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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们没有说错，王先生确实和以前的先生不一样。
在熟悉了学校和天井镇以及周边的环境之后，王先生开始着手组织读书会。
读书会的成员主要有两个来源：天井小学的青年教师和天井小学年龄偏大的学生。
加入读书会的条件也主要有两个：一是思想进步，二是品行良好。
为了掩人耳目，读书会取名“三民主义研究会”。
三民主义研究会研究三民主义，要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地点。
经大家商量，地点就定在王先生的校长办公室。时间初步定为每个星期六的晚上。
三民主义研究会第一次开会，研究的就是李大钊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办公室内，一灯如豆。
为了不引人注意，灯花故意调得很小。一扇窗户，除了窗帘，另外又挂了一层厚厚的床单，防止灯光露出去。
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听王先生读书。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另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耳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亚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主义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
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它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和平，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和平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堕成性，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做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堕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呵！
王耀华：“守常先生这篇《庶民的胜利》，是1918年末在北平的演讲。十年过去，觉悟者已经开始拿起刀枪，用鲜血和生命，开始新纪元的创造，可是，还有太多的人，在无边的暗夜里徘徊。‘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就必须唤醒这些还在暗夜里徘徊的人。可是，谁来唤醒？怎么唤醒？这正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王耀华热烈的目光一一掠过青年们尚显稚嫩的脸庞。此刻，他并不需要他们的回答，他只希望这些话、这些思想，能够像甘泉，深深流进他们的心田，滋润他们的精神；能够像种子，在他们的心里生根、发芽，直到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
2
王耀华的希望没有落空。
到民国十七年（1928）秋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汴泗特委天井特别支部的党员已经发展到近百人。在以天井小学为中心的天井周边地区，各个党小组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
党的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首先就要对党员进行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普及。
王耀华利用课余时间，不辞辛苦，深入各个党小组，宣讲《共产党宣言》。
王耀华这样告诉支部的所有党员同志：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摧毁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到达。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完成了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之后，王耀华还会结合中国的实际，带领党员同志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和所能够获得的党的最新指示，而毛润之委员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是他们反复学习的重要内容。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
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中产阶级在中国，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在受到军阀压迫而感觉痛苦的时候，是需要革命的，是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的；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他们想要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到威胁时，他们对于革命又会持怀疑的态度。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主张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
民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也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分子阶层。
小资产阶级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因为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为接近，最大的梦想是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对于革命是持怀疑的态度的。
小资产阶级的中间，痛恨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但又害怕他们势力的强大，因此往往采取中立的态度，不肯贸然参加革命，却也绝对不会反对革命。
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因为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入不敷出，倍感痛苦，因此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向往的，积极的。
小资产阶级的右翼在小资产阶级中只占少数；小资产阶级的中间人数很多，大概占到小资产阶级的一半；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在小资产阶级中人数不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最为要紧。
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平时各不相同，但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但左翼参加革命，中间也会参加革命，即使是右翼，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翼的裹挟下，也不得不附和革命。
总体上，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为接近的朋友。
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和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
