敲打我一番。
母亲琢磨着给外祖父写封信，把我当副县长的喜讯报给他——尽管这些年电话越来越普及，很少有人写信，但是我家与龙城的联系，还是依赖母亲写信，一次电话都没打过，彼此也不知道号码。关于外祖父那边的消息，主要是我通过其他渠道获悉。这时节，大舅杨继军还在牢里，二舅杨继民是个什么研究所的工程师，也没见他搞出大名堂。母亲的用意无非是借机显摆一下，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他后老婆的孩子差，这边明显把那边给压下去了，她感到扬眉吐气。
外祖母不让写信，说：“你这不是给人家难堪吗？没有他姥爷拉扯他，别说县长，他能当上村主任就不赖了。”
母亲撇嘴：“当初这可是你的想法呀！你不就是盼着咱这边把那边给比下去吗？”
外祖母说：“你不写信，春儿当县长人家也会打听到，你干吗满世界嚷嚷？”
外祖母活成精了。
16
跟外祖父离婚之后，她仍然坚持每年为他做一双布鞋，做得无比仔细，一般赶在他生日前，由母亲邮寄到龙城去。
若干年后，母亲劝她说：“俺爹当大官，坐小轿车，不走路了，你别做了好不好？”
外祖母愣了愣，道：“在家里、办公室里，人家总得穿鞋吧？这事你别操心，俺有数。”
有一年龙城来信，说布鞋很结实，根本穿不坏，不要每年都做了。母亲把外祖父的意思转告她，她摇摇头说：“宁可让鞋等脚，不能让脚等鞋，多存几双慢慢穿呗。”
外祖母不听劝，继续做下去。我甚至认为，她是想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提醒人家她的存在，鞋穿在他脚上，暖在他心里呢。
阻止不成，母亲想了一个办法，隔个两三年邮寄一双，多出来的鞋存放在县城我家里，而且一直瞒着外祖母。
年老以后，眼力不济，但外祖母仍坚持自己亲手做，决不让母亲插手。有大太阳的时候，她挪到院子里纳鞋底，迎着阳光，把鞋底举到鼻子跟前，穿针引线，稍不留意，就把手指扎破了。
有时母亲坐在一旁陪她说话，不期然就听到她悠悠叹口气，说：“兔子满山跑，总得回老窝，他咋就不回来看一看呢？”
外祖母这是自言自语，母亲懒得搭理她。
外祖母又道：“龙城离杨家湾，满打满算六百里地，他就不能回来一趟吗？”
母亲不语。外祖母继续：“不来看咱娘俩，也就算了，总得给亲爹亲娘上上坟吧？”
母亲给她唠叨烦了，便续上一句：“他没脸回呀！见了咱们他能说啥？”
“哪有这么说亲爹的？”她不高兴了。
母亲撇撇嘴：“不怪他，行不？是后老婆拦着不让回——这下你满意了吧？”
她张开缺牙的嘴，像小姑娘那样，咯咯笑一阵。
2008年，是她公公杨厚良逝世五十周年，她打算搞个有排场一些的祭奠仪式，盘算着请龙城来人参加一下。她内心里肯定希望老头能来。我想办法拨通了二舅杨继民的电话，把老太太的想法透露过去。二舅当场回绝，说老爷子都八十四了，腿脚不好，平时基本不出门，搬他回老家很不现实。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别说身体不允许，就是允许，半个世纪都未谋面的两位老人，还有必要见吗？
对于外祖父来说，这个家，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早已经回不来了！
杨厚良五十周年忌日那天，二舅专程赶来，代表全家祭奠他的亲爷爷。这对我们是一个不小的安慰。二舅虽年过半百，依然帅气俊朗，相貌一点不像外祖父，看来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他称呼外祖母“大妈”，叫我母亲“大姐”，还给她们带来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外祖母拉着他的手不放，一个劲地端详他，问这问那，说的话又前言不搭后语，难以回答，搞得人家很不好意思。我赶紧上前把她的手拉开。
二舅这次回故乡，拉近了杨家湾和龙城的距离，以后我和他的联系虽然不多，但一直未断。六年之后的2014年，阴历九月初三，外祖父九十诞辰，这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年初，外祖母和母亲就合计，既然人家老二回过一趟老家，礼尚往来，老头过九十大寿，老家也应该去人祝贺一下。我把想法给二舅说了，他本人支持这个想法，答应找合适的机会给老爷子、老太太打声招呼吹个风，应该问题不大。我们电话里沟通过几次，初步商定由我和母亲代表老家人前往祝寿。
