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副官自然要跟在长官身边,至少不能太远,要保证随叫随到。庄继华和蒋先云开始也以为是这样,可是孙中山只送给他们一人一堆书,包括国民党一大宣言、三民主义讲演、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然后就让他们读书,每天将读书心得交给他审阅,这下俩人明白了,孙中山这是亲自教导他们。蒋先云有些为难,庄继华知道他为何为难,只是这没法劝。他倒无所谓,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每次就当写文章交上去,不过还是不知不觉的把前世的一些东西写出来了。

比如平均地权,他认为孙中山提出的核实全国地价的方法行不通,提出采取收入递增税的方法来平抑贫富差距。这对于后世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但在这个时代却是很新颖的。

对于这一点蒋先云却不同意,俩人当着孙中山的面争论起来。

蒋先云引用共产国际关于地主富农理论驳斥庄继华,认为这是对剥削者的让步,应该让剥削者把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财富归还给劳动人民。

庄继华则认为剥削是不可能被完全消灭的,而且强行平均财富是对私人财产的暴力侵犯,违反民主自由原则,况且大多数地主富农的财富来自自身勤劳持家,善于经营,恶霸地主是少数。

蒋先云讥讽的说善于经营实质就是巧取豪夺,财富的积累过程就是剥削过程,同时引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描述,说明这种积累本身就是犯罪。

庄继华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描述,但却不认为剥削是犯罪,他解释道自商业诞生以来剥削就客观存在,资本家开工厂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赚钱,如果不为赚钱他还开什么工厂,同样农民有勤俭持家者,也有卯吃寅粮者,抛开其他的原因,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后者必然要借贷,可是谁也没有必须借给你的责任,付出代价是必然的,因此剥削并非犯罪,而是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想彻底剥削就必须彻底消灭商业,而消灭商业是不可能。

蒋先云反驳说消灭剥削是可以的,苏俄就办到了。

庄继华有点为难,他总不能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苏联彻底失败了。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苏联也没有办到,因为苏俄还存在商业交换,只是它的那种剥削还没有认识到。

孙中山开始很有兴趣的听他们俩的争论,最后忍不住也加入进来。他赞成庄继华关于大多数地主富农财富的观点,可是他认为庄继华的办法过于缓慢,另外很向往苏俄在革命后国力的迅速增强,认为这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庄继华则说苏俄国力迅速增强中包含绝大危机,它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强力发展重工业,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扭曲的经济,这种扭曲到一定程度将使国家经济崩溃。

这场由土地引发的关于剥削的讨论他们算打了个平手。

俩人关于革命的策略的观点却是一致的,都认为国共合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但在对外关系上却产生分歧,分歧的主要点就在主要敌对国家。蒋先云认为是英国,庄继华则毫不犹豫的选择日本。

庄继华认为英国在欧战后实力已经削弱,已经无力大规模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日本不一样,日本在欧战中没有丝毫损失,国家实力不降反升,而且日本自民治维新以来一直奉行对外扩张政策,而且它扩张的主要方向是中国。

蒋先云部分同意庄继华对日本的观点,但他认为英国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首先会在发展到这一带,仅仅收回租界一条就会让英国人狗急跳墙。他举出商团事件的背后就是英国政府。

庄继华也同意收回租界会让英国政府感到很痛,可关键是英国没有实力派出大批陆军干预。最多派几艘军舰来示威,派出陆军绝不可能。

俩人争论多次,有时是在孙中山面前,有时是在俩人的房间里,时间就这样慢慢流过,孙中山也不再着急的催促各军北上,只是象征性的发一通电报,里面不疼不痒的批评几句,这反而让各军产生各自不同的理解,可是孙中山也不解释,已到韶关的朱培德几次来行营发牢骚,孙中山也只是简单的安慰几句,唯一了解的孙中山目的的却是蒋介石和廖仲恺,俩人接到孙中山秘密发来的命令,要他们做好一切武力镇压商团的准备。

这天孙中山又在审阅俩人的笔记,谈论几句后突然问道:“你们认为该怎么解决商团事件。”

庄继华和蒋先云同时反应过来,孙中山现在需要的是理由。在前期政府已经和商团达成协议,现在又要武力解决,如果没有好的理由,那么政府威望必然要受影响,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蒋先云首先说道:“学生建议在广州城外集结黄埔军校学生和工团军农团军,然后发动工人农民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解除商团武装。”

庄继华想想却说:“学生以为等就行了。”

等,孙中山和蒋先云有些纳闷,庄继华接着解释道:“商团人员都是由一些富家子弟组成,平时吓吓地痞流氓还可以,真上战场是不行的,用不着集结很多部队。至于….,你们知道吗,有钱人都有个坏毛病,就是爱惹事,这些人平时就趾高气扬的,现在吃了那么大的亏,早就想发泄发泄了。所以我们就等他们出来惹事,然后就该我们动手了。至于部队,学生建议不要从韶关调,只需悄悄的把黄埔学生和工团军武装起来就行,只要首战打掉它的指挥中心西关,用最快的速度控制住广州城,外地的商团武装可以传檄而定。”