绝大部分的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就革命性而言，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不及贫农。
贫农和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都是经济地位极为低下的群体，极为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是我们最为接近的朋友，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在中国约有200万人，主要是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五种产业中的产业工人。
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另外还有数量不少的、由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游民无产者。
游民无产者在各地建有互助性质的秘密团体，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等。
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是具有破坏性，可以适当加以引导，争取将其变成一种革命的力量。
4
为了进一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心，王耀华也会给大家讲1927年以来的革命形势，包括他所了解到的最新的革命形势。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一时间，上海，乃至全国，血雨腥风，血流成河。
但是，真正的革命者是赶不尽、杀不绝、吓不倒的。
很快的，革命者就组织起来，拿起刀枪，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
1927年7月，中共中央计划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唤醒广大人民，挽救中国革命，并同时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南昌起义，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及《党的组织议决案》等决议。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927年11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组织3万多名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在黄安、麻城发动起义，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举行暴动，并在广州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发动起义，成立了红五军。
王耀华说道：“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英雄普罗米修斯，他和最高的天神领袖宙斯不同，宙斯要求人类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他，无条件地敬奉他；而普罗米修斯恰恰和他相反，凡是对人类有用的、能够使人类满意、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他都会毫无保留地交给人类。为此，他不惜得罪宙斯，触犯天条，盗取了火种，赠予人类，使人类成为万物之灵。宙斯惩罚他，将他锁在高加索山上，让鹫鹰每天啄食他的肝脏。苦难并不能让普罗米修斯屈服，他说：‘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绝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普罗米修斯，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的火种，传递给千千万万受苦受难、被压榨、被奴役的劳苦大众，让他们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站着，活着，并且幸福地活着！”
5
小小的天井热闹起来。
往日备受欺凌、敢怒而不敢言的草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牛头会”“光蛋会”等各种互助团体，同以“袁家三虎”为首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们进行斗争。
王耀华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湖南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现在，他又把这些方法传授给了天井周边的草民们。
首先是清算。
地方公款必经“袁家三虎”之手，而“袁家三虎”必要从中谋利。乡谚有云，“鸡蛋从‘袁家三虎’手中过，不一定能剩半点壳”，就是对他们**裸剥削的生动写照。“牛头会”“光蛋会”选出代表，组成清算委员会，同“袁家三虎”算账，算账的意义，不在于追回已经被侵吞的款子，而重在宣布“袁家三虎”的罪状，打击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其次是经济上打击。
宣传减租减押，不准加租加押，不准退佃，取消苛捐杂税，增加工资等。
再次是收缴地主枪支，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天井周边的岗城、卫庄、朱圩、胡集等近二十个村庄，在当地党小组和贫雇农代表的组织和领导下，将包括“袁家三虎”在内的反动地主手中的枪支收缴过来，召开贫雇农大会，号召贫雇农参加自己的组织，拿起刀枪，保卫自己的权益。
最后是办夜校。
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不允许农民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农民一旦有了文化，就会知道统治阶级是如何盘剥他们，如何敲他们的骨，吸他们的髓，统治阶级就没有办法继续统治下去。而共产党人的目的和他们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就是要让普天下的受苦受难的人们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受苦受难，怎么样才能不受苦受难，怎么样才能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没有夜校，没有对农民的教育做先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办到的。
王耀华亲自到各个夜校去给农民上课。
这个时候，他不再讲《诗经》，也不再讲新文化，他甚至不讲共产主义，而只是掰手指头，帮农民兄弟算账，算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对他们进行残酷剥削的经济账，算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对他们肆意欺凌的压迫账。
王耀华大声地告诉他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王耀华还大声地告诉他们：“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王耀华除了去夜校，更频频深入农户家中。
这个时候的王先生，虽然还穿着长衫，农户们见着他却再也没有一丁点儿拘束的感觉了。他们不再喊他“王先生”，而是称呼他“他叔”或者“他大伯”。
称呼变了，心更近了，爱更深了。
虽然长期的压迫和由此而导致的贫穷，有时使他们变得有点狭隘，有点自私，可是他们的本质终究是淳朴的，是厚道的，是可爱的，他们愿意相信王先生这样的人，愿意跟着王先生这样的人去奋斗，去打拼，甚至赴汤蹈火，也会在所不辞。
当然，也会有些人担心，担心袁家和袁家背后的势力。
“王先生是个好人，可是王先生终究不是本地人，事情闹大了，王先生可以走，我们却还要在这里讨生活。”
面对这样的情绪，王耀华总是反复告诉他们：“第一，我不会走；第二，只要你们抱成团，一条心，我走不走都没有关系。怕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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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王耀华这话说得没错。