带什么样的贺寿礼物让人大费脑筋，母亲和外祖母商量了好几天，拿不准，最后还是小徐出主意说：“眼下时兴十字绣，给外祖父绣一幅《松鹤图》咋样？”她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都以为再好不过。于是从春天开始，母亲和外祖母主要的工作就是绣《松鹤图》，可以说废寝忘食，有时小徐也赶来帮忙，终于赶在8月下旬完工。我把这幅大大方方、漂漂亮亮、富含寓意的十字绣拍下来，用手机彩信发给二舅，他回信说，很好，谢谢。我嘱咐他先别透露，生日那天拿出来，给老寿星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和母亲正准备动身时，突然接到二舅的电话，他十分抱歉地说，老头年纪大了，心脏前段时间又查出问题，保健医生认为，见面会激动，影响老头身体，所以老家最好不要来人……
我愣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杨县长……真对不起，请转告大妈、大姐，理解吧，理解万岁……你们的心意都领了，我代表老头，代表全家，谢谢你们……”
我知道，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见外公了。我本打算当面向他老人家说声谢谢的——没有他，哪有我今天？
我立即开车赶到杨家湾，很困难地把二舅的意思转达给她们。母亲情绪激动，一跺脚说：“什么医生说的，还不都是后老婆使的心眼？就怕老头子和老家人接触。”
外祖母久久沉默着，一声不吭。
“姥姥，您没事吧？”我上前轻轻按她几下肩膀。
又过了许久，她才叹口气，平静地说：“不去就不去吧，只要人家好好的，就行。”
17
一天夜里，外祖母做了一个梦，梦见外祖父走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是外祖母情绪不大好，喊我抽空回来一趟。上午，我在一个会议上接到二舅的电话，得知外祖父凌晨五点多在军区总医院去世。
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难道冥冥之中，外祖母真的有心灵感应吗？
父母亲、我，还有县上和市里的主要领导，算作家乡的代表，赶到龙城给外祖父告别。出发前，我们没给外祖母说实话，只说老头生病住院，想老家人了，喊我们去见个面。她呵呵一笑，很满足的样子，说：“人家终究没忘了咱。”
我把母亲偷放在我家里的二十三双千层底布鞋全带上，见到二舅后，交给了他，请他找个合适的机会、合适的地方烧掉。这些鞋是外祖母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结实得很，外公到那个世界穿上，好走路。母亲预留了一双，天真地打算送别时给外祖父换上。到了告别厅，看到仰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党旗的外祖父，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军用皮鞋，母亲压根没敢提这事。我附在她耳边说：“算啦，外公是军人，应该穿军鞋上路。”这双鞋，后来放进了外祖母的棺材里。
站在外祖父灵前，我们都谈不上有多么悲痛。以前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拜见外祖父的情景，没想到平生第一次见他老人家，是在他的葬礼上。母亲只在五十六年前见过她父亲一面，那时她还是个青春少女，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亲生父亲离她所在的地方不过区区六百里，可是平生只见过一次面，真是令人无语。按照老家的风俗，她应该跪地号哭一场，以示悲痛，但是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前有交代过，殡仪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哭叫，因此她只是跪地磕了三个不响的头，默默流了一会儿泪，就算尽到了礼数。我和父亲则朝着外祖父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告别仪式开始之前，二舅引领我和父母亲来到一个休息厅，把我们介绍给他母亲舒群。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异常神秘的人物——外祖母和母亲议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女人。她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母亲比她年少七八岁，但看上去倒像是比她大十几岁。她彬彬有礼地一一与我们握手、问候，哑声说：“你们不容易。谢谢你们。”