孙中山听明白后,很生气地责备道:“等他们惹事?等他们惹出事来我们要死多少人?这些人难道不是我们的革命群众?就让他们白白牺牲?要是他们不惹事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挑唆他们惹事?文革,革命不能只求目的不管手段,这样的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时。革命是正大光明的事业,不能通过阴暗的手段实现。”

庄继华一听脸色通红,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设想的是现在只缺一个理由,那么就寻找一个理由,或者制造一个理由,前世老美经常这样干,很容易的。

接着孙中山又说道:“商团其实不是一个坏组织,前些年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小,这些我都记着,只是现在他的领导人野心膨胀,就说他购买枪支吧,以他现有的武装完全可以保护商社,他买这么多枪要作什么?这些不能不让政府警惕,这也是我下决心解决商团的原因。”

庄继华满脸通红,向孙中山道歉道:“总理,我错了,是我急功近利,思虑不周。”

孙中山语重心长的说道:“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可是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我以诚待人,则人必以诚待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成功比失败更可怕,长此以往,则革命将丧失其原本的立场。”

庄继华虽然道歉,但心里不以为然,政治本就是肮脏的,搞政治靠诚信,…..,总理太理想主义。

蒋先云见庄继华很尴尬,有心解围,便问道:“那总理认为该解决呢?”

孙中山说:“商团自民国初年即存在,成员遍及广东各地,有比较广泛的影响,最好是政治解决,如果能把他们收编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那么让他们暂时保持现状也不错。”

庄继华和蒋先云闻言大吃一惊,知道孙中山又从坚决镇压的立场上后退了。

孙中山仿佛知道他们的想法,接着说:“你们是不是要问,我的立场又改变了,不,我从没改变,文革有句话说得很对,商团战斗力不强,如果没有陈炯明,仅凭商团,无论是谁都无可作为,我们的心腹之患还是陈炯明,没有商团,陈炯明还是可以进攻广州,还是可以封锁赣粤边界,还是可以收买我们队伍中的不稳定份子,因此不解决陈炯明不能北伐。”

蒋先云还是不相信,问道:“可是….”

孙中山打断他的话:“可是我们停留在韶关,既不进也不退,是吗?这是因为我还要再看看…..。”

庄继华和蒋先云明白孙中山说的看看,是看商团。

这次谈话后,俩人明显感到孙中山对他们的笔记批阅越来越详细,甚至一些小观点也批示大量文字。

然而事态的发展最终让孙中山失望了。

十月十日双十节,韶关各界举行大会庆祝国庆,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心议题自然是北伐。

下午却传来商团向广州双十节游行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十余人,伤百余人的惨案,得到这个消息后,孙中山勃然大怒,对商团的一切幻想都被抛到脑后,立刻电令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6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并担任全权委员,并命令该会用会长名义便宜行事,平定商团叛乱。

10月11日,又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令韶关警卫军及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讨伐叛乱。同日下达“平定商团”手令,早准备好的蒋介石廖仲恺率领黄埔学生军、铁甲车队、农民自卫军于当晚迅速攻占西关,陈伯廉、陈恭受逃往香港。12日各地商团武装纷纷作鸟兽散,15日广州各商店一律开业。

消息传来大元帅行营一遍欢腾,护卫队的黄埔学生在高兴之余又有一些担忧,担心作为平叛主力的黄埔同学的伤亡,昨天传来的消息枪击事件中牺牲者就有黄埔学生。

庄继华不知道,由于他的介入,商团叛乱提前两天平定。蝴蝶翅膀煽起的风在逐步加强。

14日孙中山返回广州,绝口不提北伐之事,黄埔学生护卫队随之返回,不久奉命返校。

17日孙中山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鲍罗廷开会商讨东征陈炯明。

然而,不久传来消息,吴佩孚战败,中国局势顿变。

10月22日冯玉祥带兵从前线返回北京囚禁总统曹锟,逼北京政府下停战令,宣布解除吴佩孚的职务。随后在天津杨村击溃吴佩孚指挥的直军,此举导致山海关直军主力崩溃,吴佩孚于塘沽仓皇乘军舰逃往南方。

北方吴佩孚忙于逃跑,张作霖忙于将部队开到平津一线,冯玉祥忙于联系各方准备应对来自奉系的威胁,段祺瑞忙于做梦,想东山再起。

然而,在南方南方,一支中国以前从未有过的军队正在慢慢组建,两年之后,这支军队将掀起一道狂潮,横扫半个中国。