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4日，慑于由程潜总指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中路军的强大攻势，盘踞在安徽的军阀陈调元和王普归顺北伐军，分别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和二十七军，陈调元就任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3月底，陈调元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3月20日，蒋介石自九江到安庆检查工作，和蒋一同到来的还有郭沫若，陈调元亲率兵舰前往迎接。22日，陈调元为了表达他的归附之心，代表安徽省政府举行欢迎蒋的宴会。许杰被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作为服务人员安排参加宴会。宴会开始前，郭沫若将许杰叫到一边：“小许，请你在安排座位时，将我和蒋离得远一些。”
许杰领会郭沫若的意思，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已经公开显露出来，郭、蒋之间已经是面和心不和。由于许杰在湖州读过几年书，会讲浙江话，所以中共安庆党组织事先安排，让他在宴会上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宴会开始后，许杰瞅准机会向蒋介石发问：“蒋中委，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国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好吗？”
蒋介石因为不久前下令杀害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共产党员），反共反革命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听到许杰的提问后，他一下无法正面回答，显得有些尴尬。但他毕竟老奸巨猾，当即把脸转向右边的陈调元，用浓重的浙江地方口音道：“你们安徽就是派别多，希望你们精诚团结，拥护中央！”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就下令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杨虎，指使青洪帮头子雇用大批流氓地痞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并当场将薛卓汉、江爱吾、万心斋、刘剑冰（女）等数十人打伤。临时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新民、葛文宗、周松甫、舒传贤、周范文等人因为接到郭沫若的密报，在蒋下令通缉之前就隐蔽起来了。许杰在接到郭沫若通过周新民派人送来的信后，也立即逃离安庆，回到了广德。
郭沫若在亲历了安庆“三二三”事件之后，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面目，在3月底愤而离开蒋介石，来到南昌朱德的寓所，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广德，温广彝、何德鹤等人纷纷离开广德。刘永昌、姚琦、彭怡先、丁继周到县政府见到县长周赢干，向他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
“现在时局有了很大变化，我也准备离开广德。”周赢干听了他们的来意，便开门见山道。
刘永昌听了周赢干的话，急忙道：“你是县长，怎么能离开广德呢？我们今天来就是和你商量一下对策的！”
“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革命内部出现了同室操戈的情况。下一步局势会怎样发展我不清楚，估计对我、对你们都不利！”
“怎么不利？”刘永昌不解地问。
“宁汉分裂了，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武汉方面也成立了国民政府，汉口方面是积极维护国共合作的。我们的谭军长、鲁副军长、李主任都要转到汉口去了，现在两派搞得水火不容。我是第二军派来的，我不走怎么行呢？”
“我也是第二军安排的，要走一起走！”刘永昌急了。
“好！二、四、六军的政治部大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也派两个代表，我们一道去看看。”周赢干很干脆就答应了。
5月中旬，周赢干、刘永昌、周桐旺离开广德刚到湖州，陈觉民就带着黎在符和曹瀛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了广德。
黎在符一到广德便开始反攻倒算，立即下令关闭城门，搜捕临时县党部人员和各协会进步人士，取缔农会、工会等北伐期间建立起来的民众团体。
周赢干、刘永昌、周桐旺三人在太湖南岸租了一条小船，通过运河前往杭州。在杭州码头到杭州市内的火车上，他们碰到了盛魁龙、陈英章、李立新三个广德的土匪头子。一个多月前，他们因是广德县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一直在外逃亡。真是冤家路窄，他们估计周赢干三人可能是被通缉的共产党员，便起了歹心，亮出手枪，将他们劫持到一个旅店，把他们身上所带的钱搜去，只给他们留了点路费。
被洗劫后，三人在杭州分手。周赢干带着周桐旺去了南京，刘永昌到苏州去找几个同学。
刘永昌刚到苏州，晚上住在旅店，几个警察就把他从被窝中拖起来，押到苏州市国民政府公安局。公安局局长出示了国民党广德县“清党”委员会发给他们的公函，要求他们协查刘永昌等共产党嫌疑犯。
走投无路的刘永昌想起了他和周赢干分手时，周给他留下的通讯地址，便要求发一封电报。这位局长一看收件人竟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副官杨梦言，便没有立即把刘永昌交给广德方面。