回杨家湾的路上，我问母亲，对舒群老人的印象如何。母亲想了想，说：“握手的时候，感觉她的手真凉，像冰块。其他的说不上。”
外祖父的死讯，我们对外祖母隐瞒了两个多月，本来打算一直瞒下去，但是有一天母亲说漏了嘴。那天中午，外祖母又拄着拐棍到太阳底下纳鞋底，母亲说：“娘，不用了，俺爹没了。”
她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并没有表露出多么吃惊的样子，愣了愣，摸索着拿过剪刀，把坠着鞋底子的那根粗麻线剪断，鞋底子掉到地上，那枚粗大的针也从她指间滑落——这是我老家的陈年风俗，人死了，没有给他纳好的鞋，没做好的衣服，要把针线扯断。
末了，她微闭上眼睛，只说了一句话：“唉，官再大，钱再多，阎王照往土里拖。”
外祖父一死，我们一家和龙城的杨家人，关系就像飘飞太久的风筝一样，线断了。外婆的心气，似乎也一下子塌下来。这许多年里，她像一棵濒死的枯树一样顽强地活着，努力地发芽，仿佛就是想和他熬，赌气一样，看谁熬过谁；又仿佛是想和他一起活，在不可交的两条道上平行地走下去，虽然遥不可及，可她并不感到有多么孤单。
周末，我回来陪她说话，她唠叨说：“从电视上看到，有的大官死了，骨灰分两份，八宝山一份，老家或者工作的地方一份。你姥爷，会不会分一份出来，埋到俺公公婆婆坟头前？”
我告诉她：“不可能，姥爷的骨灰已经安放在龙城的革命公墓。”
“那俺就不等了。”她说。
“啥？”我诧异地问。
“他后老婆，身体好吧？”她换个话题。
“好。”我说，“但也难说，毕竟她也有八十了吧？这个年纪，说不准的。”
“那俺就快点去。”
“您说啥？”我有点害怕。
她张开无牙的嘴，神秘地笑笑，伸手招呼我靠近她，仿佛向我透露一个大秘密：“春儿，告诉你，俺不想熬了，想早点去见你姥爷，得抢在她前头。”
我一时没听明白：“抢在谁前头？”
“你傻嘛，他后老婆呀。”
我顿时无语。
“下辈子，俺想和他再做一回夫妻……俺寻思，俺能夺过他来。”
18
外祖母是在外公去世的第二年春上走的，她活了九十五岁。外公享年九十一岁，两人都属于高寿。
外祖母临走之前的那段时间，一有空我就回去陪她。有一回我问她：“这么多年，对姥爷，您就没有怨气吗？您恨他吗？”
她想了想，说：“梳头不好一天过，嫁人不好一世错。你说的，有，也没有；恨，也不恨。”
“怎么说呢？”
“早前有，后来就都没了。”
“为啥？”
“你说，俺是杨家湾活得最久的老人吧？”
“是。”
“从杨家湾出去的人，除了你姥爷，数你有出息，对吧？”
“就算是吧。”
“你爸妈半辈子没惹俺生气，咱这个家庭最和睦，是吧？”
“这倒是。”
“那还有啥不满足的呢？所以呀，怨也没了，恨也跑了。”
我郑重地点点头，眼泪差点落下来：“您不委屈就好……”
“树长在自己根上，人活在自己心上。这么些年，咱们不都是这样过来了吗？”
她在摇椅上合上眼睛。她睡着了。
那个夜晚，我们把外祖母稀罕的几样东西统统放进了棺材里，除了那张上面有外公相片的军区报纸，还有外公写来的二十几封信，当年他们两家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外公上学时的几册课本和作业本、一个圆规，以及她亲手做的一双原本送给他的千层底布鞋。就这些。
这时候，太阳落到山的那一面，霞光满天，祥云朵朵，低飞的燕子呢喃着归家。时候不早了，我从外祖母的坟前站立起来，鞠了三个躬，然后转过身子，缓缓朝家的方向走去。暮云四合，冷风扑面，路上，我暗自决定抽空去趟龙城，看一看外公的坟，给他老人家磕个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啊，血脉连着，打不散拆不散的。
原载于《十月》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