“袁家三虎”确实害怕了。
老大袁龙，不止一次到泗水县城找县长李东仪，汇报天井的情况，希望李东仪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或驱逐王耀华，或逮捕王耀华，取缔“牛头会”“光蛋会”等组织，李东仪却不置可否，只是让他继续观察，继续报告。
事态已经非常明显，还要继续观察！
再继续观察，说不定哪天，观察得脑袋被人砍了都不知道。
袁龙心里的懊丧和恐惧，自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不敢明着顶，肚子里却早已把李东仪的先人悉数问候了无数遍。
其实，他哪里懂得李东仪的心思？
对于天井的局势，对于王耀华的一举一动，李东仪其实知道得比袁龙还清楚。
王耀华就是共产党人，来天井的目的就是要搞暴动。
王耀华肯定是要抓的，抓到肯定是要枪毙的。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首先，于泗鲲归隐天湖镇、李东仪担任泗水县县长还不到两年时间，于泗鲲虽然交出了汴泗地区，不再担任汴泗镇守使，但实力并没有任何损失，手下几千名弟兄只是脱去了军装，他们一旦拿起枪来，就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不要说他李东仪只是个县长，只是汴泗地区的专员，就是省长，也不能不有所忌惮。更何况，泗水县的警察局长、保安司令胡连升，还是于泗鲲的小舅子，虽然社会上有传说，姐夫和郎舅两个面和心不合，矛盾颇深，但焉知不是苦肉计呢？再说了，就算传言是真的，可这层亲缘关系却总是不争的事实，“姐夫郎舅，说揍就揍”，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作：揍过拉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该咋样还会咋样，不会记仇。但是他李东仪就不一样了：他是省府派来的人，是省府委任来处置地方事务的官员，和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这也就意味着，他处理事情可以独立自主，不受地方势力约束；但处置不当，得罪了地方势力，无论出现什么后果，他也得自己兜着。
这样的事情，是有过前车之鉴的。
而对于这样的事情，李东仪的记忆也是分外清晰而深刻。
事件的背景与毒品有关。
时间大约在民国十六年（1927）初。
地点在津浦铁路与淮河交会处的千年古镇濠梁。
这濠梁的确不是一般的地方，且不说有庄子观鱼，化蝶升天，也不说蓝采和在此踏歌，得道成仙，单是朱重八于此投军，率二十四勇士，攻定远，陷滁州，占金陵，直至鼎定天下，作为龙兴之地，亦足以傲视天下名城、雄关古镇。
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随着铁路的开通，濠梁作为一个水路大码头，交通枢纽，越发地繁荣起来。
是大码头就少不了鱼龙混杂，是繁华地就难免花街柳巷，烟馆遍地。
民国十六年的濠梁，公开营业的鸦片馆就有五六家，不公开的就不用说了，遍地都是。
是时，民国政府提倡戒烟，濠梁的地方政府自然不能不响应，就在濠梁的春华楼——一处妓院的旧址，办起了“戒吸所”，但实际上，“戒吸所”却是官办的吸食鸦片机构，同时他们还开办了“官土行”，公开贩卖大烟土，正所谓官匪勾结，帮会猖獗，广设烟馆，把一座好端端的古镇闹得乌烟瘴气。
此时，一位刚毕业的名叫揭觉安的大学生，受当时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委派，到濠梁担任警察局局长一职。
揭觉安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上任后，决心要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亲自拟写告示，明令宣布撤掉“戒吸所”，封闭大烟馆，严禁吸食鸦片，违者重罚，屡教不改者处死。
戒烟令发出之后，在濠梁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戒吸所”的招牌被砸掉，“官土行”被停办，烟馆被封闭，烟枪、烟灯被收缴，吸食鸦片者吓得不敢再吸，抓耳挠腮，垂涎流涕，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却肆无忌惮，继续贩卖鸦片。这些人中，以安清帮头子杜墨林为代表，有恃无恐。
杜墨林和上海滩的黄金荣是换过帖的把兄弟，号称“江南五虎”之一，门下有徒儿徒孙3000多人，在地方上很有权势，人称“杜三爷”。
揭觉安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将禁烟运动深入进行下去，他决心将杜恶铲除，于是在这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在杜墨林的公寓，用手枪将他打死在马桶上。
杜墨林的老婆杜三娘，是一个深通江湖行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女人，杜墨林被揭觉安枪杀后，杜三娘一不报官，二不发丧，而是召集门下心腹周密策划，趁着揭觉安清晨坐着黄包车去警察局上班之际，于大庭广众之下，在广运桥头将揭觉安枪杀。
一个警察局长，就这样暴尸街头，连巡逻和站岗的警察都不敢上前过问，遑论他人？
此事后来的结果，自然只能是不了了之，而濠梁的禁烟运动也就此结束，和揭觉安的性命一样，化作烟，化作灰，彻底地灰飞烟灭。
李东仪不想做第二个揭觉安。
不但不想做揭觉安，他还想在泗水县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做汴泗地区的专员。
李东仪已经通过他的渠道，从省里得到确切的消息，汴泗地区的专员不久就要履新，而空出的专员位置，将在他和汴水县县长之中产生。在这个节骨眼上，可千万不能节外生枝。“牛头会”也好，“光蛋会”也罢，只要暂时维持住，不要刺激他们铤而走险，等到他坐稳了专员的位子，一切都好办。
这是李东仪的第二个小心思。
李东仪还有第三个小心思，那就是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天井紧挨着天湖，天井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第一个就要波及天湖，而于泗鲲是天湖乃至整个汴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者兼地主，换句话说，就是王耀华他们第一个要斗争的对象。于泗鲲岂是一个甘于束手就擒的人呢？一个非斗不可，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样一来，想不看好戏都难。等他们斗到两败俱伤，那时李东仪也坐稳了专员的位子，再一出手，可就……呵呵……呵呵……呵呵呵。
这样的好事，连做梦都会笑醒的。
7
李东仪不去管，胡连升就更不会过问。
胡连升平日躲于泗鲲还来不及，这会子更犯不着跑到天井去触于泗鲲的霉头。
于泗鲲素不喜“袁家三虎”鱼肉百姓。即使没有王耀华，于泗鲲也是迟早要收拾“袁家三虎”的。这一点，胡连升是早就知道的。
两个主要上司的态度如此暧昧，“袁家三虎”也只有自叹倒霉了。
没奈何，只得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团防局的枪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交出几支，以图蒙混过关。
李东仪暗地里却紧锣密鼓，进行着垂死挣扎的准备。
他甚至演起了苦肉计，让三虎袁彪带着一帮混社会的兄弟，投奔到“牛头会”“光蛋会”去，公开的腔调自然是浪子回头，改邪归正，要求进步，投奔光明，暗地里却是窥探王耀华他们的一举一动，好及时察知动向，一则通风报信，二则有针对性地做垂死挣扎，三则寻机破坏。
王耀华和他的同志们虽然对此也感到怀疑，但对于旧势力甚至反动势力的投向革命，却不能拒绝。
不但不能拒绝，反而要表示十分的欢迎。
革命就是要对旧势力、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和分化瓦解，对于旧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投向光明，正是革命的力量进行斗争和分化瓦解的结果，是革命的力量所希望看到的和收获的结果。
也许会因此付出代价，甚至可能是非常惨痛的代价，但革命，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真正的革命者，是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