原来，这位公安局长和杨梦言是好朋友，周赢干和杨梦言又是故交。他们先是想办法将刘永昌押到南京，再想办法洗白“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在杨梦言家，刘永昌不仅见到了周赢干、周桐旺，还见到了从广德逃过来的温广彝、彭怡先、丁继周、姚琦、温季愚等十几人，见了面大家自然高兴一阵，但都为仓皇出逃没有带多少钱发愁，更为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何方而陷入迷惘。
为了帮助从广德逃到南京避难的原国民党广德县临时党部的这一二十个青年，周赢干硬着头皮求见南京市卫戍司令贺耀祖。他曾当过贺的秘书，可是贺的部下开始却把他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扣押。原来，贺也接到广德寄来的协查通报。经过周赢干的详细解释和杨梦言的多方斡旋，贺最终认定广德案件不是共产党嫌疑犯案，而是地方派系之争，不宜处理。
在广德，以陈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当局知道刘永昌他们在南京也有后台的情报后，怕他们以后回广德报复，便派江祖荫、徐志仁两个中间派代表来南京要求谈判和解。经过反复磋商，最终达成谅解，双方既往不咎，不再相互报复。
逃到南京的二十余人分批回到广德，刘永昌也因上海大学被封，无法继续上学，一个月后便回到广德，准备和张醒辰举办婚礼。
可是到家还不到一个星期，驻扎在广德的营长曹瀛便派两个士兵到刘家传话，要他到营部谈话。他当时不在家，得知消息后感觉凶多吉少，便和王传熙一起逃到了宣城。
在宣城，他们碰到陈铭常。陈说武汉国民政府正派程潜将军率部东征，讨伐蒋介石在南京另立的国民政府，不日就要到达宣城。四天后，东征军先头部队开到宣城，刘永昌和陈铭常作为广德民众代表求见了参谋长马崇禄，向他详细汇报了广德发生的情况，请求他们进军广德。马当即表示，东征部队不日将进军广德，广德县长要换，匪营长要解决。但是，他要求刘永昌在重新掌握广德政权后，不要对土豪劣绅搞得过火。
在马崇禄派第一师师长张翰率部进军广德的前一日，刘永昌和陈铭常坐轿子回广德途中，得知曹瀛也从宣城回广德，并夜宿誓节渡的一家旅馆。他们俩在誓节渡县立第二小学借宿，在校长阮维贤的帮助下，调动了誓节渡的自卫队和警察三十余人包围了曹瀛入住的旅馆。曹瀛因是土匪出身，武功了得，竟跳窗越墙，趁夜色逃回广德县城。
第二天，张翰带领一师到广德时，曹瀛、陈觉民、陈凤章、詹家鹏等已于昨天半夜从笔架山翻越城墙逃往外地。张翰进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曹瀛部队的武装。
彭怡先又主政广德商会，为东征军筹备军饷。但是，就像鲁迅所说“城头变幻大王旗”一样，广德城里再也没有出现大革命失败前那样一种轰轰烈烈的场面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金林和邓国安也遭到土豪劣绅的报复，无法在花鼓塘小学任教。邓国安听说东北辽宁抚顺煤矿一带招工人，便带着只有十三岁的学生黄鸣中远离家乡，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光明道路。
王金林虽然留在家乡，但土豪劣绅还乡团把他列为“共产党嫌疑犯”进行通缉，他只得改名换姓，在同学张思明的帮助下，到石鼓的祥川，以当私塾老师的身份做掩护，继续开展农运工作。
东征军占领广德后，恢复了刘永昌、陈铭常等人的职务，但当初的临时县党部成员大部分都是学生，回校读书去了。其余的国民党员，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已经同土豪劣绅达成妥协，大部分人当初的革命意志已经丧失。刘永昌已经是独木难支，很难将广德的工农运动再发动起来。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找到王金林，让他担任国民党广德县党部农民部长，主持农运工作。王金林回到县城后，便一个一个寻找当初开展农民运动的骨干，但一部分人因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信心，也有的被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吓破了胆，不愿再出来抛头露面。在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只有陈东武、闵天相、华家宽等少数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坚持走革命的道路，而像龚守德、余家堂、王大亚等那些出生在农村的贫穷农民骨干，都旗帜鲜明地跟随王金林。
可是，马崇禄任命的广德县长却是他年迈的父亲马梁。他不仅庸碌无能，而且贪得无厌。他儿子派他到广德来当官，纯粹就是为了敛财。他主政期间，不管是哪一派的人，只要送钱，就有官当。土豪劣绅当然有的是钱，便投其所好。一时间，广德的政界和各个社会团体组织是鱼龙混杂。
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发动政变，蒋汪合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陈觉民等外逃的土豪劣绅纷纷回到广德，在政府机构和民众团体组织中夺权。刘声远等人却见风使舵，转身投靠南京蒋介石政府。
丁继周和姚琦因为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领袖，在两次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中都是一马当先，成为土豪劣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眼中钉。姚琦、丁继周、周桐旺被迫离开广德。姚琦后来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而刘永昌、王金林、陈东武等人虽然坚持在国民党广德县党部，但一时显得势单力薄，无法继续在县政府层面推进工农运动，只得暂时虚与委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